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华尔街日报》位于曼哈顿中城的新闻编辑部，我正坐在自己乱糟糟的办公桌前，想寻找和发掘一个新的故事。我最近刚完成一个耗时一年的医保诈骗调查，不知道接下来做什么。即使在《华尔街日报》工作了十六年，我仍然没有精通一件事情：从一个调查项目迅速而高效地转移到下一个任务的艺术。

我的电话铃响了。来电的是“病理学博客”的亚当。八个月前，我曾找他帮过忙，试着去看懂复杂的实验室账单，用于我在医保系列中的一篇报道。他耐心地向我解释特定的账单项目对应的实验室流程是怎么样的，后来我用这些知识曝光了一家大型癌症诊疗中心的骗局。

亚当告诉我，他偶然发现了一个可能是个大新闻的事。人们经常给记者爆各种料。十次有九次不会有什么实质内容，但我总是花时间听他们说。世事难料。而且，在这个特别的时候，我正像狗一样在寻觅骨头。我需要一根新的骨头来细细咀嚼。

亚当问我，是否读过《纽约客》最近的一篇特稿，写的是一位名叫伊丽莎白·霍姆斯的硅谷奇才和她的公司，希拉洛斯。我确实读过。我订了《纽约客》，经常在上下班的地铁上阅读它。

既然他现在提到了这篇文章，我在读它的时候已经发现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其中之一，是没有任何经同行评议的数据支撑该公司的在科学上的说法。过去的十年中，我大部分时间花在报道与医疗健康事务相关的事情，无法想象医学上如此重大的进步没有经过同行的审阅。我也对霍姆斯就她的秘密血液检测设备如何工作所做的简短描述感到惊讶：“执行一项化学过程，由此发生一个化学反应，从化学物与样本的互动中产生一个信号，将其翻译为检测结果，然后由经过认证的实验室人员审核。”

那些话听上去像一个高中化学的学生讲的话，而不是一个高深的实验室科学家。《纽约客》的作者称这一描述“模糊得可笑”。

当我停下来仔细考虑，发现很难相信，只上过两个学期化学工程课程的一名大学辍学生能够成为前沿科技的先锋。当然，马克·扎克伯格10岁的时候就在父亲的计算机上学会了编程，但医学不一样：那不是你在家里的地下室就能自学的。你需要多年的正规训练，经过数十年的研究，才能找到价值所在。许多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都是60多岁，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的成就到那时才能获得认可。

亚当说，对于《纽约客》的这篇文章，他有类似的感觉，他在博客上发表帖子质疑之后，有一群人联系了他。对他们的身份，尤其是与希拉洛斯的关系，他秘而不宣，但说他们拥有这家公司的信息，我也许想听。他说可以与他们联系，看看他们是否愿意与我谈谈。

同时，我对希拉洛斯作了一些初步了解，无意中发现了《华尔街日报》社论版十七个月前的文章。文章发表的时候我并没读过。这增添了一点有趣的波折，我暗自想：我的报纸在霍姆斯的流星般崛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了第一家发表她所谓成就的主流媒体机构。这确实是一个尴尬的境地，但我并不是很担心这一点。《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和新闻版同仁之间有一堵防火墙。如果我真的在霍姆斯的橱柜中发现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也不会是这家报纸的两方第一次自相矛盾。

第一次谈话的两个星期后，亚当帮我联系上了理查德·富兹、乔·富兹、菲丽丝·加德纳和罗谢尔·吉本斯。听说富兹一家跟希拉洛斯惹上了官司，我一开始感到很失望。即使他们坚持遭到了错误的指控，但官司给了他们报复的理由，令他们无法成为信息来源。

但当我听到他们与希拉洛斯刚刚离职的实验室主管有过对话，而且此人声称公司存在若干错误做法，我的耳朵便竖了起来。我还发现，伊恩·吉本斯的故事令人同情，罗谢尔所说伊恩多次坦承希拉洛斯的技术不管用，此事尤其值得探究。在法庭上，这类事情会被当作道听途说而不予采信，但它的可信赖程度足以开展进一步考察。不过，要让此事有所进展，下一步我要做的事情非常明确：我需要与艾伦·比姆对话。

头几次拨打艾伦的电话号码，我得到的反馈都是进入语音信箱。我没有留下信息，相反，决定只是继续尝试联系他。2015年2月26日，那个星期四的下午，一个带着我不确定是哪里口音的声音终于接听了电话。在确认他真的是艾伦之后，我做了自我介绍，告诉他我知道他刚刚抱着对公司运营方式的担忧离开了希拉洛斯。

我可以感觉到他非常紧张，但他似乎也想吐露心事，卸下负担。他告诉我，他可以跟我对话，但我必须承诺为他的身份保密。希拉洛斯的律师一直在骚扰他，他很确定，如果公司知道他跟记者谈过，一定会起诉他。我同意他保持匿名。那不是个很难的决定。没有他，我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二手来源和知情的推测。如果他不肯说，这个故事就不存在了。

随着我们对话的基本规则得以建立，艾伦放下戒备，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说的第一件事情是，伊恩告诉罗谢尔的事情是真的：希拉洛斯的设备不管用。它们被叫作爱迪生，很容易出错。它们一直无法通过质量控制检查。而且，希拉洛斯只用它们做一小部分检测。它的大部分检测是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商用设备上运行，并且稀释血液样本。

我花了一点时间来理解稀释这件事情。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什么那么做是错误的？我问道。艾伦解释，那只是为了弥补爱迪生设备的缺陷，它只能做某种被称为免疫测定的检测。希拉洛斯不想让人们知道其技术有限，所以它设计了一种方法，以便在传统设备上运行小剂量的指尖采血样本。这涉及稀释指尖采血样本，让他们的剂量加大。问题在于，他说，当你稀释了那些样本以后，被分析物在血液中的浓度也被降低到传统设备不再能准确测量的水平。

他说他曾试图推迟希拉洛斯在沃尔格林的门店中启动血液检测服务，警告霍姆斯实验室的钠和钾的检测结果完全不可信赖。按照希拉洛斯的检测，完全健康的人血液中的钾含量水平会爆表。他用“疯狂”一词来形容那些检测结果。当艾伦提到某种叫作能力验证的事时，我很难让自己理解他揭露的这些情况。他非常肯定希拉洛斯违反联邦能力验证的规定。他甚至向我提到联邦监管规则的相关部分：CFR第42章，493条。我在笔记本上把它写下来，告诉自己随后再去查阅。

艾伦还说，霍姆斯虔诚地相信要革新血液检测，但她在科学和医学方面的知识基础很贫乏，这证实了我的直觉。他说她并不是那个每天管理希拉洛斯的人。一个叫作桑尼·巴尔瓦尼的男人才是。艾伦谈及桑尼完全不加掩饰：他是一个通过恐吓进行管理的虚伪的土霸王。然后，他放出又一个重磅炸弹：霍姆斯和巴尔瓦尼曾经有过恋情。我读过《纽约客》和《财富》上的文章，浏览过希拉洛斯公司的网站，知道巴尔瓦尼是公司总裁、首席运营官。如果艾伦说的是真的，这又是一重扭曲：硅谷的第一位女性亿万富翁、科技企业创始人，与她的第二号管理层睡过觉，而此人比她大了将近20岁。

这是一种粗糙的公司治理方式，但毕竟它还是一家私人公司。在硅谷的私人创业世界中，没有什么规则禁止那一类的事情。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霍姆斯似乎向她的董事会隐瞒了这层关系。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理由让《纽约客》将她刻画成单身，而亨利·基辛格告诉这家杂志，他和妻子试图为她安排约会呢？如果霍姆斯没有直接向董事会坦白她与巴尔瓦尼的关系，那么她还有什么原因想要保密呢？

艾伦说，有很多次，他当面或者通过电子邮件，向伊丽莎白和巴尔瓦尼提出对能力验证检测和希拉洛斯的检测结果可靠性的担忧。但巴尔瓦尼总是要么断然回绝，要么搪塞过去，在邮件往来时肯定复制一份给希拉洛斯的律师，写上“注意律师-客户的保密义务”。

艾伦身为实验室主管，希拉洛斯的CLIA执照上登记的是他的姓名，他担心如果政府进行调查，自己可能承担个人责任。为了保护自己，他将数十封与巴尔瓦尼往来的电子邮件转发到私人电子邮箱。但希拉洛斯发现此事，威胁要起诉他违反保密协议。

除了可能面对的个人责任，让他更加困扰的是患者可能承受的潜在伤害。他描述了错误的血液检测结果可能导致的两种噩梦般的场景。一个错误的阳性结果可能导致患者去做不必要的医疗检查。但一个错误的阴性结果会更加糟糕：一名情况严重的患者不去做诊断，可能导致死亡。

我挂上电话，感受到熟悉的冲动，那是每次大型报道获得突破时才有的，我得提醒自己，这只是一个漫长征程的第一步。还有许多东西要去掌握，而最重要的是，报道需要得到确证。如果只有一个匿名来源，报纸绝不会接受，不管那来源有多么好。

第二次与艾伦对话的时候，我正站在布鲁克林的展望公园（Prospect Park），尽力让自己保持暖和，同时看管我的两个儿子，一个9岁，一个11岁，他们正在与一个朋友嬉戏。那是2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日后这个月份将作为纽约城八十一年来最冷的2月而载入史册。

第一次对话后，我曾发短信给艾伦，询问他是否能想起可以证实他说的事情的前同事。他发了几个名字过来，我和其中的两位取得了联系。两人都极度紧张，只同意按照深层背景信息来源进行交谈。其中一位是希拉洛斯的前CLS，她不愿意说太多，但她说的东西给了我信心，说明我是找对了方向：她告诉我，自己一直对公司所发生的事情非常困扰，并且担忧患者的安全。她之所以辞职，是因为不想看到自己的名字继续出现在检测结果上。另一个人是实验室的前任技术监督，说希拉洛斯是运作在一种秘密和恐惧的文化之下。

我告诉艾伦，感觉自己开始有所进展，听到这个他似乎很高兴。我问他，是否还保留着转发到自己Gmail个人邮箱的电子邮件。他回复说为了遵守公司迫使他签的宣誓书，律师让他删除了这些邮件，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沉了下去。对于这类故事，文件证据是黄金标准。我的工作会变得困难许多。我努力抑制住自己的失望。

我们的对话转向能力验证。艾伦解释了希拉洛斯如何操纵它，他告诉我希拉洛斯使用哪些商用分析仪来进行大部分血液检测。两种都是西门子制造的，证实了菲丽丝·加德纳的丈夫安德鲁·佩尔曼在航班上听到西门子销售代表所说的话。他还披露了其他我们第一次谈话中没有说过的事情：希拉洛斯的实验室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放置商用分析仪，另一个放爱迪生设备。一位州巡视员有一次检查实验室，给她看到的只是有商业分析仪的部分。艾伦觉得她是受骗了。

他还提到，希拉洛斯正在研制新一代的设备，其代号为“4S”，据称将替代爱迪生，可以做范围广泛得多的检测，但它根本不管用，从未部署在实验室中。稀释指尖取血的样本，在西门子的机器上运行，原本是作为临时性解决方案，但由于4S遭到彻底失败，变成了永久性的做法。

一切开始变得清晰了：霍姆斯和她的公司过度承诺，当无法兑现承诺时，就想投机取巧。若是做个软件或智能手机的App，这种做法或许问题不大，但对于人们依靠其来做出重要医疗决策的产品，这样做就是泯灭良知。在第二次对话的最后，艾伦提到了我发现饶有意味的其他事情：前国务卿、希拉洛斯董事会成员乔治·舒尔茨有一个叫泰勒的孙子，他曾经在该公司工作过。艾伦不确定泰勒为什么离开，但他认为并不是那种友好的离开。我在iPhone手机的记事本App上简略地写下这些事情，并且加上泰勒的名字，作为又一个潜在的信息来源。

随后的几个星期，我又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遭遇到一些复杂情况。在试图证实艾伦说法的过程中，我联系了20多位希拉洛斯的在职和离职员工。许多人不回复我的电话和邮件。少数几个通过电话成功联系上的则告诉我，他们签了非常严格的保密协议，不想冒违反协议而遭到起诉的风险。

一位前实验室高层员工确实同意与我对话，但只能是在不公开记录（off the record）的前提下。这是一个重要的新闻工作区别：艾伦及其他两个前员工同意按深层背景信息来源与我对话，就是说我可以使用他们提供的信息，但必须对他们的身份保密。不公开记录意味着我不能使用其提供的任何信息。但这种对话仍然是有用的，因为该信息来源证实了许多艾伦告诉我的事情，帮助我坚定继续调查的信心。他用一个比喻总结了在这家公司发生的事情：“希拉洛斯的运作方式，就像是想要造一辆公共汽车，造的同时又在驾驶这辆公共汽车。会死人的。”

几天后，艾伦再度与我联系，带来了一些好消息。我让他打电话给他曾在秋天联系过的华盛顿那家代理揭发者的律师事务所，看看能否找回他曾发给该律所的与巴尔瓦尼的往来邮件。律所满足了他的请求。艾伦将这些邮件转发给我。那是关于能力验证的一系列邮件，共有十八封，发生在桑尼·巴尔瓦尼、丹尼尔·杨、马克·潘多里和艾伦之间。它们表明，巴尔瓦尼愤怒地指责艾伦和马克·潘多里在爱迪生设备上运行能力验证检测样本，不情愿地承认该设备“未能通过”验证。而且，无可置疑的是霍姆斯知道这个事件：绝大多数邮件都抄送给了她。

这是又一个进步，但很快紧接而来的是一个倒退。3月下旬，艾伦因为害怕而裹足不前。他还坚持所有告诉过我的事情，但不想再卷入进一步的报道。他无法承受更多的风险。他说，与我对话令他觉得心慌，无心于他的新工作。我试图让他改变主意，但他很坚决，所以我决定给他一点空间，希望他最终还会回心转意。

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我慢慢地转向其他战线。我想要一个中立的实验室专家，来评估希拉洛斯稀释样本的做法和它操纵能力验证检测的方式，为此我打电话给蒂莫西·哈米尔（Timothy Hamill），他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实验室医学系的副主任。蒂姆向我证实，这两种做法都大有问题。他也解释了使用指尖针刺取血的缺陷。与从手臂上抽取的静脉血不同，毛细血管血会受到组织和细胞流体的污染，干扰检测，使得测量不那么准确。“如果你跟我说，他们是来自27世纪的时间旅行者，也不比说他们已经攻克了这个难题更让人惊讶。”他说。

在改变心意前，艾伦提到亚利桑那州的一名护士卡尔曼·华盛顿（Carmen Washington），她曾在沃尔格林拥有的一家诊所工作，投诉过希拉洛斯的血液检测。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寻找她的踪迹，最后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她告诉我，她的三位患者收到的该公司的检测结果是有问题的。一个是16岁的女孩子，拿到的钾含量检测结果极高，表明她有心脏病发作的危险。卡尔曼说，考虑到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身体健康，这个检测结果毫无意义。其他两位患者得到的检测结果显示促甲状腺激素（TSH）的水平高得不正常。卡尔曼叫他们再度来到诊所，重新抽血。这一次，他们返回的检测结果低得不正常。从此以后，卡尔曼对希拉洛斯的指尖取血检测失去了信心。这些事件符合艾伦的说法。TSH是希拉洛斯在爱迪生设备上所做的免疫测定之一，并且没有通过能力验证。

卡尔曼·华盛顿的故事很有帮助，但我很快就有了更好的信息来源：另一位希拉洛斯的内幕揭发者。我注意到泰勒·舒尔茨在领英上浏览过我的资料，于是通过领英的站内信息功能给他留了言。我觉得他一定是从其他离职员工那里听说我正在四处打探。从我给他留言，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当我以为他不会回复的时候，电话响了。

电话是泰勒打来的，他似乎急于倾诉。不过，他非常担心希拉洛斯会跟踪他。他用一个无法追踪的一次性手机给我打电话。在我同意为他保密后，他大致给我讲了在希拉洛斯八个月的故事。

泰勒与我谈话的动机来自两个方面。跟艾伦一样，他担心患者拿到不准确的检测结果。他还担心他祖父的声望。尽管他觉得希拉洛斯最终会被曝光，但他想加速这个进程，给祖父机会洗刷自己的名声。乔治·舒尔茨已经94岁，也许无法熬那么久。

“他经历了水门事件、伊朗门丑闻，依然保持着他的正直，”泰勒告诉我，“我肯定，如果他活着，就会熬过希拉洛斯事件，重回正轨。”

在离开公司的时候，泰勒打印了他给霍姆斯的邮件以及巴尔瓦尼的回复，把它们塞在衬衣下面，偷偷带了出去。他还有自己与纽约州卫生部就能力验证讨论的往来邮件。这对我不啻天外之音。我要求他把所有东西都发给我，他很快照做了。

是时候前往帕洛阿尔托了。但在去之前，我首先还要去拜访其他地方。

我需要证明该公司正在产生不准确的检测结果。唯一的办法，是找那些收到了有问题的实验室报告的医生，让他们的患者去其他地方重新检测。要去做这样的搜寻，最佳地点是凤凰城，希拉洛斯在那里已经扩展到40多个网点。我的第一想法是去拜访卡尔曼·华盛顿，但她已经离开了她所工作的沃尔格林诊所——位于奥斯本道（Osborn Road）和中央大道（Central Avenue）拐角。她也没有自己谈及的三位患者的姓名。

不过，我仔细查看Yelp，寻找是否有人抱怨在希拉洛斯的糟糕体验，由此找到了另外一条线索。很显然，一个像是医生的女性用“娜塔莉亚·M（Natalie M．）”的名字曾经抱怨过。Yelp有一个功能，可以让你发送信息给评论者，所以我发给她一条留言，留下我的联系信息。她第二天打了电话过来。娜塔莉亚·M的真实姓名是妮科尔·桑德内（Nicole Sundene），她是凤凰城郊区喷泉山（Fountain Hills）的一名家庭医生，对希拉洛斯非常不满。去年秋天，她把自己的一位病人送到急救室，就是因为收到该公司令人惊骇的实验室检测报告，结果却发现是一场虚假的警报。我飞到凤凰城，去会见桑德内医生和她的病人。我还计划在那里不经事先通知，直接拜访其他使用过希拉洛斯的实验室检测的执业医生。我从一个业内来源那里获得了六七个他们的名字。

桑德内医生的病人莫琳·格伦兹（Maureen Glunz）同意在她家附近的星巴克与我见面。她是一位个子娇小的女性，50来岁，是艾伦·比姆所担心的两幕景象之一的绝好展示。她从希拉洛斯得到的实验室报告结果显示，钙、蛋白质、葡萄糖和三种肝酶异常升高。由于她又抱怨有耳鸣（后来确诊是缺乏睡眠导致），桑德内医生担心她处于即将中风的关键时刻，直接给她送到医院。感恩节的晚上，格伦兹在急诊室待了四个小时，医生在她身上做了一连串的检查，包括一次CT扫描。直到由医院实验室做了一套新的血液检测，结果回复正常后，她才被允许离开。不过，那还不是故事的结局。为了以防万一，她在随后的一周又做了两次核磁共振（MRI）。她说直到那些检查也已恢复正常，她才最后放下心来。

格伦兹的例子很引人注目，因为它展现了由不准确的检测结果带来的健康担忧在情感和金钱上的代价。作为一名独立房地产经纪人，她自己投保，有一份高自负额的健康计划。急诊室和随后的核磁共振花了3000美元——她需要从自己的口袋里拿钱出来付。

当我在桑德内医生的办公室与她会见时，我了解到格伦兹不是她发现检测结果可疑的唯一病人。她告诉我，有十几个病人检测出来的钾和钙的水平都高得可疑，她也怀疑那些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她曾给希拉洛斯写了一封信投诉，但那家公司甚至都不肯对此予以承认。

在桑德内医生的帮助下，我决定做一个小小的试验。她给我开了一张实验室检测的单子，第二天早晨，我拿着单子去了离我酒店最近的一家沃尔格林门店，尽可能快一些，以保证最准确的读数。沃尔格林门店中的希拉洛斯健康中心并没有很多可看的东西：一个小房间，比壁橱大不了多少，有一张椅子，小瓶的水。与西夫韦不同，这家连锁药店并没有花很多钱重新装修门店来打造高档诊所。我坐下来，等了一会儿，抽血员把我的单子输入一台计算机，然后通过电话与什么人说话。她挂断电话后，要求我把袖子卷起来，把压血带缠在我的手臂上。为什么不是指尖取血？我问道。她回答说我的单子中有部分检测需要静脉抽血。对此我并不怎么惊讶。艾伦·比姆向我解释过，在希拉洛斯列出的240项检测中，只有大约80项是基于小剂量的手指针刺取血样本（有12项在爱迪生设备上做，其他60-70项在被破解的西门子机器上做）。其他的，他说，需要使用霍姆斯在媒体采访中比作中世纪酷刑的技术：可怕的皮下注射针头。现在，我自己可以证实这一点了。从沃尔格林门店出来后，我开着租来的车，来到附近一家实验室集团的网点，又做了一次抽血。桑德内医生答应，两套检测结果出来后，她会都发给我的。经过仔细考虑，她说自己也都会去这两个地方做检测，从而扩大我们的比较样本范围。

在随后的几天，我登门拜访其他医生的办公室。在斯科茨代尔（Scottsdale）的一家诊所，我和阿德里安娜·斯图尔特（Adrienne Stewart）医生、劳伦·比亚兹莱（Lauren Beardsley）医生和萨曼·里扎夫（Saman Rezaie）医生作了交谈。斯图尔特医生讲述了她的一个病人，在最后一分钟推迟了计划很久的爱尔兰旅行，因为来自希拉洛斯的一份检测结果表明她可能患有深静脉血栓（deep vein thrombosis，DVT），这种情况是有血凝块形成时才会发生，通常在腿上。患有DVT的人不建议乘坐飞机，因为血凝块有破裂的危险，可能跟随血液流动，并停留在肺里，导致肺栓塞。后来，患者的腿部超声波结果以及来自另一个实验室的第二套血液检测结果都显示正常，斯图尔特医生便将希拉洛斯的检测结果扔到了一边。

后来希拉洛斯发给她另一位病人的实验室检测报告，显示TSH值异乎寻常地高，上述事件令她产生了怀疑。这位病人已经在服用甲状腺药，检测结果表明她的药量需要提高。在做出决定之前，斯图尔特医生要求病人去索诺拉·奎斯特（Sonora Quest）——奎斯特公司和班纳健康医疗集团（Banner Health）联合投资的企业——重新检测。索诺拉·奎斯特的检测结果表明是正常的。如果她相信了希拉洛斯的检测结果，增加了患者的药物用量，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斯图尔特医生说。病人已经怀孕，增加她的给药量会使得她的甲状腺激素水平过高，置胎儿于危险中。

我还在斯科茨代尔另一个街区碰到了家庭医生盖里·贝茨（Gary Betz），在去年夏天他的一位病人经历一场糟糕的体验之后，他不再把病人送到希拉洛斯去做检测。那位病人也是女性，正在服药降低血压。这种药的副作用之一是钾含量高，因此贝茨医生经常要查看她的血液情况。希拉洛斯的检测报告显示病人的钾含量接近临界值，贝茨医生办公室的一位护士让病人回去再次检测，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但第二次去检测的时候，抽血员三次抽血都没有成功，然后把病人打发回家。第二天，当贝茨医生知道此事以后，非常愤怒：如果原来的结果是正确的，他必须尽可能快地得到确认，才能改变对她的治疗措施。他让病人去索诺拉·奎斯特重新检测。结果出来后，表明又是一次假警报：索诺拉·奎斯特得到的钾含量数值比希拉洛斯的结果低得多，而且是在正常值范围内。贝茨医生告诉我，这一幕粉碎了他对希拉洛斯的信任。

正当我打点行装，准备结束行程的时候，收到了一封邮件，发件人自称马修·特劳布（Matthew Traub）。他为一家公关公司DKC工作，说他代表希拉洛斯。他知道我正在忙活关于该公司的报道，想知道是否有什么信息可以为我提供帮助。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而且正是时候。我原本计划一回到纽约就与希拉洛斯公司联系。在《华尔街日报》，我们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叫作“不出意外”。如果没有告知报道的主角我们的报道中收集的每一条信息，并且给他们充足的时间和机会应对和回应所有一切，一篇报道是不会见报的。

我写信回复特劳布，证实我有一篇正在工作中的报道。我问他，是否可以安排与霍姆斯进行一次访谈，以及拜访希拉洛斯的总部和实验室？我告诉他计划在5月初来旧金山湾区，大约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可以在那个时候跟她见面。他说他会查看霍姆斯的行程，然后回复我。

几天后，我已回到《华尔街日报》的办公室，收发室的一位员工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它来自桑德内医生。里面是我们来自希拉洛斯和实验室集团的实验室报告。我检视自己的检测结果，注意到许多不同之处。希拉洛斯将我的三种检测值标记为异常高值，一种为异常低值。然而根据实验室集团的报告，所有这四种指标显示都是正常的。同时，实验室集团将我的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蛋白胆固醇（或者称为有害胆固醇）都标为过高，而希拉洛斯的报告将前者列入“合理”，将后者列入“近似最优”。

与桑德内医生在自己报告中的发现相比，那些差异属于温和的。按照希拉洛斯的结果，她的血液中的皮质醇低于1毫克/分升。如此低的数值，通常认为与艾迪生病（Addison's disease）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由于极度疲劳和低血压导致的危险状况，如果没有得到治疗，可能导致死亡。然而，她的实验室集团报告显示的皮质醇水平为18.8毫克/分升，是在健康人的正常范围内。对于哪一个值是正确的，桑德内医生完全没有疑问。

我收到特劳布的回复，他说霍姆斯的时间表排得太满，无法在这么短的期间安排我的访谈。我决定不管如何都飞到旧金山，与泰勒·舒尔茨和罗谢尔·吉本斯当面会见。另外还有一位希拉洛斯的前员工愿意与我对话，如果我为她保密的话。

新的消息提供者与我在奥克兰大学路（College Avenue）的一家小啤酒馆特拉普供给（Trappist Provisions）碰面。她是一位年轻女子，名叫艾瑞卡·张。像每个与我对话的希拉洛斯前员工一样，她一开始非常紧张。但当我将自己已经收集的信息有多少告诉她以后，她明显放松下来，开始给我讲述她知道的事情。

作为一位曾在希拉洛斯实验室工作的人，艾瑞卡亲眼见证了2013年12月的实验室检查。跟艾伦一样，她觉得州巡视员受到了误导。她告诉我，实验室成员得到明确的命令，在检查期间不得进出诺曼底，通向诺曼底的门一直被锁着。她还告诉我她与泰勒的友谊，以及泰勒辞职的那天晚上她在乔治·舒尔兹的房子里参加的晚宴。像泰勒一样，她也对爱迪生设备的检测验证过程中科学严谨性的缺失感到惊骇。她说希拉洛斯决不应当启动对病人样本的检测。这家公司一贯对质量控制检查的失败视而不见，表现出对病人疾苦的完全冷漠，她说。最后，她说自己之所以辞职，是因为她害怕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些话强劲有力，很显然，从艾瑞卡所受困扰的程度，可以知道她对这些事是多么在意。

第二天，我开车来到山景城（Mountain View），这里是谷歌公司总部所在地。我与泰勒在一个叫作斯泰恩（Steins）的露天啤酒馆见面。那是傍晚时分，这个地方挤满了硅谷的年轻专业人士，享受他们的快乐时光。我们找不到座位，于是站在外面阳台上的一个木头啤酒桶旁边，拿它作桌子。灌下1品脱冷啤酒的同时，泰勒给我更为详细地讲述了他在希拉洛斯度过的时间，包括离职那天接到母亲转述霍姆斯威胁的疯狂电话，以及当天晚上他和艾瑞卡试图说动乔治·舒尔茨。他努力想遵从父母的建议，将整件事情抛在脑后，但发现自己做不到。

我问他，是否认为祖父仍然忠于霍姆斯。是的，泰勒心中对此几乎没有疑问，他仍然忠于她。当我问他，是什么让他这样认为，他披露了一条新的秘闻。舒尔茨家族的传统，是在这位前国务卿的家里庆祝感恩节。那天，当泰勒、泰勒的弟弟和父母来到祖父的家里时，迎面遇到霍姆斯和她的父母。乔治也邀请了他们。泰勒辞职仅仅过去七个月时间，创伤依然新鲜，但他被迫装成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这次尴尬的晚宴对话，话题从加利福尼亚的干旱漂移到希拉洛斯新总部的防弹玻璃。对于泰勒而言，最煎熬的时刻，是霍姆斯站起来祝酒，向舒尔茨家族的每一个成员表达她的爱和感激。他说他差点没能控制自己。

泰勒和艾瑞卡都很年轻，当时都是希拉洛斯的初级职员，但我发现他们可以作为可信赖的信息来源，因为他们对我说的事情与艾伦·比姆的说法互相佐证。我也被他们的道德良知所打动。他们强烈地感到所见证的事情是错误的，愿意冒着风险告诉我，想纠正那错误。

我下一个见到的是斯坦福医学院教授菲丽丝·加德纳，霍姆斯十二年前辍学时，曾经拿自己最初的贴片想法向她咨询过。菲丽丝领着我游览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和周边的环境。我们开着她的车闲逛，我惊讶于帕洛阿尔托是多么的狭小和孤立。菲丽丝的家就在乔治·舒尔茨那座盖木瓦的大房子的山脚下，两者的土地都属于斯坦福。菲丽丝遛狗的时候，经常会碰到钱宁·罗伯特森。胡佛研究所就在斯坦福大学校园的正当中，乔治·舒尔茨和其他希拉洛斯董事会成员在那里拥有办公室。佩奇磨坊路上的希拉洛斯新总部只有不到两英里远，所在的土地也是斯坦福所有。然后是一个奇妙的转折，菲丽丝告诉我，那个地方以前是《华尔街日报》的印刷厂。

旅程的最后一天，我与罗谢尔·吉本斯会面，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缅甸餐馆仰光红宝石（Rangoon Ruby）吃午餐。伊恩去世已有两年，但罗谢尔仍旧悲痛不已，极力忍住泪花。她谴责希拉洛斯要为他的死负责，只愿他不曾在那里工作。她提供了一份医生诊断单的复印件，希拉洛斯的一位律师鼓动伊恩利用这个单子，规避在富兹一案中作证。律师邮件的时间戳显示，发送时间正是在伊恩自杀之前的几个小时。尽管罗谢尔从丈夫那里继承的希拉洛斯股票期权可能价值数百万美元，但她仍然公开发出声音。她不在意金钱，她说，而且不管怎样，她不相信这些股份真的值什么钱。

第二天，我飞回纽约，相信自己已经得到了报道所需的主要关键资料，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发表。但这是低估了我正在对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