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汉代藏书制度的确立 第三节 中国的第一个国家书目

由于秦始皇的焚书而藏匿的书简,在汉武帝下征书令后,不少从地窖、墙壁和山中被发掘出来,因埋藏日久,简编断朽,错乱脱落;另外,同一种书籍,版本很多,“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为三,《论语》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其余互有踳〔chuan喘〕驳,不可胜言”(《隋书·经籍志》)。因此,亟须对藏书进行整理、校勘和编目。

汉初,就开始了图书整理、编目工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汉武帝时因对外用兵的需要,整理和编制了军事图书,《汉志》就有“军政杨仆捃摭〔junzhi郡职〕遗逸,纪奏《兵录》”的记载。这个目录虽然不完备,但它毕竟是我国第一部专科性目录,值得一提。

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成帝“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刘向工作了19年就死去了,汉哀帝刘欣命刘向之子刘歆(约公元前50—公元23年)继续完成这个工作。经过长期的工作,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书目的开创之作——《别录》和《七略》。这两部官修目录不仅为中国的图书事业打下了基础,而且给历代中国目录学和藏书管理工作以深远的影响。

《别录》亦称《刘向别录》,确切地说它是校订定本的一个记录。当时的书籍十分混乱,每一种书都有若干不同的写本,不少篇目都不相同。刘向的工作就是首先用多种写本核定篇目,然后选较好的本子为正本,参阅其他本子进行校正,再写出每篇的提要(叙录),说明整理或编辑过程以及内容大意。最后一道程序是誊抄定稿。例如《管子》一书,刘向用了国家藏书389篇,民间藏书175篇,剔除重复,校订为86篇。又如《荀子》一书,在刘向之前并没有成书,只有荀子及其后学所写的许多论文,经刘向校定之后冠以《荀卿新书》,就成了现在的《荀子》。《别录》一共校定图书13000多卷,开拓了古代藏书史的新篇章。

汉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刘歆据刘向等人所编叙录,编出图书分类总目录,名叫《七略》,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综合性国家藏书目录。《七略》分为辑略(六大类目录之总序)、六艺略(经书类)、诸子略(各学派的著作)、诗赋略(文学类)、兵书略(军事著作)、术数略(占卜类)、方技略(医药类)。在总编过程中,每一类别都写序言和书名目录。在六大类下分为38小类,603个细类。在图书分类中,《七略》分类是世界上最早的、较为系统和科学的分类,比德国在1545年提出的万象分类法早1500年。

《别录》与《七略》两部书都是书目,《别录》是将所整理的藏书每部都写一个提要,说明这部书的整理过程,其中包括作者生平、主要思想、该书内容概要,以及对该书的评价。《七略》只列书名和作者姓名,没有叙录,可以说《七略》是《别录》的节本。《别录》与《七略》在唐末五代时期失传,但是《七略》的基本部分在班固著的《汉书·艺文志》里被保存下来,只是辑略部分在《艺文志》中被删去。

东汉时期,负责图书管理工作的兰台令史班固在其撰写的《汉书·艺文志》中,专门记载了西汉图书的总目录,为后人提供了该时期的图书名称。从藏书史角度而言,《汉书·艺文志》是目录学新形式——史志目录的起点。所谓史志目录系指在历史书中加上目录部分。从此《艺文志》或《经籍志》载入正史,更便于研究各时代的藏书历史。《汉书·艺文志》继承了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传统,又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如《汉书·艺文志》对《七略》图书分类与归属,则有“出入”、“入”和“省”三种处理办法。“出入”系指从别的类中剔去而收入此类;“入”则是指《七略》中未收录的要加入,“省”指在重复的应删掉。《汉书·艺文志》不仅仅是中国史志目录的创始,而且承上启下,成为我国现存的最早的综合性国家藏书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