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起源很早，如果从原始社会晚期的仰韶遗址、大汶口遗址中陶器上的刻划记号、象形符号算起，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现在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汉字是甲骨文，已形成比较成熟、比较完整的文字系统。 目前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共4000多个。从甲骨文产生的3000多年来，有的汉字渐渐消亡，新的汉字又大量产生。汉字数量的增长，使得后出的字典总是在前书的基础上增加不少新字，编制时代越晚的字典收字也越多。以古代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来说，它收集经典中的汉字共9353个。继《说文》后，晋代吕忱的《字林》收录汉字12824字，成书于南朝梁武帝大同九年(公元543年)的《玉篇》，收16917字。北宋时编纂的《类篇》收31319字，成书于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的《字汇》收33179字。至清代《康熙字典》问世，它记载和解说的汉字总数已达47035个。

同时，古代字书的收编范围也不断扩大，有的字书保存了不少的古字、冷僻字，有的字书则集中了不同时期的繁体字、异体字、通俗字，也有的字书汇辑各种语词和专门名称，还有的字书专门汇释外来文献中的字词。

汉字是一种表意性的文字，主要是通过字形来表达语义。同一个汉字在古今各种方言中，它们的读音可以不同，但字义是一致的。用汉字记录的书面语言能够突破时空、地域的局限，而“传于异地、留于异时”(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范围内起到交际作用。说各种方言的人们都可以用汉字来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因而，古代的文字学家特别重视汉字形、音、义的考释。他们常常采用辞书的形式致力于建立字形、字音、字义的规范。历史上的统治者，出于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也往往采用行政手段推行文字的统一工作。

文字的形、音、义三者中，与语言比较，“形”是指文字的形体，是文字这种记录传播工具所特有的。汉字的字体主要有甲骨文、金文、篆文、隶书、楷书五种。

甲骨文是殷商时代(公元前1300—前1028年)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汉字。它外形参差不齐，字体较小，笔画线条细瘦，直线形笔画多，写法不固定，多异体。

金文是指从商到汉(主要是西周)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铭文)。金文外形轮廓比甲骨文方正，笔画粗肥，有的字有实笔(即笔画充实整个轮廓)，笔画的拐角处，由殷末周初的方折渐趋圆转，西周后期到春秋时笔画趋向线条化。

春秋战国时的秦国使用一种笔画为圆转的书写线条字体——篆书，为与秦统一中国后的篆书相区别，称它为大篆，又因收在《史籀篇》中而得名籀文。大篆字形在承袭西周金文写法的基础上，作了某些省改，笔道匀称，笔画圆转线条化，形体整齐。

战国时代，除秦国外，其他六国各有自己的文字，称战国(或六国)文字。它不如金文凝重浑厚，而是趋向秀丽流畅，最大的特点是字体简化，多异形。

秦始皇统一中国，颁布文字的标准字体——小篆，是在大篆基础上整理简化而成，笔画比大篆简省，形体较平整匀称，偏旁写法一致，结构固定，废除异体，做到字有定型。

秦朝时，为书写方便快速，流行一种更为简便的字体：隶书，也称秦隶。把小篆的圆转弧形线条变成方折平直的笔画，但整个字形构造保留了较多篆书形迹，又被称作古隶，以区别于很少篆书痕迹的汉隶。

汉隶把秦隶的平直方折笔画，变为撇、捺和长横有波势挑法的笔画(略带微波起伏之势，并在笔画末端加粗，收笔略向上挑)，字形呈扁方形，笔画粗细不同。

兴起于汉末、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楷书(又称真书、正书、正楷)由隶书演化而来，将汉隶的波势笔画变为点、横、竖、撇。字形方正，字体规矩、整齐，简单易写，沿用至今。宋代专用于刻版印刷的楷书称为宋体，而现在一般报刊所用称为仿宋体，笔画匀称，比宋体稍细。

总的说来，从甲骨文到楷书，汉字形体演变的趋势是简化，即从图画性的象形字发展到纯粹的书写符号，从字形的参差不齐到方正匀称，笔画从弯曲复杂到平直简易，从一字多形到合并或简化偏旁使之易于辨认书写。这种不断简化的趋势也体现在同一字体的变化中。

汉字发展又是很复杂的，大量异体字、别体字的产生，繁简字共用，古今字并存，所形成的复杂异形现象，直接影响了汉字的相互区分和实际使用效果。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先人就认识到文字规范化的重要性。黄帝之前，文字没有定型，妨碍认识和使用，待黄帝统一华夏，史官仓颉“始整齐划一，下笔不容增损。由是率尔箸形之符号，始为约定俗成之书契”(章太炎《检论·造字缘起说》)。

《史籀篇》是周宣王时文字整理的产品。《汉书·艺文志》上说：“《史籀》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用大篆书写的《史籀篇》成为周代史官教贵族子弟识字的规范化课本，由此可窥见周统治者对文字统一的重视程度。

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文字整理是在秦始皇时代。战国时期，七国各自为政，互不相谋，“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六国，立即着手“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规定“以小篆作为标准字体，李斯作《仓颉篇》成为宣传小篆，统一字体的“范本”而传于后世。

虽然秦始皇的“书同文字”对后世汉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但当时仅限于官方文书，且秦二世而亡，文字统一的实际效果很差。到了汉初，隶书成了通用文字，不仅战国文字一般人不认识，就连秦小篆认识的人也不多。两汉的统治者注意到文字的混乱状况，做了一些有利于文字规范化的工作。如西汉元始年间(公元1—5年)，平帝在朝廷召开有爰〔yuan元〕礼等百余人参加的文字讨论会，扬雄吸收会议的成果，作《仓颉训纂篇》。

全面、系统地对文字进行整理，当属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许慎的时代，隶书盛行，作为小篆字体范本的《仓颉篇》也改用隶写。字形的极大变化，使有些字看不出本来的形态，因而也就看不出字的本义。为“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Zhi止〕”(许慎《说文解字·叙》)，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对小篆进行整理，使它规范化。全书以小篆为主，收集了不少古文、籀文、奇字、秦刻石、汉代俗体、异体字形，全面分析字的形体结构，说明每个汉字的本形、本音、本义。《说文解字》流传以后，战国以来至秦汉文字形体的混杂，以及胡通乱转的现象逐渐得到克服。

魏晋南北朝时，篆隶实用价值递减，楷书取而代之成为主体的字书越来越盛行，南朝顾野王全收楷体的《玉篇》应运而生。从此以后，古代字书全用楷书编纂，也极少附录篆书。

唐代，篆书已不通行，开始了整理异体、辨别俗讹、订正经典文字的工作，产生了一系列“字样”书。像颜师古编《字样》、杜延业编《群书新定字样》、颜元孙编《干禄字书》、欧阳融编《经典分毫正字》，唐玄宗有《开元文字音义》，张参编《五经文字》、唐玄度编《新加九经字样》等，对标准楷体的确定起了积极作用。

自楷书通行以后，古今文字的形体有了较大的差别，宋以后编纂了一批不同类型的字书，或着重辨析字体的正俗、错别，或主要考订古今文字异同，或推求篆楷的变迁，或着力于文字形声讹变和字划疑似的研究。影响较大的，宋代有郭忠恕的《佩觿〔xi希〕》、张有的《复古编》、李从周的《字通》，辽代有行均的《龙龛手鉴》，元代有李文仲的《字鉴》等。

至清代，《康熙字典》首次用“典”字称呼一部字书，也就是要把这部书作为规范文字的“典则”、“典范”。

语言文字作为一种社会交际的工具，不可能没有一定的典范，没有一定的规范势必引起混乱。自唐代定楷书为汉字形体的正宗，刊定石经后，规范化的楷书字体得以固定下来，沿用至今，这不能不归功于历代字书在字形演变过程中所起的规范和统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