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风暴卷走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却并没有结束中国屈辱和苦难的历史。公元1911年以后的中国，依然内外交困，政局动荡不安。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同以前的历届政府一样，即使自身在风雨飘摇之中，也并没有忘掉修志。1917年，北洋政府曾下达要求全国各地修志的通令。国民政府在1929年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应于各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即由该馆编拟志书凡例及分类纲目”上报内政部。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4年，又公布了《地方志书纂修办法》九条，规定省志30年一修，市、县志15年一修。1946年，再次重申这个“办法”，并制订了《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这些措施，在全国起了一定的组织和推动作用。但是，在风雨如晦的中国，有哪个角落可以让人们安下心来修志呢？

地方志事业面临着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政权更迭，财政拮据等等许多问题。河南通志局1921年成立，中间两次改组，花了15年时间才编成一部通志稿，由于日寇侵略，没来得及印刷，稿子被运到四川，抗战胜利后再运回来，已经损失大半，终于未能成书。上海通志馆为编上海志已经积累了1000多万字的资料，因日军进攻上海，通志馆关闭，修志半途而废。贵州通志馆成立于1919年，四年后因滇军军阀唐继尧入侵贵州而停顿。1930年恢复，不到一年，又因军阀内讧而中断。1935年国民党势力进入贵州，再次组织修志，其中数经人事变迁，拖到1944年，因日寇侵入贵州，再次中断。《贵州通志》虽然侥幸没有夭折，但断断续续直到1948年才成书印出，前后竟然花费了30年。各省通志馆的命运大致差不多。

省志如此，基层地方志的境遇当然不会更优越。曾与蔡锷将军有八拜之交的修承浩老先生，以花甲之年受聘修湖南沅陵县志。由于兵荒马乱，书院和各种公共场所全成了屯兵之处，为了寻找一块可以安身修志的地方，几次“挟策抱牍，狼狈迁居”。最后总算在寺庙中借得一席之地，花费一年零八个月，于1931年8月将志书编成，却又无钱刻印，只好长期将志稿藏在家里。安徽阜阳县从1935年动手修县志，收集采访两年多，将要成稿时，抗日战争爆发，阜阳虽然没有沦陷，但是敌骑逼境，无有宁日，1938年又遭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县城陷入一片火海，幸而志馆工作人员从大火中抢出了部分志稿。到1944年才能重新坐下来根据旧稿续编，于1947年得以完成。由此可以看出，辛亥革命以后的38年中，方志事业的处境何等艰难。

不过，即使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方志的编纂工作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奋斗。浙江省在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便设立了通志馆并开始工作。黑龙江通志局、广东通志馆、福建修志总局，也都是建立或恢复在北洋政府正式下达修志通令之前。如果按现存的志书计算(不考虑亡佚的)，方志全盛时期的清朝，每年平均有志书18种，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录的民国方志有1500多种，每年平均达到31种。有些边远省份，修志的绝对数量甚至超过享国近300年的清代。像西藏在清末以前可以说没有一部像样的县志，民国时期却修了13种县志。

这一时期，一批知名的文化界人士，继承了清代学者修志的传统，积极参与编写地方志。他们既有我国传统学术的深厚功底，又接受了近代科学知识和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痛心于山河破碎，国运衰微，往往通过地方志表达出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考。他们对地方志从内容到体例作了一系列改革的尝试，编出了一批很有新意的志书。这些志书着意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重视科学，重视民生，重视能够振兴中国的实业，给方志界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

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黄炎培主修的《(民国)川沙县志》(上海川沙)、史学名家柳诒徵、黄焕镳编纂的《(民国)首都志》(江苏南京)、历史学家兼方志学家李泰棻编纂的《(民国)阳原县志》(河北阳原)，都是民国前期方志的代表作。它们都以大量篇幅反映了近代文明的进展。《(民国)首都志》中，新创设的类目如气候、警政、司法、外交等占总篇幅的4/10；交通、礼俗、方言、宗教等，在旧志里只是其他类目的附庸，在这部志书中都大大扩充，蔚为大观。《(民国)阳原县志》的“农业”一项，分为富农、自耕农、半租农、全租农、全佃农五种，分别记述他们的生产状况，确实是以实际的社会调查为基础的，绝非照搬旧志格式者可比。又独创“生活”一门，从衣服、首饰、饮食、娱乐几个方面记录民众的日常生活，通过具体的吃、穿反映贫民与富人生活质量的差别。并在卷首配发照片，将富人与贫民的服饰、住居作对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八年抗战时期，许多文化教育机构迁到大后方，一些学者在颠沛的流亡生活中仍然修志不辍。教育家、语言学家黎锦熙随北京师范大学西迁陕西。他提出，文化界人士要对抗日救国真正负起责任来，“第一步工作，就是要给所有的地方修县志”(《洛川县志自序》)。因为地方志可以作为探索救国之路的依据。他自己身体力行，先后主纂了陕西的城固、洛川、宜川、同官(今铜川市)、黄陵诸县县志，都是当时的名志。

黎锦熙的《(民国)洛川县志》，淘汰了旧志中的“宦绩”、“封爵”一类过时的篇目，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像“农业”类加上了“地政”，成为“地政农业志”，中有“全县地价之估定”、“城市地籍之整理”、“土地分配”、“土地利用”等细目；“财政志”中有“人民负担”一目；“卫生志”以翔实的数据记载洛川人民的饮食、营养和体质状况；他还结合自己的专长，调查洛川的方言俗谚歌谣，设立“方言谣谚志”，都是既新鲜又实用的。凡是和抗战有关的事，《洛川县志》都不厌其详地记载，“务使人人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借以振衰起懦，敌忾同仇，共赴国难”(韩赓丞《洛川县志跋言》)。同官县、黄陵县诸志，体例都和《洛川县志》大体相同。

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努力将科学知识带进地方志。记人口，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多少户、多少“口”，有了出生率、死亡率、性别比率、年龄构成，既有动态的调查，也有静态的分析；记气候，不再仅仅是记录“灾异”，描述灾变，有了雨量统计、雨量分布、气象变化的历年比较等。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迁到贵州遵义以后，研究人员张其昀带领研究生，用科学方法详细考察了当地的地质、地形、气候、土壤、生产、交通、民族、史事等，编了一部体裁全新的《遵义新志》。1945年，顾颉刚、傅振伦等曾组织当时云集于四川北碚的各种学术机关的科学工作者，各人发挥专长，合作编纂《北碚志》。预计全书分为八编：大事编、地理考、政治略、经济略、文献略、社会略、列传、聚落记。书后有别录，包括文征、机关社团名录、索引等。这不仅是对传统修志方法的一种改革，其内容之新颖在民国方志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可惜这部志书没有最后完成，只写成了大约60万字的稿子。

祖国因经济落后而饱受欺凌的切肤之痛，使国人深切认识到发展经济乃是民族自强之本。方志家们也更多地将眼光投向经济领域。据统计，清代的一些志书名作，如戴震的《(乾隆)汾州府志》、洪亮吉的《(嘉庆)泾县志》等，其经济门类只占全书的3—5%。而民国方志中经济方面的内容大幅度增加，如川沙、洛川等志，经济门类一般占到全书的20%以上。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曾为修浙江省志拟订了一个方案，按照他的设计，经济门类要占全书的1/3。

民国方志更普遍注意记载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史实。例如，《(民国)瑷珲县志》特详于17世纪以来的中俄关系。小小一县，却在县志中特设了“外交志”一卷，记载《中俄瑷珲条约》和历年中俄交涉事件及其他条约。它的“艺文志”不是收录诗文，而是收录有关中俄交涉的文献公牍。它的“武事志”，历数沙俄对瑷珲的侵略及中国军民的抵抗，其中周继功的《庚子之秋，边衅互开，瑷珲不守，人民流离原委记》，十分细致地描述了瑷珲失守的经过和百姓流离失所的惨景，是研究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沙俄侵略黑龙江的第一手资料。《(民国)胶澳志》，引用德、日占据青岛时的原始档案和其他文献，记述了德、日帝国主义侵占我国胶东半岛的始末。安徽的《(民国)阜阳县志续编》专设类目汇辑抗日战争史料。《(民国)察哈尔省通志》设有《长城抗战纪略》一章，记载二十九军官兵英勇抗战的事迹，都能使人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

民国方志用于记录事实的手段更加丰富多样。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修志事例概要》，就强调要尽量采用新技术。如“舆图应由专门人员以最新科学方法制绘精印，订列专册，以裨实用”。“地方名胜、古迹、金石拓片，以及公家私家所藏各种古物，在历史上有重要的价值者，均应摄制影片编入，以存真迹。”“志书中应多列统计表”，等等。民国志书广泛采用测绘、照片及新式统计图表。有的用铅字排印，新式装订，使志书面目焕然一新。如《(民国)首都志》中，列有62张表、75帧照片、52幅地图，加上硬皮精装，其准确、生动、美观、实用，自是旧式志书无法望其项背的。民国方志多数采用浅近文言，加上新式标点，有的将方言用国际音标注音，以便于一般人阅读。这些编制技术上的进步，也是近代科学文化发展的生动反映。

不过，必须指出，大多数民国方志基本上还是沿袭旧志的体例，只是或多或少地插入一些诸如民政、教育、交通、实业之类的新类目，以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民国方志中也包含着一些清朝遗老的作品，不用说它们是处处遵守封建旧志的规范。更有极个别汉奸傀儡政府编的地方志，如汉奸黄希文的《增修磁县县志》(河北磁县)之类，公然为日本侵略者张目，甚至露骨地宣扬侵略者的“理论”，这只能给他的卖国求荣永远打上耻辱的印记。

总的看来，民国时期的地方志，就像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处在新旧交替之中。少数有识之士已经冲出封建旧志的藩篱，正在山重水复之间探索，寻找着柳暗花明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