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既然知道，大多数汉字是由不同部件所组成的合体字，所以也就不难明白事情的相反方面： 即汉字具有可分解性，所分解出的部件，也往往是具有意义的单体字。中国人于是乎就很善于运用汉字的这一特性，例如汉字的同音字多，姓氏字也如此，中国人在别人问起自己的姓氏时，往往采用汉字的分解法。如姓Zhang的常自称“弓长张”或“立早章”；姓Xu或Xu的常自称“双人徐”或“言午许”，因为这两个字的读音太接近了。

汉字的这种可分解性，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些特殊的具有神秘气氛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往往与上层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例如公元1世纪初，西汉王莽篡了刘姓皇帝的权，建立“新”王朝，害怕政局不稳，就说“劉(刘)”这个字是“卯金刀”，即由三个字组成，于是他不许老百姓使用“刚卯”(一种用金玉或桃木制成，用以避邪的佩饰)，不许继续流通一种叫“金刀”的货币。当然，这种可笑的迷信行为并没能挽救他的迅速失败。公元2世纪东汉末年，献帝刘协即位，据说京都洛阳就开始流传一首童谣：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千里草”合起来是个“董”字(“艹”是“草”字作构字上方部件时的写法)，“十日 卜”合起来是个“卓”。看来当时的政治舆论已经认定扶植刘协上台的大军阀董卓必将由于残暴而不得善终。根据在中国脍炙人口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的描写，董卓后来被他的干儿子吕布杀死，由于他的肥胖，死后还被愤怒的百姓在肚脐上点火作灯烧了好几天。以后历次的改朝换代，常有一些类似的政治预言，如唐朝皇帝姓李，就有“十八子，坐天下”的说法。这多数是政治家或巫士预先泡制，运用汉字的可分解性所做的文字游戏。

汉字的可分解性甚至导致在中国产生一种专门职业——拆字，属于占卜算卦一类。从事这种职业的人，被称为“拆字先生”。他们的做法，通常是让求卜的人随意写一个字，然后将这个字分解(也可以与别的字合成)，说出一番道理，用以预测求卜者的前程凶吉。例如科举考试是隋唐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生的重大事件，未考之前是普通百姓，考试通过叫做“中”，就有做官的可能。因此许多人在应考之前，难免要去占卜一番。有个故事说，两位读书人一起去占卜。其中一位先写了一个“串”字给拆字先生看，拆字先生认为“串”可以分解为两个“中”字，这一年他一定能够高“中”两次(科举考试分为不同的层次和阶段，有时一年内可以有不止一次的等级考试)。这时另一位读书人也想得到几句恭维，也写了同样一个“串”字。不料拆字先生板起面孔说：“阁下不但不能高中，而且即将灾祸临头。”赶紧请教缘由，回答道：“刚才那位先生是无意中写的‘串’字，阁下则是故意书写的。故意，就是‘有心’。‘串’下有‘心’，成了‘患’字，就是将有祸患了。”看来拆字先生的预测凶吉，还颇能结合心理的因素。

连皇宫也相信这种拆字。明代冯梦龙的《古今谭概》一书记载，12世纪的南宋初年，有一位叫谢石字润夫的拆字先生，从家乡四川成都来到京师临安 (今浙江杭州)，因为替皇家和朝廷大臣测了几次字都很灵验，颇为闻名。但不幸的是他渐渐介入了上层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宰相是曾经害死民族英雄岳飞的秦桧。一年开春，皇家有人请这位谢先生测一个“春”字，他说：“秦头太重，压日无光。”这是说，“春”字和“秦”字的上半部都有“(春字去日)”，所以“春”的头也就是“秦”字的头，压在“日”上，“日”即太阳，在中国古代是专指皇帝的。谢润夫不满秦桧擅政，认为皇帝大权旁落了，所以来个借题发挥。这事随即被秦桧手下侦知，不久就将谢陷害致死。

我国长期封建专制，历代常有“文字狱”发生。所谓文字狱，就是由于运用语言文字进行写作而招致的政治案件，其中也有因为汉字的可分解性而成为导火索的。最著名的一桩，就是清朝雍正年间 (公元1723—1735年) 的查嗣 〔si四〕庭案。查嗣庭原是江西正考官，有次出了一道试题，叫做“维民所止”，让考生以此为题写一篇八股文。试题是一句古诗，出自 《诗经·商颂·玄鸟》。《诗经》是封建时代的“四书五经”之一，从那里面出试题，应该是很保险的。不料却有人告发，说“维、止”是“雍正”丢了头。于是雍正皇帝大怒，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查嗣庭逮捕入狱，妻子儿女充军为奴。查嗣庭惨死狱中，死后还被戮尸。由于他是浙江人，雍正皇帝还下令停止该省的科举考试若干年，连带他家乡的读书人都倒了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