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依靠农民革命的力量推翻了寿命不长的元朝，开创了新的封建政权——明朝(公元1368—1644年)。在明朝270多年里，社会经济虽趋恢复和发展，但中间有起伏；商业的发展，中间也有波动。

明前期(明初到正德年间)，由于明初扶植农业，在统治者提倡下经济作物(桑麻棉)发展较快；手工业者由元时的工奴、官奴地位恢复了平民身份，在轮班为官府服役，役期不太长的条件下，有较多的时间可自己从事商品生产；开矿冶炼准许民间经营(交税1/15)，民矿生产蓬勃发展。在商业本身，明统治者为纠元之失，采取了许多恤商、便商措施，诸如减轻商税——税率降为1/30，税局裁撤9/10，增加免税品名，禁止向商人低价抑买官府所需之物，设立官营塌房(仓库)，供外来商人储货等。对专卖商品的管理制度又较合理(如盐的开中法)，这直接有利于商品流通的正常发展。明初推行钞法，使用纸币，后发行过多，币值日落，逐渐通用银两，正统时规定田赋部分折银交纳(400余万石，折银100万余两)，谓之“金花银”，这也扩大了交换关系(农民出售产品以换白银)，有利于促进农产品的商品化。永乐时重新整治大运河，开凿了会通河一段河道(山东东平经寿张至聊城、临清)，解决了运河水源不足的问题(水流量增加，可过大船)，方便了漕运和南北的物资交流，促进了运河沿岸城市商业的繁荣。

明前期至宣德景泰时，商品经济曾相当繁盛。可是以后随着统治者贪欲的扩张，商税日益加重，并增“市肆门摊税”(营业税)，设钞关，征船料税，又有工关税，恢复竹木抽分。“和买”又变成低价抑买。金花银每石米折交银一两，为前之四倍。茶、盐法日益紊乱。正德时更在京城内外开设“皇店”，与民间商业争利，其中还有聚娼寻乐的“花酒铺”，实在不成体统。社会经济再度下降，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发生了农民暴动，震撼了腐败的封建统治。对此，统治者不得不考虑革除一些弊政，从嘉靖时开始，明朝历史进入它的后期。

明后期统治者所作的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措施，最主要的有废除工役制，实行以银代役和推行一条鞭法。以银代役弘治时始有，但尚不普遍，纳银轮班尚在两可之间；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正式地完全废除轮班制，一律改纳“班匠银”，由政府用银雇人充役；后对纳银数又有减轻。由此，广大工匠的技术和产品投入市场，发展和提高了民间的私营手工业，这促进了前些时候已受钳制的商品经济继续发展。一条鞭法在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居正为相时在全国施行。其内容就是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把原先按照户、丁派役之法改为按丁、粮(田赋税粮)派役，然后与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计亩或计丁以银折交于官。这是农村中的以银代役，而且是丁役部分地(十分之四、五、六)以至全部(极少地区)摊入田赋，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负担得以减轻。农民为了多得货币以缴“鞭银”，就按照市场需要，因地制宜，生产能多卖钱的东西，农产品商品化的倾向更有所增长。明后期商品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同这两件事很有关系。

明万历时耕地和人口已超过北宋时的最高数字，而粮食亩产却比北宋时提高；可以窥见，经过金、元的倒退，商业发展又回复到以至超过了宋时的最高水平。

商品经济特别发达的江南地区城镇的丝织业等行业里，在明后期出现了商业资本投资于生产的引人注目的新动向。过去商人插手生产是和旧制度的残余、过时的生产关系相连——如西汉时盐铁主虽是亦工亦商，但系役使奴隶或农奴进行生产。而这时的情况不同，商人与生产者之间是一种新型的自由的雇佣关系，这是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初步改变了独立于生产之外、封闭于流通之内的状态，而开始与生产结合。商业资本在促成生产关系变革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是古老的商业发展到更新的阶段所出现的新的事物。

可是就在万历中晚期，贪得无厌的统治者加紧对商业的掠夺，派出太监到处收税开矿——税监、矿监，“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命密于牛毛”。遍设栏卡，重捐叠税、横征暴敛。结果是：行旅艰难，市井萧条，机户改业，“佣工无所趋食”，沉重地打击了发展中的工商业，使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摧残。

崛起在东北关外的清统治者，乘腐朽的明王朝危亡之际，入主中国，建立了清王朝(公元1644—1911年)。自清开国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是为清前期。清王朝烨烨鼎盛，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到了烂熟的时刻，中国古代的商业史也写完了最后的一页。

清初，严重的战争破坏，从南到北一片凋敝。接着为了防范郑成功的抗清势力，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和制造沿海无人区的迁界措施；慑于人聚众多易于引起抗清斗争，对矿山封禁颇严；东南城市则限制丝织业的发展，监视织工和市民的活动。所有这些都使商业恢复缓慢，到康熙中期发展也还很有限。尤其不可忽视的是清以白银为货币(铜钱为辅币)，白银不断流入燕京、边外和富商大贾达官猾吏之手，很大部分作为储藏手段被窖藏起来，货币无形沉淀，而征税照常用银；再加对外贸易因海禁而缩小，由出超而流入国内的白银大大减少，流通中的货币严重不足，以致物价下跌，市场疲软，交易死滞，给商业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平定台湾后清政府才开海禁、止迁界；为铸钱需要，开云南铜矿；其后(康熙五十一年)免除了织机数目不得逾百张的限制，并减轻其税额，又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普遍扩大摊丁入地，索性把尚存的、已固定化的丁银转入田赋之中，一起按亩征收。明代田赋主要收粮，行一条鞭法后每年税粮仍有二千几百万石；入清田赋即改收银两，摊丁入地后每年田赋包括摊入丁银近3000万两，赋税的货币化程度大大超过明代；地租的货币化(由收实物改收货币)程度随之也较过去提高。乾隆时更进一步放宽政策：矿禁完全解除；缩小官营手工业的阵地，民间丝织业、制瓷业中的民窑(如景德镇)及其他手工业发展很快；继续减轻商税，鼓励各省之间的粮食贸易，有时且可免税。摊丁入地继续推行，及于闽、台、贵州；工匠的代役银也摊入田亩。而由于开矿禁后国内白银生产增加，且低价白银再度自美洲大量流入(外贸出超)，财政不再紧缩，通货不足的状况完全扭转，物价由低转高。种种有利的条件，促使商业在康熙后期，特别是乾隆时迅速地发展，最重要的是赋税以及地租的货币化，更将乾隆时农产品商品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乾隆时期是清朝的盛世，人口由初年的略超于明万历之时，而增至二亿多，以至三亿之数；直省耕地达92000多万亩(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超过了明万历时的全国清丈之数，粮食亩产又比明代增长。由此可知，当时商业发展水平确又跃上一个新的更高的台阶；古代商业可称是进入它的黄金时代。乾隆时的商业不仅超过明代，而且也超过了康熙之时。清诗人赵翼在《风气》一诗中所云的“城多新样髻，窖有不时蔬”，“饮坊喧夜肆，游舫泛春渠，翡翠镶花钿，玻璃嵌绮疏，厨羹穷雉兔，灯事舞龙鱼”，“何当人满后，回忆我生初”，即反映乾隆时的繁华景象，大异于他初生之时了(《瓯北诗钞》)。

大量滋生的人口涌向四方，很大部分为东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和新兴市镇的手工业所消纳。在手工业的发展中，商业资本比明代有更多的投入，明末清初一度夭折的资本主义萌芽又重新茁壮成长；在地区上、行业上、商业与生产结合的形式上都比明代有所发展。古代商业在质的方面的变化正步步深入。

盛极则衰，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开始出现转折：财政收不抵支，封建剥削苛重，再加银贵铜贱，赋税负担增加(农民售物收钱，纳税用银)，农民生活更形困苦，购买力萎缩，可供商品量减少。此时清政府对矿业、手工业和沿海贸易限制又转向加强；商税实际加重，贪污盛行，法外横取多于正课。这就削弱了贸易的基础，阻碍了流通的运行。曾几何时商业就由发展的峰巅而滑坡不止！在中国历史上，政局的盛衰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商业的进退行止，这是又一条屡验不爽的规律。

清中期主要商业城市和互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