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法国启蒙运动

从宗教、哲学和政治的传统中逐步解放出来这一事态到了启蒙运动时才蔚然成为真正的革命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是在英国（特别是苏格兰）于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最先开始，而法国则在发展有关生物学的新概念新思想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后来首先提出一种真正的进化学说的是一位法国人并不会使人感到奇怪。

18世纪是一个理性压力特别强烈而又未解决的时代。当时哲学中的问题是试图调和笛卡尔、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对立思想。宗教中的天启信念也越来越不合时宜，因为在圣经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矛盾，而且机械世界现给起自然现象留下的位置也越来越少。人格神论，即信奉一个永远干预自然过程并创造奇迹的人格化了的神，也越发不能被大多数哲学家和科学家接受。即便是自然神论，即信奉一个最初创造世界和定律的神，随后就由这些定律（第二位原因）统治世界，也陷入了重重困难。难道他的设计竟然如此详尽无遗，包括无数种动植物的每一个特殊结构和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可胜数的相互作用？这样的原始设计又怎样和地球上各个地方如此明显的变化相协调？尤其是，正像我们会立即见到的，无论是设计还是定律，怎样能解释像灭绝、退化器官这样一类的生物现象？在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期的全部时间内，一个又一个博物学家和哲学家都力求调停神创论者和自然神论者之间对生物界的解释的分歧。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则公然变成了无神论者，既不相信设计，也不相信造物主的存在。世界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部大机器。

但是这又怎么能解释人的特点以及一切生物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协调与适应？不论是有神论者，自然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都有一些似乎无从解答的问题。由于这些意识形态或观念的冲突而产生的理性躁动，连同对生物界知识的不断增长，最后就归结成为达尔文的观点。

从1740年到1840年的这一百年对于进化论的历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进化的概念才在大多数先进的思想家的观念中取得了突破。这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不仅地质学、博物学，而且在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方面也都发生了变化。自然科学中对静止世界观念的冲刷在政治科学以及现实生活的政府与社会方面同样有所反映，表现在对皇权（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神授的观念和维持现状的做法提出质问。“进步”

（progress）的概念向这种观念提出挑战，进步概念在启蒙运动中几乎成了哲学家们论着的最重要主题。在自然界的进化与社会上的进步这两个主导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不那末清楚的倒是这两个领域的主导思想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这股思潮各自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这问题的答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和科学中的现象论（externalism）与内涵论（internalism）的争论有关。进步概念是不是在政治领域中产生（现象论者会这样说）并在自然科学中以进化概念的形式再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进化概念进行一番分析。

进步观念与进化观念

进步意味着生长与发展，即使这仅仅是内在的可能性也罢。就人类而言，Fontenelle（1688）就曾指出：“人类智慧的增长与发展是永无止境的。”这既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概念，也可以说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因为进步概念的各个组成部分诸如生长与发展（亚里斯多德）、连续性、必然性、意念表露、最终目的等等不仅在圣奥古斯丁的世界观中有所表现，而且在古代人中也很普遍。在Fontenelle以前不久，帕斯卡（Pascal，1647）也曾将人类的发展与个人的生长作过比较。

发展在莱布尼茨的思想中也同样重要，他并且还特别强调连续性和完满原则。这在很多方面和笛卡尔有差别，笛卡尔强调的是同一性和数学上的不变性。另外，再也没有谁比莱布尼茨更加强调潜在可能（Potentiality）的重要性，他曾说过：

虽然很多物质已经达到了很完善的程度，然而由于连续的无尽可分性，在事物的深层处永远都会有不活跃的部分有待激励，使之长大和变得更有价值，一句话，上升到更加完善的状态……整个宇宙具有最大的自由而且永远不停地进步以满足绝对的美和使上帝的制成品完美无缺，因而是永远向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前进（Nisbet，1969）乐观地说，18世纪在人的素质不断改进上一直强调进步。Herder，康德以及当代的其它着名思想家都表述了这种思想而且参与了可以称之为进步定律的探索。这进步不仅是自然界的特点，而且也是一切人类社会制度的特点，在制订美国宪法和酝酿法国大革命中这样强调进步当然是极其重要的。

这一思潮在Condorcet（1743－1794，法国数学家与哲学家）的名着《人类思想的进步》（Progress of Human Mind，1795）中达到了顶峰。他在书中指出：“自然对人的才能之臻于完善并没有规定条件，人的完善程度也确实是无限制的；这种完善程度方面的进步从此以后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的，而且大自然把我们投放到这地球上来，除了地球的持续时间对进步是个限制而外并没有其它限制。”

如果从一个连续的、无限制的进步概念过渡到进化理论有一条必经之路，那末18世纪的着名博物学家们就应当很快地能找到它。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布丰、Needham、Robinet，狄德罗，Bonnet，和Haller等都没有将政治哲学的进步概念转变成为科学的进化理论。事实上是一直到对启蒙运动的反动开始以后，随着拿破伦在法国篡夺了权力，拉马克才提出了他的进化学说。

人们有很多理由要探究为什么进步的政治学说必然会转变成生物学的进化学说。例如博物学家认为进步的观念和表明逆行演化（regressive evolution）的许多事实（包括寄生现象和退化器官）并不相符。最强有力的限制因素可能还是本质论。一切进步难道不就是已经存在的潜在可能的表露，而并不涉及作为基础的本质的变化？也就是说并没有发生任何实际上的进化。例如Fontenelle就否认除了生长以外的任何变化观念，因为他曾说过，笛卡尔和其它一些人不是已经指出自然对其制品是始终如一的、不会一代又一代的改变其处方的吗？他所能接受的只是一种现成的潜在可能的显示。生长与历史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生长只是一种内在可能的表露，历史则是实际的变化。

莱布尼茨则不同，他超越了本质论者的这种进步即潜在可能的表露的观点。就他看来大自然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因此进步是没有终点的。”这种乐观主义态度是完满原则，内在性，连续性的必然逻辑结果，然而法国哲学家伏尔泰（1694－1778）却嘲笑过它。尽管有这种批评，莱布尼茨的思想还是被19世纪的大多数社会哲学家接受，例如马克思，康德，斯宾塞等。莱布尼茨曾讲过：进步“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有益的必然”。

莱布尼茨的看法中有两点对其后进化生物学的历史产生了影响。他的连续性和渐进性概念以及公然摒弃柏拉图主义对现代进化思想作出了重要的积极贡献并且是其必要前提。它还是达尔文的进化思想的奠基石之一。莱布尼茨在其哲学论文《单元论》

（Monadology，1712）中曾写道：“自然界中的每一事物都是渐次发生，没有一蹴而就的；这种控制变化的法则是我的连续性定律的一部分。”但是他的另一个观点，即趋向干进步（如果不是趋向于完满的话）的内在冲动则纯粹是进化思想发展的障碍。它促使一些人（如斯宾塞）通过对进步的信念而转向进化观点，但对进化的机制则引用了完全错误的学说（参见第十一章）。那些摒弃了进步是必不可免观点的人（包括苏格兰哲学学派）实际上是比法国的进步观点的信徒更接近于达尔文的思想。目前普遍认为必不可免和不断进步的信念对包含有这种信念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或观念来说都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Monod：《机遇与必然》，1970）。

进步观念和“自然界阶梯”（“伟大链索”）的概念有着密切联系而且部分还导源于后者。“自然界阶梯”这个概念可以远溯到柏拉图，但在中世纪，以后又在十七、十八世纪以新的形式出现。它的根据是认定从非生物界经由植物到低等动物，一直到高等动物和人（而且最理想的是再经过天使到上帝）有着直线般的连续性（以及等级）。附带的完满原则（主张一切可能的东西都实际存在）通常也和“自然阶梯”概念联系在一起。由于不能有空缺，链索相邻环节之间的空档是如此的无限小，所以链索实际上是连续的。就特别强调连续性的莱布尼茨来说，他的数学兴趣的影响在这里是明显不过的。

确实，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往往用数学术语来表达。在莱布尼茨以前，“伟大的链索”

完全是一个静态概念，因为当它被创造出来时就是完善无缺的，这样一来要走向更加完善就不可能，任何变化只能是变坏，只能是退步。

“自然界阶梯”所依据的逐渐完善这一概念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述，如“更多的道义”（按亚里斯多德的意见），更自觉，更多的理性，更靠近上帝等等。基本上来说这大都是假定的理想，因为观察并无法肯定或证实这样一种完善、连续和直线式的链索存在。反之，人们在每个地方所看到的倒是明显的缝隙或缺口，例如哺乳动物和鸟类之间，鱼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羊齿植物和吉部植物之间的差异。因此当发现珊瑚或其它生物（如植形动物）而且看来它们能最恰当地将植物和动物联结起来时人们的兴奋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有人曾大胆提出其它的缺口也可以同样被将来的新发现填补上。在莱布尼茨的众多追随者之中谁也没有像Charles Bonnet（1720－1793）那样执着。他建立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自然物的阶梯”（echelle des etres naturels），其中把能飞的松鼠，蝙幅和驼鸟作为哺乳动物和鸟类之间的延续。就他看来，“组织”（organization）是确定链索中等级的标准。每当他的言论涉及到进化时，那显然只是一种原已存在的可能性的表露。

化石的存在以及其它能证明有些生物可能灭绝的证据和完满原则显然是矛盾的，这就需要解释说明。莱布尼茨在《原始盖娅》（Protogaea，1693）一书中认为在以前地质年代存在过的许多种生物后来消失了，而现今存在的生物在以前显然又是不存在的。

这使得他提出在地壳情况发生极大变化的过程中，“即使是动物物种也曾改变过许多次”。（哲学上）单元（monads，或译为单子）的数量虽然仍然保持固定，但这并不涉及到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世系而只不过是引发原已存在的可能。因此链索的外观经历了时间上的变化，但作为其基础的本质则丝毫未变。（Lovejoy将这改变了样式的链索看作是赋予链索以时间性。）这虽然是反面提法，但并不是作为进化学说而提出的论点。

由于完满原则不容许有灭绝，灭绝动物只能被解释为仍然存在的生物的早期阶段。

例如这正是Bonnet的说法（palingenese），而Robinet则对新模式（newtype）的由来有其更为新奇的想法（即将以前的原型结合起来）。但是由于一切东西的潜在可能是原先就存在的，所以什么新东西也没有创造。就Robinet看来，“自然阶梯结成了一个无限的循序渐进的、没有真正界线的整体；没有门、科、属、种，只有个体”（Guyenot，1941），“这就是自然哲学的头一条公理。”对他来说，由于自然的连续创造活动才形成了链索，并没有进化和遗传的连续性。奇怪的是，与此相仿的看法一直到了1857年在阿伽西的着作中还能发现，虽然后者在词句上更加神创论化了。

18世纪的整个后半期进化概念可以说还是“虚无飘缈”不确定的。某些科学史家将Maupertuis，布丰，狄德罗这三个法国人定为进化论者，而德国的历史学家则将这一荣誉颁给Rodig，Herder，歌德和康德。后来的研究并不能证实和支持上述任何一种说法。

所有这些“先驱者”都是本质论者，他们或者提出新的起源（而不是现存模式的进化），或者只是承认内涵潜在可能的表露（unfolding，即“evolution”这字的准确含义，展开）。然而他们的着作却很重要，这不仅是由于它们表明当时正在稳步接近进化思想，而且它们还指陈了当时的文化理智背景，进化思想只有在这时代背景中才能形成和发展。

就某种意义来说，所有这些思想家和学者确实都是拉马克的前辈，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则他们又都不是，因为拉马克是第一个和反对进化论的本质论者所设置的障碍彻底决裂的学者。

莫培兑

莫培兑（Pierre 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1698－1759）是他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家。是他首先将牛顿学说的思想带回法国，并被伏尔泰等人急切地接受。然而莫培兑又是认识到简单的“力和运动”的牛顿模式对生物学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对化学也是如此）第一个法国人，这就是他为什么将莱布尼茨思想组合到他的概念框架中去的原因。通过他和Chatelet夫人的介绍，布丰熟悉了莱布尼茨的思想和观点，这样一来在大多数法国“革命哲学家”和18世纪科学家（包括拉马克）的着作中都具有浓厚的莱布尼茨（思想观点）气息。

虽然莫培兑的专业是数学和天文学。但他对生物现象很感兴趣并且是遗传学的先驱者之一（见第十四章）。尽管有不同看法，他却既不是进化论者，也不是自然选择学说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很多观点是～位宇宙学家的观点，而不是生物学家的。他的真正重要性在于他反对牛顿学说中强烈的决定论和神创论色彩，并回复到Lucretius（公元前99－55？罗马哲学家及诗人）和伊壁鸠鲁学派所提出的起源主要出自偶然的观点。自然界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是如此之多，因而世界不可能是按设计产生的。他用这样一些论点来猛烈地批评自然神学家，例如有毒动植物的存在和“造物主的智慧与仁慈”这个概念是根本不相容的。

唯物论者（无神论者）虽然否定造物主的存在，但必须考虑生物有机体的存在。他们退回到Lucretius的观点：生物有机体可通过“自然发生”而产生。但是对这付“灵丹妙药”（dens exmachina）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种可能是认为由永远存在的活的胚芽或分子通过偶然结合可能产生甚至最高等的生物。迟至18世纪中叶还有不少人持有这种观点，不仅仅莫培兑，La Mettrie，狄德罗等人也是如此。另外一种可能是将自然发生概念和自然阶梯捏合在一起。由于并没有活的胚芽冲斥于自然界，所以自然发生一定能够使没有生命的物质变为具有生命的生物。但是这种办法只能由无生命物质产生最简单的生物，这些简单生物再爬上“时间化了”（即赋予时间性）的自然界阶梯逐步转变成愈来愈复杂的生物。我们即将看到这在本质上就是拉马克的进化观（进化学说）。

莫培兑对生物界起源的看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发生产生大量新种类的动植物，另一方面又有相同数量的有缺欠的动植物被消除。这当然是一种起源学说（早在古希腊人中就有各种起源学说传播），但并不是进化学说。正如Roger（1963）正确指出的，在这里必须强调这种有缺陷的新变异体被消除的论点和自然选择丝毫也不相干。

由于缺乏博物学方面的经验，因此莫培兑对任何生物，甚至大象，是由物质的偶然结合产生的观点一点也不觉得滑稽可笑。“人们可以说，机会产生了大量的个体，其中有一小部分是这样组成的，即这些动物的器官能够满足它们自己的需要。更大量的个体则既无目的又不能适应，这些最差的后来全都消亡掉。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物种仅仅是难以捉摸的命运所产生的物种中的一小部分”（《宇宙学论文集》Essaie decosmologie，1750）。

然而莫培兑并没有完全依赖自然发生作为新种的唯一来源。他所从事的遗传学研究使他提出了一个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突变成种学说（speciation by mutation）。对莫培兑来说，一个新种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一个突变的个体。就这个观点而言他应当是德弗里的先辈。他把宗（race）看作是从偶然的或幸运的个体开始而形成的。莫培兑显然是一位本质论者，虽然他能考虑到新本质的产生，却不能认识到种群是经过最适个体的选择（即繁殖）逐步而又不断地改进的。尽管这样，在他的心目中世界并不是静止的，时间起着重要作用。

布丰

18世纪的两位最享盛誉的博物学家布丰和林奈是同年（1707）出生的。但是除了他们同年生和两人都对博物学怀有浓厚兴趣这两点而外，他们就再也没有别的共同处。布丰（1707—1788）很富有，出生于贵族世家，并以科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爱好。林奈则很穷，长年为求职糊口而奔波。在许多科学概念问题上彼此也持有对立观点（见第四章）。

布丰在年轻时曾在英国居留一年学习数学、物理与植物生理。当他回到法国后他翻译和出版了牛顿的《微分法》（流数法，fluxion）和赫尔的《植物静力学》

（vegetable statics）。由于Maurepas大臣的特殊照顾，虽然他的资格还不完全具备也被任命为皇家植物园的主任（1739）。然而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入这新的工作之中并制定了撰写普通博物学（从矿物到人类）的计划。三十五卷大四开本的巨着终于在他去世前完成，总共花了40年时间（1749－1788），后来还又补充了九卷。布丰在这份不朽的博物学名着中对以后进化论者所可能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作了引人入胜的阐述。这书文体明晰流畅，有法文本和多种文字的译本，在当时欧洲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争相传诵。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启蒙运动中以至后来的几代人中，在法国以及欧洲其它国家中几乎所有的着名学者直接或间接都是布丰的崇拜者或布丰派。说实在的，布丰是18世纪后半期博物学各种流派的开山祖师（参见第四章和第六章）。下面即将见到，他本人虽然不是进化论者，然而他是进化学说的鼻祖则是无疑的。法国之所以对博物学特别感兴趣也和他有关（Burkhardt，1977）。

很少思想家像布丰那样难于被人正确理解。这有很多原因。例如布丰的巨着实际上是博物学百科全书，对某个一般论题，如进化，物种、变异的有关资料往往散见于不同的卷秩中。此外，布丰的思想在他的长期工作与活动中显然是不断发展的，试图将他的思想按明确的时间阶段来划分很不容易也很难做到。他的头脑灵活而又多才多艺，常常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考虑同一问题，因此有时自相矛盾。需要对他的工作的总体进行研究才能明确而又令人信服的指出布丰的哪些思想观点应当看作是最典型的。最后，还有可能在布丰的早期着作中他还不能彻底坦率地写出他的看法。18世纪40年代巴黎大学文理学院的神学家还握有很大权力，有一次（1751）布丰的确曾经撤销过他所发表的有关地球的历史和年龄的言论。至低限度布丰的某些观察研究的行文措辞很可能是为了不冒犯这些神学家。

当布丰在1749年出版《博物学》的前三卷时他还是一个十分严格的牛顿主义者。因此他对运动概念和连续性概念具有深刻印象，而专心关注大量静止的，不连续的实体如种、属、科，对他来说则似乎毫无意义。当他被任命为皇家植物园（现在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时，他对系统学的了解很有限，但是他攻击“命名家”（林奈学派）是枯燥无味的腐儒，并提倡研究活的动物及其特征，这样一来他就将他的缺陷（对系统学了解不多）转变为长处。在《博物学》序言中他谈到要将各种生物安排在不同的阶元中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在一个属与另一个属之间总有中间过渡生物。进一步说，如果要采用任何一种分类法就应当依据所有性状的总体，而不能像林奈那样只靠主观选定的少数性状。尽管布丰强调连续性，但他在《博物学》的头三卷中并没有提到进化。他没有提链索的时间化，也没有提起某一物种是从另一种起源或由另一物种发展而成。在第一卷中还维护了这样的观点，即个体才是自然界中唯一真正的实体。

布丰在他的博物学中对物种的安排次序完全采取了功利主义的态度。他从对人来说最重要，最有用，最熟悉的生物开始。因此像马，狗，牛这样一些驯养物种就安排在野生动物之前，温带动物放在异国动物之前。这种任意的分类显然不能作为考虑或研究进化的基础。就人类而言，它是最高等生物：“每样东西，即使是它的外表，也说明人比其它一切生物都优秀”。布丰和笛卡尔很相似，也认为能够思考是人类最突出的特点：

“我们认为想什么和是什么是一回事。”由于他相信动物不能思考，因此在他看来人和动物之间有一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样一来就无法考虑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

《博物学》头三卷的措辞用语表明布丰在当时很可能是无神论者。在1764年他明确地使用了自然神论者的语言。布丰在1774年写道：“我对自然（界）的奥秘了解得越多，我就越发赞美和深深崇敬自然界的创始人，”看来他这话确实表达了他的真正感情。当布丰相信永恒秩序和自然规律时，他所需要的是一位立法者，一位对观察到的第二位原因负责的人。如果世界不是被一种不变的和普遍的秩序治理着，那末科学就将毫无意义。

就这一概念而论，布丰和亚里斯多德十分相似，亚里斯多德也正是根据宇宙永恒秩序的同样概念来否定进化。

布丰充分意识到“共同祖先”的可能性，而且很可能是明确阐述了这种可能性的第一位学者。

不仅是驴和马，而且人、猴、四足兽，以及所有的动物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家族的成员……如果承认驴属于马族，而且驴和马之所以不同只是由于原来的躯体型式发生了变化的结果．那么同样可以说猴属于人族，是退化了的人；还可以说人和猴有共同起源。

而且还可以说，实际上植物和动物的所有家族都是来自一个单一的始祖；一切动物都是由一个动物相传下来，在很长的时间内由于进步或退化的结果就产上了各式各样的动物。

如果一旦证实在确立这些家族上我们是对的；如果承认在动物中和植物中只有一个种（我不是说几个种），后者是由别的种直接传下来的；例如，如果驴真是由马退化而形成的——那末自然的力量就再也不会有限度，我们的假设也不会错，即只要有足够时间她（造物主）就能从一个生物得出一切其它的成型生物。然而这并不是自然的确切形像。

上天的启示使我们确信一切动物都同等地分享了上帝创造万物的恩惠，而且每一物种的最初一对（配偶）也都是由造物主亲手制造成型的。（布丰，1766）上面引述的言论可以解释为（而且曾经确实如此）布丰为了掩饰他真心赞成进化而故意在表面上进行反驳（这样做是给当权的神学家们看）。然而近代研究布丰的学者们（Lovejoy，Wilkie，Roger）则一致认为按这段引述文字的上下文来研究，它的确是在严肃认真地驳斥共同祖先这一可能性。在这一段引文之后紧接着是一些反对一个真正的物种从另一物种产生的可能性的各种理由。布丰特别列举了三点理由。首先，在有记录的历史中并不知道有新种出现。其次，杂种不育是种间不可逾越的障碍。第三，如果某一物种来自另一物种，“例如驴来自马，”那就只能逐步缓慢地产生结果。这样一来在马与驴之间就将有许多中间动物。那末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见不到这些中间物种的代表或后代？为什么只有两端的物种（马和驴）仍然存在？这三点理由促使布丰作出下述结论：

“虽然还不能证实通过退化由某一物种产生另一个物种是自然界中不可能的事，但是否定它的可能性数量是如此之大，即使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对这一点也很难置疑。”

然则物种究竟是怎样起始的？有生命的物质（有机分子）是由自发的化学化合作用不断产生的。有机分子也自然结合形成一切基本物种的第一个个体。这样形成的原始个体就是物种的原（始）型（Prototype）。它是其后代的内部模式（moule interieur）或后生内型（epigenetic inner form），从而保证了物种永久不变。这种不变性不断地遭受“环境”的挑战或影响，这样就促成了变种的产生。然而内部模式的不变性不允许变异超越某种限度。在这一方面，内部模式所起的作用和亚里斯多德的形式（eidos）相似。很多低等生物是经由自然发生不断地由有机分子产生的。有机分子的具有生命力的结合有多少，就有多少种动物和植物。没有生命力的结合就消亡掉。

《博物学》的头三卷（1749年出版）和第四卷（1753）以及后来的各卷有很大的不同。原因之一是布丰在18世纪5O年代早期熟悉了莱布尼茨的着作，了解到莱布尼茨强调（生命的）链索，完满原则，宇宙的完善及其对进化的暗示。自此以后，布丰的文章就具有牛顿和莱布尼茨思想的混合物的色彩。一方面他仍然崇尚完满原则，并说过“凡是可能存在的东西都存在。”另一方面他不赞成最终原因，他的一贯态度是反目的论的。

既然世界在创造之初就是完美无缺的，那就用不着再朝向更完美的方向努力。他有时很明确地否定柏拉图的本质论，即在提到我们必须从现象的多样性中进行抽象化的时候，认为这种抽象是我们自己的智慧的产物，并不是真实的。然而他的大多数解释都是模式概念（typological）的，这从他对物种的处理可以清楚地看出。

在《博物学》的第一卷中，布丰并不承认物种的存在，声称存在的只是个体。在第二卷中他就完全放弃了这一观点，并将物种定义如下：

如果两个动物通过交配能够延续自己并保持物种的相似性，那末我们就应当将之视为属于同一个（物）种，如果通过交配它们不能产生后代，我们就应当把它们看作是属于不同的种。因此，狐狸和狗将被看作是不同的种，如果这两种动物的雌性和雄性动物交配不能产生后代经证明属实的话。即令会产生杂种后代，如某种样子的骡子，则只要这骡子是不育的，就足以证明狐狸和狗不是同一个种。

产生不育的杂种就证明所涉及的是不同的物种，因为为了保持一个物种“必须有延续不断的而且不发生变化的繁殖作用。”正如Lovejoy所正确指出的，这话不只是指物种是真实的，而且是说物种是固定不变的实体。对布丰来说，物种是模式（类型，type）而不是种群。有了这样严格的物种概念，再加上杂种中的不育现象，就排除了一个物种从另一个物种进化而来的概念。布丰的物种定义还有另外的缺陷，那就是它并不是真正在为物种概念下定义，而只是提供了一种方法来检定两个个体是否属于相同或不同的物种。它的作用相当于数学上的判别式。

布丰的最重要议论和我们即将讨论的问题有关的是在关于动物退化的一篇论文（1766）中“进化生物学”标题下的论述。他在这里强烈地表达了他的如下观点：绝大多数变异是非遗传性的，是由环境引起的。”这可以由家畜是一切动物中最容易发生变异的事实来说明，因为人们将它们运载到各种气候条件地区并用各种不同的食物饲养。

后来达尔文也采纳了这种意见。

布丰的物理科学知识背景在他讨论变异时表现特别明显。由于他坚信同样的原因将会产生相同的结果，因而他也坚信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动物必须彼此相似，因为同一气候产生相同的动物和植物。由于他认为物理原因是首要的，所以他深信其它的行星上也有生命，并且根据对这些行星冷却速度的估计来计算这些行星上的生命是何时开始的。布丰的生物有机体是其生活于其中的地区的“产物”的这一概念在随后一百多年中对生物地理学者的观点发生了重要影响。

上述的讨论必将澄清为什么上面提到布丰并不是进化论者而却又说他是进化学说的鼻祖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他是议论大量有关进化问题的第一个人，这些问题在布丰之前没有任何人提起过。即便他往往作出了一些错误结论，然而也正是他在科学知识的宝库中增添了这些论题。尽管布丰本人反对按进化观点解释问题，然而他却将这些问题公之于科学界。在广泛讨论地球的一般起源，特别是沉积岩的起源方面，我们应当归功于他；他使人们认识到动物物种灭绝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提出了密切有关的物种，如马和驴，究竟是否来自共同祖先这样的问题；最后，是他首先充分注意到问题中的问题；也就是在两个端始种（incipient species）之间建立现代称之为生殖隔离的问题。

布丰的思想对后来进化思想的发展，总的来看，究竟起了哪些作用？他显然处在一个既阻滞了又促进了进化思想发展的暧昧地位。在阻滞进化思想发展的方面是，他多次推崇物种不变的学说；而且还提出了辨别物种的标准——物种内部成员之间的繁殖力，这个标准被他的同时代人看作是完全不受进化演变影响的。老实说，由于生殖隔离的缘故从一个物种怎样能产生另一物种的问题一直到本世纪的前半期还困扰着不少遗传学家（Bateson，1922；Goldschmidt，1940）。布丰的上述保留（这些保留是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所共有的）正是为什么单有进化演变的论证还不足以建立进化学说的原因。所需要的是证明物种之间的鸿沟是怎样跨过的；后来这种证据是由地理物种形成论的支持者提供的。

布丰对进化学说的积极贡献是更为重要的。

（1）通过他的详细分析，他将进化观念带进了科学领域，并由此以后成为了科学研究的正当课题。

（2）他（和他的助手Daubenton）提出和发展了“模式一致”概念（concept ofthe unity of type）并将解剖结果加以概括总结。这样就首先产生了理想主义的形态学派，后来又产生了比较解剖学，它提供了大量有利于进化学说的证据。

（3）在提出地球的新年代纪方面，和其他人比较起来应更多地归功于他。提出新的年代纪就表示采纳了非常巨大的时间尺度。

（4）他是生物地理学的创始人。起初，出于反对林奈的原因，他将物种按它们来自哪个国家加以整理排列，并归类成动物区系。由布丰及其合作者编纂的动物区系名录为影响深远的概括奠定了基础。确实，达尔文从地区分布所得到的进化证据远比来自其它生物学现象的要多（见第十章）。

在布丰以前，博物学（自然史）具有副业的一切特征，是一种业余爱好。是布丰将之提高成为一门科学。《博物学》中所载的大部分内容即今天所谓的“生态学”；其余部分则涉及行为学研究。这再一次出色地证明作为平衡现代生理学的微观化影响（atomizing influences）的整体动物研究的价值或意义，特别是因为布丰本人对生理学，发育，有机分子也同样感兴趣。不论．是阅读18世纪后半期哪一位学者的着作，他们的议论，追根到底，都不过是对布丰的着作的评论。除了亚里斯多德和达尔文以外，再也没有哪一位生物学家具有布丰那样的深远影响。

狄德罗（Diderot）

在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中，再也没有谁比狄德罗（1713-1784）对生物更感兴趣。

在《百科全书》的某些条目中，特别是在一系列幻想文章中，他一再抓住这样的～些问题不放：生命的起源和本质，偶然和必然，分子的相互作用，自然发生，环境的作用等等。狄德罗显然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他的臆测和推想很多是非常大方地借自布丰、莱布尼茨、莫培兑，Condillac，Bordeu，Haller，以及其它一些同时代人。他并没有多少创新的见解，但是他将当时的推测融合成解说性文章的出色技巧对法国的知识界是一次很大的冲击。他的最大胆的文章可能要算《Lereve deAlembert》。（DAlembert的梦，以下简称为《梦》）。虽然这篇文章是1769年写成的，但正式出版则是在1830年。文章写成后不久就有秘密版本在巴黎流传。因此该文的内容显然在巴黎的一些沙龙中是大家都熟知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拉马克是熟悉的。这篇文章的韵味在因高热昏迷的DAlembert的呓语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所有动物都和其它动物有关……整个自然界处在不断流动的状态。每个动物都或多或少是人类，每样矿物多少是植物，每种植物多少是动物…自然界中没有东西是明确的…自然界中是否有任何原子与其它原子完全相同？没有……你是否同意自然界中每件东西都和其它东西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在这链索上不可能有空隙？…只有一个大的个体，那就是整体……你这可怜的哲学家，你还谈什么本质！扔掉你那本质观点罢……物种是怎样一回事？物种只不过是朝向它们所特有的共同目的的趋势。生命呢？一系列的作用与反作用……活的分子是一切事物的起源，在整个自然中没有一个微粒不感受痛快或喜悦。

这段简短的独白包含了几乎所有关于生命和物质的观念目录，这些观念也是从古代人一直到当时的哲学家如莱布尼茨和布丰所持有的观念。虽然狄德罗晚年思想中有某些部分在进化学说的发展上起过作用，但狄德罗本人怎样也说不上是个进化论者。在他的着作中没有任何关于地球上的生命随时间而变化的暗示。当狄德罗写《梦》时他已经是一个不可调和的无神论者。他的世界不是被创造的；它一点也没有自然神学家的世界的那种是设计而成的性质。这是一个彻底唯物主义的分子世界。《梦》中最值得记住的话也许是：“器官产生需要，反过来，需要又产生器官”。这种思想显然来自Condillac，后来咸为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基础之一。

欧洲其它地区的情况

上面提到的一些学者大多数是法国人，法国在18世纪确实掌握了欧洲知识界的领导权。但是英国（尤其是苏格兰）、德国、荷兰、斯堪底那维亚也都在酝酿中。实际上在拉马克和居维叶去世后英国和德国就取代了法国的位置。德国在莱布尼茨连同他的非凡创造性过去了之后情况相当平静；然而处处都显示了僵硬的有神论正在逐渐衰退削弱。

自由主义的自然神论（即否定包括圣经在内的一切天启）在Reimarus的着作中大放异彩。

他对生物学的主要影响表现在对动物行为所作的解释上。但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却是历史学家Johann Gottftied Herder，他的主要贡献是他强调了历史思维和多样性。

在他的四卷集着作《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Ideas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theHistoryof Man，1784－1791）中，他不仅谈到了人类的兴起，还详细讨论了宇宙和动植物界。Herder以其一贯的对任何问题的历史态度对歌德、康德以及自然哲学派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和其它德国人相仿，他也是一个本质论者；对他来说，从某一个物种转变成另一个物种简直是不可思议。Herder对生物界的基本观点是时间化了的自然界阶梯的观点，但是他从来没有认真了解过低等动物怎样变成高等动物或者植物怎样变成动物这样一类的问题。他坚持认为“我们见到结构的形式上升，随之生物的能力和习性也益发多种多样，最后汇合成人类的形式。”Herder的很多观点来自布丰，然而他往往将布丰的思想扩充，例如他对生存竞争问题就是如此。

康德往往被认为是达尔文的先驱，但是缺乏证明；这种情况已经被不少作者明确地论证过，其中特别是那夫乔的论证最有说服力。虽然康德对一些问题看得很清楚，这可以从他在所着的《判断力的批判》（1790）中就适应问题的议论看出，然而他是一位彻底的本质论者，根本想不到进化。他对布丰关于不育障碍（生殖隔离）保持物种之间的严格界限的论据印象极探，并以之作为绝不可能通过进化使一个物种转变成另一物种的确凿证据。康德未曾解决物种的不连续性和宇宙的连续性之间的矛盾；后者是他在其所着的宇宙学中表明的，他之坚信“伟大链索”也说明了这一点。物理和化学的纯粹机械定律和生物的完满适应（这似乎需要有特殊的创造）之间的表面冲突使康德处于他无法解脱的进退两难的地位（Mayr，1974d；Lovejoy，1959d）。

关18世纪后期德国的思想动态再也没有谁能比布鲁门巴赫（J．F．Blumenbach）表达得更确切；在他所写的，很有影响的博物学中广泛地讨论了可突变性，灭绝，自然发生，退化，最终原因，创造，灾变，和创造力（Bildunsstrieb）等等。布鲁门巴赫虽然具有渊博的学识，却无法使自己从当时占支配地位的观念中解脱出来。

英国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在哲学（洛克，贝克利，休谟），物理学和生理学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对18世纪的进化思想却几乎没有作出什么贡献。唯一的例外是Erasmus Darwin（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祖父），他在其所着的《动物法则》

（Zoonomia，1794）中沉顿于某些因果关系的进化方面的推测，但从没有将之进一步扩展，因此他对随后的发展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没有理由对他的思想作详细的介绍，然而要强调指出的是过去关于Erasmus Darwin的观点有三点想当然的说法是错误的：

（1）说他为拉马克开辟了道路，甚至说拉马克的想法来自于他。这两人共同具有的获得性状遗传及其它观点在当时是普遍流传的，而且拉马克还显然不认识ErasmusDarwin。（2）说他对他的孙子达尔文的影响很深。在《物种起源》中几乎没有ErasmusDarwin的任何思想痕迹，达尔文也明确否认过这种影响，虽然达尔文的笔记反映了他曾经读过《动物法则》（Hodge，1981）。（3）说他是位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ErasmusDarwin；主要是一个善于综合和普及的人；他本人的全部思想观点几乎完全来自早期的学者，由于他广泛阅读，因而他熟悉这些学者的思想观点。他的所谓进化观念在当时的自然神学家和英国的动物育种人员中是很普遍的。

英国在18世纪之所以对进化学说不感兴趣有几个原因。当时经验主义盛行，因而过份重视物理科学和实验科学。对博物学的研究完全掌握在神职人员手中，从而不可避免地引向信奉神创世界的完满设计。这种信念和进化概念是完全不相容的。

林奈

乍一看，在讨论进化思想的历史时又提到林奈（1707－1778）是完全不对题的，因为往往都认为他是进化学说的头号敌人。但是他却起过重要作用（见第四章）。虽然他由基于逻辑分类的分类学说出发为一种自然的、等级（结构）分类奠定了基础，但到了适当的时候这种分类却实际上强迫着人们去接受共同祖先概念。正像他那为人们熟知的一句话（“像世界地图上的各个国家一样，一切植物在各个方面都发生关系”《植物哲学》。1750）所指出的那样，他已经隐隐地感知到纲与目的关系。但是由于承认了属、目和纲，林奈就破坏了“生命的连续性”而代之以不连续的等级结构。这完全符合本质论思想，却和进化思想的连续性发生了矛盾。因此，如何使连续性与不连续性调和一致就成为对进化生物学的一场严重挑战。

由于他坚持物种固定不变（这和唯名论法国学派的含混观点相反），林奈就把物种来源变成了一个科学问题。这个问题由于他晚年提出的物种起源的杂交学说而复杂化。

和瑞一样，林奈也坚决反对物种异变论（heterogony）。事实上至少在他的主要着作中他是否定一个物种递变成另一个物种的。

林奈对自然界平衡和生存竞争的强烈兴趣对后来自然神学思想以及de Candolle等人的思想发展有重要影响。它构成了自然选择学说概念结构的重要部分。实际上达尔文的很多论据都可追溯到林奈，虽然也含有对林奈观点的否定。总之，林奈对后来产生进化学说的概念背景作出了重大贡献。

拉马克时代以前的遗产

17世纪和18世纪在人们的自然观（对自然界的概念）上经历了几乎全面的革命。在一个“理性时代”，天启已经不再能作为解释自然现象的最后权威被人们接受。人格神论被自然神论或甚至无神论广泛地取代。在各个领域中的新发现否定了作为科学解释之源的圣经。干预与奇迹之神被作为普遍规律的缔创者上帝的偶像取代，这些普遍规律就是产生各种具体现象的第二位原因。这一观点是和重要的物理学定律的发现相协调的，这些重要定律使太阳和行星自动运行无需神的干预。时间无限，空间无限以及宇宙演化（康德，拉普拉斯）正在被人们接受。生物科学的发现对神创论者、干预论者的观点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的异源论（heteroreneity），深层地层化石的差异增大，灭绝的经常性的证据日渐增多，内涵性（inclusive）的林奈等级结构分类，形态性模式的发现，微生物的发现，生物的非凡适应能力，模式思想开始被种群思想代替。

到了18世纪末显然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解答：多样性的起源以及外观上在自然系统中的规整排列；一切生物在彼此之间以及与环境之间的非凡适应（能力）。对本质论者来说还有一个额外的问题，即如何协调物种及较高阶元显示的不连续性和一切生命现象的总体连续性。最后还有许多令人十分难于回答的特殊问题，这些问题看来和造物主的智慧和仁慈的概念相冲突，例如灭绝的问题和残留器官存在的问题。神创论越来越不是令人满意的解答。这样一来，新的革命性变革的舞台已经布置就绪，唯一的问题是等待某个博物学家有勇气和创造性提出一个肯定与现行信条相冲突的答案。这个人就是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