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塑，是中国民间传统工艺之一。它的制作方法是先在粘土里掺入少许纤维，捣匀后，捏制成各种人物的泥坯，阴干后，再施彩绘，于是就做成一个完整形象的人物造型。

说起泥塑，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古老的故事。传说战国齐国大将孙膑和魏国大将庞涓作战时，孙膑捏了很多泥人、泥马进行阵法演习，后来打败了庞涓，从此泥人便流传了下来，孙膑也被奉为泥塑的祖师爷。

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其实，早在孙膑之前的原始社会末期，泥塑就已出现了。1983年，辽宁牛河梁女神庙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大型彩塑头像，尺寸跟真人尺寸差不多，双耳前有平齐的鬓角，眼睛还嵌着淡青色的玉片。从残断的部分看，这只头像的制塑是先用包扎禾草的木棍扎架，外敷细泥，塑成后再将表面打光、上彩的。这样的塑制方法跟后代大型彩塑的工艺基本相似，这也表明，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先民已经具备了创作大型彩塑的经验。

秦汉时期，我国的雕塑艺术已经很发达，它的气韵和成就，我们从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可以领略它的风采。秦始皇陵兵马俑体量与真人真马相仿，兵俑戎装待发，斗志昂扬，以不同的发髻、髭须、披戴、相貌来体现不同的年龄、性格、地位；马俑以骨骼、肌肉、神态来表现军马奋鬣〔lie列〕扬尾的姿态，十分威武。汉代殉葬用的陶俑也非常精彩，如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出土的骑士俑，彩色绘饰，威武整齐，有如一支严整的骑兵部队。山东济南郊区无影山出土的杂技陶俑，塑于一个长方形陶盘上，有21人，7人登场表演杂技，2个女子相向起舞，2个人“拿大顶”，1个人翻筋斗，1个人作柔术表演，旁边有7个人伴奏，还有人在旁观看，十分生动。四川成都出土的说书俑，上身袒裸，大腹如鼓，左臂抱小鼓，右手握鼓槌，神志诙谐，动作夸张。这些陶俑都是用模、塑结合的方法雕塑然后烧成陶的。如果没有精巧的工艺和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很难塑造出这样生动的作品来。

南北朝以后，随着佛教的兴盛，北方统治者为了宣传佛教，到处开山凿窟，雕塑佛像，使我国的彩塑工艺有了很快的发展。因为这一时期的很多石窟建造在甘肃和宁夏等地的沙砾岩地带，石质松软，不宜雕刻石像，只能用泥塑来表现神佛之美。著名的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敦煌千佛洞石窟即都是以泥塑为主的石窟。

从这些石窟彩塑佛像的特点看，北朝时期的早期塑像多为浓厚的犍陀罗式样，佛像薄衣贴身，衣带飘举，肢体硬直，比较朴拙，带有规范的佛教经典造型的特点；晚期的佛像则比较富于人间气息，体躯比例适度，这显然是以现实的人为蓝本，对传统的佛像造型进行了改造。隋唐时期，佛教为了使教义广布，吸引更多的信徒，造像出现了世俗化的趋势，佛像体态均匀，神情造型富于当时人的特征。比如当时人以丰腴为美，于是菩萨的造型就成为一个面相丰腴、双手纤巧的、带有女性温柔妩媚特征的形象，身饰璎珞，腰围锦裙。那些天王、力士，则按照当时武将的样子，塑造成肌肉丰满、威严可畏的形象，着重体现他们雄猛威武的气质，这是佛教佛像日益生活化的结果。

唐代塑像，有的全用泥塑，有的全用彩绘，有的服饰为织物。除了佛教塑像，唐代形态各异的泥塑人物俑工艺水平也很高。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骑马武士俑，骑白马、头带盔、身穿甲、腰佩刀，左手勒马，右手执旗，神态逼真，可与当时的三彩陶俑媲美。该墓出土的彩塑劳动俑，有的推磨，有的烙饼，有的舂米，还有一个用簸箕簸米，人物造型生动，生活情趣盎然，体现了高超的创作水平(图28)。

图28 唐代·彩绘泥塑劳动俑

辽、宋、金时期，由于当时开凿石窟的风气减弱，寺庙建筑扩展，泥塑日渐增多。这一个时期，寺庙泥塑已基本上摆脱了外来的影响而完全世俗化。像山西太原晋祠的宋塑宫女群像，体态丰满俊俏，眉目传神，栩栩如生；大同华严寺的辽塑像，容貌丰满，衣带飘飘，情态真实，富有生活气息。

除了上述泥塑，宋代城市中还风行一种民间泥彩塑(详见本书“玩具”一节)。这些泥彩塑，原都是“耍货”，后来因为制作精工，成为士大夫阶级的玩物，“儿童戏耍物件，亦有上行之所”，“宫禁及贵戚争以高价取之”。陆游《得树楼杂钞》载“杭州有孩儿巷，以善塑泥孩儿得名”，可见当时民间泥彩塑之盛。

明清时期，泥塑在继承辽、宋泥塑世俗化的基础上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形成众多的流派。这一时期，民间泥塑影响最大的主要流派有无锡惠山泥人、潮安浮洋泥人和天津泥人。

无锡惠山泥人创始于明代，早期主要生产简单朴素的“耍货”，即玩具，如大阿福、小花囡、老寿星、车状元之类，极富乡土气息。明代万历年间，昆曲流行无锡，惠山泥塑开始创作简单的戏曲人物。清代以后，京戏盛行，丰富了泥塑的内容，以后惠山泥塑就有了“粗货”、“细货”之分。“粗货”主要是儿童玩具，销往农村；“细货”是手捏戏曲故事，主要销往城市。惠山泥塑注重绘塑结合，“绘七塑三”，色彩上讲究“爆”，即大胆使用大红、正绿、金黄、云青作底色，使作品色彩浓重、对比强烈，有独特的风格和浓厚的乡土气息。惠山泥塑中的“大阿福”，健康、丰满、活泼、可爱，历来受人喜爱(图29)。惠山泥塑驰名的艺人有王春林、丁阿金、周阿生等。王春林的泥孩儿、周阿生的群像彩塑《蟠桃会》、丁阿金的手捏戏文《拐儿》、《游殿》、《借靴》、《挑帘裁衣》等是非常出名的作品，他们都为惠山泥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图29 清代·惠山泥人大阿福

潮安浮洋泥塑的创始人是南宋的吴静山。南宋末年，福建人吴静山因避难到潮安落户，他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一种质地红润的“江土”塑做儿童玩具卖钱度日。以后因技术逐渐提高，品种不断增加，销路越来越广，以至世代相承历经元、明、清三代而经久不衰。浮洋泥塑主要卖给南洋华侨，使华侨作为家庭摆设借以寄托对故乡的怀恋，因此在海外的名声极大。浮洋泥塑最著名的艺人是清末的吴乾藩。他眼光敏锐，记忆力惊人，给人作肖像，只需一看，便能塑得维妙维肖。他塑的戏曲人物，个性突出，形神兼备，以至在当地举行庙会时，许多人丢开正戏不看，却争先恐后地看他的彩塑戏曲故事。他曾别出心裁地用豆腐渣捏了一群猴子，经过发霉，使猴子身上长满灰色绒毛，在一个竞赛性的塑像展览会上，被观众叹为奇观。

天津泥塑创始人是清末的张明山。七八岁时，他随父亲张万全学烧陶瓷，做些小动物。后来，他在未烧的泥塑动物上试施彩色，因为效果好，就开始了彩塑的实践。张明山的彩塑作品题材广泛，涉及民俗风情、历史文学、民间故事各个方面，较多地反映了基层社会的平民生活。他创作的《严仁波》、《殡仪式》、《吹糖人》、《担者》等，形神逼肖，性格鲜明，从人物动态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感情，历来评价很高。他的作品曾参加巴拿马赛会，获一等奖。

面塑，俗称江米人，也叫面人，是一种用糯米粉或精面粉为原料捏塑动物、人物形象的手工工艺。它是民间泥塑的流变，也可以说是泥塑的一个品种。

我国古代的面塑起源于民间在节令时候用面配以红枣、绿豆、胭脂花点等做的“喜饽饽”、“花点心”等，属于带有祝福含意的食品或祭祀祖先的供品。我国这种面塑食品起源相当早，据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最晚在宋代民间即已盛行这种在节令前夕做“果实花样”的习俗，“寒食前一日谓之炊熟，用面造枣锢、飞燕，柳条穿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以油面糖蜜造如笑靥儿，谓之果实花样”。宋代的“果实花样”很多，据《岁时杂记》等记载，当时面点，有“甲胄”人物，有“戏剧”人物，有“孩儿鸟兽”，有“飞燕形状”，可谓“奇巧百端”。这些“果实花样”沿袭下来，一种就是现在手捏的“花饽饽”、“花点心”，或用食模印制的花样食品；一种就是专为观赏不能食用的“江米人”或“面人”。

我国古代的面塑跟节令风俗的联系紧密，而且不同的面塑也往往有不同的吉庆含义。比如，我国有的地区，春节的“花饽饽”要做成莲花、鲤鱼形，以祝福来年连年有余；端午节做成荷包、葫芦形，以辟毒去害；小孩过满月，外婆家要送12生肖的大面圈，或“麒麟送子”，以求“囫囵”圆满；婚礼上送的“喜饽饽”，则多是龙凤、鸳鸯、双喜、石榴，以祝愿新婚夫妇和睦相爱，多生贵子。其余像面佛手谐音“福”、面鹿谐音“禄”、面桃象征寿、塔形盘花糕象征步步登高，也都有吉祥的意义。

除了手捏的各种面塑，印制“花饽饽”或点心的糕饼模也是一种很美的民间艺术。宋、辽以来，我国各地的糕饼模子花样很多，如清代遗留下来的用于婚礼的“龙凤喜饼模”、“鸳鸯糕模”，用于祝寿的“桃模”，新春用的“如意年糕模”，端午用的“五毒饼模”，中秋用的“月饼模”，都是很具特色的民间艺术品。

“花饽饽”、“花点心”既好吃，又好看，又带着吉庆的祝福，很受人们喜爱。慢慢地，在面里掺糖，用模子或手捏成各种小人、小马到果市摆摊，或沿街叫卖的小商贩出现了。以后一些捏塑技术比较高的人专用彩色江米面捏制小面人，这种专供欣赏用的小面人就成了和泥塑一样的民间工艺品。

捏面人用的江米面大多是掺富强粉和石炭酸、蜂蜜、甘油等才能使用的，不然容易腐裂。用之前还要调色加工成彩面。捏面人的工具一般很简单，主要是小拨子、梳子、滚子和剪刀。面塑艺人用这些简单的工具，通过搓条、拨花、展片、润色、压珠、搓花条等造型技巧，干净利落地捏塑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和景物，既快且美，堪称一绝。

面塑艺人大都生活贫困。他们常年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捏些小玩意逗孩子玩，借以为生，因此他们的名字很少能流传下来。传说我国最早的面塑艺人是光绪时天津姓张的一位老头，他早年替人抄录戏本，后来改学面塑，技艺精湛，晚年困顿而死。

近代面塑著名的艺人是潘树华和汤子博。潘树华曾经把天津的捏面方法传到无锡惠山。汤子博善于观察历代石雕和泥塑，并从中汲取营养。他的捏面技术长于小中见大，能在小核桃壳里塑造顾盼有神的十八罗汉。所捏戏曲人物，也极见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