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以来，不仅王室有家谱，诸侯及一些贵族也都有自己的家谱，专门记录家族世系。政府设专门机构管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官居三闾〔lu驴〕大夫，其主要职掌就是掌管楚国昭、景、屈三族的三姓事务，编制三姓的家谱。春秋时期，有人对这些家谱进行整理，编有《世本》15篇，集中记录了黄帝以至春秋时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家系。相传，荀子也曾编有《春秋公子血脉》，此书今已佚，可“血脉”二字，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家谱的本质。汉代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十分重视和大量参考了春秋以前的各种谱牒资料，用《太史公自序》的语言是：“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靠，盖取之谱牒旧闻。”《史记》所记述的上古以来的政权更替和诸侯贵族的家系历史，是我们今天了解上古历史的最权威著作。

春秋时期，皇帝的家族事务由政府专门设置宗正来管理，当然也包括皇帝家世记载和家谱编行，民间的家谱基本处于自流阶段。秦代的家谱，现在已不见记载。汉代家谱，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帝王诸侯世谱》20卷，《扬雄家牒》、《邓氏官谱》以及颖川太守聊氏所作的《万姓谱》等。此外，还有一些碑刻实物，如东汉桓帝延熹三年(公元160年)五月立的《孙叔敖碑》和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立的《三老赵宽碑》。《孙叔敖碑》的碑阴部分记载了春秋时楚相孙叔敖十余世孙和东汉初任渤海太守的孙武伯以下的家族世系。赵宽是西汉名将赵充国之后，世代显贵，此碑由汉初始，完整地记录了赵宽家族数百年的家世。两碑均十分完备和详细，因而，可以看作是汉朝人的石刻家谱。汉代的文献家谱现在均已亡佚，通过这两块碑刻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汉代家谱的基本情况，汉代的家谱与前代大致相同，主要作用是“奠系世、辨昭穆”，因而，著录比较简单，仅为家族世系，注明生卒、官爵、字号、葬所等，由于此时家谱一般不是自己纂修，多由别人代修，因而，为尊者讳起见，行文通常称字不称名，这也是汉代家谱的一大特色。

东汉时期，政府选拔人才的途径之一是“察举”，即根据社会议论来判别一个人的品德和才能，然后决定任用。评论必须由社会头面人士进行，而他们自然不会注意到普通人家的子弟，目光只能在同阶层的圈子里，这样，门第和家世就逐渐重要起来。三国时代，魏王曹丕在尚书陈群的建议下，实行了九品中正制，分九个等级从士人中选官，它以士人的籍贯、门第作为主要标准，这种选士方法，当时被称为门选。根据门第来选官的最终结果是强化和保证了门第等级的尊严，防止低门第者通过认宗、联宗、联姻等方式挤入高门第，分享特权和既得利益。因此，为了选官便利和身份证明，无论是政府，还是豪门，都非常重视家谱的纂修。家谱在政治、婚姻方面作用的遽增给家谱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谱牒由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政府设置“谱局”，专门编修谱牒，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设“谱库”一类机构，收藏谱牒，以备不时查验。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更成为一种专门学问，上流社会人人都须了解和研究，不然，不仅影响入仕、婚嫁，即使一般的社会交往也难以进行。南朝士人尤重家讳，如果你在某人面前偶尔提到他父、祖的名讳，那他当场会嚎啕大哭，让你下不了台。史书记载，刘宋时一位名叫王弘的人，“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新唐书·儒学中·柳冲传》)，传为一时佳话，这也是南北朝时上流社会人士追求的一种境界。

为了能使家族等级区别清楚，南北朝时除了编有本家族的谱牒之外，也编有如《百家谱》之类的郡姓、州姓谱，将本州、本郡的大小家族，三六九等地区别记录各自的世系，据萧梁时期阮孝绪的《七录》记载，当时的谱牒著作就达1000余卷。那时的寒门素族，如果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除了与士族攀婚之外，只有伪诈高门，诡称郡望了。他们通常买通谱学专家纂改谱牒，但此事在当时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南齐时著名的谱学家贾渊就因帮助一个叫王泰宝的人篡改谱牒，冒充当时的士族琅玡〔langya狼牙〕王家而被人告发，差点儿丢了脑袋。

南北朝时，家谱如此重要，因而，一切能证明家族身份、氏族等级的文件、资料都一定要有世系的内容，流传至今的一些墓志铭和史书都不例外。尤其是北朝魏收所撰的位居封建时代二十四部正史之一的《魏书》，更是一部家谱式的正史，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余人。《宋书》、《南史》、《北史》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情况，为后人所讥。南北朝时期的家谱现在已基本亡佚，这些史书为我们保留了一批相当完整的谱系资料。此外，南北朝时的一些注书也曾大量引用当时的家谱资料，如裴松之《三国志注》引用19种，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用达36种，由此亦可见当时谱书之盛。

隋唐两代的统治者都出身于豪门士族，因而，对于谱牒维护统治利益，巩固政权的作用非常清楚。隋唐时期，门阀制度也很盛行，但与南北朝时有所不同，一是隋唐取士大多通过科举制度，不唯门第，与门第关系不大；另外，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的冲击，南北朝时的一些士族衰落了，消灭了，另一批军功贵族崛起，产生了一批新的豪门，构成李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和主体。为了维护整个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巩固统治基础，唐王朝的谱牒修撰权基本为官府所垄断，政府设置了专门机构，不惜花费巨大代价，一次又一次地组织编写了数部大型的谱牒著作。唐代政府修撰的谱牒，均为政治作用明显的姓氏谱和衣冠谱，比较著名的有《氏族志》、《姓氏录》、《姓族系录》、《元和姓纂》、《皇室永泰谱》、《唐皇玉牒》等，都是皇皇巨制。官修谱牒，成了一个十分有效的政治工具，以谱牒形式将各派政治力量的既得利益固定下来，调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关系，尤其是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修成的《姓氏录》更是如此，五品以上的官僚全部入谱，然后根据职位高低确定姓氏高低。这个谱牒的颁行，扩大了统治基础，提高了武则天的声望和地位，为武则天顺利获得政权奠定了基础。当然，大批五品以下的原士族不能入谱，自然口吐怨言，攻击这部新谱牒是“勋格”，也就是“职官表”，不足为贵。

谱牒在唐代政治生活和婚姻中仍有相当作用，尤其是在婚姻方面，因而，不仅官府修谱，评定姓氏高下，私人自修家谱的情况也很普及。据《新唐书·艺文志》的不完全记载，经过唐末及五代战乱所余的各类家谱仍达1000余卷。同时，还涌现了一批谱学家，在社会政治活动中发挥着作用，只可惜唐代的各类家谱除了敦煌石窟中保留有若干残页外，早已荡然无存。

唐末黄巢起义，彻底摧毁了门阀制度。五代时期，征战不已，权贵者大多是靠战功而升迁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显赫家世值得夸耀，再加上贵贱变化无常，更替很快，权贵者既不愿意，也不可能抽出时间来摆家世，排门第。魏晋以来的政府谱学也就自然消亡了。

宋朝建立后，取士继承了唐朝的科举制度，婚姻很少注重门阀，唐朝以前谱牒所能起的政治作用已基本消失，巩固统治用不着这个政治工具，政府没有必要再来编修或收藏各种家谱。家谱的纂修，一时衰落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仁宗皇祐、至和年间方才得到改变。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苏洵不约而同地编写了各自的家谱，并提出了编修原则和具体的方法、体例，使得家谱以另一种面目逐步走向繁荣。

欧阳修在主持编修《新唐书》时就十分重视谱牒，专门在《新唐书》中设置了《宗室世系》、《宰相世系》，用以记录李姓皇族的世系和有唐一代369名宰相的世系。修定《新唐书》后，他发现自己的家族世系族人们都不太清楚，为了使族人和子孙能够了解祖先遗德，他采用了史书的体例和图表方式，将五世祖安福府君欧阳万以来本家族的迁徙、婚嫁、官封、名谥、享年、墓葬及其行事等编成一部新型家谱。几乎与之同时，苏洵也编成《苏氏族谱》。二人都是使用“小宗之法”，都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始祖的。这是由于五代以来，整个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地位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一般家庭很少能够世代富贵，倘若追溯五世以上的祖先事迹时，往往会碰到几世贫贱，族人脸上无光。因此，一般家族只好采用“小宗之法”，至于皇族，则可追溯数十百代，采用“大宗之法”来编修家谱。欧、苏二人又将自己的见解写于家谱的叙、例、记、后录之中。他们的修谱理论和实践影响极为深远，后世尊以为法。两宋时代，很多士大夫都为自己的家族编有家谱，同时，还出现了一些理论著述，除了欧、苏以外，最著名的就是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这些理论和实践，指引着两宋私人修谱事业蓬勃发展。

辽、金、元三代的家谱，如今已全部失传，见于目录记载的也非常之少。明清两代的家谱编修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古人家谱，大都是明清两代纂修的，明清两代家谱编纂的目的与宋代一样，主要是为了记录家系，和睦家族，教育族人，提高本家族在社会中的声望和地位。因而，明清两代的家谱内容比宋代增加了许多，为了抬高和标榜家族高贵，很多家谱采用了“大宗之法”，动则上溯几十代，上百代，必定以古帝王或名人为先祖。除将家族世系排列清楚外，又增加了传记、著述、祠堂、家规、家训等方面的内容，人物的记述也增加了子女、婚嫁、岳家等方面的情况。为了隐恶扬善和保持血统纯净，还规定了各种人物不准入谱的限制。行文重视文采。为了使家族世系的延续得以永远记录下去，还规定了续修家谱的年限，所有这些，使得明清时代的家谱纂修更系统，价值更高。

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还涌现出一批谱学专家，其中最杰出的是清人章学诚，在他的有关著作中不仅阐述了家谱的起源、作用，还具体分析了以往家谱理论和家谱实践的不足之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章学诚的家谱纂修理论，对清代以至民国的家谱纂修影响很大。

清代家谱中，满人家谱也很有特色，旗人袭爵、入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纂修家谱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清代皇族的家谱——玉牒可以说是家谱发展史上最系统、续修次数最多的一种，200多年间一共修了28次，平均不到十年就续修一次，可算作家谱续修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