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黑人土著肢解一名白人传教士，白人暴众用私刑处死一名孤立无助的黑人，两者有何区别？回答：几乎没有区别，而且对受害者而言没有丝毫区别。无论有何理由、借口和动机，两者的基本行为机制是一样的。两种都是内群人对外群人的攻击。

进入这一课题时，我们一头扎进了难以维持客观态度的困境。理由一望而知：我们每个人都是某种内群体的成员，我们审视群体之间的冲突时，难免无意中站在了特定的立场上。然而无论如何，我写完这一章、你读完这一章之前，我们都必须跳出自己的群体，用火星人的眼光鸟瞰人类动物的战场，不带偏颇。这难以做到，所以我必须开宗明义清楚表明：我的任何一点意见都不能被理解为偏袒一群人反对另一群人，或者暗示一群人必然比另一群人优越。

从冷峻的演化观点看，就可以说，如果两群人冲突，一群灭绝了另一群，胜者在生物学意义上就比败者成功。但如果从人类这个物种的观点来看问题，这种观点不再说得通，那是狭隘的观点。远见卓识的观点是，如果两个群体既竞争又和平相处，人类的成就定会大得多。

我们必须有这种开阔的视野。如果这种观点显而易见，那么我们去解释人的行为就要做大量费力的工作。我们不像鱼类那样大量产子，鱼类产卵一次就数以千计，但大多数鱼卵注定死亡，只有极少数能够存活。我们的生育不讲数量，而是讲质量，我们生育少，对子女万般宠爱，精心呵护，比其他动物照顾后代的时间长得多。经过差不多二十年呕心沥血的照顾之后，把他们送去当炮灰，去被别人的子女手刃、枪击、烧死、炸死，岂不是太不合算——且不说太残忍。然而，在一百多年（1820—1945）的时间里，5 900多万的人在群体间的冲突中被杀戮。倘若凭人的智慧就一望而知，和平共生显然比杀戮好，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解释这难以解释的杀戮。我们把杀人说成是“野兽”的行为。倘若我们真能找到嗜杀的野兽，这样说就比较准确。然而事实正好相反，我们找不到这样的野兽。我们面对的是另一种难以解释的特性，这就是现代人与动物不同的特征。

从生物学来讲，人天生的任务是守护三种东西：自己、家庭和自己的部落。作为结偶配对、捍卫领地、群居生活的灵长类，人的驱力就是捍卫这三种东西，这是非常强大的驱力。倘若他个人、他的家庭或部落受到暴力威胁，他以暴制暴就是非常自然的反应。只要有机会挫败攻击，他的生物意义上的任务就是调动一切手段予以回击。许多动物的反击也和人类相同，但在自然条件下，实际的肢体暴力是有限的。一般对付暴力威胁的不过是反暴力的反威胁。真正好斗的物种由于自相残杀似乎已经灭绝。这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教训。

这三种责任似乎是一望而知的事实，但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似乎给我们留下了过分沉重的演化遗产。虽然人还是人，家庭还是家庭，但部落不再是部落而是超级部落了。如果我们要理解我们因民族、理想和种族冲突而进行的残忍杀戮，我们就必须在此考察这种超级部落环境的性质。我们在上文里已经看到它在部落内部积累的紧张关系——在地位争斗中发起的攻击；现在，我们必须要考察它在部落外造成并放大的紧张状态，即群体之间的紧张状态。

这是一个千辛万苦的故事。我们的祖先定居时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这就产生了一个必须明白捍卫的对象。我们最亲近的表亲猴类和猿类是典型的游徙群落。每一群落栖息在大致确定的范围内，但它们经常在这个范围内迁徙。两个群落遭遇时会互相威胁，但很少发生严重的冲突。它们各奔东西，照常生活。远古人群成为严格意义上的领地人时，防卫机制就得到加强。但那时土地辽阔，人烟稀少，有大量的生存空间。即使部落人口增加，武器仍然粗糙而原始。酋长在冲突中经常要亲自上阵。（倘若今天的领袖不得不上前线，他们决定打仗时必定会更加谨慎，更加富有“人情味”。也许可以说，这正是他们仍然准备发动“小规模”战争却害怕大规模核战争的缘故吧，核武器的射程出乎意料地使他们也身处前线。也许，我们需要的不是核裁军，而是应该要摧毁领袖们为了保护自己而建造的深藏在地下的堡垒。）

农夫一旦成为都市人，走向更加野蛮冲突的另一步就迈出了。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后果是，一部分人可以专职从事杀戮——军队随之降生。随着都市超级部落的扩大，各个领域的发展也随之加速，一个领域的发展就可能超过其他领域。于是，比较平稳的部落平衡力量随之退场，严重不稳定的超级部落力量取而代之。有些文明繁荣了，遂进行扩张，它们面对的常常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手，不必三思而后行，也不必进行仪式化的讨价还价和交易；相反，它们面对的常常是弱小的、比较落后的群体，于是能轻轻松松地发动入侵和攻击。翻阅历史地图时，扑面而来的是荒芜和废墟的悲惨故事，一连串的建设成果被摧毁殆尽的结局反复出现，破坏的烈度一次胜过一次。诚然，战争有一些附带的有利因素，比如不同群体的接触和杂处使知识汇集，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诚然，犁头化为刀剑，而研究新武器的动力最终又产生了新工具。然而，战争的代价依然太沉重了。

超级部落越来越大，统御分布广泛的众多人口的任务越发沉重，过分拥挤的人口有增无减，超级地位竞争中的受挫情绪日益加重，日积月累的攻击性日益加剧，伺机发泄。群际冲突为攻击性的发泄提供了大规模的机会。

于是，战争对现代首领的好处就胜过了对石器时代酋长的好处。首先，现代首领不会脸上沾染血污，而且他并不认识他派去送死的士兵：这些士兵是专业军人，不打仗的社会成员还可以照常生活。渴望打仗的捣蛋鬼受制于超级部落的压力，矛头对外，不会把矛头对准自己所在的超级部落。确定外在的敌人，即有了恶棍以后，领袖就变成了英雄，他可以团结人民，使人民忘记让领袖头疼的内部纷争了。

认为领袖是超人，且上述诸多因素不影响其决策，那是幼稚的想法。不过，影响其决策的主要因素是他要维护或提高自己地位的欲望，他渴望胜过其他领袖。如上所述，超级部落的发展不会同步，这无疑是最大的问题。由于其资源丰富或人才众多，一个超级部落可能会跑在其他超级部落的前面，麻烦问题必然随即发生。先进的群体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后进的群体必然要想办法发泄自己的忌恨。先进群体往往倾向于扩张，它难以忍受听之任之、不干涉他人、只管自己的处事态度。它要影响其他群体，用强制或“援助”的方式来达到目的。除非它能够强制其他群体放弃原有的身份，将其吸纳进自己的群体（但常常在地理上做不到），否则局势就不会稳定。如果先进的超级部落帮助其他群体，使其实力增长并接受自己的发展模式，那么总有一天，原来的后进者就会强大到足以发动反叛，并且用那个超级部落的武器和方法把它驱逐出去。

在这一切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其他强大而先进的超级部落的领袖们会焦虑地密切观察，以便确保那个超级部落的扩张不会势如破竹。如果其百战百胜，其他超级部落的群际地位就会随之下降。

这一切扩张和争夺在意识形态的外衣下进行，虽然这外衣一眼就能看穿，但扩张者还是乐此不疲。你难以想到，后来翻阅官方档案时竟然会发现，原来受到威胁的是领袖人物的骄傲和地位。表面上看，群体之争总是涉及理想、道德原则、社会哲学或宗教信仰的问题。然而，对茫然看着自己的断腿、手捧自己肠子打仗的士兵而言，其结果只能是——被毁的生命。士兵之所以伤残，不仅是因为他是潜在的富有攻击性的动物，还因为他是很有合作精神的动物。为了捍卫他超级部落那一套没完没了的说教，他愿意赴汤蹈火，因为打仗是帮助自己的朋友。在战争压力下，面对外群体直接而明显的威胁时，他的战友们力量倍增。他多多杀敌首先是不辜负战友，其他道理都位居其次。对部落忠诚的力量根深蒂固，奔赴疆场的最后一刻到来时，他别无选择。

在超级部落的压力下，由于全球范围的人口过剩，因为不同超级部落发展的不平衡，我们的孩子“在成长中不知战争为何物”的希望，看来是渺茫了。人这个动物太狂妄，但其灵长类的生物属性未变，其生物学特性未能强大到足以应付他创造的非生物环境。只有调动极其强大的理性克制，他才能拯救危险的局面。有时，我们在这里那里看见一点点获救的迹象，但这里冒出一点希望时，那里的迹象却已经萎谢。此外，我们这个物种的适应性很强，我们似乎能够消解震撼、弥补损失，却又不能吸取惨痛的教训。从长时段来看，在世界人口飙升的曲线图上，即使最大、最血腥的战争经历也不过是一个下滑的小点。出生率的“战后膨胀”总是必然发生，战争造成的人口缺口总是会被迅速填平。人犹如巨型扁形虫，肢体伤残后总能够迅速再生，很快又能够爬行了。

什么力量使一个人成为“他们”之一员，可以像害虫一样消灭，而不是“我们”之一员，必须像亲爱的兄弟一样去保卫？什么力量把他置于“外群体”又把我们置于“内群体”？我们如何识别“他们”？如果他们属于另一个超级部落，那当然容易识别。如果“他们”的一切和“我们”都截然不同，简简单单地把“他们”全都说成是恶棍，那岂不非常简单？使“他们”团结的凝聚力使之成为界定分明、组织有效的社会，这也使“他们”和“我们”迥然有别，由于不熟悉，“他们”就使“我们”害怕。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恶龙一样，“他们”“常使人惧怕却难露真容”。

这样的群体最容易成为我们群体敌视的对象。假定我们攻击并打败他们，情况会怎么样呢？假定我们不敢打他们，情况又如何呢？假定我们由于某种原因暂时与其他超级部落和平共处，我们“内群体”里的攻击性又会面对什么情况呢？如果我们很幸运，在群体内部可能会相安无事，继续进行有效的、建设性的合作。即使没有外群体威胁的帮助，内部的凝聚力仍然足以使我们团结，但超级部落的压力和紧张继续对我们产生影响。如果内部争霸太残酷无情，如果低位者承受的压力太大，贫困使人难以承受，那么群体内部很快就会出现裂痕。如果亚群体存在严重的不平等，而这种现象在超级部落里又难以避免，它们正常而健康的竞争就会突然变成暴力。被压抑的亚群体的攻击性如果不能结合起来去攻击共同的外敌，它就会转变为骚乱、迫害和反叛。

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罗马帝国征服世界（以它当时的理解）后，一连串的内战和动乱粉碎了它内部的和平。西班牙不再是征服其他民族的强权、不再派遣殖民大军进行远征时，同样的内部纷争随之发生。遗憾的是，对外战争和内部纷争存在反比例关系。这里的隐含意义是相当明显的：受挫的攻击性能量要寻找出口，这是外患和内乱的共同之处。唯独精心设计的超级部落结构才能够避免外患和内乱同时发生。

“他们”属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时，是容易识别的。但是，当“他们”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时，我们又如何识别呢？至于群体里的“他们”，由于其语言、风俗和外观并不奇怪或陌生，所以寻找粗糙的标签和归类就比较困难，但也能做到。亚群体可能并不奇怪或陌生，但它看起来的确有所不同，这就够了。

不同的阶级、职业、年龄组都有独特的谈吐、装束和行为方式。每一个亚群体有自己的口音或俚语，服饰风格也显著不同。亚群体间的敌视爆发或即将爆发（有效的线索露头）时，装束的区别就更加令人注目，更加张扬。在某些方面，其服装就像统一的制服。当然，全面内战爆发时，服装就成为统一的制服；即使在比较小的争端中，假性军事手段比如臂章、胸章甚至头饰和徽章都成为典型的标记。在富有攻击性的秘密会社里，这样的标记花样繁多。

诸如此类的手段能很快增强亚群体的身份意识，同时使其他亚群体容易识别它，容易把类似的个人归为“他们”一类，但这一切只是暂时的手段。问题解决以后，这些徽标就会被摘掉，戴徽标的人又可以很快融入无标记的人群。即使最暴烈的敌对行为也可能平息并被遗忘。然而，当一个亚群体的外貌特征非常明显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倘若有黑皮肤或黄皮肤的差异、鬈发或斜眼的差异，情况就大不一样，无论有这些身体特征的人多么天性平和，这些标记都是拿不掉的。如果他们是超级部落里的少数，他们自然就被视为活跃的“他们”。即使他们是不活跃的“他们”，情况也不会改变。他们把鬈发拉直，割双眼皮，但无论多少整容术都不能传递他们想要说的话：“我们不是故意要和你们分开，我们没有攻击性。”他们身上的体征太多太令人注目了。

从道理上讲，超级部落的其他人完全知道，这种亚群体的身体“标记”并非他们刻意所为，但人们的回应并不是理智的。这是根深蒂固的内群体反应，长期积蓄的攻击性要搜寻攻击的目标，那些有身体标记的人是现成的靶子，成了替罪羊。

恶性循环由此而生。如果身体有标记的人被当作敌对的亚群体，他们很快就被迫以敌对的态度行事，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社会学家将其称为“自证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让我用一个假设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预言应验的过程，其经历阶段如下所示。

（1）看那个绿头发的人，他在打小孩；

（2）这个绿头发的人是恶棍；

（3）所有绿头发的人都是恶棍；

（4）绿头发的人逢人就打；

（5）那里有一个绿头发的人，趁他动手之前快打他（那个绿头发的人并没有挑衅，他不得不自卫）；

（6）你瞧，我说得对：绿头发的人都是恶棍；

（7）你要打所有绿头发的人。

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暴力展开过程似乎很荒谬。当然很荒谬，但它表现的是非常真实的思维方式。即使弱智的人也能够看出这七个阶段的荒谬，群体的偏见就这样逐步升级，虽然明白其荒谬，但这种荒谬思想和行为一步步成为现实了。

绿头发的人无缘无故被打以后，他们自然而然很快就像坏蛋了。原来的谬论就不证自明，成为正确的预言了。这个简单的故事证明，外群体如何成为被仇恨的对象。这里有两种寓意：不要长绿头发；如果有绿头发，务必要认识不长绿头发的人，以便让他们知道，你不坏。重要的是，如果那个打孩子的人没有什么与他人不同的体征，他就会被当作与众相同的普通人，就不会使很多人受害。但如果伤害业已造成，阻止内群体敌视态度蔓延的唯一希望就是，在交流中认识绿头发的人，知道他们是一个个不同的人。如果不能求得这样的认识，群际敌视就会加重，那些坚决反对暴力的绿头发的人就觉得有必要结为一体，甚至住在一起，彼此守护了。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真正的暴力就不远了。两个群体的接触会越来越少，很快，它们就会宛若两个完全不同的部落。绿头发的人就会宣告，他们为绿头发而感到骄傲；实际上，头发的颜色被挑选出来作为特别的符号前，绿头发对他们并没有丝毫的意义。

绿头发之所以成为有力的符号，完全是因为它引人注目。这样的颜色和人格完全没有关系，只不过是偶然的标签。比如，“O”型血的人并没有组成外群体，虽然和肤色及发型特征一样，“O”型血也是由独特基因决定的。之所以不存在“O”型血的外群体，道理很简单，凭外表观察，你不能分辨谁是“O”型血。所以，如果一位“O”型血的人打小孩，你就不能把对他的敌意扩大到其他“O”型血的人身上。

这个道理似乎一望而知，这种敌意正是非理性的内群体/外群体仇恨的基础，一般把这样的仇视称为“种族偏执”（racial intolerance）。实际上，这种敌意和人格、智能或情感的种族差异（种族差异从未得到证实）没有关系，仅仅和毫无意义的肤浅的种族“标记”有关系。如果一个白人小孩和一个黄种小孩在一个黑人的超级部落里长大并得到同等的机会，他们会同样健康，其行为模式也会相同，反之亦然。若结果不是这样，那一定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相等的机会。为了理解这个道理，我们必须首先看看，不同的种族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种族”这个词令人遗憾，已被滥用。我们说人种、白种人、不列颠种时，实际上是说人类、白皮肤的人类亚种和不列颠的超级部落。根据动物学的定义，物种是能够在内部交配生殖的种群，它不能也不会和其他种群交配生殖。一个物种分布于越来越广袤的地域后，往往会分成若干亚种，但仍然可以生育后代，而且可能会融合为一个总体上相同的类型，不过，这种再融合的情况一般不会发生。气候差异等因素影响各亚种在不同地区形成的肤色、形体和身高。比如，一个生活在寒带的群体可能会比较壮实、魁伟；另一个生活在森林里的群体可能会形成斑驳的皮毛，皮毛在斑驳的光线中形成保护色。体质差异有助于各亚种适应各自的地区。在地区交汇处，亚种没有分明的界线，可能会逐渐融合。如果随着时间的流逝，亚种的差异逐渐加大，它们最终可能再也不能混血，鲜明的物种界线就会形成。即使后来分布开来并互相交叠，它们也不能再混血，会形成名副其实的不同物种了。

人类分布到全球以后，和其他动物一样形成不同的亚种。三个亚种很成功，它们是高加索人种（白种）、尼格罗人种（黑种）和蒙古人种（黄种）。两个亚种不太成功，即澳大利亚土著和非洲的丛林人，他们存活至今，但仅仅是其昔日的影子。这两个亚种曾经分布在非常广袤的地区，如今除了非常狭小的地区外，几乎灭绝。近年有人统计五个亚人种的相对规模，以下是估计的大概数字：

高加索人种：1 757 000 000

蒙古人种：1 171 000 000

尼格罗人种：216 000 000

澳洲土著人：13 000 000

非洲丛林人：126 000

世界人口30亿，其中白种人占55%，黄种人占37%，黑种人占7%，其余两个亚种共占0.5%。

这些数字必然是大致的估计，但勾勒出了大致的画面。之所以不精确，是因为正如上文所述，亚种的特征是可以和它栖居地里的邻居混血生育；另一个复杂的因素是，人的流动性不断增加。亚种人口的迁移和流动量很大，在许多地区，混血人很多，进一步混血的进程业已开始。尽管有所谓“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敌对行动和流血冲突，但不同的亚种还是在通婚，产生相当充分而有效的生育和混血。

倘若人类的亚种在地理上隔绝的时间更长，它们就可能分裂为不同的物种，各自适应特别的气候和环境条件，这就是生物演化的规律。然而，由于人类能够日益有效地控制自然环境，加上很大的流动性，这一演化趋势就不再适用了。衣物、壁炉和中央供暖解决了寒冷气候的问题，制冷设备和空调解决了炎热气候里生存的问题。实际上，黑人比白人容易散热降温的汗腺正在迅速失去其适应环境的意义。

总有一天，人类的亚种区别即所谓的“种族特征”会完全混合并消失殆尽。遐想遥远未来的子孙，我们可以断定，他们会以惊异的目光看着祖先异乎寻常的照片。遗憾的是，这需要漫长的时代，由于“种族特征”被非理性地滥用，它们就成了互相仇视的标签。若要加速这一宝贵而必然的混血过程，唯一的希望是，各国人民都按照法律规定禁止与本种族的人通婚。这当然是纯粹的幻想。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日益增加的理性态度去解决迄今为止容易感情用事的问题。然而，在许多场合，不可思议的极端非理性行为仍然占上风，对这种现象稍加研究就可以看到，极端非理性依然如故。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美洲买卖黑人的后果余波荡漾。

从16世纪到19世纪，1 500万非洲黑人被捉住并被贩运到美洲。奴隶制并不新鲜，但黑奴贩运的规模异常大，而且这是宣称信仰基督教的超级部落所干的勾当，所以这样的奴隶贩运就异乎寻常了。特殊的心态是必要的条件，它只能是特殊心态的后果，这是对人类亚种体质特征做出的反应。非洲黑人被当作另一种家畜，否则这样的勾当是不可能发生的。

起初并不是这样的。首批深入非洲的旅行家看到黑人帝国的宏伟壮丽和秩序井然，他们无不感到震惊。城市规模很大，学术昌明，行政机构复杂，人民相当富裕。即使今天，许多人仍然难以相信这曾是事实，因为遗存的证据所剩无几。赤裸、懒惰、嗜杀的野蛮人形象挥之不去，这样的宣传太成功了。贝宁人的青铜文化灿烂辉煌，有人却置之不理。有关黑人文明的早期报告被精心隐藏，于是被人遗忘了。

让我们来看看西非一座黑人的古城。350年前一位荷兰旅行家做了这样一番描绘：

城区似乎很大；一进城就踏上一条开阔的街道……比阿姆斯特丹沃莫斯街宽七八倍……两边有许多街道伸向远方……两旁的房屋排列整齐、鳞次栉比，像荷兰的房屋……国王的宫廷气势恢宏。里面有许多四方的广场，四周绕以画廊，我穿越四个庭院，极目四望，重重的宫门通向其他的宫殿……

简陋的土坯房难得一见，这些西非古文明的居民不能被说成是手执长矛的残暴的野蛮人。早在14世纪中叶，在一位见过世面的旅行家笔下，这里旅行便利，食物可靠，旅店舒适。他不禁赞叹：“在他们的国家，安全绝对有保障，游客和居民都无被盗抢之虞，不会遭遇暴力。”

早期的旅行家之后，欧洲人与非洲人的接触成为前者对后者的商业剥削。“野蛮人”被攻击、遭劫掠、被征服、受剥削，他们的文明随之土崩瓦解。这个被粉碎世界的遗存就符合欧洲人描绘的种族了：野蛮残暴，混乱无序。有关非洲黑人的记述越来越多，且直言不讳地说黑人文化低劣。实际上，这种落后状况正是白人的残暴和贪婪造成的。但为了减轻基督徒的良心愧疚，他们就接受了这样的观点：黑皮肤（和其他体质差异）是智力低下的外在表现。于是，进一步的推论也就容易了：黑人文化低劣是因为其智力低下，而不是其他原因。这样说来，对黑人的剥削就不存在堕落的问题，因为黑人这个“种族”本质上堕落了。紧接着的证据滚滚而来：黑人并不比动物聪明。至此，基督徒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彼时，达尔文演化论尚未登场。基督教对黑人的态度有两种：人类同源说（monogenism）和人类多元说（polygenism）。同源说认为，各种族的起源同一，但黑人很早就经历了体质退化和道德堕落，所以奴隶制是适合他们的。19世纪中叶，一位美国牧师把这一立场表述得很清楚：

黑人显然是不同的人种，其特性业已永久固定，就像我们的家畜一样。黑人将保持不变，除非他的形体靠混血而发生变化，一想到他就令人恶心；他的智力远远低于高加索人；就我们所知，他不能管理自己，所以他受到我们的保护。奴隶制的道理见于《圣经》……《圣经》规定了主人和奴隶的责任……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用圣言捍卫我们的各种制度。

他用这些话嘲弄早期的基督教改革家：他们胆大包天，竟敢违背《圣经》的教诲。

这段几百年前的话是白人剥削黑人的辩护词，它清楚说明，有关非洲黑人古文明的知识完全被压制了。倘若未被压制，“不能管理自己”的谎言就会被揭穿，这样全部立论、所有借口都会被砸得粉碎。

和人类同源说相反的是多元说。多元论者认为，每一个种族独自演化，各有其特性、优势和弱点。有些多元论者认为，世界上栖居的人种多达15种。他们为黑人辩护：

和同源论相对，多元论者给予低等种族比较体面的地位。出身地位低下的人在智力、活力或外貌上并非就是耻辱。相反，如果在体质或道德上、万物的阶梯上和造化的梯级上堕落，那才应该感到羞耻。

这段话也是19世纪中叶写下的。尽管两位作者的态度不尽相同，多元论者也自动接受了黑种人低劣的思想。无论哪一种观点都认为，黑人输定了。

即使在美国黑奴被官方给予自由以后，原来的态度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依然如故。黑人背负沉重的外群体“标记”，否则他们是可以在新的超级部落里迅速同化的。但他们的外貌使他们不同于白人，所以原有的偏见依然存在。原来的谎言——黑人文化一直低下，因此黑人就低劣——仍然隐藏在白人的脑子里。他们的行为显示其偏见，种族关系继续恶化。在种族关系上，最聪明的、在其他问题上开明的人都难免受偏见的影响。这种态度继续引起黑人的愤恨，法定的社会自由给他们的忌恨撑腰。结果必然是：黑人的低劣完全是神话，是扭曲真相的历史编造。所以，奴隶的枷锁被打碎后，美国黑人就不会以低等人的样子行事了，他们开始造反。他们不仅要求官方纸面上给予的平等，而且要求实际的平等。

但他们的努力得到的却是蛮不讲理的猛烈回应。取代真实锁链的是无形的锁链。隔离、歧视和社会地位的下降重重叠叠地压在他们身上。早在19世纪的改革家就预料到这样的反应，他们一本正经地建议，由于苦难深重，美国黑人全都应该得到“体面的补偿”，然后被送回非洲老家。但遣返做法难以使他们回到原来的文明，因为那种文明早已被毁灭了，他们不可能再回去。伤害已成事实。他们留下来，试图获取应该得到的东西。由于反复的挫折，他们失去耐心，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他们的反叛不仅持续不断，而且更加猛烈。他们的人数增加到2 000万，成为一支必须正视的力量；黑人极端主义者被迫争取的政策不是求得简单的平等，而是黑人的强势地位。第二场美国内战似乎迫在眉睫了。

深思熟虑的美国白人努力克服偏见，但童年时代无情的思想灌输是难以忘记的。新的偏见悄悄潜入，这就是进行悄无声息的过度补偿。愧疚心产生过度的友好，过度的帮助产生的关系和它取代的关系同样虚情假意，因为这种态度继续将黑人视为“外群体”。一位美国黑人演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态度的弊端。表演结束时，白人观众过分热情地为他鼓掌，他挖苦地说，倘若他是涂黑了脸的白人演员，他们一定会觉得自己的举动很滑稽。

除非人类亚种不把彼此的体质差异当作智能差异的标记，除非他们不再把肤色当作敌对的“外群体”故意佩戴的标记，否则人与人之间毫无意义、浪费生命的流血冲突还是会继续下去。我不是在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那是天真的乌托邦梦想。人是部落动物，大型超级部落之间总是有竞争的。在组织严密的社会里，这种竞争的形式是健康、有趣的，是富有攻击性的商业贸易和体育运动，这有助于防止社群的停滞和无谓的重复。人的自然攻击性不会过分，其形式是坚持己见，这样的攻击性是可以接受的。只有在压力过大的情况下，攻击性才会变成暴力。

无论是坚持己见的攻击性还是诉诸暴力的攻击性，普通（非种族）的内群体和外群体都会以自己的标准来作出反应。个人身处特定的群体并非偶然，但个人的处境截然不同。由于肤色不同，他发现自己无意间永久性地、必然地落入了特定群体的陷阱。他不能决定进入或离开某一群体。人们看待他的方式仿佛是他加入了某个俱乐部或某一支军队。如上所述，未来的唯一希望是全球范围的混血，原来不同地域特色的人种会产生越来越多混合的特色，直到一望即知的差异消失殆尽；这样的混血正在增加。在此期间，内群体向外群体发泄攻击性的需要是长期存在的，这将使问题混乱不清，并将继续把不受欢迎的角色分派给作为外群体的人种。我们非理性的情感不能做恰当的区分；唯有强制发挥理性而逻辑的智能，我们才能看清问题的实质。

我挑选美国黑人的困境作为例证，那是因为其问题与我的论题特别相关。遗憾的是，其困境没有任何异常之处。自从人类动物成为真正的游徙动物以来，这样的模式仿佛在全球各地出现，即使在没有人种差异煽风点火的地方，异常的非理性行为也非常普遍。关键的错误在于假定，另一群体的一个成员必然具有那个群体特殊的遗传特征；这种错误的假定随时都在发生。如果他穿的是有别于我们的制服，说的是另一种语言，信的是另一种宗教，我们就不合逻辑地认为，他在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格必然和我们不同。据说，德国人孜孜不倦、井井有条，意大利人容易激动，美国人张扬外向，英国人刻板含蓄，中国人婉转莫测，西班牙人趾高气扬，瑞典人平和圆融，法国人暴躁好辩，等等。

即使作为后天的国民性的肤浅评估，上述概括也粗糙得失之过简；然而，有些人还把这种过分的概括大大向前推进：许多人认为，这些特性是先天的外群体特征。他们真的相信，“种族”就是不一样，它们已经发生普遍的变化；然而，这只不过是内群体倾向不合逻辑的主观臆想。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说得好：“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谓“习”仅仅是文化传统，很容易改变，内群体的欲望冲动是希望有一种更加永久性的、基本的特性把“他们”和“我们”区别开来。人是聪明的物种，即使“我们”找不到这样的差异，“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发明”这样的分别。“我们”对事实上的差异置之不理却泰然自若，其实，上述民族都是由不同的群体混血而成，经过了反复的混血和融合。然而在这里，逻辑得不到一席之地。

人类有许多共同的基本行为模式。任何人与任何其他人基本的相同之处都数不胜数。其中之一是构成鲜明内群体的趋势，使人觉得和外群体人不同，而且是骨子里的不同，这是一种似非而是的矛盾现象。这种感觉非常强烈，以至于我在本章陈述的观点似乎还不受欢迎。然而，生物学的证据无处不在，越是尽快接受这一观点，我们就越是能够以宽容的态度来处理群际关系。

如我所示，我们的另一个生物学特征是创新能力。我们不断尝试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这是必然趋势。新的表达方式在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时期都不一样。不过，这些新方式是表面的属性，得来快，失去也快。即使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它们也有可能得而复失，相反，我们这个物种的演化却需要数十万年，我们的基本生物学特征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的狩猎猿祖先基本上是一样的。无论民族差异多大，我们的血统是相同的。我们携带着基本上相同的基因特征。在后天采纳的千差万别的服饰之下，我们都是裸猿。我们参与群体内的游戏，但在超级部落生活的压力下，这些游戏正在失控，我们可能会与他人冲突而致其流血；此时我们应该记住，在表面的差异之下，“他们”和“我们”是完全相同的。

说过这番话之后，我还是感到一丝不安。令人不安的原因显而易见。一方面我指出，结成内群体的欲望是不合逻辑的、非理性的；另一方面我又强调，群体间冲突的条件似乎已水到渠成，避免冲突的唯一希望是实施理性的控制。敦促我们对严重的非理性进行理性的控制时，你可以说我太乐观了，但呼吁我们借助理性的机制来解决问题时，也许我的要求并不过分。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单凭理性的机制来解决问题似乎没有希望。只要看看那些最理智的抗议者用标语牌砸警察的头，而标语牌上却写着“制止暴力”，你就可以明白，在这类事情中，理性的自制是靠不住的。同理，只要听听最精明的政客以“确保和平”的幌子来支持战争，你就明白，理性的自制是不可信的。我们需要其他办法。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研究根本问题，也就是我所谓的即将酿成群体间暴力的因素。

我们已经对这些条件做了探讨，进行简要的归纳有助于我们看清问题。这些因素是：

（1）固定领地的出现；

（2）部落膨胀为人口过剩的超级部落；

（3）远距离杀人武器的发明；

（4）首领不必在前线冲锋陷阵；

（5）以杀戮为业的阶级的产生；

（6）群体间技术发展的不均等；

（7）群体内部因争夺地位而受挫的压抑与日俱增；

（8）领袖人物争夺群际地位的需要；

（9）在超级部落里社会认同的失落；

（10）帮助受攻击朋友的合作欲望。

我故意在这个清单里略去的一个因素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动物学家从动物学的观点看人，但在当前的语境下，作为动物学家的我难以认真对待种种意识形态分歧。如果用实际行为去衡量群际纷争的情景，而不是用口头宣示的理论去评估这样的情景，意识形态的分歧就会淡出而微不足道，更加基本的因素就会进入视野。意识形态分歧是借口，之所以拼命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那是为毁灭数以千计生命的罪行辩解。

检查上述十大基本因素时，真难以看清，如何着手去改善当前的形势。总体上看，这些因素似乎是绝对的致命因素：人与人将永远兵戎相见，互相杀戮。

请记住，我在上文将人类当前的困境描绘为人类动物园。只要看一看动物园里囚禁的动物，也许我们能有所感悟。我在上文指出，自然环境中的野生动物习惯上不同类相残，但囚禁中的动物呢？猴笼里有互相杀戮吗？狮舍里有“私刑”吗？鸟笼里有激烈的战斗吗？即使有所保留，我们的回答还是肯定的。动物园过分拥挤时，动物争夺地位的斗争很严重。管理员都知道，当他们把新成员放进笼子里时，情况会进一步恶化。原有的动物群起攻击新来的动物，这样的危险是很严重的。新到的动物被当作入侵的外来者，面对攻击时，新到的动物实在无力反抗。即使蜷缩在不显眼的角落里，而不是在笼子的中心招摇，它们也会受到无情的追逐和攻击。

这样的攻击并不发生在一切场合，最无情的攻击往往是在生存空间最小、最不自然的地方。如果圈养的场地有足够的空间，它们起初可能会攻击新来的动物，将其逐出自己喜欢的地方，但不至于继续不断地进行过分的攻击。最后，新来的动物会得到允许留在某些角落里。然而，如果空间太小，这种稳定的关系就绝不可能出现，血腥的攻击必然会立即发生。

我们可以用实验手段予以证明。棘鱼是一种小鱼，繁殖期会坚守自己的领地。雄鱼在水藻里筑巢，捍卫周围的领地，不准其他雄鱼入侵。繁殖期的棘鱼独居，一条鱼就是一个“内群体”，与之争夺领地的每一条雄鱼都是一个“外群体”。在自然条件下比如江河小溪里，每条雄鱼都有足够的空间，对手之间的敌对行动只局限于威胁和反威胁，持久的战斗难得一见。如果让两条鱼在比较长的鱼缸里筑巢，一端一个巢，类似自然环境里有足够的空间，那么，这两条鱼会在中间相会，彼此威胁，但大致停止在中间线的位置，不会再出现更猛烈的暴力行为。然而，如果把它们已经筑巢的两株水草放进小盆，又把小盆紧靠着放在一起，人为地压缩其生存空间，那么，捍卫领地的两条鱼就会加剧威胁性展示；最后，仪式化的威胁和反威胁体系就会崩溃，严重的打斗随即爆发。它们会没完没了地撕咬对方的鱼鳍，把筑巢的任务忘得一干二净，它们的世界就成了暴力和野蛮的世界。然而，如果把它们筑巢的小盆分开，和平就得以恢复；战事平息之后，战场再次回复到无害的仪式化威胁的舞台。

教益是显而易见的：小型部落膨胀为超级部落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自己身上做棘鱼那样的实验，结果就很像棘鱼的打斗。如果向圈养动物学习，我们就应该特别注意动物园里出现的情况。用动物生态学家纯客观的眼光来看，数量过剩的物种的暴力是一种适应性的自我控制机制。对个体而言，这可以说是残酷的机制，但对物种而言，它却是仁慈的机制。每一种动物都有其种群数量的“天花板”。如果数量超过这个水平，某种致命的活动就形成干预机制，种群的数量就随即下降。这一教益给人启示，值得我们用新的眼光来检查人类的暴力。

这样说有一丝冷血的味道，但这是事实。自从我们成为人口过剩的物种后，我们一直在狂热地搜寻一种矫正手段，以便把人口减少到更加合适的生物学水平。这样的手段并不局限于战争、动乱、叛乱和起义而产生的自相残杀。我们的智慧没有止境。我们创造了一整套自我控制的因素。原始社会感觉到人口过剩的初期，曾采用过杀婴、人殉、肢残、猎头、食人等手段，还实行过各种各样的性禁忌。当然，这些手段并不是有意识计划的人口控制体系，但它们的确有助于控制人口。然而，它们却不能完全制止人口的稳步增长。

随着技术进步，个体生命受到越来越强有力的保护，初期的人口控制手段逐渐受到压制。与此同时，人类还猛攻疾病、干旱和饥荒引起的问题。随着人口的猛增，新的自制手段随即登场。旧的性禁忌消亡后，新奇的性学说浮出水面，它们能减少群体的生育率；神经官能症和精神失常增加，成为干扰刺激过剩的机制；某些性习俗逐渐普及；避孕、自慰、口交和肛交、同性恋、恋物癖、兽奸等都可以达到性满足而不增加怀孕的机会。奴隶制、囚禁、去势和自愿的禁欲也起到控制人口的作用。此外，广泛的流产术、凶杀、私刑、暗杀、自杀、决斗和高危运动等手段也终结了许多个体的生命。

上述各种措施有助于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一个机制是靠预防受孕出生，另一个机制是靠终结生命，加在一起时，它们看上去是一个可怕的清单。然而说到底，即使和大规模的战争与叛乱相加，它们的效果也令人沮丧。人类不仅安然度过一切威胁和浩劫，而且还以日益增长的速度生育过剩的人口。

多年来，人们坚决反对从生物学的视角去解释这些趋势，其实，我们过剩的人口从生物学来讲肯定是出错了。我们长期反对把这些趋势看成危险的信号，我们正在奔向一场严重的演化灾难。我们千方百计立法禁止那些控制人口的手段，同时保护个体的生育和生存权利。接着，在群体人数膨胀到难以管理的时候，我们又千方百计推进技术，以便使非自然的社会环境可以忍受。

每过一天，世界人口就增加15万，控制人口就日益困难。如果目前的态度不改变，局势将不可收拾。届时，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难以逆料的事端就会爆发来收拾残局，以降低人口的水平。也许，那将是欲壑难填、不计后果的难以控制的武器威力；也许，那将是日益严重的化学污染，或者是势如燎原烈火的瘟疫。我们有一个选择：要么撒手不管、听之任之，要么努力影响局势。如果撒手不管，非常真实的危险就在眼前，控制人口的重大因素就会冲破我们的防御，像决堤的洪水淹没我们的文明。如果采取措施，我们还可能避免灾难。但我们如何挑选控制人口的方法呢？

强制推行防止生育、防止生命的措施难以接受，与我们根本的合作天性不协调，唯一的选择是鼓励自愿的节制。当然，我们可以提倡并美化高危的运动和消遣。我们可以推广自杀（“为何等待疾病临头？现在就死，无痛苦地死！”），或者培养一种精美的新独身主义崇拜（“享受纯洁”）。世界各地的广告公司可以被调动起来，以排山倒海之势宣传、讴歌速效死亡的美好。

即使采取这种异常（生物学意义上的浪费）的措施，是否能够达到较好的人口控制水平，那也是值得怀疑的。今天更加受欢迎的措施是避孕，辅之以意外怀孕时合法的堕胎。正如上一章所言，主张避孕的观点是，预防生命于未然比治疗有病的生命好。如果需要一死，最好是卵子和精子死，而不是让有思想情感的、既爱人又被人爱的活生生的人去死，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社会不可分割的、互相依存的部分。如果有人说，浪费受精卵和精子就令人作呕，那么，我们可以指出，从这些产物来看，造化本来就很浪费，女人一生能生产400个卵子，成年男人每天能生产数以百万计的精子。

但避孕也有不足之处。高危运动有可能导致社会上更富冒险精神的人死亡，自杀使神经紧绷和富于幻想的人死亡，同理，避孕有可能不利于聪明人的诞生。在当前发展阶段，避孕需要一定水平的理智、思想和自制。低于这个水平的人不避孕，因而都可能怀孕，而他们的低智能是遗传因子造成的，这些因子是可能传给后代的。慢慢地但必然地，这些基因就会在人口中蔓延和增加。

为了使现代避孕措施有效且无副作用，有必要采取紧迫措施促使技术进步，寻找技术要求比较低的避孕方法；最好是只需要最低限度操心和注意的避孕方法。另一个措施是批评反对避孕的社会态度。现在，我们必须把每天产生的受精卵减少15万个，才能够把人口控制在业已过剩的水平上。

这个目标本身难以达到；此外，我们还要采取措施确保控制受孕率的工作在全世界恰当地普及，而不是集中在一两个思想比较开明的地区。如果避孕的进展在地理上分布不均，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必然导致不稳定的局势。

想到这些问题时真难以使人乐观。即使这些问题已经神奇地解决了，即使世界人口大致稳定在30亿，也就是说，即使全球人口分布平均，和原始人比较起来，我们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过了500倍。即使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比较稀疏地平均分布到全球各地，我们也不能欺骗自己说，我们实现了近似祖先的社会环境。我们还要坚持不懈地努力自律，以防止社会爆炸和冲突。我们至少还有一个机会，但如果我们放手让人口继续上升，我们很快就要失去那个机会了。

仿佛这一个问题还不足以令人揪心似的，我们还必须记住，人口相当于我们原始水平的500倍的现状，仅仅是导致今日世界好战危局的十大因素之一。这是一个可怕的前景，我们完全摧毁文明的危险正在与日俱增，且成了真实的可能。

长此以往，大难临头的情景真难以想象。我们正在大踏步前进，开发日益高效的化学战和生物战技术，不久，连核武器也会显得过时了。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可怕的核武器也可能被称为常规武器了，超级部落有可能悍然用核武器互相攻击。（越来越多的群体加入核俱乐部以后，“热线”可能会纠缠在一起成为“热网”了。）放射性尘埃随地球转动，凡是降雨的地方，一切生命形式都会死亡。唯有非洲丛林人和生活在极端干旱的沙漠地区的人们才能够幸存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丛林人是迄今最戏剧性地不成功的人群，他们仍然过着原始人典型的游猎生活。倘如此，那就是人类演化的从头再来。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人曾经预言说，最温顺的动物将是这颗地球的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