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华尔街日报》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之后，霍姆斯公开声称，她将发布来自她的血液检测系统的临床数据，以反驳我的报道。“数据最为有力，因为它会为自己说话。”2015年10月26日，她在由克利夫兰诊所集团主办的会议上如是说。两年零三个月后，她终于兑现了这个承诺：2018年1月，希拉洛斯在经同行评审的科学杂志《生物工程和转化医学》（Bioengineering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上发表一篇关于迷你实验室的论文。论文描述了设备的组件及其内部工作机制，提供了部分数据，目的是表明，与FDA认可的设备相比，它自身是站得住脚的。但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希拉洛斯在其研究中所使用的血是使用旧的抽血方式，在胳膊上扎针。霍姆斯最初的预设——仅仅基于刺破指尖取得的一两滴血而获得快速准确的检测结果——在论文中完全找不到踪迹。

更仔细地审读论文，会发现其他重大的缺陷。首先，论文中只有部分血液检测有数据。其中两种检测，即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 cholesterol）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 cholesterol）的检测偏离FDA认可设备的程度，令希拉洛斯自己也承认“超过了建议限定值”。公司也承认它一次只做一项检测，与霍姆斯之前声称她的技术可以同时对小小一滴血做数十项检测的说法是抵触的。最后一点是，所运行的这些检测要求对迷你实验室进行不同的配置，因为希拉洛斯还没有找到办法把所有的组件都放进盒子里。所有这些，与希拉洛斯2013年秋天在沃尔格林的门店中启动检测时霍姆斯所吹嘘的革命性突破相去甚远。

霍姆斯的名字列在合著者的名单中，但巴尔瓦尼不在其中。自从2016年春天，他们分手并且他离开公司之后，巴尔瓦尼似乎从地球表面上消失了。霍姆斯搬出了他在阿瑟顿拥有的6555平方英尺的大房子（2013年通过一家有限合伙公司以900万美元购得），尚不清楚他是否还住在那里。在希拉洛斯的前员工中间有猜测，说他已经逃离美国，以躲避联邦的调查。

2017年3月6日上午，那些谣言就此止歇，泰勒·舒尔茨在那天来到吉本斯·邓恩和弗莱切律师事务所位于旧金山布道街（Mission Street）办公地的一间会议室。夹杂在六七名为伙伴基金的诉讼取证的律师中间的，正是那个曾以愤怒的眼神威吓希拉洛斯员工的熟悉的小个子。巴尔瓦尼是这次诉讼的指定被告，因而他的出现非同寻常，似乎只有一个目的：恐吓证人。如果目的真是如此，那么它没起到作用。在随后的八个半小时中，泰勒全神贯注，对被问及的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无视坐在会议桌另一头的暴躁前老板的沉默在场。七个星期后，希拉洛斯在巴尔瓦尼自己作证的前夕，以4300万美元达成和解。（不久以后，它与沃尔格林的诉讼案以2500万美元达成和解。）

到2017年底，希拉洛斯已经精疲力竭，烧尽了它从投资者那里筹得的9亿美元，大部分用在法律方面的花销上。经过几轮裁员，员工数量从2015年高峰期的800人减少到不足130人。为了节约租金，公司将所有剩下的员工搬到旧金山湾对面的纽瓦克工厂。破产的幽灵隐隐浮现。不过，在圣诞节前几天，霍姆斯宣布她从一家私人股权投资公司获得了1亿美元的贷款。这个财务救命钱附带严格的条件：贷款以希拉洛斯的专利资产作为担保，而且公司需要在产品和运营方面实现某种重大目标，才能拿到钱。

不到三个月后，高墙开始再次逼近：2018年3月14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指控希拉洛斯、霍姆斯和巴尔瓦尼从事“精心策划、持续多年的欺诈”。为了解决公司面对的民事指控，霍姆斯被迫放弃她对公司的投票控制权，交出绝大部分股份，并且支付50万美元的罚款。她还同意十年内不在上市公司担任管理职务或董事。由于没有与巴尔瓦尼达成和解，SEC在加州的联邦法院向他提起诉讼。与此同时，刑事调查继续发酵。截至本书写作之时，指控霍姆斯和巴尔瓦尼向投资者和联邦官员撒谎的刑事控诉似乎已迫在眉睫。

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创造出“雾件”（VAPORWARE）一词，用以描述轰轰烈烈地公之于众但却花了很多年才实现的计算机硬件或软件，如果它最终能够实现的话。它反映了计算机行业的一种倾向，即在涉及市场营销时，做法过于轻率散漫。微软、苹果和甲骨文都曾被谴责某些时候在实际操作时有类似做法。这种过度承诺成为硅谷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其对消费者的危害主要体现在预期的破灭和失望，相对较为轻微。

霍姆斯将公司定位为硅谷核心地带的科技公司，也传承了这样一种“演久成真”（fake-it-until-you-make-it）的文化，她掩盖这种造假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硅谷的许多公司叫他们的员工签署保密协议，但在希拉洛斯，对保密的痴迷达到了完全不同的层次。它禁止员工将“希拉洛斯”字样放在领英账户的资料中。相反，他们被告知，在那里要写上他们是为“一家私人生物公司”工作。一些离职员工发布的对自己在该公司工作的描述被认定过于详细，他们收到来自希拉洛斯律师的勒令停止（cease-and-desist）信件。巴尔瓦尼定期监督员工的电子邮件和互联网浏览历史。他还禁止使用谷歌公司的Chrome浏览器，理由是谷歌理论上可以使用网络浏览器刺探希拉洛斯的研发工作。在纽瓦克的综合办公区工作的员工，不被鼓励使用那里的健身房，因为这可能导致他们与在那里租用办公室的其他公司的员工混淆。

在临床实验室中被称为“诺曼底”的部分，爱迪生设备周围竖起隔断，这样当西门子的技术人员来为德国造的机器提供维修服务时，就不会看到它们。这些隔断将屋子变成了一个迷宫，出口是堵塞的。实验室的窗户玻璃染上颜色，使人们从外面几乎看不到里面，但公司仍然在里面安置了不透明度塑料作为遮挡。通向实验室房间的走廊门，以及实验室本身的门都装了指纹扫描仪。如果一次有多个人同时进入，感应器会发出警报，激活照相机，发送照片给警卫台。至于监控的摄像机可以说无处不在。它们是那种有深蓝色的圆盖的摄像头，让你不知道镜头是对着哪个方向。所有这些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商业秘密，但现在可以看得清楚，它也是霍姆斯用来掩盖她关于希拉洛斯的技术状态之谎言的一种方法。

吹嘘你的产品，获取资金，同时掩盖自己的真实进度，寄望于现实最终能赶上你的吹嘘，在科技行业中这种现象仍然得到宽容。但关键是要知道希拉洛斯并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的科技企业。它首先是、主要是一家医疗健康公司。它的产品并不是软件，而是一台分析人们血液的医疗设备。正如霍姆斯自己在声望巅峰期做客媒体访谈或是公开亮相时喜欢指出的，医生的诊疗决策有70％是依赖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他们指望实验室的设备如广告宣传那样有效。否则，病人的健康就会受到危害。

那么，霍姆斯是如何为拿人们的生命作赌注寻找理由的？一派想法认为，她是受到巴尔瓦尼的邪恶影响。按照这个说法，巴尔瓦尼是霍姆斯的斯文加利（Svengali），并且将她——怀抱远大梦想的纯真少女——塑造成硅谷追逐的那种年轻早熟的女性企业创始人，而他自己年龄太大，太男性化了，无法自己出面。毫无疑问，巴尔瓦尼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但将所有的责任推到他头上，不仅太过轻巧，也很不准确。近距离观察这两个人的互相作用的员工，看到的是一种霍姆斯拥有最后话语权的伙伴关系，尽管她年轻了20岁。而且，巴尔瓦尼迟至2009年才加入希拉洛斯。到那个时候，霍姆斯已经在关于她的技术成熟度问题上误导制药企业好多年了。而从恐吓她的首席财务官到起诉员工，这些行为已经展现出她冷酷无情的模式，迥异于一名抱有良好意图的年轻女子被一个年长男人操控的描述。

霍姆斯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牢固地控制一切。2011年夏天，一位前员工为申请希拉洛斯的职位而接受面试时，他问霍姆斯公司董事会的作用。她对这个问题语出不逊。“董事会只是个摆设，”他回忆她说的话，“在这里所有事情我说了算。”她的怒气太过明显，以至于他觉得自己搞砸了这次面试。两年后，霍姆斯确保董事会绝对无法超越作为摆设的地位。2013年12月，她强行通过了一项决议，授予她所持有的股份每股100票投票权，使她握有的投票权达到99.7％。从那时候开始，如果霍姆斯不在场，希拉洛斯的董事会甚至达不到法定人数。乔治·舒尔茨后来在一次作证时被问及董事会的审核职能，他说：“我们从未在希拉洛斯投过任何票。那没有意义。伊丽莎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决定。”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董事会从未雇用一家律师事务所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独立调查。在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媒体首度报道之后的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之内，就会开展这样的调查。但在希拉洛斯，没有霍姆斯的同意，不可能决定任何事情、做任何事情。

如果真有什么操控者的话，那就是霍姆斯自己。她一个接一个地将这些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劝服他们按她的出价投入。第一个折服于她的魅力的，是斯坦福工程学教授钱宁·罗伯特森，他用自己的声誉帮助她以稚龄取得信任。然后是唐纳德·L．卢卡斯，这位上了年纪的风险资本家的支持和人脉使她得以筹集资金。后面是沃尔格林的J博士和韦德·米克隆，以及西夫韦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伯德，紧随其后的有詹姆斯·马蒂斯（马蒂斯与希拉洛斯的纠缠，未能阻止他成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国防部长）、乔治·舒尔茨和亨利·基辛格。大卫·博伊斯和鲁伯特·默多克忝列名单最末，但我觉得还有其他许多人，都被霍姆斯掺和了魅力、天分和领袖气质的混杂物所折服。

反社会者通常被描绘成少有或者完全没有良知的人。霍姆斯是否符合这种临床表现？这个问题我还是留给心理学家去决定，但毫无疑问，她的道德指南针是严重扭曲的。我相当肯定，当她在十五年前从斯坦福大学辍学的时候，一开始并没有想要欺骗投资者，陷病人于危害之地。所有人都相信，她真诚地信仰一个愿景，并投身于其中去实现它。但在“独角兽”热潮的淘金狂热中，在她全力以赴地追求成为史蒂夫·乔布斯第二的过程中，有那么一个转折时刻，她不再倾听明智的建议，开始寻求捷径。她的抱负过于贪婪，无法忍受任何干预。如果在追求财富和声名的道路上，附带有任何的伤害，管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