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韦尔奇（William Henry Welch）的少年还是青年时代，一点都看不出他未来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物。

因此，关于他的最出色的一部传记以1930年那场非同寻常的80岁诞辰庆典开场，以此代替传记惯常使用的孩童时期，这是非常巧妙的。除了在他的居住地巴尔的摩外，他在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辛辛那提、洛杉矶、巴黎、伦敦、日内瓦、东京和北平（如今的北京）等地的朋友、同事和崇拜者，为此庆典欢聚一堂。电报和无线电将各地的庆典相汇联，人们错开庆典开幕时间，以便不同时区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共同庆祝。许许多多个礼堂里挤满了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各个领域的科学家。美国广播电台实况转播了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在华盛顿庆典上的致辞。

这篇致辞是献给一位可能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的。他曾任美国科学院院长、美国科学促进会会长、美国医学会会长，还曾是许多自然科学团体的主席或领导人。当政府尚未将资金投入科学研究时，作为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执行委员会主席、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现洛克菲勒大学）任期长达32年的科学指导理事会主席，他指挥着这个国家两大慈善组织资金的流向。

然而，即便是在他自己所从事的医学研究领域，韦尔奇也算不上一个开路先锋——他既不是巴斯德，又不是科赫（Robert Koch）；不是埃尔利希（Paul Ehrlich），也不是西奥博尔德·史密斯（Theobald Smith）。他并没有过人的洞察力，也没有作出过重大发现；没有提出过深刻独创的问题，也没有在实验室或者科学论文中留下显赫的记录。他没什么突出的事迹，以至于让人觉得他根本没有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理由和造诣，更别说成为院长了。

尽管如此，就如同估量任何事物一般，数百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对韦尔奇进行了周密客观的考量，并认定他是有资格的。他们集结起来庆祝他的寿辰，如果说不是为了他的学问，那也一定是为了他对科学作出的贡献。

韦尔奇的一生见证了世界的巨变：从马和轻便马车到无线电通信、飞机甚至第一台电视机的出现；可口可乐诞生并在1900年之前风靡全美国；20世纪20年代，伍尔沃斯连锁店迅速发展并超过1500家；伴随着进步时代（Progressive Age）的到来，技术统治理论风靡美国，并在30年代一次关于儿童的白宫会议上达到顶峰，会议宣布，专家在儿童培养中比父母具有优先权，因为“培养孩子适应我们这个错综复杂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经济制度，是个别家长力所不能及的”。

韦尔奇在这些变革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但他在医学（尤其是美国医学）领域同等重要的改革中发挥了直接而巨大的作用。

从一开始他就被奉若神明，他的经历是那个时代许多人一生的浓缩和写照。然而，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象征或代表。正如埃舍尔（Escher）的绘画一样，他的一生既代表了同时代其他人的生活，也代表了他的追随者，以及追随者的追随者的生活，一代一代薪火相传。

即便他没做过革命性的科学研究工作，他的一生也是革命性的。他既是角色，又是剧本，他是指挥者、创作者、建设者。他就像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用整个生命带给观众一场具有冲击力的演出，并通过他们影响后世。他领导了创建最伟大医学科学事业的运动，这可能也是全世界科学领域中最大的事业。他的遗赠无法客观估计，但却实实在在，尤其蕴藏于其激荡人们心灵的能力之中。

1850年，韦尔奇出生于康涅狄格州北部一个叫诺福克的宁静的小山村，那里树木繁茂，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原貌。他的祖父、叔祖父、父亲以及四个叔伯全都是医生。他的父亲曾任国会议员，1857年给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作过演讲。在那场演讲中，他展示了最新的医学进展，包括一项直到1868年哈佛大学才提及的技术，这个惊人的新的“细胞理论及其在生理学和病理学中的结果”由魏尔啸在研究工作中引用，并发表于德国期刊上。韦尔奇的父亲曾经说过：“所有明确的知识……都是从精确观察事实中获得的。”

韦尔奇似乎也注定要成为一名医生，但情况不是这样。多年以后，他对当时还是他的见习生的著名外科医生库辛说，小时候他对医学充满了反感。

这种反感可能部分来自他生活的环境。韦尔奇的母亲在他六个月大时就去世了，比他大三岁的姐姐被送给他人抚养。父亲在情感上和身体上都与他十分疏远，姐姐就成了韦尔奇一生中最亲近的心灵密友，在他们经年的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出，他愿将自己的隐私同姐姐分享。

他的孩童时代显示出了一种特质，后来成为他一生不变的格调：掩藏在社会活动背后的内心孤独。最初他曾尝试着去适应社会。他并不是孤自一人，有个叔叔就是他家邻居，所以韦尔奇每天可以和几个年纪相仿的堂兄弟一起玩，但他渴望更加亲密的关系，就请求他们以亲兄弟相称，但遭到了拒绝。在别的地方他同样如此，努力地使自己合群，寻找归属感。他在15岁时，出于对福音书的热诚，正式皈依了上帝。

进了耶鲁大学后，他发现这是一块在他的宗教信仰与科学之间不存在冲突的净土。虽然学校已开始教授工程学等应用学科，却依然与内战后快速发展的科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特意表明自己的保守立场；而公理会又抗衡着基督教一神论者对哈佛大学的影响。如果说韦尔奇的学术兴趣是在大学毕业后发展起来的，他的个性至少在大学时就已经形成，尤其是三种特别突出的品质，在他身上结合在一起，展现出非常强大的力量。

韦尔奇的聪慧自始至终引人注目，他以班级第三的名次毕业。然而，他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更多来自他的个性而非他的智力。他有着不同寻常的能力，对工作投入充分热情的同时又能高瞻远瞩。一位同学曾描述他是激烈的讨论中“唯一能够保持头脑冷静的人”。在他后来的人生中，韦尔奇始终保持着这个特点。

他的身上有种力量，使得周围的人都希望给他留下好印象。那个时候新生经常会受到残暴的欺侮，甚至有人建议韦尔奇的一个同学在寝室里放把手枪，以防被二年级学生虐待。可韦尔奇完全没有这样的遭遇，没人欺负他。耶鲁大学的“骷髅会”可能是美国最秘密的团体了，它要求其成员对组织严格忠诚。他们吸收韦尔奇为会员，他的一生也与“骷髅会”紧密相连。也许这正满足了他寻找归属感的愿望，至少他以前努力合群却没成功的绝望已被一种自我满足感所取代。一位即将与他分开的室友留给他一张不同寻常的便条，上面写道：“我应当试着对你表达我无比的感激之情，一直以来，你给予了我莫大的友善和恩惠，为我树立了完美的榜样……我现在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我常对别人说的——如果我没有对你说过——那个事实：我根本不配有你这样一位密友。一想到你不得不和我做室友，我就为你感到可惜，因为无论是在能力、自信还是其他所有高尚优秀的品质上，我都要低你一等。”

这是一张曾被某传记作家解读成同性恋告白的便条。可能是的，至少，后来有人对韦尔奇表现出忠诚时只能被认为是“爱慕”了。不过不知为何，即使韦尔奇已不再年轻时，他也总能以一些难以名状的方式，令人对他产生相类似的毫不冷却的炽热情感，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做到了。他周身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赋予别人活力和希望。他用不着刻意维系任何私交关系，更别说依附关系了。后人称之为“领袖气质”。

在班级中的排名使韦尔奇得到了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的机会。在这篇题为《信仰的衰败》（The Decay of Faith）的大学论文中，韦尔奇抨击机械论科学将世界比作一台“不受上帝公正控制”的机器。当时是1870年，也就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出版10年后，韦尔奇在演说中试图调和科学与宗教间的矛盾。

他发现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科学的本质就是不间歇的革命，任何对于事物“如何”发生这样看似平凡的问题的新答案，都可能解开一连串的因果关系，从而将先前的秩序统统打乱，同时也对宗教信仰构成威胁。成年后，韦尔奇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了19世纪后半叶的许多人所感受到的痛苦，科学以人类自己定义的秩序、没有人能预知是什么的秩序，对自然的安排和上帝的安排虎视眈眈，正如弥尔顿（Milton）在《失乐园》（Paradise Lost）中所写的那样：“震惊了天外的混沌界和夜的古国。”

比起十几年前他父亲说过的那番话，韦尔奇在思想上落后了。他拒绝承认爱默生（Emerson）所说的人格神，也抵制一神论。他一再重申《圣经》所揭示的真谛的重要性，强调启示无须遵循理性，并提出“人永远无法依靠自己的智慧有所发现”。

韦尔奇最终要将他的毕生心智献给探索自然世界的事业，并激励他人前仆后继。只是现在时机未到。

韦尔奇学的是古希腊和罗马的语言及文学，他希望能够在耶鲁大学教授希腊语，然而耶鲁没有给他提供这个职位。他在一所新开办的私人学校里做辅导老师，然而直到那所学校倒闭，耶鲁大学依然没有提供他一职半位。由于短期内没有就业前景，再加上家庭强烈要求他行医所施加的压力，韦尔奇回到了诺福克，成了父亲的学徒。

韦尔奇父亲的行医方式其实已经过时，他所做的根本反映不出他在最新医学理论方面的学识。如同大多数美国医生一样，他忽视体温、血压等客观检查，甚至在调配处方时也根本不管剂量如何，全凭感觉行事。这场学徒经历对韦尔奇来说并非美好时光。他在后来统计自己所受训练时，跳过了这段经历，就像没发生过一样。但就在那段时间里的某一时刻，他对医学的看法改变了。

韦尔奇决定，如果将来他做医生，他要按照自己的方法给人看病。按照惯例，医学学徒进入医学院学习前需要半年或一年的预备时间。在结束了学徒预备期后，他给自己选了一门新的课程。韦尔奇顺利地重返学校，但他选择的不是医学院，而是开始学习化学。

那时的美国，没有一所医学院要求新生掌握任何一门理科知识或拥有学士学位，也没有任何医学院将理科作为重点。1871年，哈佛大学医学院一位资深教授还认为：“在目前这样的科学时代，那些沉迷于应用科学的人引导着医学院学生远离那些真正实用的、有益的甚至是最基本的知识，他们的热心虽是出于善意，但这比让学生承受无知的痛苦更加危险……［我们］不应该放任学生在化学和生理学的迷宫里蹉跎岁月。”

韦尔奇对此抱有不同观点，他将化学视为研究人体的窗户。而就在当时，后来成为韦尔奇良师益友的路德维希（Carl Ludwig）和其他几位德国顶尖科学家在柏林聚会，决定在化学和物理学基础上“设立生理学，并给予它与物理学同等的科学地位”。

韦尔奇不大可能知道那个决定，但他的直觉却与其如出一辙。1872年他进入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科学学院学习化学。他觉得那里的设备“太棒了，比任何医学院的都好，相比之下，我在医学院能学到的化学简直微不足道”。

用了半年时间打基础之后，他开始在纽约内外科医学院学习。当时这个学院还没被并入哥伦比亚大学（韦尔奇蔑视耶鲁医学院。50多年后，当他被问及能否就早期耶鲁大学对医学所作贡献作一演讲时，他回应说它毫无贡献可提），是一所非常典型的美国医学院：没有入学限制，没有考试成绩。和别的地方一样，教员工资直接来自学生学费，所以教师们都愿意最大限度地招收学生。教学基本上都是讲课形式，学校里没有任何实验内容，这也是美国医学院的特点之一。美国学生在学校里从来不使用显微镜。韦尔奇在一门功课中的成绩为他赢得了一个显微镜奖品，他非常珍惜这个显微镜，却不知道该如何使用，没有教授来教他。他只能嫉妒地看着别人用，无奈地说：“我只能羡慕他人，因为不懂如何使用这种看起来非常复杂的机械装置。”

但与许多其他学校不同的是，内外科医学院的学生可以解剖尸体。韦尔奇被病理解剖（即解剖尸体找出器官发生的病理变化）迷住了。纽约市一共有三所医学院，他把每个医学院的病理解剖学课都上了一遍。

然后，他达到了学院对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唯一要求——顺利通过期末考试，韦尔奇称之为“离开寄宿学校之后最简单的一门考试”。

在韦尔奇参加这次期末考试前不久，耶鲁大学终于给了他先前最渴望得到的职位——希腊语教授。这一次韦尔奇回绝了。

韦尔奇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已经选择了职业，并且对它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一点都不想为其他任何事情而放弃它。”

他真的产生了兴趣。

此时他也逐渐开始被认可。德拉菲尔德（Francis Delafield）是他的导师之一，曾与路易斯一起在巴黎学习病理解剖。和路易斯一样，德拉菲尔德保存有成百上千份尸体解剖的详细记录，他的记录在全美是最精确、最科学的。德拉菲尔德让韦尔奇进入他的研究组，并且给予他非同寻常的特权：韦尔奇可以把自己的解剖实验记录写在德拉菲尔德那本至高无上的记录册上。

不过，此时韦尔奇的学识还很欠缺，他仍然不懂如何使用显微镜。而德拉菲尔德是位显微技术专家，曾亲手制作显微镜用薄片切片机（一种用来精确制备组织切片的设备）。他可以一边叼着烟斗，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显微镜悉心观察好几个小时，而韦尔奇只能无所适从地在旁边看着。尽管如此，德拉菲尔德还是让韦尔奇在资历较浅时完成了大量的解剖，每一次韦尔奇都尽量多学些东西。

那些知识没有让韦尔奇满足，他最好的导师基本上都在巴黎、维也纳和柏林学习过。当时在美国没有一个医生靠做研究能养家糊口，尽管如此，韦尔奇仍然想从事临床医学。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到处向亲朋好友借钱。1876年4月19日，正好是赫胥黎在霍普金斯大学揭幕式上发表演说前几个月，韦尔奇乘上了前往欧洲继续学习科学的航船。西蒙·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曾在韦尔奇门下学习过，他评价这趟旅程“可能是一个美国医生所进行的最重要的探索之旅”。

在德国的求知路上，韦尔奇几乎从未感到孤单，因为那里有当时最好的科学研究。一位历史学家曾估计，在1870—1914年，约有15 000名美国医生以及成千上万来自英国、法国、日本、土耳其、意大利、俄国的医生们，在德国或奥地利学习。

这些医生中绝大多数都只对如何治愈患者感兴趣。在维也纳，教授们为外国医生——尤其是美国医生——建立了一条有效的流水线，进行关于临床医学特殊性的短期课程培训。美国医生参加这些课程的动机，一部分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另一部分则是为了能在国内同行中拔得头筹。

韦尔奇想开业当医生以谋生，他意识到，德国的学习对自己将来事业的发展会有很大帮助。他让资助他的姐姐、姐夫以及父亲放心：“在德国学习一年所得到的声望和学识绝对会助我在事业上取得成功。那些在纽约干得不错的年轻医生大部分都在国外学习过。”

然而，与韦尔奇真正志趣相同的人凤毛麟角。他到德国来探索一个新天地，准备学习实验科学。在美国的时候，他被公认为比一般同事具有更多的学识；但在德国，他却因为所知甚少而被两个实验室拒之门外。这件事非但没有使韦尔奇消沉，反而鼓舞了他的士气。不久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接纳他的地方。韦尔奇在家书中兴奋地写道：“我觉得自己好像刚刚进入医学这个伟大领域，以前的经历和现在比起来，就像阅读童话故事和亲临梦幻仙境一样截然不同。在科学讨论会和实验室中，接触那些规划了过去的科学又在开创今日科学的人，并且有机会亲手做些原始调查，对我都是非常有益的。即使这些对今后的生活没有多大帮助，它们也永远是我得到快乐和裨益的源泉。”

他对莱比锡大学的评价是：“如果你有机会参观那些漂亮的、设备完善的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和化学实验室，见到闻名遐迩的教授及其团队中勤勉工作的学生和研究助理们，你就会明白德国为什么能在医学领域中令他国望尘莫及，因为他们全神贯注于工作中，全身心投入研究中。”

韦尔奇特别注重学习方法，并且非常关注新技术，关注任何可以抵达研究新领域的方法，以及任何能让他更清楚深刻地进行观察的事物。他和一位科学家合作研究的“主要价值”在于“教会了我一些保持组织新鲜的重要方法，尤其在分离一些特定的成分时”。谈起和另一个他不喜欢的科学家合作的经历，他说：“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制备标本的方法，以后我就可以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了。”

到那时为止，韦尔奇一直吸引着各位导师（其中包括一些世界闻名的科学家）的注意，结果这些导师反而给他留下了更加独特的印象，其中一位就是路德维希。韦尔奇称之为“我理想中的科学研究者，绝不受权威影响，严格检验每一条科学理论……我希望我已经学到了路德维希教授的原则和习惯——这对每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不要满足于不严谨的思考和不彻底的检验，不要主观臆断或者理想化，而是进行细致的观察”。

另一位导师科恩海姆（Julius Cohnheim）则教给了他别样的好奇心：“科恩海姆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揭示事实的真相。对他而言，仅知道心脏疾病会导致肾脏淤血是不够的……他经常会探究为什么在这些情况下会发生那些事情……他可以称得上是病理学的实验学派或生理学派的创建者，也是其主要代表人物。”

韦尔奇开始分析每一件事物，包括他以前一直深信不疑的信念。5年前他还对世界不受上帝公正主宰的看法深恶痛绝，现在他跟父亲说他接纳了达尔文的观点：“我不觉得进化学说中有任何反宗教的地方……最终我们还是得改变原先的看法而接受他们的观念，科学的客观事实永远无法改变。”

韦尔奇也分析了德国科学取得现有成就所采用的方法，他总结了最重要的三点：一是德国医学院接收有充分准备的学生，二是学院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三是政府及大学对研究大力支持。

1877年，霍普金斯大学开办后一年，校长吉尔曼计划组建一支美国最优秀的、可以与任何欧洲科学家相比肩的医学院教师队伍。这项全国范围内的、更确切地说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招募行动，本身就颇具革命性。除了位于安娜堡小城的密歇根大学之外，美国所有医学院的教员无一例外都是当地有名的医生。为了做好这项招募工作，吉尔曼选派了最佳人选——比林斯（John Shaw Billings）博士。

比林斯替美国人为医学科学作出的第一个伟大贡献是创立了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是在军医署长要求详细记载内战医疗记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军队还创建了一个医学“博物馆”，其实质是个标本库。

博物馆和医疗记载都非常出色。1998年，该博物馆直属的军事病理研究所的科学家曾用1918年制作的标本鉴定了当年流感病毒的遗传结构。这些医疗历史记录极其精确而有用，甚至连魏尔啸都说，他“一直惊叹于在那里发现的大量知识，还有精确到细节的记录，连最细微的事情也有非常精确的统计数据，所记述的各方面医学经验都很专业”。

比林斯并没有参与撰写那些医疗记录，但的确是这些记录激发了他创建一个类似性质的医学图书馆的念头。一位医学史专家评价比林斯说，他创建了“可能是世界上最大、最有用的医学图书馆”。到1876年，图书馆已经拥有80 000卷藏书，最终发展成今天的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但比林斯所做的并不限于收集书和文章，因为知识只有被理解后才能发挥作用。为了普及知识，比林斯发明了一种比当时欧洲人使用的先进得多的检索系统，然后开始出版《医学索引》（Index Medicus），这是一份摘录美国、欧洲、日本新出版的医学书籍和发表文章的目录索引月刊。而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类似性质的参考书目。

可以说，世上再没有人比比林斯对全世界实验室里发生的情况更了如指掌。

比林斯到欧洲会见霍普金斯大学教员候选人，包括已是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但他也筛选了一些年轻人，因为他们就是下一代的领军人物。他听说过韦尔奇，听说过他的潜力，听说他所接触的伟大科学家不是几个而是很多，听说他几乎认识德国的每一位科学家，甚至包括两个可能是19世纪或20世纪初期最伟大的科学家——科赫和埃尔利希。而韦尔奇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两位尚未显山露水（事实上，当时还未出名的科赫着手对炭疽杆菌生活史进行他那著名的工作时，韦尔奇和他就在同一个实验室）。

比林斯和韦尔奇在莱比锡一家古老的啤酒馆内见面，这家啤酒馆充满了神秘色彩。墙上是描述16世纪浮士德遇见魔鬼的壁画，相传那次会面真的就发生在这里的一个房间内。在那里，比林斯和韦尔奇热烈讨论科学直至深夜，而壁画的诡谲更增添了他们交谈的神秘气氛。比林斯谈到霍普金斯的计划，包括闻所未闻的招生标准、高大的建筑中全都是实验室、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医院，当然少不了才华横溢的教员。他们也谈到了生活和彼此的人生目标。韦尔奇当然知道这是对自己的面试，作为回应，他也向对方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这次碰面后，比林斯告诉即将建立的霍普金斯医院的院长金（Francis King）：“到时候，韦尔奇是第一批可靠的人选之一。”

这个“时候”却迟迟没有到来。霍普金斯刚开始只有一个研究生院，尽管后来迅速扩张并拥有了一个学院，但还没有招收本科生。由于资金大部分被套牢在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州铁路股票上，更进一步的扩大规模突然变得举步维艰。当巴尔的摩、俄亥俄州还有宾夕法尼亚州铁路局决定削减10%工资时，整个国家已经在经济萧条里跌跌撞撞过了四年。由马里兰铁路工人发起的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迅速扩展到匹兹堡、芝加哥、圣路易斯甚至更西部的地方。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州铁路股票崩盘了，建立医学院的计划不得不推迟，霍普金斯已经没有一个空缺职位。

因此，当韦尔奇1877年不顾一切回到纽约寻找科研“机会”，“并且同时能够维持生计”时，结果一无所获。他只好折返欧洲，1878年才再次回到纽约。

医学发展之快是史无前例的，成千上万的美国医生聚集在欧洲就足以证明他们对医学发展的浓厚兴趣。然而回到美国，韦尔奇和其他人一样，都无法依靠加入科研队伍或靠教授他们所学而生存。

韦尔奇向内外科医学院以前的一个导师提议，让他去教实验课程，可是学院没有实验室也不想有实验室。在美国没有哪所医学院用实验室进行授课。学院回绝了韦尔奇的建议，但给了他一个没有薪水的讲课机会：教病理学。

韦尔奇去了不太有名的贝尔维医学院。这所医学院让他授课，并提供他三间只配备了厨房操作台的空房间。没有显微镜，没有玻璃器皿，没有保温箱，没有仪器设备。面对空荡荡的房间，韦尔奇无限失落，他写道：“就目前的情景我根本无法做出什么成就来。我好像要完全靠挖掘自身的资源去装备这个实验室，但别指望能实现多少。”

他也很焦虑。他的薪水将从所收学费中获得，而这为期三个月的课程却不是必修课。他向姐姐倾诉说：“有时候我觉得非常沮丧，我往前看，却看不到实现我人生理想的那一天……在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以后也不像会有希望的样子……我可以教显微镜使用以及病理学，这也许能让我得到一些磨练，不久后还可以养家糊口，但这些都是杂事，是苦力，是所有人都能做的事情。”

他错了。

事实上，他将要促进整整一代科学家的出现，正是这批科学家使美国医学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正是这批科学家抗击了1918年爆发的大流感，而他们的研究发现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余音直至今天还在久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