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它在统一全国之后，只维持了短短的十几年，没有来得及留下什么重要著作。但是秦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无疑要收集大量各国的图书文档，以备治理天下参考。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占领了秦国都城咸阳，其他将领争着分取金银财帛，只有丞相萧何急忙先去接收秦朝王室官府的图籍，其中就包括秦代积累的有关各地的材料。因此，刘邦得以详细地知道天下的关塞险要，户口多少，兵力强弱和民众的疾苦，为他最后战胜项羽夺取天下作了必要的准备。

待到国家稳定了，汉朝政府随即命令全国各地，将记载经济、贡赋等情况的“计书”和记载山川、风俗的“郡国地志”上报给太史。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到汉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太史那里的资料已经相当齐全。这是全国各地要统一向中央汇送本地资料的最早的历史记载。

统一的局面，充足的资料，以及中央集权政府对全国加强行政管理的需要，为编写全国地理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西汉成帝时，宰相张禹曾命令他的部下朱赣调查全国的风俗，编成《地理志》一书，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东汉末年，担任兰台令史的班固，利用兰台(汉代宫廷收藏图书档案的处所)的图籍，吸收朱赣等人的成果，写成《汉书·地理志》。这是班固所著的西汉史《汉书》中的一篇，是我国第一部以一朝一代的疆域和政区为纲编写的地理总志。它不再像以前的《山海经》、《禹贡》一类古地理书那样以自然的山河划分区域，而是在简述西汉以前疆域的沿革和九州的概况以后，以主要的笔墨，按照西汉的行政区划，分别叙述每一地区的户口、山脉、河流、关塞、祠庙、物产等。它条理清楚，材料翔实，是我国地理学著作中一部划时代的代表作，成为以后历代编写“正史”地理志的典范。由于《汉书·地理志》只限于记述地理，不包含人文、社会方面的内容，所以它还不等于地方志中的全国总志，但是它为以后编修全国总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此后，全国性的地理志还有一些，如东汉应劭的《十三州记》、北魏阚〔kan看〕骃的《十三州志》、晋代的《太康地志》、陈朝顾野王的《舆地志》等，不过它们的影响都不及《汉书·地理志》，而且都失传了。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是晋代挚虞编的《畿服经》，据《隋书·经籍志》介绍，此书有170卷。它除了和《汉书·地理志》一样地记载地理、风俗外，还记载了“先贤旧好”，开创了地志记述人物的先例，这就向兼记史地的地方志靠拢了一步。有人就根据这一点，认为《畿服经》已经是地方志的雏型了。

除了全国性的地理志以外，各种地区性的史地杂著应运而生。它们以一郡一县为记叙对象，内容多样，体裁各别。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三大类：一类是地理书，一类是地方史，一类是人物志。

地理书基本上是先秦地理书的承续，数量最多的是地记，也称为地志。如东汉王褒的《云阳记》(陕西三原)、李尤的《蜀记》(四川)、陈术的《益州记》(四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几种《荆州记》(湖北)等。它们一般只记载疆域、山川、道里、物产、风俗，少数已注意到记录历史典故、古迹和传说。地记不是奉命编写的官方材料，它们的作者多出身于当地的世家大族，或者曾在当地做官，和地方豪族有密切的交往。这些作者自身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对当地有感情，有细致的观察，为了给地方豪族增光，还往往借地记夸耀乡里的富盛，风光的幽美，因此写来文笔流畅，生动如见。如南朝宋人盛弘之的《荆州记》，记长江三峡的奇丽景色：

“三峡七百里，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崖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日月……有时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间一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夏之时，则素湍绿潭，迥清倒影，绝巘多生柽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莹峻茂，良多雅趣。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清远，空岫传响，哀转九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一声泪沾裳。’”

“宜都西陵峡中有黄牛山，江湍纡回，途经信宿，犹望见之。行者语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日三暮，黄牛如故。’”(引自《艺文类聚》卷七)

地记、地志中，有一些只记录一个地区的某一个方面。如《庐山记》、《汉水记》、《湘中山水记》专记山水；《诸番风俗记》专记风俗；《洛阳伽蓝记》专记寺庙；《交州异物志》、《凉州异物志》、《南方草木状》专记物产，等等。它们可以说是后来专志的先驱。

专门记载都市情况的称为都邑簿。都邑簿中只有东汉的《三辅黄图》还能看到后人的辑本。“三辅”是汉代长安附近的京兆尹、左冯〔ping凭〕翊、右扶风三个政区，相当于现在的西安、咸阳一带。它们从三个方向夹辅京师长安，所以合称“三辅”。《三辅黄图》本来有图有文，后来只剩下一些被别的著作引用过的文字，可以看出它记载了长安地区的沿革、城池、苑囿、台榭、太学、祠庙、街市、楼观、官署、仓库、厩圈、桥梁、陵墓等，也记载了一些当地的风俗。后世修都邑志，往往以它作蓝本。都邑簿显然是后世都邑志的先声。

图经实际上也是地志一类，不过它是从古地图演变而来的。

秦汉以后，绘制地图的技术更趋成熟。为了表达更复杂的内容，有的地图更附有文字说明。《汉书·地理志》中，就有两处引了《秦地图》的文字。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三幅西汉初年的地图，一幅地形图，一幅驻军图，一幅城邑图。画的主要是汉初所封的长沙国的南部，即今湘江上游潇水流域一带。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以实测为基础绘制的地图。这三幅用途不同的图，图例统一，比例大致适当，图上不仅有山脉河流的名称，还有居民户数的统计。小小的长沙国拥有这样相当不错的地图，由此可以推想汉初制图用图的一般水平。汉朝宫廷中更是收藏了大量地图。西晋的裴秀，是我国杰出的地图学家。他在晋初做过尚书令，佐理国家军政，由于职务关系，就曾看到过国家收存的大批汉代地图。不过裴秀对这些地图的准确性很不满意，他经过认真考订，编成了我国的也是世界的第一部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图集》，同时总结前人的经验，创立了一套科学的绘制地图的理论，成为我国传统地图学的创始人。

随着地图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宽，一部分地图根据需要，注释的文字越来越详细，渐渐形成了一种有图有说的新体裁，这就是图经。目前知道的最早的图经，是东汉的《巴郡图经》。东汉的巴郡在今重庆市南的巴县一带。《巴郡图经》的图早已没有了，只保留了被晋代《华阳国志》引述的一段文字。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郡太守但望在东汉永兴二年(公元154年)上疏说：“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县，或三四百，或及千里……”但望认为巴郡面积太大，管理非常困难，官吏休假探亲，来回几千里，一年也回不来；发生了盗贼，捕盗的人要十天才能赶到出事地点，盗贼早已逃之夭夭。所以，他建议将巴郡分成两个郡。从但望的语气推想，“图经”一定是中央政府很熟悉并且可以引以为据的官方资料。既然地处偏远的巴郡有图经，其他各郡想必也有。境界、属县、盐铁之类官员的设置、户口的多少和道里的远近，都是当时图经记载的重要内容。只因它是由官吏编纂的，主要供政府参考，在社会上很少流传，所以我们今天对它的了解只有这一些。

以记述地方人物为主的著作称为“郡书”。先秦的典籍中虽然有许多生动的人物故事，却并没有人物传记专书。实行郡县制以后，地方官都由中央派遣，为了解决官吏的来源，必须有一套选拔人才的办法。汉代主要采用“察举制”，由地方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中央推荐品德好或学问好的人，有“孝廉”、“贤良方正”、“秀才”(后来避刘秀名改称“茂才”)、“明经”等等名目。魏晋南北朝则实行“九品中正制”，在州郡设立大、小中正官。中正官由当地有“声望”的人担任。他们根据乡党的评论选拔优秀人才，将选出的人才按才能高低分为九品，上报中央，由吏部授予官职。这两种办法都是以舆论的“公议”为基础的，这就推动了社会上评议人物的风气，从而推动了传记的发展。

从西汉末年开始，地方上的豪族势力逐渐强盛起来，尤其到魏晋南北朝，形成了门阀制度。所谓“门阀”，就是历代相传的名门贵室。他们在地方上有权有势，声势大，关系多，评论和推荐人物的大权都垄断在他们手里。这些世家大族为了不断扩大本族的影响，巩固本族在地方上的特权，竞相编写地方人物传记，以标榜自己的门第高贵，夸耀本族的人才出众，于是“郡书”风行一时。东汉光武帝刘秀做了皇帝以后，为了表彰他家乡的人物，下令编纂《南阳风俗传》，一般认为这是编写郡书的开始。此后，如东汉有《陈留耆旧传》、《巴蜀耆旧传》等；三国时有《汝南先贤传》、《会稽先贤传》、《吴先贤传》等；魏晋时期有《益部耆旧传》、《山阳耆旧传》、《蜀后贤传》、《会稽后贤传》、《幽州古今人物志》等。后世地方志都用专卷记载一方人物的事迹，可以说是起源于此。唐代刘知几曾批评当时郡书的通病是“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炫耀本地本族的人物，只说好不说坏。这种风气也对后世地方志的人物志有一定的影响。

地方史则是古代国别史的发展，以记述一个地区的历史为主。现在知道的，如江苏、浙江地区有东汉的《越绝书》及其后的《吴越春秋》；四川地区从西汉到晋代先后有10来种《蜀本纪》、《蜀王本纪》，还有东晋常璩〔qu瞿〕的《华阳国志》等。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史地杂述，大多已经失传了，现在还可以知道书名的不过100多种。这百多种著作，涉及今天的18个省区。其中记述四川的有《蜀记》、《蜀志》等十几种，仅晋人记述名城洛阳的就有《洛阳记》等六种，由此我们可以遥想当年此类著作的兴旺景象。从整体来看，撰述者的笔已经涉及了地理和历史、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为综合性地方志的出现作好了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