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古代字书的演变 第一节 《玉篇》——第一部楷书字典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不少地区,特别是黄河流域一带,各族人民杂居,不同的语言相互接触交流。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融合,以及佛经的大量翻译成汉文,促进了汉语的发展,产生了大批的新词,增加了大量的新字,于是各种字书纷纷问世。有的字书专载常用字、杂字,有的辨证错别字、异体字,有的专注字音。这一时期,雅书一类的词典,有三国时魏国张揖的《广雅》。《说文》一类的字典中,比较有价值的包括:魏国张揖的《古今字诂》,晋人葛洪的《要用字苑》,晋人吕忱的《字林》,南朝宋人何承天的《纂文》,北魏阳承庆的《字统》和江式的《古今文字》。这些字书中,除《广雅》外,其他的早已佚亡。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吕忱的《字林》,其袭用《说文》的部首,比《说文》增收3471字,解说也略有不同。这部书审辨古籀奇惑之字,采用正统字体,在当时便受世人重视,至唐代更与《说文》并称,是《说文》和《玉篇》之间承前启后的字书。约在南宋时,《字林》亡佚。

由于国土长期分裂,相互阻隔,这些字书收字不一,字义解释时有出入,错误很多,而《尔雅》、《说文》等字书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讹误,又翻检不便;再加上字体由篆书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发生很大的变化,篆体谬误,隶体失真,由楷书取而代之的趋势日益明显。新编一部字典,规范字形、确定义训、纠正谬误、便利检查,势在必然。这样,顾野王汇集魏晋以来的各种经书注释,字书、辞书上的训诂资料,加以取舍编定,于是中国的第一部流传至今的楷书字典就在公元543年产生了。

《玉篇》的作者 顾野王(公元519—581年),字希冯,南朝梁吴郡吴(今江苏吴县)人。从小聪明好学,七岁读五经,九岁能文。博览强识,对于天文、地理、占卜、虫篆奇字,无所不通,又擅长绘画。他生平著述甚多,除了撰写《玉篇》外,还著有《舆地志》、《符瑞图》、《顾氏谱传》、《分野枢要》、《续洞冥记》、《玄象表》、《通史要略》、《国史纪传》(未完成),另有文集20卷。梁武帝大同四年(公元538年)拜太学博士。顾野王看到了文字在人类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文遗百代,则礼乐可知,驿宣万里,则心言可进”(《玉篇·序》),即文字可以克服语言交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又鉴于当时语言文字在实际使用中的混乱,“六书八体今古殊形,或字各而训同,或文均而释异,百家所说,差互不少。字书卷轴,舛错尤多,难用寻求,易生疑惑”。决心“总汇众篇,样雠〔chou仇〕群籍,以成一家之制,文字之训备矣”(《玉篇·序》)。这就是顾野王编纂《玉篇》的宗旨。经过努力,于梁武帝大同九年(公元543年),顾野王担任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时,撰成《玉篇》。当时,顾野王年仅24岁。

《玉篇》写成后,太宗(即简文帝)当时还是太子,命萧恺等人删改。到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又经孙强增加字数,删削注解。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由陈彭年、吴锐、丘雍等奉敕重修,删掉原书的许多内容,称为《大广益会玉篇》。现在通行的就是这个本子。

《玉篇》原本大部分散失。清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黎庶昌出使日本,在东京看到了《玉篇》残卷共四卷,经黎庶昌、杨守敬、李慈铭等考定,这些残卷是原本《玉篇》,称为《玉篇零卷》,连同以后陆续得到的共有五卷。后人也有的认为零卷可能是《玉篇》的唐代人写本。这些零卷的注文详细,引证较多,有顾野王的按语,内容比今本充实丰富。

《玉篇》原本30卷,收16917字,比《说文》增收7564字,注文407530字。今本《玉篇》30卷,卷首有顾野王的序言一篇,讲述编书的目的。今本收字22561个,连同注文共20余万字,已不是顾野王原本《玉篇》的面貌了。

《玉篇》的特点 《玉篇》全书都用楷体汉字书写,这和以小篆为主的《说文》不同。楷书汉字同小篆的根本区别在于不遵照“六书”的原则,也就导致《玉篇》的部首、释文等显示出与《说文》不同的特色。

在部首上,《玉篇》542部,虽比《说文》多出两部,但对《说文》的部首有增有删。其中与《说文》相同的529部,不同的13部。《玉篇》部首的排列起于“一”终于“亥”,但是各部间的编排次序,除开卷的几个部首和最后的干支部首与《说文》相同外,其他部首都是重新排列。它力求把意义相近的部首排在一起,以义相从,分别部属。如卷三的部首排次:“人、儿、父、臣、男、民、夫、予、我、身、兄、弟、女”,是把和人有关的名称排在一起。这种方法,不如按笔画编排的部首理想。但比《说文》依据“六书”,以“据形系联引而伸之”的方法进步,更便于读者检索。

《玉篇》对字的解释,只释音义,不再像《说文》那样用“六书”原则分析字的形体。在每个字下面,先用反切注音,后解释字义。每个字的解释,有的引用《说文》的解释,有的引《说文》来证明解释,并尽可能引用例证。有时对所引例证给以必要的说明。对字义的解释,务求全备,不仅讲字的本义,如果一字有多义,还把多种意义列在一起。这与《说文》讲字的形体为主,用字的本义证明字形,不讲字的引申义,有很大的区别。除楷体以外,如果这个字还有籀文、小篆、古文,或有异体字、俗体字,也标列在后面。例如:

噎,於结切。说文云:“饭窒也。”《诗》曰:“中心如噎。”谓噎忧不能息也。

诉,苏故切。讼也,告诉冤枉也。《论语》曰:“公伯寮诉子路。”亦作“愬”。

极,渠忆切。栋也。《书》曰:“建用皇极。”极,中也。又至也,尽也,远也,高也。

《玉篇》的注音以反切为主,偶用直音,比《说文》的注音以“某声”或“读若某”表示,要精确。此外,《玉篇》对于一字两读而释义相同者,注音不分立;如果一字两读而释义各异,则注音必分立。这样处理,不仅反映了当时汉语词义的分化情形,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字书编纂方法上的进步。

今本《玉篇》还有一个特点:在全书末附有《分毫字样》,把248个形体相近而容易混淆的字,每两个字排在一起,分别注音和解释。如:袖、柚;菅、管;毐〔ai矮〕、毒等。这可以帮助读者辨别字形、区别读音,防止写错别字。《分毫字样》中的有些字,直到今天还很容易写错、读错。

今本《玉篇》每一卷首都列有本卷的部首,每10卷的开端列有这10卷部首的总目,但全书首不列部首总目,还是不便于读者的查检。

总的说来,今本《玉篇》虽不是顾野王的原书,而且在分部和内容上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古代字书,它的实用性和普及性都优于《说文》,对后世字典的编纂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宋代的《类编》、明代的《字汇》、《正字通》、清代的《康熙字典》等,就是在《玉篇》的基础上发展而编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