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伊始，我在连部当通信员，主要任务是接听电话，到各哨点送文件和口令，到团、营部取送文件，随连干部到各哨点查哨等。

因这一年是我连再次到天安门地区执勤的第一年，所以全连上下对各项工作都十分慎重和认真，特别是对每个警卫目标和每个哨位更是慎之又慎，唯恐在天安门广场这一政治中心发生警卫事故造成不可挽回的政治影响。所以当时召开的有关警卫工作会议特别多，一级一级大讲我们所处的位置特殊、警卫目标重要、警卫任务艰巨。并提出每个哨位都是第一道警卫防线，第一道防线不能出问题，警卫工作不能做检查（意指在天安门地区出任何警卫纰漏都是惊天大事，做检查无用）。另外，天安门广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重要外宾经常活动的地区，我们要经常抽调人员参加关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重要外宾安危的临时性警卫任务，更是不能出任何问题。经过多次召开警卫工作会议，使大家深感在天安门地区执勤既光荣又责任重大，唯有百倍警惕，严防敌特破坏，确保警卫目标绝对安全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点多、线长、面广是对全连哨位的形象比喻，为防鞭长莫及出现警卫死角，连、排干部每天夜里都要几次到每个哨位上查哨，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第一年入伍未执过勤的新战士是上哨中的薄弱环节，为使他们能独立站岗，连队对他们开展了连史警卫工作图展教育、警卫业务技能培训、军事训练、老战士带领新战士站岗等活动，很快提高了新兵的上哨执勤能力。

经过几个月的磨励，干部战士的警卫业务都进入得心应手的娴熟期，各个哨位尤其是那些在烈日下曝晒的固定哨也从灼热难耐的盛夏进入了凉爽宜人的秋季。在我们警卫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西门小广场上，工人师傅正在扎各种各样的彩车，准备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2周年庆典，天安门广场显得是那样的宁静和祥和。

9月13日，随着上级一道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的紧急命令下达，风云突变，火药味骤起。除各哨位加强警戒严防任何人进入外，其他人员一律身不离枪、枪不离身地原地待命，并将子弹发到每个战士手中。当时大家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都猜测肯定是中央突然出了什么大事。人人顿感形势严峻，绷紧了每根神经，严阵以待，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连队主要领导也和连部几大员（通信员、司号员、卫生员、理发员等）进行一跟一的分人排班，昼夜轮流值班，保持与上级和下属四个排的联系畅通。并分岗包哨，深入各个哨位和班、排按实战要求进行检查督导。各排、班都制定了击溃来犯之敌誓死保卫警卫目标安全的战斗方案。就这样在十分紧张的战斗氛围中过了几天，并没有发生战斗，而后我们又发现上级的检查似乎没有以前那样频繁了。渐渐地，各种内部消息通过多种渠道传来，如我师摩托营飞速占领西郊军用机场；我营某连在团参谋长带领下当夜进入景山公园占领制高点……这一幕幕如临大敌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是因为发生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党内二号人物林彪叛逃事件，史称“九·一三”事件。当时指挥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毛泽东、周恩来就在我们对面的人民大会堂内。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参加了以周恩来为首的10人中央专案组，审查林彪集团的问题。“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叶剑英负责军委日常工作。林彪事件过了三个月后，中央正式下发了有关林彪事件的材料之一、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供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记得传达材料之一时，我们全营干部战士集中在历史博物馆礼堂内，由北京卫戍区一名副政委亲自给传达，足见其重视。

在惊心动魄的林彪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我国迎来了一件特大喜讯，那就是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这是我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11月9日下午，经毛主席亲自审定的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的代表团一行10人从首都机场前往纽约，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体到机场为中国代表团送行。我连参加了以周总理为首的政治局委员到机场欢送代表团路线警卫。望着一辆辆向东驶去的首长坐车，参加警卫的战士们心中充满了喜悦之情。

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我连到天安门广场接勤后便参加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政府总理吴奈温，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布托，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等外国领导人的来华访问警卫。

我当时因是连部通信员，没有直接参加上述外宾来访的警卫，但均参加了来访前的警卫动员，还在连部楼上观看了盛大的欢迎场景。

齐奥塞斯库是6月1日至9日访问我国的。来访前长安街挂满了两国国旗和彩旗，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楼上都飘扬着红旗，天安门城楼上飘舞着八面红旗并高挂着八个大红灯笼，到处洋溢着迎接贵宾的喜庆气氛。齐奥塞斯库抵京的这天，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挥动花环彩带的欢迎群众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朋友。晚上，绚烂的华灯映出了人民大会堂清晰的轮廓，白炽的射灯把人民大会堂巍峨的外墙和高耸的廊柱照耀得美轮美奂。这是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举行欢迎宴会时的夜外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国欢迎外宾时的大气而隆重的场面，心中油然觉得自己的身躯也伟岸起来，崇高、傲然、自豪的心情汇集自身。这种感觉和心情一直伴随在后来历次执行警卫国宾来访任务之中，这实际上是自己对祖国强大感到自豪的一种亢奋心理反映。

中国人民特别是中老年人，都对齐奥塞斯库和他领导的罗马尼亚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文革”期间，在为数不多的来华访问外宾中，就有不少是来自黑海之滨的罗马尼亚朋友。周总理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宾就是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齐奥塞斯库多次访华。20世纪70年代前期在为数不多的进口影片中，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等多部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电影在中国上映和罗马尼亚香烟在中国风靡一时都是中罗友好关系的见证。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也是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外国元首。原因有五：一是听介绍说这位皇帝是一位已有40余年皇龄并牢牢执掌国柄的实权皇帝。二是1885年柏林会议，欧洲列强瓜分了非洲，产生了大约50个殖民地和保护地，唯埃塞俄比亚保持了独立。三是地形特殊。不但地势在非洲最高，而且从东北到西南纵贯全境有一条大裂谷，宽一百多公里，深二公里多，号称东非大裂谷。四是从1960年至1971年，埃塞俄比亚在各届联大投票赞成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五是我国为塞拉西的欢迎仪式搞得隆重热烈，并且他的名字对我们警卫人员来说非常好记、一听就忘不了。

在这一年还有两位特殊贵宾，一是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二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西哈努克自从在北京建立民族统一阵线及其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后，一直在北京居住。开始在钓鱼台国宾馆，后来搬到清末和民国时期为各大、公使馆街的东交民巷。周总理一直按国家元首对其进行接待。在这期间，周总理多次到两个住处与西哈努克会面。仅此便可看出周总理对西哈努克领导下的柬埔寨抗美救国斗争的良苦用心。我连也多次参加了周总理与西哈努克在京互相往来的路线警卫任务。

基辛格在这一年分别于7月和10月两次来访，其中第一次是秘密来访。他虽不是国宾，但中美在对峙二十多年后突然迎来一位美国总统特使，使世界都感到震动。当时，为其秘密访华参加警卫安保的同志们，只知是位重要人物，并不知是谁。如今，参与改善中美关系的主要人物都已作古，唯基辛格健在，并积极致力于中美友好活动。

自这一年发生“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就再也没登过天安门城楼。据统计，毛泽东自1949年开国大典到1971年5月1日，共登上天安门城楼45次。自这一年的国庆节开始，我国把每年“五一”和“十一”在天安门广场搞庆祝活动改为在各大公园搞游园活动。这一年国庆节的天安门广场除游人游览拍照外，最显著的一个欢度国庆节标志，就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面的天安门广场中轴线上安放了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双峰耸立。每年的“五一”和“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摆放孙中山画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这位推翻清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先驱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