“山海之利，谨守勿失”，对资源性的主要商品由国家实行专卖，与“常平敛散，重在民食”——由国家管理粮食贸易、稳定粮食价格，以及“省察市肆，贪佞必斥”——由国家通过行政管理，取缔不法奸商，可并称为国家对商业的管理体制的三大支柱。

主要商品的专卖本是一种理财方法，与重农抑商既有联系，是抑商政策中的一个内容，但也有区别，在抑商政策被搁置后，商品专卖仍作为一项重要制度广泛推行。

商品专卖肇始于春秋时管仲的“官山海”政策——盐铁专卖，此时重农抑商政策还未产生。商鞅抑商政策的“一山泽”，即仿自管仲的盐铁专卖。桑弘羊的“笼盐铁”，是对管仲、商鞅之法的直接继承。汉以后，铁以征税为常，坚持实行专卖的就是食盐；唐后期茶、酒又先后列入专卖的范围。宋代除盐、茶、酒为主要专卖商品外，对醋、香药、矾也实行专卖。元代盐茶酒醋的专卖，控制更过于宋，铁亦在官营之列。明清时期，酒退出专卖，开放私营；茶的专卖已日趋松弛(仅严于边境易马之茶)，课税不重，最后终于废止专卖；铁，于明初准许民间开矿冶炼出售，而征其税；一直实行专卖不肯放手的就只盐一种。

专卖制度是财政和商业的结合，其早期的推行者认为，从工商业经营中来取得财政收入，胜于强制性的直接加重农民负担的加赋增税。“无籍于民，去其促迫”。寓税于榷(专卖)，你买我卖，形式上并无征籍，取之无形而人不知，是较高明的理财方法(见《管子·海王》)，有别于单纯的财政聚敛。专卖自盐铁开始；取其为生活、生产所必需，“因民之所急而税之”(《新唐书·食货志》)，销售面广，略为加一点价，就可增加很大的税入。自桑弘羊起又增加酒的专卖，与盐不同，酒属奢侈性消费品，因民之所靡而税之，为选择专卖品开创了另一项原则。盐、酒的加价是一种“隐蔽税”，但要真正做到“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国蓄》)，“人不知贵”，“人不怨”，关键还在于取之要有节，即加价适当，不能太多，管仲、桑弘羊、刘晏都很注意这一点。

早期的买卖都采取民制(或官制)、官收、官运、官销的形式，可称为直接专卖、完全专卖，或简称为官卖法，如管仲、商鞅、桑弘羊的盐铁专卖即是。到刘晏时，鉴于官卖法中存在的问题(官府广设机构，人员开支大；征用舟车和劳役进行运输，太劳百姓；住户分散，不便于深销到农村)，进行改革，在食盐专卖中推行了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间接专卖、局部专卖制，由于将盐就场转卖给商人，再由商人分销各地，故又称就场专卖。从商鞅、桑弘羊直到刘晏，商品专卖在不同程度上与抑商政策联系在一起，富商大贾从盐铁或食盐的经营环节上被全部或大部分排除出去，“榷盐之利得于奸商，非得之食盐之民”(指刘晏)。这是封建社会初前期专卖制度的特点。进入封建社会中期——宋，商品专卖大为推广，但已不排斥私商，在越来越多的场合下允许私商参与其事，商销与官卖并行，而商销在范围上往往超过官卖，并有许多松动变通的形式琢磨出来(如扑买制，分摊榷盐、酒、茶钱于两税或屋税之上以及开中法、入中法等等)。官商分利，专卖制度仰仗巨商推行，与抑商政策已经脱钩，专卖收入往往少入于官而多入于私。到晚明和清代，封建社会的末期，官府进一步把专卖商品放给特许商人，委托其经营(购、运、销)，而坐收其利。这种做法，其实于茶叶专卖中早在北宋末即已实施(官不收茶，坐取净利)，但在食盐中却是行之较晚。如万历末开始实行、清代广泛采用的食盐的“纲法”，才更多地假手于商人：官不收盐而由民制、商收、商运、商销。这是专卖制度中又一种更新的形式，可称为“商专卖制”或“委托专卖制”。其专商世袭、各有引界的内容，是茶叶专卖中所没有的，属商专卖制的高级形式。官商共利(“商”指正税商人，世袭的特权商人)，唯以排斥正当商人的经营为务的这种商品垄断政策，已尽失限制富商豪民的抑商政策的原意了。

专卖制度作为一种理财方法，在不同条件下应用，为不同的政策服务，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如果当时政权掌握在新兴阶级或进步阶层(集团)手里，为进步的政策(如抑商政策)服务，“取之于民”有个限度(加价合理、征税适当)，而能以收入的相当部分“用之于民”，为国家的统一事业，为巩固边防、支持民族自卫战争的正义事业，为兴修水利、赈济灾荒等公益事业，提供经济上的保证；同时，专卖制度集权于中央，吏治比较整肃，注意惩治贪污不法行为，这样，专卖制度主要就利大于弊，无可厚非。管仲、商鞅、桑弘羊、刘晏等人推行的专卖政策就可列入这一类型。反之，政权掌握在保守腐朽势力或豪门垄断集团手里，政治腐败、没落的统治者向农民增税不足，就又加上商品专卖，单纯地以此作为聚敛银钱的生财之道，高价、重税，取之无节，而不肯多干有利于人民之事。在各个时期里，或是以中央集权之名，谋权宦巨室之利，专卖收入主要用于统治集团的穷奢极侈的消费上面；或是权力下移，地方擅变制度，以求赢资，猾吏从中舞弊，以求中饱；或是暗中和奸商勾结实行官商分肥以至公开地把专卖权让给豪商，容其世业垄断；在这种情况下，专卖制度的积极作用就会消失，而变成搜括的工具。专卖商品质次价昂，低进高出，强制生产，硬性摊派，压榨勒索，百弊丛生，小生产者和消费者、正当的商业经营者都大受其害。王莽的盐酒专卖，唐后期和北宋末蔡京的盐茶专卖，元代的专卖，明清食盐中的纲法就属于后一类型。总之，评价专卖制度实行效果的好坏，要看是否正确地处理了财政与商业的关系，取与予的关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绝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