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夕阳无限好”——明清(前期)的商业 第二节 大发展的商品经济
明清时期比宋代更进一步的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又有很大的提高。最突出的是棉花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在明代,河南、山东、山西都种植棉花;黄道婆的家乡松江地区更成为全国著名的棉花集中产区。清代主要产棉区又扩展到河北、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四川。河北冀、赵、深、定各州的棉农占农户的“什之八九”。每年“新棉入市,远商翕集,肩摩踵错,居积者列肆以敛之,懋迁者牵车以赴之,村落趁墟之人莫不负孥纷如”(乾隆御题《棉花图》)。甘蔗在闽、广、台湾普遍种植,如台湾是“蔗田万顷碧凄凄,……一望茏葱路欲达”,所产蔗糖远销日本南洋。明万历时始在闽广种植的烟草,入清已推广到全国各地;福建产烟区,种烟已耗地十之六七;南方的湘、桂,北方的陕、甘也都产烟。柞蚕在清代大量发展起来,由山东传至贵州、陕西等地。有悠久历史的茶,在18世纪中出口激增后,其生产更趋扩大。仅武夷山一地就年产几十万斤。农业商品性生产的发展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
棉花、甘蔗、烟草、桑等经济作物的发展,缩小了粮田面积,使这些经济作物集中产区的粮食不能自给,比之宋代更需余粮区的接济;再加城市工商业人口的增长,私营酿酒业的发展,对粮食的需要量更为扩大。如江南地区在宋代还可在区内调剂(苏常之米),到明代就非得自两湖、江西、安徽运进食米不可,“湖广熟,天下足”,即反映了粮食产销路线的改变,清代更远自四川购米。关外的粮食在清代也进关供应直隶、山东甚至赣、闽。在清代,广东也成缺粮省,其米取给于广西、湖南;台湾米则经海路运销福建。闽广两省也都是经济作物发展较快的地区。
经济作物本身是手工业的原料;棉花盛行后棉布代替丝麻成为主要的大众化衣着材料。江南松江、常熟、嘉定等地在明代是全国最大的棉织业中心;附近一带盛产的棉花还不够用,需从北方产棉区输入棉花;松江等地之布则行销北方以至边地(北方“不善织”,棉布业不发达)。当时人所说的“今北方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五),就是对棉布棉花南北对流贸易的概括。这种情况入清还维持了一段时间。清中叶,北方棉织业也发展起来,江南棉布在北方的市场日益缩小,但在质量上尚占优势。丝也发生原料生产和成品制造在空间上分离的现象。如明代东南的丝织业,三吴闽越最多,原料取于湖(湖州)丝;西北的丝织业山西潞州最好,原料取于四川的阆中。农产原料(如棉、丝)以不同的距离(较远或很远)大量销于外地,以供那里手工业生产所需,这是明清时代伴随手工业生产与原料地域分工而出现的新动向。商业不但是地区间经济联系的纽带,而且已日益起着联系成品生产者与原料生产者的中介作用。
粮食、棉布等主要消费品和棉花、丝等农产原料进入远(或较远)距离的流转,以至占流转量中的首位及前几位,这就使地区间贩运贸易呈现着明显的崭新的面貌。生活必需品(成品及原料)已确立了自己在贩运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奢侈品贸易不得不退居其次。宋以来的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至此已最后完成。
日用生活消费品的供应在零售市场上也跃居首要地位。城市中大量的工商业人口的吃穿用都离不开商业,如明代的南京是“薪粲(柴米)而下,百物皆仰给于贸居”;北京是“九门一闭则煤米不通,一日无煤米则烟火即绝”;苏州是“吴人好费乐便,无宿储,悉资于市”(《姑苏志》卷十二《风俗》)。商业和城市居民的关系正日益密切。在农村,随着经济作物和农村手工业比过去有更大的发展,农民出售粮食和棉、丝等手工业原料以及布、绸等手工业产品,而取得较过去更多的收入,这就促进了双向贸易比过去有进一步的扩大。除传统的盐、铁、茶等以外,早先主销于城市的外地手工业品如瓷器、染料、食糖等越来越多地进入农村。而非以往(宋时)的香烛、纸马、油、酱、醋、盐、粉、麸面、椒、姜、药饵之类零星商品的小额供应所能满足。日用消费品已有了更为广阔的农村市场。商业更频繁地为城乡人民的日常生活服务,其联系生产与消费方面的作用比前大为加强。
过去农民出售余粮余帛,是“由商业变成商品”,不是明确的商品生产,进入宋代,特别是明清,农民生产的粮食中已有相当部分是专门准备出售的商品粮,有些品种如供酿酒用的糯米、苦高粱则有着更高的商品率。其他产品专供出售而生产的这时也更多了,而且有的产品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谋利,而非单纯为了谋生。如某些地区部分农户集中种植棉花、烟叶、甘蔗、桑树、茶树以至花生,从事织布(如苏松地区)、制糖、养蚕、制茶等专业,即可借以发家致富,获取更多的货币;已不是生产、出售产品仅用以换取自己所不生产的生活和生产资料的那种“简单商品流通”(商品→货币→商品)可比。这是过去农村中罕见的或很难谈起的新情况,这种以实现更多的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商品流通(货币→商品→更多的货币),可称为“发达的商品流通”。明清时期,商品流通已在更大范围内、更大程度上自不发达向发达转化,商业正以努力推销产品、供应原料为培育这种发达的商品流通发挥着积极作用。说到古代商业在更新的阶段中所发生的质的变化,这也正是一个足以引起高度重视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