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从化石记录得出应有的结论，这在现在看来是明显不过的。

由于居维叶对化石记录非常了解而且常常提出很有见地的问题，因而这就更令人惊奇了。

他坚持认为化石不可能是岩石的自然产物而必然是过去存在过的生物的遗迹。和拉马克不同，他充分重视灭绝的重要意义：“无数的生物成为这些灾变的牺牲品…它们的种族甚至也灭绝了，除了博物学家难于辩认的某些断片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认识到化石对了解地球的历史是多么重要。‘谁都知道关于地球学说的诞生完全有赖于化石；如果没有化石人们可能将会永远也不会梦想到在地球的形成中有互相连续的时期和一系列的不同作用。他并没有借助任何超自然过程来说明这些动物区系的轮替。“我不认为为了现有动物类群的存在而需要新的创造。我只强调，它们在古时候在自然界中并不占有相同的位置，它们必定是来自地球的某些其它地方。”化石还向居维叶提出了下列一连串问题：

是否有动、植物只限于特定的地层而在其它地层中无从发现？哪一物种首先出现？

随后又是哪一种？这两个物种有时是否相伴出现？在地层的古老程度之间，化石和现有生物相似或不相似之间是否有恒定不变的关系？在化石之间和与之最相似的现有生物之间是否存在着同样的气候变化关系？这些动植物是在发现其遗迹的地方生活还是从别的地方移过来的？它们现在是否还分布在什么地方或者已经部分地或全部消灭？

居维叶本人对上述大多数问题作出了部分或完整的解答，但是他最后还是否认从某种动物区系到较高层次地层的动物区系的进化演变，或者更一般地说，他不承认在全部地层系列中有进化演变。只要是其它地区或其它洲的地层学还不明了时是可以有这种否定意见的，还可以设想新的动物区系是由于从其它地区迁入的结果。然而进一步的地质学勘探表明全世界各地的化石序列都很相似。用现代的地层学术语来说，就是有典型的古生代、中生代、早第三纪和晚第三纪的动物区系。正像我们所知道的，恰恰是居维叶本人论证了在最高地层的化石隶属于仍有现存代表生物的种或属，但是地层序列越深，化石就和现有生物的差别越大。在中生代地层中发现了很多与现代爬虫类无关的特殊爬虫（如恐龙、蛇颈龙、翼手龙），而哺乳类则只在更高层次中才出现：它们一旦出现，其头一个代表类型就和现存的物种全然不同。然而居维叶却如此坚决地拒绝承认动物的任何阶元，不论其阶元高低，以致于其化石序列并没有为他带来进化信息。

后来居维叶竟然干脆拒绝面对现实。动物通过地质时间而演变进展已经成为确凿无疑的事实，问题是要解释其原因。看来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老的区系演变并进入幼年区系（这是居维叶坚决不同意的），或者是新的区系是在每次灾变后重新被创造的。接受后者就将把神学引入科学，这又是居维叶所拒绝的。因此居维叶就采取了鸵鸟政策，干脆不去过问这恼火的问题。

就人类而论，居维叶接受了笛卡尔的意见，认为在性质上人类和一切动物不同。和亚里斯多德以及其它早期解剖学家相反，他反对这样的观点，即动物学包括（“下贱的”）动物和（“完善的”）人类的比较。对人类的研究和对四大门动物的研究完全是两回事。人类是如此特殊不可能指望在化石记录中去发现它。的确，当居维叶去世时（1832）还没有发现人科（hominid）化石，事实上甚至也没有发现任何灵长类化石，第一个古人猿化石直到1837年才发现。

居维叶的关于生物世界的概念总的来说其内涵是一致的，虽然也有某些矛盾和重要的偏见。要放弃本质论者的模式并运用新事实去发展一种代替模式就要求具有真正的革新思想。居维叶并不是这样的人物。正如Coleman指出的，居维叶实质上是一位保守派人士，现状的拥护者。虽然他的知识渊博，勤奋，思想锐敏，口才流利，但并不是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他去世以后，事实与资料迅速积累的结果使得非进化的解说更加使人难以相信。然而居维叶的一些追随者如阿伽西，Owen，Flourens，以及d’Orbigny等则更不谦虚谨慎，而且比居维叶还更加教条化。这就使得他们去支持灾变论的真正狂热。

就居维叶本人而言，虽然他在和具有进化思想的对手作战时他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但是他去世得太早，没有来得及发现他输掉了整个这场战争。

8．3英国

在19世纪的前半期英国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与法国及德国的根本不同。例如，自然科学全部由地质学支配；在1790年到1850年之间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对地质学作出的辉煌贡献赶得上英国。同时英国在科学与基督教教义的亲密联盟上也很独特。英国大学的科学课程的大部分教学工作是由神职人员担任，一些着名的科学家继承了由牛顿、波义耳、瑞等建立的传统，同时从冀科学和神学的研究。

虔诚促使物理学家对造物主权力表现的侧重点与生物学家大不相同。宇宙的秩序与和谐促使物理学家探寻造物主所设置的规律和宇宙运行的制度。自然界中一切都是有原因的，不过这是第二位原因，它是由第一位原因、造物主、所设置的规律（定律）来控制的。物理学家为了能最好的侍奉造物主就要研究这些规律及其作用。

生物学家（包括博物学家）也研究造物主的功德，但他的侧重点并不是什么机械性活动如落体的运动或行星绕太阳运动，而是生物的奇妙适应现象。这些适应现象可不是那样容易用一般规律（如引力，热，光和运动）就能解释。几乎所有生物的奇妙适应现象是如此独特，如果说它们是由于“规律”产生的那就未免荒谬可笑。但是应当怎样来解释这些现象呢？看来它们是那样特殊只能用造物主直接干预才能解释。因此，生物的功能活动，它们的本性与多种多样的相互作用为设计提供了充分证据，并为造物主的存在构成了无可置疑的证明。舍此而外，生物界的一切奇异适应现象怎么能出现？

这两类不同的研究者（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所采取的途径也完全不同。上帝在创造的同时制定了规律然后即行放弃权力以利于第二位原因，这样的上帝较之博物学家的上帝要遥远得多；博物学家将上帝的设计印记保留在生物活动的每个细节上。可以这样说，自然神论（deism），信奉一个非人格化的、规律之神（而不是天启之神），几乎是物理学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另一方面，博物学家则采取了一般称之为“自然神学”

（naturaltheology）的信仰。自然神学认为一切结构的适应性以及生物的相互作用中表面上的完善无缺正是造物主设计的证据。自然界的一切是上帝的智慧、无所不能与大慈大悲的精制品或无从改动的杰作。还有什么比研究他的作品更好的办法来向我们的造物主表示敬意？就瑞来说，研究自然就是真正“为神性作准备”。的确，研究自然的奇观成了当时遍布英国的无数乡村牧师所热衷伪爱好。

英国的自然神学在好多方面和大陆的自然神学有所区别。德国的物理神学是以人为中心。上帝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创造了世界，每一种创造物的职能是对人类有用。人类只是在创造已经齐备之后才出现在地球上。英国的自然神学更加强调整个自然界的和谐协调，这就导致了在一切相互适应中研究造物主的设计。英国自然神学之所以长盛不衰很可能是由于它的更加引人的概念化。当自然神论和启蒙运动的浪潮在大陆席卷物理神学而去时，在英国自然神学干18世纪时却保持了它的充分活力（尽管有休谟的贬议），并在19世纪的前半期由于Paley的着作《自然神学》（1802）和八篇Bridgewater论文（1833—1836）的出版而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在这八篇论文中，八位作者运用不同的科学论题以广博的学识和彻底的严肃性论证了“在创造中显示的上帝的权力，智慧与仁慈”。科学和神学在当时的许多科学家中已经是单一的课题，如地质学家Sedswick，Buckland，Murchison，博物学家阿伽西，甚至他们的科学论文也是自然神学中的课程。

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也不例外。

对于一个别世纪末期的科学家来说，使他感到特别惊奇的是自然神学家以同样的态度自愿接受“超自然的证据”和自然证据。创造不仅作为事实被接受，而且上帝随后对世事的干预也是如此，只要这种干预是上帝愿意的。

然而自然神学与科学之间的联盟最终也产生了困难和矛盾。客观科学原则和试图借助于超自然力量进行干预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多。特别是要调和退化器官、寄生虫和传染病以及像里斯本大地震那样的毁灭性灾变等等的出现和仁慈的造物主的设计之间的矛盾越发无法调和。我们即将看到达尔文在《人类起源》一书中的很多论点就利用了这些矛盾。为了解释化石的序列和世界范围的地理分布格式而提出的一些辅助性假说虽然能够暂时延缓自然神学的衰落，然而并不能阻止它最终的衰亡。

批评不仅来自科学界也来自哲学界。休谟在《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Dialogues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1779）一文中明确指出自然神学既缺乏科学根据又缺少哲学基础，康德在《判断力批判》（1790）中反对缺乏判断力的目的论。但是这样一来就留下了一段诠释的空白，因为在自然选择学说提出之前，科学对适应现象并没有满意的解释，而拉马克的推测又完全无法使人信服。事实上很多虔诚的科学家兼哲学家如莱伊尔、Whewell，Herschel，和塞吉威克等似乎非常害怕自然解释，害怕它会破坏道德基础。这也许是自然神学在英国于《物种起源》出版之前一直继续存在的主要原因。

自然神学在进化主义的历史上扮演了一个特别暖昧的角色。达尔文的最坚定的对手是自然神学家，而只要把设计换成自然选择，则自然神学家绘声绘色描述的生物适应现象就为进化提供了一些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进步主义（Progressionism）

将地质学包罗进自然神学中去是英国的特点（Gillispie，1951）。它是企图调和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即化石学）的新发现与圣经创世纪的传说和设计概念之间的矛盾。

通常引用来论证地质学事件和摩西的记载是一致的两项证据是：第一，化石记录中没有人类（人的创造是创造的最后一幕）；第二，遍及整个地球的“大洪水”（GreatDeluge）的证据。

早在18世纪布鲁门巴赫就已经怀疑过只有一次洪水。当一个又一个化石区系的记录建立起来后，发现前后区系之间几乎都由空白地带隔断。在居维叶的相当温和的解释（见8．2）中，区系的破坏或消亡被看作是“变革”，但在其追随者中则反复灾变的概念占了上风。虽然居维叶绕过了区系轮替的问题，但在他的一些追随者之中则强调在每次灾变后就又发生新的创造，而且每一次后续的创造反映了变化后的世界情况。这一概念被称为进步主义（Rudwiek，1972，Bowler，1976）。从某种意义来说，它是神创论者对自然阶梯的一番新打扮或改造。

动物区系随时间进步的实质是逐渐才了解的。居维叶的发现主要涉及哺乳动物区系的第三纪变化。当发现了大型化石爬行类（开始时多数是海洋爬行类）之后才了解它们生活在比哺乳类更早的时期（即中生代，因而在英国牛津发现了侏罗世哺乳动物使人不禁感到愕然）。在以前的较晚古生代岩石中含有鱼类化石，而在更早的矿床中则只有无脊椎动物化石。当时的激烈争论涉及到进步的原因（按神创论观点）并提出哪些生物是“低级的”或“高级的”，人类是否进步的终点等问题。每位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阿伽西及其部分学生抱有这样的奇怪观点，认为在前一次灾变后的每一次新创造都反映了上帝对他自己的创造的当前看法，动物区系的更替表示了在上帝心目中创造方案的逐渐成熟。他没有意识到这种观点是多么亵读神祗。它一再暗示上帝创造了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为了下一次创造得更好，他不惜将之彻底毁灭掉，然而一次又一次地失败，直到他的最新近一次的创造。

8．4莱伊尔与均变论（uniformitaranism）

长期以来，由T．H．赫胥黎提出的“当把均变论的原理应用于生物学时就必然导致进化”的观点在英国历史学家中已成为既定原则。由于莱伊尔是均变论的积极拥护者，所以就有人认为达尔文的进化思想是直接来自莱伊尔。当我们发现均变论者莱伊尔是多么强烈地反对进化思想后上述说法就益发可疑。赫胥黎论点的缺点只是近年来才由Hooykaas，Cannon，Rudwick，迈尔，辛普森等人指出。然而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地质学论据对某些生物学家的观念形成极其重要，对这些生物学家来说，地球上的生命的历史是一个重大问题。尽管主要涉及到地质学，但是在讨论达尔文进化思想的由来时，介绍均变论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均变论和灾变论这两个词都是由英国哲学家William Whewell于1832年在评论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一书时所造的新词，指的是地质学中两个对立的学派。实际上这两个词常引起误解，因为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发生灾变而是地质学上的发现究竟是支持Hutton及莱伊尔的稳定态世界学说还是支持包括灾变论者和进步主义者在内的其它大多数地质学家的定向论（directionalist theory）。定向论者的主要论点是地球上的生命随着地质年代的变迁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相当新的概念，是居维叶在巴黎盆地发现了化石以及随后显示出的连续地层往往具有十分不同的动物区系，这些区系又时常被猛烈的断裂将彼此分隔开；而且低层（早期）的区系主要含有（或完全是）灭绝动物等等一系列发现的结果。而且定向论还认为这些变化是进步型的，这可由无脊椎动物-鱼类-爬行类-哺乳类的序列看出。Adolphe Brongniart的植物地层学也支持这种进步型序列的存在。他区分了三个时期：第一期（石炭纪）的特点是原始隐花植物茂盛；第二期（中生代），裸子植物（及少量的隐花植物）；第三期（第三纪），被子植物开始占优势。无论是在动物或植物中，“最高等”的类型都在地球史的最后出现。莱伊尔否认这种进步（型）存在，而后来当他承认它时，便又解释为是一个循环的一部分，到头来又会反转过来（Ospovat，1977）。

均变论这个词指的是比灾变论要复杂得多的一套学说。实际上它隐含有至少六个概念或原因。

表1试图将两个对立阵营的最明显的差异列举出来。正如表2所指陈的，莱伊尔除了在一种情况下以外都拥有a；但在灾变论者之中却可发现在各种不同的选择之中有不同的调配。值得注意的是，在我看来达尔文的模式更接近于拉马克而不是莱伊尔。但是我必须提醒读者，我的分类是相当主观的，也可以有其它的分类办法。

虽然这里分出的均变论的六种成分中的大多数主要只和地质学家有关，但是作为对表1所采用的类别的说明，可以对之作扼要的解释。

（1）自然主义（Naturalism）。所有参与争议的学者毫无例外的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意见相左的唯一问题是他们所设想的上帝对其事务的干预程度。在两个阵营中都有一些人认为在创造之后只有第二位原因在起作用。一切创造，不论是最初的一次性创造还是在每次灾变后的多次创造，显然都是造物主的直接作用。莱伊尔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地质过程都是第二位原因活动的结果，不需要超自然干预，莱伊尔的批评者则批评他不能前后一贯始终如一地将这原则运用于引进新的物种上，而这一引进新物种表1均变论的组成部分现象或过程

（1）原因的神学性质（自然主义或超自然主义）均变论者的观点：

（a）自然主义的（即使最初是强调上帝直接干预，现在则认为是由于第二位原因）

（b）总体来说是自然主义的，但是容许上帝偶然干预灾变论者或定向论者的观点

（C）始终容许上帝直接干预

（2）通过地质时期表现的原因（现实主义）均变论者的观点

（a）同样的原因（物理定律）贯彻始终灾变论者或定向论者的观点

（b）不同的原因在地球历史的早期起作用

（3）构成原因的力量强度均变论者的观点

（a）和现在一样始终是同样强度灾变论者或定向论者的观点

（b）不规则，各个地质时期有变化

（C）随地质时期稳步下降

（4）结构原因均变论者的观点

（a）始终相同灾变论者或定向论者的观点

（b）在以前的某些地质时期中不相同

（5）变化速度（渐进主义）均变论者的观点

（a）某些变化是渐进的，但有些变化很突然（骤变）灾变论者或定向论者的观点

（b）很多是真正的激剧变化

（6）世界的定向变化均变论者的观点

（a）不承认；世界永远处于稳定态，最多是循环式变化灾变论者或定向论者的观点

（b）赞同；世界在历史上是变化着的，而且或多或少是有方向的表2进化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以及他们对均变论的各个组成部分的采纳情况〔a、b、c的涵义见表1

红色：达尔文赞同拉马克，反对莱伊尔。

蓝色：达尔文赞同莱伊尔，反对拉马克。的过程尽管莱伊尔反对却具有特创论的一切表征。

（2）现实主义（actualism）。这一原则声称同一种原因（物理定律）在全部地质时期中都起作用，因为世界的内在特征永远保持相同。这一原则的最重要结果是，正如莱伊尔在《地质学原理》的副题中所表述的，“试图按现在起作用的原因解释地球表面的以往变化”是合理的。

（3）构成原因的力量强度（Intensity of causal forces）。莱伊尔以及其它极端均变论者主张地质力的强度在任何时间都相同，而且时间因素将在某个时期引起强度增加的现象。他的某些对手认为由于地球冷却地质现象（如火山活动，造山运动）的强度稳步下降。还不清楚是否有些学者支持第三种可能，即地质现象的强度显示不规则的上升或下降。（4）结构原因（Configurational causes）。这词是由辛普森提出，指的是同样的因素由于组合方式不同有可能产生十分不同的结果，彻底或正统的均变论者完全忽视了这种可能性。地球大气层由还原性转变成氧化性，不规则的冰河时期的出现，板块构造对大陆面积以及大陆架浅层海域范围的影响，火山活动程度等都属于这个范畴。

因此，地球上现有的物理条件并不一定准确地反映了地球早期历史的条件。如果忽略了结构原因，像生命起源这样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莱伊尔却首先注意到了大陆位置变化对气候影响这个结构原因（Ospovat，1977）。

（5）渐进主义（Gradualism）。在灾变论兴起以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地球表面的历史性变化是渐进的。莱布尼茨、布丰（部分地）、拉马克以及达尔文的多数先驱都持有这种观点。在发现了地层经常发生断裂之后，拥护渐进主义就变得越发困难。莱伊尔的均变论的最大功绩在于尽管有了不少新发现仍然强调地质变化的渐进性。莱伊尔和随后的达尔文都充分意识到地震、火山爆发能产生剧烈效应，然而这些效应和某些地质学家提出的灾变比较起来还小几个数量级。近代地质学研究表明，地球过去历史上的某些事态实际上完全可以看作是灾变（Baker，1978；Alvarez，1980）。

（6）定向主义（Directionalism）。莱伊尔从Hutton处采纳了稳定态世界的概念；这个概念被Hutton（1795）表述为“没有开端的遗迹，也没有结束的期望”，而且这概念在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中是普遍盛行的。莱伊尔的反对者则认为一切证据都表明地球历史有一个定向的（如果不是进步的组成部分的话）组成部分。这一点（而不是其它五点）是莱伊尔和其它所谓的灾变论者的基本分歧（Rudwick，1971；但另见Wilson，1980）。

达尔文从均变论中得到了什么近年来的某些分析研究表明，不论达尔文在知识上受惠于莱伊尔有多么大，均变论实际上在其进化论的发展上所起的阻碍作用要比促进作用大得多。渐进主义，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是从布丰到康德和拉马克时的流行概念。莱伊尔的均变论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稳定态（和循环式）学说，这是和进化学说完全对立的。

莱伊尔不仅是一位地质学家，细读他的《地质学原理》就会发现他对生物学、包括生物地理和生态学（“生存竞争”），是多么精通。当谈论到生物学问题时他极富权威性，然而，从现在回顾，他的神创论和本质论很明显地将他导向自相矛盾的地步。

莱伊尔学过法律，在他进行科学辩论时往往对对立观点采取极端（如果不是讽刺）态度。因此他时常对灾变论者陈述中的个别错误进行猛烈攻击而不顾其中有充分证据的定向变化，例如地层序列中的化石内容与含量。

很明显，他以为他的对手提出了一种严格按自然阶梯的化石序列，并洋洋自得地认为这已被在保罗纪地层（“在爬虫时代”）发现了化石哺乳类所否定，而没有认识到这些是三锥齿兽（triconodonts，一种古兽）化石，因而与定向系列十分符合。他否定拉马克的关于趋向于完备的内在倾向学说是对的，但他忽视了拉马克还提出了另一类进化，即不断地按永远变化着的环境（“情况”）进行调整，这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归结为不断的进化演变。就莱伊尔这位本质论者来说，这种不断的进化是毫无意义的。

由于T．H．赫胥黎错误地声称莱伊尔的均变论必然导致达尔文主义以及Whewed使人容易误解的提出均变论和灾变论这两个词，因而莱伊尔的着作长期以来完全被人误解。

他的稳定态世界并不是完全静止的世界，而是经历着与大陆的运动和气候变化相关的永无休止的循环。灭绝是变化着的世界不再适宜于某些物种的必然结果。当然，在稳定态世界中消失的物种必须通过“引入”新的物种来代替。由于灭绝而物种消失以及它们被新物种代替都按稳定不变的速度进行，所以莱伊尔坚持他是遵循严格的均变论者的原则的。

对进化主义的历史最关重要的不是莱伊尔的均变论而是他把重点从拉马克对进步、日益增加的完备性以及“垂直进化”的其它方面的含糊臆测转移到物种的具体现象。物种灭绝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引出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学问题。这些问题以及取代的物种是怎样引入的问题正是达尔文在贝格尔号航行时和航行后阅读《地质学原理》时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由于莱伊尔的着作这些问题成为了达尔文研究方案的中心。

莱伊尔和达尔文的这种关系指陈了在科学家之间经常发生的的一种几乎是教科书式的关系。就是“先驱”的副本。人们往往正确地谈到拉马克虽然是一位真正的进化论者，但实在并不是达尔文的先驱。达尔文怎样也不能说是奠基在拉马克的基础上，毋宁说是在莱伊尔的基础上，然而很难将莱伊尔称作达尔文的先驱，因为他顽固地反对进化，他是一个本质论者、神创论者，他的整个概念框架和达尔文的毫不相容。然而他却是明确地把注意力集中于物种在进化中的关键地位的第一个人，并促使达尔文选择那条途径去解决进化问题，虽然后来证明莱伊尔提出的解答是错误的。应当怎样称呼指点了道路然而在传统意义上却又不是先驱的人呢？类似的情况是粗自己在地理成种作用和生物学物种的研究工作中是由于反对Goldschmidt提出通过系统突变解决成种作用的问题而深入开展的。在科学史上的确有很多事例表明一个先驱者提出了问题却得出了错误的答案，反对这种答案反而倒导致了正确的答案。

我在较早（Mayr，1972）的一篇文章中曾分析了是哪些思想概念阻碍了人们更早地接受进化论。这包括自然神学和神创论与本质论的密切结合。奇怪的是，在这种概念框架中科学知识的进展反倒日益需要借助于起自然力量来作出解释。例如，地层学家所发现的连续的动物区系要求放弃唯一的一次性创造的概念。阿伽西竟然敢于提出地球上生命的灭绝总计有50—80次，并且有同等次数的新创造。既使是像莱伊尔这样严肃谨慎的人也往往将自然现象归因于创造。这就把进化的事实排除于科学分析领域之外。当然，在创造中没有不可能的事情。莱伊尔曾说过：“看来创造需要全能（无所不能），因此我们无法对之进行评价。”

钱伯斯的《遗迹》

自从莱伊尔在《地质学原理》一书中击败了拉马克之后，进化主义似乎已在英国科学家的思想中绝迹。对进化主义的排斥是普遍的，从像Whewell和Herschel这些哲学家到地质学家、解剖学家、植物学家都是如此。看来人们对世界是由一位熟练的设计师创造的自然神学观点已感到心满意足。在这种和平的维多利亚时代气氛中，1844年爆炸了一颗震动了整个英国知识界的炸弹，它就是《创造史的遗迹》（Vestiges of the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一书的出版。这书的内容是如此的离经叛道以至于作者想尽办法不落姓名。每个人都在猜测作者是谁，猜测的对象包括莱伊尔、达尔文，甚至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反响是巨大的，剑桥大学教授、地质学会会长塞吉威克简直是暴跳如雷。他用了四百多页的印刷品来宣泄他的不满，其心情可用下面的话代表：“世界绝不能容忍这样的是非颠倒，我们决心和任何亵渎我们的庄重原则和社会习俗的言论和行为血战到底…我们的座右铭是一切事物如果要有任何益处就必然各安其位…如果我们贤淑的仕女不愿意用解剖学家肮脏的小刀来站污她们的手指，她们就不能倾听这个作者的诱惑来毒害自己的欢乐心灵和淑静感情，这个作者是戴着虚伪的哲学面具出现的。”

毫不奇怪，由于这样的广告式宣传，《遗迹》在当时成了畅销书，在1844年到1860年之间竟然出版了11次，头十年的销售量（24，0O0本）远远超过了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

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者在出版后十年间只出售了9，500册。

《遗迹》的作者究竟是谁，一直到作者于1871年去世后才弄清楚，原来他就是《钱伯斯百科全书》（ChambersEncyclopedia）的着名编辑罗伯特·钱伯斯（RobertChambers），他同时也是很多通俗读物的作者。钱伯斯虽然博览群书，知识面广，但他毕竟是个业余爱好者，一个外行，并具有外行的一些弱点。然而在当时许多着名的英国科学家（除还没有发表着作的达尔文以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时候正是他看见了森林。

奇怪的是，不是无神论而是自然神论使得他提出进化观点。他曾经说过，如果在神创论和造物主制定的一般规律的作用之间进行选择，“我认为我宁愿选择后者，因为它更加显示了上帝的权力和尊严。”由于在非生物界中没有什么“不可以用自然的一般力量的作用来解释，”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考虑“植物和动物也同样可以按自然方式产生。”他反对生命的起源和发展超越了我们的探究能力的看法。“我非常不愿意相信自然界中有什么东西出于任何原因而限制探索……并且深信我们的关于造物主的概念绝不会由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上帝的所作所为而受到损害。”

他的研究最后导致他提出“进步性发展原则（Principle ofProgressiveDevelopment）作为我们日常所见的自然界中缓慢而又渐进的运动或倾向的最简明解释，这种解释是诉之于科学、联系于科学，而不是以无知的教条式臆测为根据的。”钱伯斯从当时已有的证据中清醒地看出了两点：（1）世界上的动物区系是通过地质时期而进化的，（2）变化是缓慢、渐进的，和环境中的任何灾变无关。

尽管钱伯斯对拉马克也有所贬议，但是他的主要论点和拉马克原来的学说在很多方面相同，即进化路线是逐渐完善的。除了也提出了进化以外，钱伯斯决不是达尔文的先驱。

钱伯斯将他的证据列之如下：

（1）化石记录指陈最古老的地层不合生物性遗物，随后的地层则是无脊椎动物化石的时代，其次是鱼类作为唯一的脊椎动物化石的时代，再其次是爬虫类，但还没有鸟类和哺乳类，等等。

（2）在一切动物的主要门类中都是从简单进（步）为复杂，“最高级和最典型的类型总是最后才出现。”

（3）比较解剖学的研究表明，各种主要类别的动物都具有基本协调统一的结构。

（4）由冯贝尔（von Baer）的胚胎学研究表明胚胎都要经历较其更原始的相近生物相类似的阶段。

虽然钱伯斯的议论有很多错误与概念不清之处，但他在斟酌证据时所显示的大量常识却是当时反对进化论者的着述中所极度缺乏的。在分析古生物学家Pictet（当时他还反对进化观点）的论点时，钱伯斯不禁叫道“像他这样的专家竟然这样难于接受由自然规律导致的动物区系变化真是令人难于想像。”

钱伯斯真正做到了的事情是将均变论的原则应用于生物界。反映在自然系统中的动物等级结构如果不接受进化论就毫无意义。这正和讨论化石记录一样，他的论点和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的论点十分相似。和达尔文一样，他一直反复强调有多少现象，如退化器官，是可以用进化的结果来解释，但用神创论观点看就毫无意义。根据所有这些证据，“作者领悟到进步性发展原则是假定的生物起源历史。”

上面这些看来都是非常合理的，然而钱伯斯的批评者们，包括当时英国最着名的一些科学家，却把他批评得一无是处。例如赫胥黎就曾写过一篇措辞激烈的评论，后来赫胥黎本人也感到过意不去。这些批评者很容易地就指出钱伯斯所提出的进化机制十分荒谬，因为钱伯斯所依据的是普遍而又经常的自然发生。重演是他的学说的根据之一，进步性发展的整个概念奠基于与“发生”（generation）相类似的，即和个体发生（ontogeny）相似的基础之上。和很多业余爱好者相仿，钱伯斯非常容易上当受骗。他还用各式各样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来支持他对自然发生的坚信不疑。然而他有时又能作出非常精辟的猜想。例如，他认为自然发生不再会出现，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它是“一种完全由情况（或条件）决定的现象，情况是暂时的，因而结果也是暂时的。”当然，这就是人们目前所接受的关于生命起源时的情况的解释。

钱伯斯虽然是19世纪达尔文以前的唯一的英国进化论者，但是他并不值得更多地加以介绍。他曾影响了一些人并使之转向进化主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华莱士（A．R．Wallace）；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显然也受过影响。他使德国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和美国诗人及散文家爱默生（R．W．Emerson）深信进化思想。

毫无疑问很多人是通过钱伯斯才习惯于进化思想的。甚至达尔文也承认，“在我看来（《遗迹》的出版）在这个国家中对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消除偏见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就达尔文来说还有另外的理由，即对《遗迹》的批评为达尔文提供了反对进化的观点的详细目录，这些反对观点或意见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都特别谨慎地作了答复。

从《遗迹》一书中科学史家可以得出两点影响深远的概括性结论：首先，缺乏专门知识的外行钱伯斯在当时所有的有资格的专家被表面上的矛盾所困惑时（达尔文除外，他将他的发现扣压了二十年才发表）却清醒地察觉了一个复杂现象。其次，钱伯斯清醒地领悟并很好地描述了进化过程，虽然他对进化过程的解释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有时还是幼稚的。人们所常说的除非同时作出了解释否则就不能提出科学学说的说法显然是不合实际的。达尔文也是一个例子；他提出了遗传变异的无限性并以之作为他的自然选择学说的基础，然而他的关于遗传学说的全部意见或判断都是十分错误和不充分的。

就钱伯斯而言，最令人吃惊的也许是他在英国的孤立无援。他几乎没有支持者，只有欧文（Owen）对他并不持全然否定的态度（Millhauser，1959）。实际上当时所有的英国知名科学家都公开反对进化，不仅像Buckland，塞吉威克，Whewell这样一些自然神论者，而且达尔文的朋友莱伊尔，霍克以及赫胥黎等也都如此。尽管有利于进化论的证据一直在增加，然而英国的舆论气氛竟然是如此强烈的反对进化思想以致没有博物学家对之进行认真考虑。这要求一种实在的努力去改变舆论气氛，而不是像钱伯斯这样的业余爱好者的浅尝即止，这种努力直到1859年才出现。

斯宾塞

时常有人提到在提出进化学说这一点上斯宾塞要早于达尔文，然而这种说法并没有多少根据。对斯宾塞来说，进化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抽象原则。斯宾塞学说的空洞性可由他的定义清楚看出：“进化是物质和伴随的运动散逸的整合统一，在这整合过程中物质从不确定的、不联贯的均一性转变为确定的、联贯的不均一性；与此同时被保留的运动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在讨论进化时强调物质，运动以及力是18世纪类型的对生物系统终极原因所作的物理学家解释的典型例子，和真正的生物学毫无关系。当斯宾塞于1852年第一次发表关于进化的文章时对生物学知之甚少，他所依据的是钱伯斯的《遗迹》

和莱伊尔对拉马克的反驳。和钱伯斯相仿，斯宾塞也是从个体发生的类比得出他的进化概念。他将这些程序目的性现象转变成目的论原则，后者冒充了启蒙运动中Condorcet与其它哲学家所采取的进步原则。

斯宾塞的观点对达尔文思想并没有积极影响，反之，他的观点后来倒成为引起某些混乱的原因。斯宾塞曾建议用“最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来代替自然选择，他又是获得性状遗传在英国的主要支持者（在他与魏斯曼的着名辩论中）。最糟的是，他后来成为了奠基于残酷无情的生存竞争之上的一种社会学说（一般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容易引起误解）的主要代言人（Hofstadter，1955）。

在一本生物学思想史中完全不提斯宾塞也是十分合理的，因为他的正面贡献等于零。

然而由于斯宾塞的观点更接近干某些普遍的错误概念，因而对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科学都具有重要影响。对上述领域中的绝大多数学者来说，在达尔文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进化”这个词意味着朝向更高水平和更复杂化所必要的进步，这也就是斯宾塞（而不是达尔文）所理解的。这一点必须强调以便消除这种持续很长时间的荒诞说法。遗憾的是；现在仍然有少数社会科学家把这种斯宾塞式的思想强加于达尔文。

8．5德国

进化主义在德国是沿着一条不同于英国和法国的途径而兴起的，这有几个原因。早在18世纪由于Wolff和Reimarus的影响，自然神学在德国已发展到极点，而且远比英国的“干预论者”的自然神学更加自然神化。德国从赫德（Herder）到18世纪40年代没有继续致力干自然神学的发展而是经历了一段热情洋溢的浪漫主义时期。这是一次乐观主义的运动，到处都可以看到发展与进步，一种奋勉向上、向更完美水平的精神；从而培育了从自然阶梯导源的观念以及从启蒙运动哲学家之间广泛流行的进步概念所形成的思想观念。这一运动产生了哲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或学派，“自然哲学派”。现在也许还不十分清楚究竟各种不同的浪漫主义运动，特别是自然哲学派，在多大程度上背叛了还原论和牛顿主义的机械论。对这一点谁也不如歌德在他的一些着作（特别是《色彩学》一书）中说得那样清楚。将生物界每一现象和每一过程还原为运动和力，或者还原成热和引力，对绝大多数博物学家来说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供选择的办法。例如，他们可以倒退回到自然神学并且按创造和设计的观点来解释一切事物。凡不愿意求助于上帝来解释自然界一切的人们则苦心设计了一种新的、强烈受到莱布尼茨影响的自然观，它特别强调性质、发展、独特性，通常还有一个结局性的部分。谢林（Sch elling）和奥肯（Oken）的过激言辞如果没有对牛顿主义的“无情”机械论的普遍憎恶也不会受到人们如此热情的欢迎。自然哲学派主要是对复杂的生物现象作幼稚的机械论解释的一种反作用，对这种头脑简单的物理学家解释是无从接受的。由于自然哲学派的最着名的代表——谢林、奥肯和卡洛斯——最终是本质论者，因而根本不可能提出共同祖先学说。然而他们全都大谈特谈发展，这发展指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过程中的一个：或者是展示一种事前即已存在的潜力（而不是去改变模式本身），或者是由骤变产生新模式（通过非生命物质的自然发生或现有模式的自然发生）。这一类文献，尤其是奥肯的着作，有很多是空想的（如果不是滑稽的话）。绝大多数结论都以类比为基础，而且大多是荒唐可笑、牵强附会的类比。

评价这些文献及其持久的影响非常困难。有些历史学家的结论是它阻碍了进化主义进入德国，而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它为进化主义在德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达尔文及其进化论在德国比其它任何国家更受欢迎就由于此。在德国和达尔文以前的英国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倒是确实的。在英国没有一个有名望的科学家相信进化，而接受进化观点在德国却显然是很普遍的。胚胎学家冯贝尔于1872年曾讲过，在他的1828年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着重表明我自己是反对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演变学说（theory oftransmutation）的。”1834年他再一次谈到他认为“一切动物通过互相转化而发展是不可能的，”然而就在同一文章中他对以前由布丰和林奈所阐述的观点：一个属中的种“可能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型”表示赞赏‘’。

在J．F．Meckel（1781－1833）主编的大型比较解剖手册中有一定的篇幅专门讨论进化，特别是关于新物种的起源。他列举了四种可能机制：（1）经常发生的自然发生；（2）倾向于变化的内部冲动；（3）环境的直接影响；（4）杂交。在他的陈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进化归因于自然过程视为理所当然，甚至根本没有提起上帝或创造。这和同时代的英国的气氛是多么不同！

有一些历史学家（如Potonie，Schindewolf，Temkin）提出了很多德国早期进化主义者，这些人的名字过去一直湮灭无闻。坦白的讲，要公正的评价这四人（如kielmeyer，Tiedemann，Reinecke，Voight，Tauscher，Ballenstedt等）以及其它一些在1793年（Kielmeyer）到1852年（Unger）出版过有关着作的人很困难。因为这些人的着作是高明观点与荒谬思想的特殊大杂烩，看来它们往往反映了布丰，赫德，拉马克，杰弗莱和居维叶的着作观点，但又从不注明出处。需要非常仔细的比较分析才能确定这些作者的着作中哪些有价值，哪些是创新的见解。由于他们之中没有人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因而进行这种分析是否值得看来就是一个问题。总而言之，这些作者显然属于钱伯斯类型而不是达尔文型。

考虑到在19世纪前半期进化思想在德国普遍流行的情况，而在这种背景下竟然没有一个德国生物学家努力提出内容充实的进化学说不能不说是奇怪的现象。尤其是当时其它的欧洲国家都不如德国拥有那样多有才华的动物学家和比较解剖学家，包括Authenrieth，冯贝尔，布鲁门巴赫，Burdach，Dollinger，Ehrenberg，Emmert，Heusinger，Kielmeyer，Leuckart，J.Muller，Pander，Rathke，Reichert，Rudolphi，Siebold，Tiedemann，Wiedemann。产生这种情况有多方面原因，最重要的是当时德国哲学深受本质论支配，这影响了每个人的思想。模式思想由于对居维叶权威的崇拜而得到加强，这充分反映在当时伪某些卓越的比较解剖学者的着作中。

另一个原因是自然哲学派的进化主义是如此的偏重理论或臆测，同时又是如此枯燥而无益，因而产生了激烈的反作用，使得一些最优秀的动物学家专注于纯粹的描述性研究，这在Leuckart，Ehrenbers，Muller，Tiedemann的着述中表现得最清楚。这种反作用是如此强烈，当魏斯曼在50年代还是一个大学生时，他所在的大学竟然从来没有提到过进化。19世纪20年代的进化热当时已被完全忘却。

对臆测的排斥由于另外的两点原因而得到加强。博物学家对自然研究得愈多愈深入，就越发感到完美的适应的普遍性。由于当时的机械论影响不允许采取目的论或超自然力的解释，于是便按照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的例子采取不可知论的态度。另外，19世纪的30、40、50年代实验生物学，包括生理学，细胞学和胚胎学，得到空前发展，德国的许多着名科学家都投身于功能过程的研究。他们在研究中能够成功地运用物理科学所惯用的解释模式，而这种模式当运用于生物进化时就极不合适。进化主义的复苏不能来自实验室；它必须像在英国一样，由研究自然种群和物种的科学家发起。不幸的是，德国的一些优秀的年轻博物学家Kuhl和Boie在研究东印度的热带病时牺牲了，Illiger在青年时死于结核病。

尽管有魏斯曼的不利言论，进化主义在19世纪50年代的德国并没有完全销声愿迹。

Broon曾写过几篇有关进化主义的文章，虽然最后又放弃了这种研究（Schumacher，1975）。尼安德特人颅骨（早期智人化石）的共同发现者Hermann schaffhausen（1816－1893）曾明确指出，“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是自然规律的物种不变性并没有被证实，因为物种并没有明确的和不可改变的特征，种和亚种之间的界限是摇曳不定的。世界上的一切生物看来是受繁殖和发育影响的连续系列的生物。”（Temkin，1959）他特别反对下面的论点；活着的动物不可能来自早期的动物，因为我们现在并没有发现物种的变化。

Schaaffhausen指出，因为这种变化“需要千百万年”，所以要直接观察到这种变化是完全不现实的。

温格（Unger）

在达尔文的许多先驱者之中，最值得提到的是维也纳的植物学家温格（FranzUnger，1800一1870）。在他的《植物界的历史》（Attempt of a History of thePlant world，1852）一书中，他专门拿出一章讨论进化，这一章的标题是“植物的起源；它们的繁殖与各种模式的由来。”他指出简单的淡水植物和海洋植物在复杂的植物之前存在：

正是在这含有菌藻植物，特别是藻类的海洋植物中应该去寻找一切植物相继发生的原胜。毫无疑问这种经验式的重建途径在理论上可以倒过来继续追索，一直到最后追寻到一种原始植物（Uroflanze），它实际上就是产生整个植物界的原始细胞。这种植物（或细胞）最终是怎样起源的对我们来说则更加是一个秘密。然而这一点可以肯定，即它必然是被指定为一切生命的原始，从而也是一切高级发展的原始样本。

他还继续谈到，乍看起来人们会认为物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双亲永远只产生它们自己类型的后代。然而这就要求所有的新物种像那“原始植物”一样是通过某种自然发生的过程产生的。因为所有的证据都和这种可能性搁矛盾，“所以没有选择余地，只有去寻找植物世界本身中的全部多样性的根源，不仅是物种，而且还有尼和较高级的阶元、”他还非常透彻地补充谈到物种关系中的规矩太多以致不能认为新物种的起源完全是由于外部影响。“这清楚地表明植物的多样性的原因不可能是外界的，而只能是内部。

的…简单一句话，每一个新产生的植物物种……必然来自另一个物种。”一旦接受了这一点，整个植物界就成为一个单一的生物单位。“届时低等的和高级的阶元都不再被看作是偶然的集群、一种任意的思维结构，而是彼此由遗传方式联系起来的，从而形成了一个真正固有的实质性单位。”后来他还提出了一些别的进化问题，譬如一个物种作为整体经历了变态作用是不是能成为新的物种？只有一个个体或少数个体的变化能不能成为新种的祖种？他确实非常重视产生新种的变异根源。孟德尔是温格的学生，孟德尔曾经讲过，正是由于温格对引起新物种产生的变异的性质与根源的关注促使他从事于遗传学实验研究。

达尔文之前的小憩

自从拉马克的《动物哲学》于1809年出版以后，没有谁在讨论物种、动物区系、分布、化石、灭绝以及多样性的其它方面时能够继续忽视进化的可能性。这并不是忽视，正如屡次提到拉马克或提到“发展”时所证明的。这是因为已经觉察到进化主义的“威胁”；为了对付这种威胁，莱伊尔在他的《地质学原理》一书中花了很多章来驳斥。事实上从1809年到1859年这一段时间对思想史家来说具有极大的想力。在这段时间里有一个合理的学说，一个动态的进化中的世界的学说；在这期间支持这个异端新学说的证据日益增多；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还吞吞吐吐地谈起进化演变的可能性。

鉴于这类情况，科学史家那夫乔（Arthur Lovejoy）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寻味的问题：

“在哪一天才能够说支持生物进化论的证据完全够了？”这问题的答案当然要根据抵抗力的大小而定。可以从早期居维叶发现（1812）巴黎盆地的哺乳类化石随着地质年代的增加其分类学上的差异也愈明显的事实开始作为对进化的不能反驳的证据，当然这要把神创论者除外。那夫乔和迈尔也都指出，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还有很多其它证据也能导致相同的结论。这些包括否定了物种不变的地理性变异（例如，Gloger，1833），这后来成为达尔文的主要证据。每一件新发现的生物地理事实也论证了这一点。某些类型动物的长期继续存在的事实，例如腕足类动物Lingula以及某些软体动物经历了许多地质时期（可以远溯到志留纪），就驳倒了普遍灾变的论点。后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种间杂种都是不育的这一事实也有助于否定物种完全隔离的观点。正如钱伯斯正确指出的，退化器官的存在是和神创论者的完善设计解释相抵触的。由比较解剖学者所发现的“模式一致”（“Unity of type”），哺乳动物中耳骨的同源现象（Reichert，1837）以及脊椎动物的其它同源现象，陆地脊椎动物的胚胎具有鳃弓以及其它比较胚胎学的发现，这些都是达尔文于1859年令人信服的加以运用然而是早先发现的许多其它证据都支持进化学说。《物种起源》中至少有二十个地方提到这些证据，达尔文所提出的论点也与之完全相符。达尔文曾经讲到，只有当我们采纳进化学说时这些证据才有意义，如果采用神创论者的解释，则这些证据就会表明有一个非常善变的造物主存在。

正如我们在前面见到的，有不少学者实际上是在达尔文之前就作出了这一结论。然而动物学、植物学和地质学中的一些权威学者却继续反对进化学说。由于英国的莱伊尔，Bentham，胡克尔，塞吉威克和Wollaston以及他们在法国及德国的同道都是具有高度智慧和学识渊博的科学家，因而不能将他们的对抗读之于愚笨和无知。生物地理学、系统学、地层学和比较解剖学方面日益增多的进化证据并没有像那夫乔所想的那样，“把他们自己的假说贬低为可笑的荒谬”，而只是由他们作出了某种妥协：或者是用一个稳定的、新近创造的世界；或者是用一个稳态的循环式世界，或者是用一系列灾变来谋求妥协。这一类的态度只能用下面的假定来解释（一切证据也都支持这种假定），即进化学说的反对者发现用他们的根深蒂固的概念框架来和新的事实取得妥协比采纳进化新概念要容易得多。新观念的胜利所需要的是一种赢得一切的激变。这就是查尔斯·达尔文于1859年11月24日出版的《物种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