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古代方志发展的最高峰。

为清代修志事业立下了第一功的，是清初的河南巡抚贾汉复。他以明代的《(嘉靖)河南通志》为基础，在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主持修成《(顺治)河南通志》50卷，而且率领河南8郡2州95县都陆续修了志书，奏响了清代大规模修志的序曲。《(顺治)河南通志》受到朝廷的好评。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贾汉复调任陕西巡抚，又主持修了32卷的《(康熙)陕西通志》。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清政府决定动手编纂《大清一统志》。它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命令全国各省纂修通志上报翰林院，并且将贾汉复的《河南通志》和《陕西通志》颁发天下，作为示范。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礼部又奉旨督催。一时各省纷纷设立志局，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努力，各省普遍修了通志，有的甚至修了两到三次，为编纂《大清一统志》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大清一统志》前后修过三次，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5朝，150年没有中断。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三月朝廷正式设立一统志馆。到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第一次成书342卷；第二次在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续修成500卷，这个续修本被编进了中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第三次在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完成，增加到560卷，由于它记述的事实到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为止，所以称为《嘉庆重修一统志》。《嘉庆志》当时没有刊印，直到1943年才由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

清朝皇帝不仅对修志的组织、进度抓得很紧，而且对志书的内容和质量往往亲自过问。例如，雍正皇帝曾严旨斥责广西巡抚李绂〔fu浮〕主修的《广西通志》“循私”，一怒之下，这部《广西通志》被焚书毁版，同时命令各省督抚都要将本省的通志重新修订一遍，“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缺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如果一年内不能完成，可以宽限到二至三年。果然修得又快又好，可以考虑总督巡抚升官；如果拖延日子，成书又草率滥略，就要“从重处分”。(见《清世宗实录》卷七五：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谕)。乾隆皇帝同样亲自审读志稿。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上谕曾明确要求，为了加快一统志的进度，志稿要“随缮随进，候朕审定”。有一次，一统志馆的官员进呈松江府(上海松江)清朝人物的传记，他读后发现其中没有曾做过刑部尚书的张照的传，就指示说：这个人虽然有过失，但是很有才学，书法精工，为海内所推重，不给立传“实属非是”。如果各省有类似情况，也都要查明补上。在皇帝的督责下，《一统志》的纂修官无不兢兢业业，严谨踏实地工作。编好的稿子由专人一校，副总裁二校，总裁三校，抄成清样以后如发现问题还要校改。所以《大清一统志》是历代总志中质量最好的一部。

为了配合国家编写总志，各省编写通志，以及光绪年间编写《大清会典》，清朝中央政府和各省总督巡抚都一再向全国州县催修志书。雍正年间并明确规定志书60年一修。因此，清代方志之多居历朝之首。现存的8000多种地方志中，清志有5000多种。而且品类更加丰富，省、府、州县、旗、关镇、土司、盐井等等无不有志。

乡镇志在清代大批出现。自明末清初以后，地方手工业和商业有了明显的发展，集镇经济迅速崛起。道光年间，江苏吴江县的乡镇人口已占全县总人口的35%；广东仅佛山一镇就有五万织布工人分布在2500家工场中。尤其是江南的苏、松、杭、嘉、湖地区，名乡名镇星罗棋布，又是历代人文荟萃之地，修乡镇志更是盛行。江苏省现存的清代乡镇志约百种左右，在全国各省中是最多的；浙江有77种，仅次于江苏。像江苏吴江的《(嘉庆)黎里志》、《(道光)震泽镇志》，上海嘉定的《(乾隆)真如里志》和《(嘉庆)南翔镇志》，浙江吴兴的《(乾隆)乌青镇志》、宁波的《(康熙)桃源乡志》，以及广东佛山乾隆、道光年间的《忠义乡志》，安徽贵池的《(康熙)杏花村志》等，都很有名气。

近年还发现了清志中惟一的一部街道志——《冈志》(也称为《冈上志》)。这也是我国旧志中独一无二的一部街道志。记述的是今日北京宣武区的牛街和它附近35条胡同的情况。以牛街为中心的这一地区，自清初以来，就是北京最大的回民聚居区。《冈志》没有署著者的名字，据考证，它的著者可能是清朝康熙年间太医院的医生赵士英。赵士英是回族人，所以，它又是回族人写回族居住区的惟一的志书。这部志书的主角不是达官贵人，而是牛街的平民百姓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其中记了七八十位回民的事迹，大多是人们前所未闻的。它也保存了若干弥足珍贵的伊斯兰教史料。例如它记载了三种伊斯兰教的汉文译著，其中有两种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这部对于研究北京史、研究回族史和研究伊斯兰教史都很有参考价值的地方志，清嘉庆年间就在牛街回民中流传，但一直没有刊刻，到本世纪20年代左右失去了踪迹，只有几个抄本保存在个人手中。现在已由研究人员将抄本整理注释，1991年由北京出版社排印出版。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朝野震动。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全国上下要求变革图强的呼声很高。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光绪皇帝决心变法，在103天内，先后发布了数十条除旧布新的诏谕，其中之一，就是罢科举，开学校，将各地旧式书院、祠堂、庙宇改为各级学堂，兼授中学和西学。此后，学部下令各地编修乡土志作为小学堂的教材。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还颁布了一个《部颁乡土志例目》，列出“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民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共15个类目，作为编修乡土志的统一规范。于是乡土志作为一个新的成员加入了地方志这个大家族。现存的乡土志有500多种，绝大部分是清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公元1905年至公元1911年)之间修的。许多乡土志的编纂者，怀着振兴中国的强烈愿望，以培育儿童的爱国主义为己任。如王永江在《辽阳乡土志序》中说：“人有爱乡之心，而后有爱国之心，……乡且不爱，何有于国？”《赞皇乡土志》卷首有一篇《编者题辞》，说明编辑的宗旨：“大地椭圆，万国罗列。列强称雄，弱则败灭……中国维新，振兴学校，宗旨教人，爱国为要。爱国之心，始自一方，请与幼学，说我赞皇。”都表明了编纂者的深心与厚望。乡土志浅显，简明、通俗，一般篇幅不长，但也保存了不少有用的资料，而它对于儿童的启蒙作用，却是其他书籍所不可替代的。

随着清代统一大业的进展，清代的地方志真正走遍了全国。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郑成功的后代郑克塽〔shuang爽〕归附清朝。康熙皇帝统一了台湾，随即设置了台湾府。第一任台湾知府蒋毓英就在他的任期内，和诸罗、凤山县令季麒光、杨芳声一起，纂成了《(康熙)台湾府志》，这是台湾省的第一部志书。在此后的90年中，《台湾府志》续修过五次。此后，到清朝末年，还有一部《(光绪)台湾通志》问世。

清康熙年间，曾派遣西方传教士到全国各地用西法测绘地图，但是当时没有深入新疆，只测到哈密为止。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新疆地区长期分裂动乱的局面结束了，清政府随即派左都御史何国宗率领测绘人员携带仪器前往新疆，在军队的保护下，实地测绘新疆的山脉、河流、沙漠、草原，绘制地图。又派大学士刘统勋随同前往，就地考察山川地理的古今沿革。他们踏遍了天山南北，最远到达克什米尔地区。最后，由刘统勋汇总资料，写成志书初稿送到北京，又经过傅恒等人加工定稿，于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完成《钦定皇舆西域图志》48卷(图7)。这是新疆的第一部志书，也是清代有关新疆的最重要的一部志书。

图7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一的西域全图

远处边陲的西藏，到清乾隆年间也出现了一部《西藏志》。《西藏志》不分卷，也没有著录作者，传说是康熙帝第十七子果亲王允礼所作，刊刻于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它的内容比较简略，又没有人物传记，但它作为第一部正规的西藏地方志，自有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极为研究西藏学的人所重视。

在政府大力倡导，各地竞相修志的风气下，各省府州县的长官千方百计网罗人才，同时由于清政府不断兴起文字狱，相比之下，修志毕竟是一个风险较少，相对安全的领域，所以，清代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加入了修志的队伍。例如戴震修《(乾隆)汾州府志》(山西汾阳)、钱大昕〔xin辛〕修《(乾隆)鄞县志》(浙江宁波)、《(嘉庆)长兴县志》(浙江长兴)、章学诚修《(乾隆)永清县志》(河北永清)、洪亮吉修《(乾隆)淳化县志》(陕西淳化)、《(嘉庆)泾县志》(安徽泾县)、缪荃孙修《(光绪)顺天府志》(北京)等。学者们在做学问方面训练有素，对志书的体例、篇章结构、编纂方法等等都非常讲究，又各自学有专长，往往将自己的治学心得贯穿到修志中去，使所修的志书各具特色，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有些知识渊博的学者自己做了地方负责官员，亲自指导修志，更有条件将自己对于地方志的种种见解付诸实施。例如主修《(嘉庆)广西通志》的广西巡抚谢启昆，本人著述宏富，在学术上深有造诣。他在升任巡抚的第二年就开馆修志，并亲自发凡起例。他仔细研究了历代志书的体例，取长舍短，写出《修志叙例》23条，对编纂通志提出了非常切实具体的要求。《(嘉庆)广西通志》的主纂胡虔，一生勤奋治学，精于考据，又曾参加过多部地方志的编纂，富有修志的经验，很好地贯彻了谢启昆的意图。例如，谢启昆认为，过去被贬谪到“瘴疠之区”的官员，往往是正直之士，或是触怒了权奸，或是受小人倾轧，他们的高风亮节，至今还在边疆流传。所以《广西通志》在记载官员政绩的《宦绩录》之后附有《谪宦录》，专记从三国到明代被贬谪到广西的官员。谢启昆认为作志应当以详备为宗，但又不能冗滥，因而这部志书采取的资料十分详备，并吸收某些宋志的长处，将所引的资料一一注明出处。如果资料有谬误或已和当前情况不符，就另外加按语说明，使后人使用起来既方便，又可靠。所以，《(嘉庆)广西通志》被誉为一代名志，很受学术界推崇。晚于谢启昆的阮元，同样以博学名重一时。他曾历任浙江、江西等省巡抚和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所到之处，对修志多有建树。他主修的《(道光)广东通志》，就全以谢启昆的体例为本，可见谢志在当时的影响。

清代地方志绝大多数是官修，私人修的志书，大多不敢以“志”命名，小心翼翼地表示和官修方志有所区别。例如康熙年间林本裕著《辽载》(辽宁)，全按方志体裁，但他在此书的自序中声明说，他写这本书，不过是把他父亲讲述的一些地方琐事和历代故实参照史籍记载下来，使子孙不要忘了先人热爱故土的一片心意。至于以修志来颂扬盛京(辽宁沈阳，清入关以后将这里作为“留都”)的宏伟气象，自有辉煌的巨著(指官修《盛京通志》)在，岂是草茅之人敢参与意见的呢。江苏无锡秀才黄印〔ang昂〕不满于本县县志的简陋，用16年时间著书12卷，题名为《锡金识小录》，意思是只能算给县志拾遗补缺。此外，如方式济所著的黑龙江志名为《龙沙纪略》、师范著的云南志称为《滇系》、张澍著的四川志称为《蜀典》、刘宝楠著的江苏宝应县志称为《宝应图经》等。这些私人撰著中有不少是清志中的名作，我们在了解清代地方志的时候，不应该忽略它们。

封建政府对地方志的高度重视，既将地方志推向了繁荣，也给地方志加上了桎梏。清朝对修志控制极严。清初的文字狱和文化专制政策，使地方志遭到大规模的摧残。许多明以前的特别是明代的方志被窜改、删削甚至禁毁。至于新编的志书，各省通志必须经过皇帝审查，府州县志必须经过总督巡抚衙门审查，才能定稿。由于政治上的禁忌，加上封建官场盛行的敷衍因循、请托受贿等等腐败作风，清代方志忌讳隐瞒的现象很多，应付公事、草草成书的也不在少数。

不过，清代地方志成书数量之多，分布区域之广，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证明方志确实进入了有史以来最鼎盛的时代。此外，清朝作为古代方志发展的顶峰，还有一个鲜明的标志，那就是方志学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