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建立的元朝，管辖着中国历史上最辽阔的疆土。为了建立稳固的统治，以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的忽必烈大力推行“汉法”，继承了前朝各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其中也包括编纂地方志。

据统计，现在可以考见名称的元代方志有200种左右。这个数字虽然少于南宋，但考虑到元朝历史不到100年，可以说它的成绩比前朝毫不逊色。而且南宋的志书局限在长江以南，到了元朝，随着国家的统一，志书的分布才重新扩展到北方。

随着“省”的设立，元代出现了我国的第一批省志。见于记载的，有《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元辽阳行省统辖东北地区)等，都是在元朝建立之初的二三十年间，奉中央政府之命编修的。完成后马上呈报，没有刊刻，结果都没有逃出佚亡的命运。

现在还能见到的元代区域性方志总共只有十几种，多数都深受后人的赞赏。

元代的志书比较注意纪实，编纂者对于自己认为重要的事物，记载惟恐不细不详。对于后世的研究者来说，这种做法当然十分受欢迎。例如元初徐硕的《(至元)嘉禾志》(浙江嘉兴)，一共32卷，“碑碣”一门占了11卷，从三国到南宋，只要是石刻文字都尽量收罗，其中有许多是一般人没见过没听说过的。仅这一部分，就为研究历史、研究人物、研究古文物保存了一大批有用的资料。袁桷〔jue绝〕的《(延祐)四明志》(浙江宁波)，“赋役考”下列了33个子目，其记载之细致可以想见。元末的李好文，曾两次在陕西担任重要职务。他关心民间疾苦，凡经过的山川、城邑，必定要实地查访考察。他认为“泾渠之利”和百姓的衣食相关，所以特别重视水利。他的《(至正)长安志图》(陕西西安)，又称为《长安图记》，一共两卷，一卷记述长安宫阙、陵寝、坊市、古迹等的沿革，另一卷专记水利，从先秦的郑国渠讲起，历叙各泾渠的变迁、洪堰制度、用水则例、屯田的设立等等，分析水利和水害，并配有详备明晰的泾渠总图和灌溉图(图5)，以特色鲜明和切合实用备受称道。

此外，如元末至元年间的《齐乘》，实际上是山东第一部省志，不过它不是官书，而是纂修者于钦独力完成的。于钦以本地人写本地事，又广阅经史，对当时当地的政治、风俗、人物都作了认真的探讨，颇有自己的见解。熊梦祥的《(至正)析津志》，是现在发现的最早的北京志。这是元朝人讲述元大都情况的书，所以十分珍贵。可惜这部书已经散亡，据记载原来有34目，不知道有多少卷。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将它的残章断简编成了《析津志辑佚》一书，只有薄薄的一册，仍能看出它工细详实的风貌。还有冯福京的《(大德)昌国州图志》(浙江定海)、俞希鲁的《(至顺)镇江志》(江苏镇江)、张铉的《(至正)金陵新志》(江苏南京)、骆天骧的《(元贞)类编长安志》(陕西西安)等，也都是比较优秀的志书。

图5 元·李好文《长安志图》中的泾渠总图

元代著名的农学家王祯，在做安徽旌德县令的时候，主编了《(大德)旌德县志》。他用自己创制的一套木活字和自己发明的转轮排字架试排试印，全书六万字，不到一个月就印了600部，比雕板印书快得多。他把木活字的制作方法和这次试印的经验详细记录下来，收在他的名著《农书》中。这在方志史和印刷史上都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官修的《大元大一统志》，则代表着元代地方志的最高成就。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兵攻下了宋朝抗元的最后一个据点——今广东新会县南面的崖山。陆秀夫背负着宋朝末代皇帝七岁的帝昺投了海。南宋灭亡，中国重新统一。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大学士、西域人札马里鼎建议说：“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图，宜为书以明一统。”元世祖忽必烈欣然同意，编修全国总志便由此开始了。志书完成以后，许元壬奉命作序，对这部书的编写意图讲得更明白。这篇序指出：修这部方志不仅仅是供人增长见闻而已，而是要宣扬大一统的国威。要“垂之万世”，让后人知道祖宗创业的艰难；要“播之臣庶”，让臣民都知道生活在一统之世，政治清明，时势安定，臣子要各尽其职，百姓要各尽其力，维系好君臣上下的关系，共同巩固这个一统，使国家同天地一样长久。所以，这部总志就命名为《大元大一统志》。

《大元大一统志》初次完成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共750卷。元成宗时续修了一次，完成于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增加到1300卷。它既概括了元代的现实状况，又充分采择历代旧志和其他图籍，关于边远地区，则有新编的辽阳、云南、甘肃等图志作为依据，古今兼备，类目完善。过去历朝编修总志，体例各不相同，到了《大元大一统志》，才有了一个规范。明清两朝修总志，都是拿它作范本，但都没能达到它的规模。这部志书到明朝已经佚失，只剩很少一点残卷，今人金毓黻〔fu符〕曾收集它的残页和佚文编入《辽海丛书》中。又有赵万里经过20年的努力，汇聚它的残篇零句，重新厘订校辑，编成10卷，单行出版，题名《元一统志》，这是现在较为通行的本子。

元以少数民族君临中原，正像俗话所说的“人生地不熟”，却在短短不到一个世纪中，在修志方面成绩斐然可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地方志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已经构成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看到志书缺了，陈旧了，一般官员甚至在野的学者文人，都会主动站出来建议、呼吁，或者径自执笔重修。他们是出于对历史、对家乡、对社会的责任感，不一定等谁下命令，也不一定要受谁的委托。传统是一种深入人心的无形的力量，它推动着地方志不断地稳步发展，也促使每一个新来的统治者很快就对地方志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