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舒尔茨与五位室友一起租的房子位于洛斯阿尔托斯山（Los Altos Hills），距离他父母在洛斯加托斯（Los Gatos）的家只有二十五分钟的车程，所以他每隔一周会去与他们共进晚餐。2015年5月27日傍晚时分，泰勒将他的小丰田普锐斯C型车停进父母的车库，穿过厨房走进房子里。他一看到父亲，立刻感觉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劲，父亲的脸上满是焦虑和惊慌。

“你是不是跟一个调查记者说过希拉洛斯的事情？”他父亲责难地问道。

“是的。”泰勒回复。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怎么能这么蠢呢？好了，他们知道了。”

泰勒了解到，他祖父刚刚打电话来，说希拉洛斯知道他与一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有联系。如果他想摆脱乔治所说的“麻烦世界”，他必须第二天与公司的律师见面并签署什么东西。

泰勒给祖父回电，问他们两个是否可以在当天晚些时候见面，不要任何律师在场。乔治说他和夏洛特正在外面吃晚餐，但9点应该会到家，泰勒可以在那个时间来。泰勒坐下来，跟父母草草吃了一顿晚餐，然后开车回家，以便好好考虑如何跟祖父开展对话。出门的时候，父母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到家以后，泰勒给我打了个电话。从他的语调来看，他似乎紧张得不行。他问，我是否将我们的交流泄露给了希拉洛斯。我回答说绝对没有，并告诉他我对自己向信息提供者承诺的保密义务是极其严肃的。我们努力想找出是哪里出了问题。

从我们在山景城的露天啤酒馆会面，已经过去了三个星期。回到纽约后，马修·特劳布继续推后我要求的对霍姆斯的访谈，并要求我发给他问卷作为替代。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他，列出了我想和希拉洛斯讨论的七个方面，包括从伊恩·吉本斯到能力验证等事项。

我将这封邮件转发给泰勒，我们通话的同时他浏览了邮件。在关于检测验证的部分，我将爱迪生设备一项血液检测的变异系数列在里面，没有意识到那是泰勒自己计算出来的数字。邮件里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指向泰勒，所以他认定这正是他们锁定他的原因所在。他似乎放松了下来。他说，他可以很容易解释清楚那个数字。它可能来自任何人。

泰勒没有告诉我他马上要去见祖父，只告诉我希拉洛斯要他第二天去办公室会见其律师。我建议他不要去。他不再为公司工作，没有义务服从那个要求。我警告他，如果他去了，他们会想方设法哄他说出来。泰勒说他会仔细考虑清楚。我们同意第二天再交换相关情况。

泰勒在晚上8点45分到达祖父的家。乔治和夏洛特还没有回来，所以他在外面的街上等着，直到看到他们的车子停进车道。他给了他们几分钟收拾时间，然后走进房子，发现他们正坐在起居室里。

“你有没有跟任何一个记者谈论过希拉洛斯？”乔治问道。

“没有，”泰勒撒了个谎，“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那样认为。”

“伊丽莎白知道你正跟《华尔街日报》对话。她说这个记者用的正是你的电子邮件中的措辞。”

夏洛特纠正丈夫：“我想她说的是一个数字。”

是不是一个跟能力验证有关的数字？泰勒问道。很多人都看过那个数据，他说。《华尔街日报》可以从其他许多离职员工那里得到它。

“伊丽莎白说它只可能是你提供的。”乔治严厉地说。

泰勒坚持自己的说法。他说不知道记者是如何得到他的信息的。

“我们这是为了你好，”乔治说，“伊丽莎白说，如果那篇文章发表，你的职业生涯就完了。”

泰勒没有承认任何事情，他再次尝试说服他的祖父，希拉洛斯在误导他。他又一次重复了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年前他告诉祖父的，包括这家公司在其专有的爱迪生设备上只能开展很小一部分的血液检测。乔治还是没有被说服。他告诉泰勒，希拉洛斯给他准备了一份单页的文件签字，确保他往后会遵守保密职责。他解释说，《华尔街日报》将要发表希拉洛斯的商业秘密，如果公司不显示已经采取措施保卫它们，那些商业秘密将会进入公开领域。泰勒找不到要签这样的文件的理由，但表示他愿意考虑一下，如果那意味着公司将不再骚扰他的话。

“很好，楼上有两位希拉洛斯的律师，”乔治说，“我可以让他们下来吗？”

泰勒吃了一惊，有一种遭到背叛的感觉。他特别要求在他们会面时不要有律师。但是如果他现在抬脚走人，会增加人们的怀疑，他是不是真的隐藏了什么，于是他听到自己说了一声：“可以。”

乔治上楼的时候，夏洛特告诉泰勒，她开始怀疑希拉洛斯的“盒子”是不是真的。“亨利也是，”她说，指的是亨利·基辛格，“而且他曾说过想退出。”

夏洛特没有时间说更多话，一男一女出现了，咄咄逼人地向泰勒走来。他们的名字是迈克·布里耶（Mike Brille）和梅瑞迪斯·迪尔伯恩（Meredith Dearborn）。他们都是博伊斯·席勒和弗莱克斯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布里耶对泰勒说，他被要求找出谁是《华尔街日报》的信息来源，并在大约五分钟内确定了是他。他递给他三份文件：一份临时限制令，一份两天后出庭的通知，还有一封声明信，说希拉洛斯有理由相信泰勒违反了他的保密义务，并准备对他提起诉讼。

泰勒再一次否认曾与记者有过谈话。

布里耶说知道他在撒谎，并且逼迫他承认，但泰勒并不屈服。这位律师不肯善罢甘休。他就像一只斗犬，继续纠缠泰勒，仿佛要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泰勒一度转而看着自己的继祖母，问她是否跟自己一样感到不舒服。夏洛特怒目盯着布里耶，看上去像是准备给他来一记右勾拳。

“这次谈话必须结束。”泰勒最后说道。

乔治过来帮孙子。他大声叫道：“我了解这孩子，他不会说谎。如果他说没有跟记者谈话，那么他就是没有跟记者说过话！”前国务卿将两位律师赶出了自己的房子。他们走了以后，他打电话给霍姆斯，说这不是他们说好的。她派来的是审判官，而不是愿意进行文明对话的人。泰勒准备好第二天上法庭了，他警告她。

泰勒看到夏洛特从乔治的手里拿过电话，听到她说：“伊丽莎白，泰勒没有那样说！”他感到心跳加速，握紧了拳头。

乔治拿回电话，达成了一个妥协：第二天上午，他们将在这所房子里再次会面，希拉洛斯将会按照他们最初的约定带来那份一页纸的文件，重申泰勒将会遵守他的保密义务。挂电话之前，他恳求霍姆斯这次派其他律师来。

第二天上午，泰勒早早地来到祖父的房子里，在餐厅等着。看到还是布里耶现身，他一点都不惊讶。霍姆斯将他的祖父玩弄于股掌之中。

律师带来了一套新的文件。其中之一是一份宣誓书，声明泰勒从未与任何第三方谈及希拉洛斯，并且承诺提供他所知的曾与《华尔街日报》谈过话的任何在职员工和离职员工。布里耶要求泰勒签署宣誓书。泰勒拒绝了。

“泰勒不是告密者。找出谁与《华尔街日报》谈过话是希拉洛斯的问题，跟他无关。”乔治说。

布里耶对前国务卿视而不见，继续施压，要求泰勒签署这份文件，说出那份报纸的信息来源。他恳求他们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事情：为了尽责，必须从他那里拿到信息。但泰勒不肯让步。

在这令人难堪的对峙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乔治将布里耶拉到另一个房间，回来单独和泰勒对话。他要什么条件才能签那份文件？他问自己的孙子。泰勒回答，希拉洛斯必须加上一个条款，承诺不得起诉他。

乔治抓起一支铅笔，在宣誓书上潦草地写下一行字，大意是希拉洛斯承诺两年内不起诉泰勒。泰勒愣了一刹那，怀疑祖父是不是把自己当成了白痴。

“那对我没用，”他说，“必须说他们永远不起诉我。”

“我只是想提出希拉洛斯会同意的条件。”乔治抗议道。

但这位老人似乎也意识到他刚才提议的荒谬。他划去“两年”，用“永远”替代。然后他走出餐厅，去和布里耶谈。过了一会儿两人一起返回，布里耶显然已经同意了泰勒的条件。

然而，这个短暂的间隔给了泰勒时间思考，而他决定不签署任何东西。布里耶那天上午带来的另一份文件是他与希拉洛斯原来的保密协议。泰勒假装重新仔细阅读那份协议，同时琢磨如何以最佳的方式表示他不会签宣誓书。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尴尬沉默，他找到了如何表达拒绝的办法。

“希拉洛斯的律师基于希拉洛斯的最优利益而起草了这个东西，”他说，“我想我也需要一名律师，基于我的最优利益来审视这份东西。”

他的祖父和布里耶看上去都非常恼怒。乔治问，如果他的地产律师鲍勃·安德斯（Bob Anders）审核这个文件，说签了它没有问题，泰勒会不会签。泰勒说他会的，于是乔治上楼，将修改后的宣誓书发给安德斯。泰勒知道他上楼和鼓捣传真机需要一点儿时间，于是去到厨房，开始查找祖父的电话簿，寻找地产律师的号码。他想先跟他联系上。正当他急切地翻阅电话簿的时候，夏洛特递给他一张纸，上面有电话号码。“打给他。”她说。

泰勒在后院拨打了电话。他迅速向安德斯解释情况。律师一边消化所有这些信息，一边问是谁在代表希拉洛斯。泰勒手上有布里耶头一天晚上威胁要起诉他的信。他告诉安德斯，信件的签名是一位“大卫·博伊-兹”，他把这位著名律师的姓给读错了。

“天啊！你知道他是谁吗？”

安德斯解释，博伊斯是美国最有权势、最著名的律师之一。他说形势非常严峻。他建议泰勒当天下午到旧金山他的办公室来当面谈。

泰勒听了他的建议，开车去城里。安德斯的办公室在罗斯大厦（Russ Building）的第十七层，那是坐落于金融区的一座新哥特风格塔楼，过去曾经是旧金山最高的建筑。泰勒与安德斯以及他的一名合伙人会面，在与两位律师商议过后，泰勒决定不签这份文件。他们同意代表他将这一消息传递给希拉洛斯，但最终他们必须给他推荐其他律师，以避免利益冲突。他们的律师事务所法雷拉·布罗恩和马特尔（Farella Braun + Martel）也代理霍姆斯的不动产。

当安德斯通知迈克·布里耶，泰勒不会签署那份宣誓书时，布里耶警告说希拉洛斯别无选择，只得起诉他。泰勒回到家里，等待着第二天被传唤出庭，但那天晚上，布里耶给安德斯发来一封邮件，说希拉洛斯决定暂时搁置法律诉讼，以便给双方更多时间找到解决方法。泰勒得到消息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安德斯给泰勒推荐了一名叫斯蒂芬·泰勒（Stephen Taylor）的律师，他在旧金山主持一家精英律师事务所，擅长处理复杂的商务纠纷。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布里耶和泰勒就宣誓书交换了四个不同的版本。

泰勒试图尽力达成一桩协议，以表现出调和姿态，在该文件的新版本中承认曾经和《华尔街日报》有过谈话。希拉洛斯给他选择，说他太年轻、太天真，以至于被记者欺骗了，但泰勒拒绝了这个提议。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年轻与此毫无关系。就算到了40、45岁，他希望自己仍然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为了安抚希拉洛斯，泰勒同意被说成是低级职员，职责如此低下，以至于当谈论类似能力验证、检测验证和实验室运作的话题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谈什么。

但谈判在两个问题上陷入僵局。希拉洛斯仍然想要泰勒说出《华尔街日报》的其他信息来源，而泰勒坚决予以拒绝。而公司也没有把他的父母和继承人包括在不起诉名单中，只愿意对泰勒不起诉。随着僵局相持不下，博伊斯·席勒诉诸其臭名昭著的赤膊战略。布里耶扬言，如果泰勒不签宣誓书，说出《华尔街日报》的信息来源，当把他送上法庭的时候，博伊斯·席勒一定要让他的整个家族倾家荡产。泰勒还收到提醒，他正受到私人侦探的监视。他的律师试图淡化此事。

“那不是什么大事，”他说，“只要不去你不该去的任何地方，去上班的时候记着跟你屋子外面灌木丛中的人微笑挥手致意就可以了。”

一天晚上，泰勒的父母接到来自他祖父的电话。乔治说，霍姆斯告诉他，泰勒要为《华尔街日报》所得到的大部分信息负责，说他已经完全失去理智。泰勒的父母让他坐在厨房里，恳求他，下一次希拉洛斯给他机会签字，无论他们想要什么，都要签字。否则，他们只有卖掉自己的房子来支付他打官司的成本。没那么简单，泰勒回复道，但不能说太多。他非常想向他们解释发生的事情，但他被要求不得与任何人讨论与希拉洛斯的谈判。

为了让泰勒能告知父母事情进展如何，斯蒂芬·泰勒为其父母安排了单独的法律咨询。通过这种方式，泰勒可以通过律师与他们沟通，而那些谈话受到律师-客户特权的保护。这一安排还发生了一次事件，让泰勒和他的父母都极为慌乱。在父母与他们的新律师第一次会面几个小时后，律师的汽车被破窗而入，偷走了一个装有这次会面谈话记录的手提箱。尽管这很可能是一次随机的盗窃行为，但泰勒无法排除他的怀疑：是希拉洛斯让谁做了这件事情。

我对所发生的这一切一无所知。泰勒在那个与父母共进晚餐的夜晚打来那个焦虑的电话之后，我试图重新与他取得联系。我给他的科林·拉姆雷兹邮箱发去邮件——他坚持我们使用这种方式以保护他，并且也打电话给他的一次性手机。但我的邮件石沉大海，手机也显然是关机了，也没有语音留言信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我继续尝试发电子邮件和打电话，但一无所获。泰勒消失了。

我怀疑希拉洛斯正在对他套上枷锁，但我无法与该公司对质，因为他是匿名信息来源。我希望他不要在压力之下屈服，感到欣慰的是，他已经把向霍姆斯质疑希拉洛斯做法的邮件和他发给纽约州的投诉转发给了我。再加上我从艾伦·比姆那里获得的关于能力验证的内部往来邮件，足以构成证据确凿的文件链条。

我继续推进自己的报道，致电纽约州卫生部，查询泰勒的匿名投诉是如何处理的。我被告知，它被转到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服务中心（CMS）去调查。但当我打电话给CMS时，了解到在那里无法查到该投诉的任何踪迹。一定是在混乱中不知道怎么弄丢了。值得赞扬的是，负责该机构实验室监管处的人既然知道了它的存在，现在似乎很认真地在跟进。他们让我将那投诉发给他们，保证这次不会再漏掉。

同时，马修·特劳布继续在跟我兜圈子。仿佛我是唯一一名霍姆斯不给访谈机会的美国记者。她最近出现在CBS的早间新闻节目中，出现在CNN的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的节目里，还上了CNBC吉姆·克莱默（Jim Cramer）的“疯狂财富”（Mad Money）节目。雪上加霜的是6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从自己的电脑屏幕上挪开视线，瞟了一眼编辑部里的电视机，在那儿，她穿着黑色的高领毛衣，出现在“查理·罗斯”（Charlie Rose）节目中。第二天，在一通激烈的电话对话中，我告诉特劳布，希拉洛斯不能无限期地把我拒之门外。我一边在布鲁克林我的门廊前来回踱步，一边大喊：如果不是霍姆斯，公司得有其他人与我会面，解决我提出的问题，而且要尽快安排。

过了几天，特劳布回复我，建议我和希拉洛斯的一名代表在博伊斯·席勒位于曼哈顿的办公室会面。我一开始同意了，但随后想到了更好的办法。他们的建议无异于让我直接深入虎穴。我回电给他，告诉他希拉洛斯的代表——以及我相信会陪着他来的整队律师——必须来找我。会面安排在6月23日，星期二，下午1点，地点在美洲大道1211号（Avenue of the Americas），《华尔街日报》的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