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比姆（Alan Beam）正坐在办公室里检查实验室报告，伊丽莎白伸头进来，叫他跟过去，她想给他看什么东西。他们走出实验室，进入其他员工聚集的开放办公区域。在她的指令下，一名技术人员刺破一位志愿者的手指，然后用一个形似迷你火箭的塑料传输工具，收集手指上渗出来的血液。这是希拉洛斯的样本收集工具。它的尖端收集血液，然后将血液转移到火箭底部的两个小小引擎内。引擎并不是真的引擎：它们是纳米容器。为了完成血液的转移，你得把纳米容器像活塞一样推入塑料火箭的腹部。这一动作会创造出一个真空，将血液吸入。

或者说，至少想法是这样的。但这一次，事情没有按照预想的顺利进行。当技术人员将小小的双管推入设备时，“砰”地发出响亮的声音，血液四散飞溅。其中一个纳米容器爆裂了。

伊丽莎白镇定自若。“没关系，让我们再试一次。”她淡淡地说。

艾伦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一场景。他在希拉洛斯只工作了几个星期，还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定位。他知道纳米容器是公司专有的血液检测系统的一部分，但此前他从未看到其在实际中使用过。他希望这次只是一个小意外，而并非预示着更大的问题。

这位瘦高的病理学家通往硅谷的路颇多周折。起点是在南非，他长大的地方。他在约翰内斯堡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南非人把它叫作“威茨”）主修英文，然后来到美国，参加纽约城的哥伦比亚大学的预科班。这一选择是他那保守的犹太人父母主导的结果，他们认为自己的儿子只可以从事少数几种职业：法律、商业以及医疗。

艾伦待在纽约上医学院，进入曼哈顿上东区的西奈山医学院（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但他很快意识到，做医生在某些方面与他的脾气并不符合。他对疯狂的工作时间以及医院病房的各种乱象和气味感到厌倦，逐渐将重心转到更安静的实验科学领域，这引领他去从事病毒学的博士后研究，并在波士顿的布莱曼和女子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担任临床病理学住院医师。

2012年夏天，艾伦负责匹兹堡一家儿童医院的实验室，此时他注意到领英（LinkedIn）上的一则招聘贴，完全符合他刚刚萌生的对硅谷的憧憬：一家位于帕洛阿尔托的生物科技公司的实验室主管。他刚刚读过沃尔特·艾萨克森写的史蒂夫·乔布斯传记。他觉得这本书极为激动人心，这更增强了他想搬到旧金山湾区的渴望。

他申请了这个职位，随后被要求飞过去参加面试，时间安排在一个周五下午的6点。他先见到了桑尼，然后才见到伊丽莎白。他发现在桑尼身上有一种让人说不清楚的令人难受的东西，但这个印象被伊丽莎白完全抵消了，她出现的时候带有极度渴望改变医疗健康行业的意志。跟许多第一次见她的人一样，艾伦被她深沉的声音迷住了。那声音跟他之前听到的任何声音都不一样。

几天之后，艾伦就收到了入职邀请，但他并没有能马上进入希拉洛斯工作。首先，他得申请加利福尼亚州的行医执照。此事耗费了八个月的时间，使他到2013年4月才正式入职。到那时，他的前任阿诺德·盖尔博已经辞职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一位半退休状态的实验室主管斯宾塞·平木（Spencer Hiraki）时不时过来看看，检查实验室的报告，在报告上签字。对艾伦来说，并不存在多大问题，因为希拉洛斯的实验室每周只检测少量来自西夫韦雇员诊所的样本。

当他接手的时候，实验室的精神面貌似乎是更令人头痛的问题。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都极为消沉。艾伦就职的第一周，桑尼草率地开除了一名检测人员。这个可怜的家伙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保安抬手抬脚地拖了出去。艾伦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此类事情绝不是第一次发生。他想，难怪人们的精神状态低落。

艾伦所接手的实验室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在办公楼二层的房间，里面堆着商用检测设备，另外一个在它下面的房间，作研究之用。楼上的房间是经CLIA认证的实验室部分，由艾伦负责。桑尼和伊丽莎白将这些常规机器视作恐龙，很快就会被希拉洛斯的革命性技术消灭殆尽，所以他们把这里叫作“侏罗纪公园”。他们把楼下的房间叫作“诺曼底”，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登陆日。诺曼底房间中的希拉洛斯专有设备将暴风骤雨般席卷实验室行业，就像是盟军在机关枪火力之下勇敢地登上诺曼底海滩，去解放纳粹占领下的欧洲。

还处在热忱和兴奋状态的艾伦相信了这种虚张声势。但在这次搞砸了的纳米容器试验后不久，他和保罗·帕特尔有过一次对话，令他脑海中对希拉洛斯的技术真正进展到什么地步产生了疑虑。帕特尔是生物化学家，领导希拉洛斯新设备的血液检测开发。对这个新设备，艾伦唯一所知的就是其代号——“4S”。帕特尔透露，他的团队仍然在实验台的实验盘子上进行检测开发。这令艾伦非常惊讶，他原本以为检测已经被整合到4S之中。当他询问为什么没有实现这一步，帕特尔回答，新的希拉洛斯盒子无法工作。

到2013年夏天，当李岱艾公司竭尽全力为希拉洛斯公司启动商业化而准备网站时，4S（又称迷你实验室）已经处于开发状态超过两年半时间。但这个设备仍然只是一个有待完善的产品。它存在的问题可以罗列出一长串清单。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开发过程中功能失调的企业文化。伊丽莎白和桑尼将任何敢于提出问题或反对意见的人视作挖苦或唱反调。坚持这样做的员工常常被边缘化，或是被炒掉，而应声虫则得到提拔。桑尼将一群逢迎拍马的印度人提升到关键的职位。其中一个名叫萨姆·阿内卡尔（Sam Anekal），是负责整合迷你实验室各个部件的经理，曾经与伊恩·吉本斯发生过冲突。另一个人叫青迈·潘加卡（Chinmay Pangarkar），是位生物工程师，拥有化学工程博士学位，毕业于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另外还有临床化学家苏拉吉·萨克塞纳（Suraj Saksena），他在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Texas A＆M）取得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博士学位。从书面材料看，上述三个人都拥有非常好的教育文凭，但他们都有两个特点：他们都几乎没有行业从业经历，加入公司之前不久才完成学业；还有，他们都有一个习惯，只说伊丽莎白和桑尼想听到的话，不管是出于害怕，还是出于对晋升的渴望，抑或两者都有。

对于希拉洛斯雇用的数十名印度人而言，被炒掉的恐惧远远不止是害怕失去一张工资支票而已。大多数人持有的是H-1B签证，需要依靠在公司持续就业，才能够留在这个国家。有一个像桑尼这样专横的老板把他们的命运握在手里，仿佛就是签了一张卖身契。事实上，桑尼有一种在老一代印度裔商人中常见的主仆关系心理。员工都是他的奴仆。他要求他们整天整夜包括周末随时听候使唤。他每天早晨检查安保记录，看他们什么时候打卡进出。每天晚上，大约7点半左右，他会来到工程部，确认每个人是否还在工位上工作。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员工对他的恐惧减弱，发明了各种对付他的方法，他们渐渐明白，自己对付的是一个古怪的成年儿童，智力有限，注意力持续的时间更加有限。阿耐夫·康纳（Arnav Khannah）是一位从事迷你实验室研发的年轻机械工程师，他发现了一个对付桑尼准保成功的办法：用超过500字以上的文字回复他的电子邮件。那通常会让他在几个星期内平安无事，因为桑尼没有耐心去阅读长篇电子邮件。另一个策略是每两周召集他的团队开会，邀请桑尼参加。一开始的几次会他可能会来参加，但最终会失去兴趣，或者是忘记出席。

伊丽莎白在领会工程上的概念时反应迅速，但桑尼在进行工程讨论的时候常常暴露出自己的不足。为了掩饰，他有一个习惯，常常会重复从其他人那里听来的技术用语。在一次与阿耐夫的团队开会时，他对“末端执行器”（end effector）一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词指的是机器人手臂末端上的机械爪。只不过桑尼听到的不是“末端执行器”，他听成了“末端因子”（endofactor）。在这次会议剩下的时间里，他不断地提及这个虚构的末端因子。两个星期后的下一次会议上，阿耐夫的团队带来一个PPT演示，标题为“末端因子更新”。阿耐夫用投影仪将幻灯片投影在屏幕上时，他团队的五位成员互相偷偷地交换眼神，担心桑尼也许会发现这个恶作剧。但他连眼皮都没动一下，会议继续进行，波澜不惊。他离开会议室后，他们迸发出一阵大笑。

阿耐夫和他的团队还引诱桑尼使用含糊不清的工程术语“龟裂”（crazing）。它通常指在某种物质表面产生细小裂纹的现象，但阿耐夫和他的团队不管语境随意使用这个词，看他们是否能让桑尼重复它，他果然上当。桑尼的化学知识也不见得多好。他认为钾（potassium）的化学符号是P（应该是K，P是磷［phosphorus］的符号）——这是绝大多数学化学的高中生都不会犯的错误。

不过，在开发迷你实验室的过程中，并不是遇到的所有障碍都要归罪于桑尼。有些是伊丽莎白缺乏理智的要求的结果。比如，她坚持迷你实验室的盒子保持某一尺寸，但不断地想在里面增加更多的检测。阿耐夫不明白，为什么盒子不能放大半英寸，因为消费者不会注意到的。在与大卫·舒梅克中校发生冲突之后，伊丽莎白放弃了将希拉洛斯的设备安放在沃尔格林的门店进行远程操控的计划，以避免遇到FDA监管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从病人指尖刺取的血液被快递到希拉洛斯在帕洛阿尔托的实验室，在那里进行检测。但她仍顽固地坚持迷你实验室是一种消费型设备的想法，像iPhone手机或iPad平板电脑一样，而且其组件必须看上去小巧精致。她仍然怀抱着有一天将它放进人们家中的雄心，如她向早期的投资者所承诺的那样。

另一个困难源自伊丽莎白坚持要求迷你实验室要能够进行四种主要类型的血液检测：免疫测定、普通化学分析、血液学测定以及基于DNA扩大的检测。已知可以将它们全都整合在一个台式机器中的唯一方法，是使用挥舞移液管的机器人。但这一方法有一个固有缺陷：随着时间推移，移液管的精度会出现漂移。当移液管还是全新的时候，吸取5毫升的血液可能需要驱动移液管活塞的小马达以某一速度转动。但三个月后，完全相同的马达转速也许只能吸取4.4毫升的血液，这个差异之大，足以推翻整个检测。所有依赖移液管体系的血液分析仪多少都受到移液管漂移的困扰，但在迷你实验室里，这一现象尤其显著。其移液管每隔两三个月就必须重新校正，重新校正的过程会让设备在五天之内无法使用。

凯勒·罗根（Kyle Logan）是一位年轻的化学工程师，从斯坦福毕业后立即加入希拉洛斯公司，他在斯坦福获得了以钱宁·罗伯特森命名的学术奖。他常常与萨姆·阿内卡尔就这一问题争论。他认为公司应该转向更为可靠的不依赖于移液管的系统，比如亚贝克希斯在其Piccolo Xpress分析仪中所使用的那种。萨姆回复，Piccolo只能进行一种类型的血液检测，即普通化学分析。（免疫测定是运用附着于某种物质上的抗体，来衡量该种物质在血液中的量。与此不同，普通化学分析依靠的是其他的化学原理，比如光线吸收率或电子信号的变化。）他提醒凯勒，伊丽莎白想要一种更为多样化的机器。

与其他大公司的血液分析仪相比，迷你实验室的另一个醒目缺点，在于它一次只能处理一份样本。商用机器笨重，是因为其设计为可以同时处理数百份样本。用行业术语来说，这被称为拥有“高吞吐量”。如果希拉洛斯的健康中心吸引了大量病人，迷你实验室的低吞吐量就会导致长时间的等待，从而令公司快速得出检测结果的承诺成为笑谈。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有人提出一个主意，将六个迷你实验室一个接一个堆在一起，让它们共用一个血细胞计数器，以减少体积，降低由此增加的装置成本。借用计算机行业的术语，这种科学怪人式的机器被称为“六刃”（six-blade），在计算机行业，把服务器一个摞一个堆在一起很常见，为的是节约空间和能源。在这些模块式堆积布局中，每一个服务器被看作一把“刀”。

但没人停下来想一想，这种设计在涉及一个关键变量时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温度。每一个迷你实验室的“刀”都产生热量，热量不断增加。当六把刀同时处理样本时，上方的“刀”温度升高的水平足以干扰检测。22岁的凯勒刚从学校出来，他简直不敢相信，如此基本的事情会被视而不见。

除了检测盒、移液管和温度问题以外，还有其他许多技术问题困扰着迷你实验室，这些都说明一个事实：它仍然处于非常早期的原型机阶段。要设计和完善一台复杂的医疗设备，三年不到的时间并不算多。这些问题的范围，从机器人手臂放错地方使得移液管破裂，到分光光度计严重偏离，应有尽有。有一次，一台迷你实验室里的血液旋转离心机发生了爆炸。这些都是可以修复的问题，但需要时间。公司离拥有一台可以用在病人身上的产品，还需要几年时间。

然而，在伊丽莎白看来，她没有这几年时间了。十二个月前的2012年6月5日，她与沃尔格林签署了一份新的合同，承诺到2013年2月1日，在这家药品连锁企业的部分门店启动其血液检测服务，换取1亿美元的“创新费”，外加4000万美元的贷款。

希拉洛斯错过了那个最后期限——再一次推迟，从沃尔格林方面来看，已经滞后了三年时间。随着史蒂夫·伯德的退休，与西夫韦的伙伴关系也分崩离析，如果等待更长的时间，伊丽莎白担心也会失去沃尔格林。她决心无论是地狱还是深渊，都要在9月份启动沃尔格林的门店服务。

由于迷你实验室完全不具备部署的条件，伊丽莎白和桑尼决定重新启用尘封的爱迪生，用这个老设备启动服务。这个决策随后引发了另一个致命的决策——弄虚作假。

6月份，领导希拉洛斯生物数学团队的丹尼尔·杨到侏罗纪公园拜访艾伦·比姆，这位博学的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带了一位下属，名叫龚新伟（Xinwei Gong）。丹尼尔加入希拉洛斯已经有五年的时间，职位一路升迁，成为公司事实上的第三号管理层。伊丽莎白和桑尼听得进他的话，他们常常指望他去解决烦人的技术问题。

在希拉洛斯的最初几年，丹尼尔似乎完全是一个居家男人，每天下午6点下班，与妻子、孩子共进晚餐。这个惯例曾经被一些同事在背后取笑。但在提拔为副总裁之后，丹尼尔完全变了个人。他长时间工作，在办公室留到很晚。他在公司的聚会上喝得大醉，引起震动，因为他总是安安静静，不露声色地忙于工作。有传言说他与一位合作者调情。

丹尼尔告诉艾伦，他和龚（我们把他称作萨姆）准备修复实验室的一台商用分析仪器，即ADVIA 1800。ADVIA是一台重达1320磅的笨重机器，体积有两个办公用复印机加在一起那么大，由德国大型企业西门子的医疗产品分支机构西门子健康（Siemens Healthcare）制造。

在随后的几周里，艾伦看到萨姆花了很多时间，拆开这台机器，用他的iPhone摄像头拍摄内部。艾伦意识到，他正在破解这台机器，试图让它与指尖针刺取血的小规模样本兼容。这似乎印证了保罗·帕特尔告诉他的话：4S一定还无法工作，否则为什么要采取如此走投无路的办法？艾伦知道，爱迪生只能进行免疫测定，所以丹尼尔和萨姆选择ADVIA才说得通，它是专门进行普通化学分析的。

医生最经常要求进行的血液检测种类之一，是被称为“化学18”的检测项目。其构成部分包括从测量钠、钾和氯化物等电解质的检测，到监督病人的肾功能和肝功能的检测，全都是普通化学分析。在沃尔格林的门店中启动的血液检测，如果清单中不包括这些检测，将是毫无意义的。它们占据了医生要求检测的三分之二。

但AVDIA是设计用于处理较大样本量的血液，所需的血量远超过从指尖可取到的量。于是丹尼尔和萨姆想了一系列的步骤调整这台西门子分析仪，以便适用于更小量的样本。其中最主要的步骤，是使用一个帝肯（Tecan）的大型机器人液体处理器，将纳米容器中取得的小剂量血液样本用生理盐水进行稀释。另一个步骤，是将稀释后的血液转移到特别定制的量杯中，尺寸比通常放到AVDIA中的杯子小一半。

这两个步骤共同解决了一个叫作“死容积”的问题。跟许多商用分析仪一样，AVDIA装有一个探针，向下探入样本，吸取样本血液。尽管它会将绝大多数样本吸入进去，但总是会有一些未用过的液体留在底部。减小样本杯子的尺寸，能够让其底部更接近探针的针头，而稀释血液可以产生更多液体进行工作。

艾伦对稀释这个事情持保留意见。西门子分析仪在进行检测分析时，已经对血液样本进行了稀释。丹尼尔和萨姆所提出的方式意味着，血液将进行两次稀释，一次是在其进入机器之前，第二次是进入机器之后。任何像他这样专业的实验室主管都知道，你对血液样本的干预处理越多，带来误差的空间就越大。

而且，这种双重稀释降低了被分析物在血液样本中的浓度，其水平低于FDA对AVDIA认可的分析测量范围。换而言之，它意味着用制造者和监管者都不认可的方式使用这台机器。要获得最终的病人检测结果，人们得将稀释后获得的结果乘上血液被稀释的同等倍数，而且还不知道稀释后的结果是不是可靠。即使如此，丹尼尔和萨姆仍对他们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本质上，他们不过是工程师，关怀病人对他们两人都是个抽象的概念。如果他们所做的调整产生负面的后果，不会是由他们个人来为此负责。在CLIA颁发的执照上写的是艾伦的名字，不是他们的名字。

他们的工作完成后，希拉洛斯的一位律师吉姆·福克斯（Jim Fox）来到艾伦的办公室，建议公司为他们所做的东西申请专利。在艾伦看来，这似乎是个荒唐的想法。在他心中，摆弄其他制造商的设备并不代表发明了什么新的东西，特别是如果它以后还不能工作的话。

西门子的机器被破解的消息传到泰德·帕斯科（Ted Pasco）那里——此人接替约翰·方齐奥担任供应链经理，从而也继承了公司小道消息主要接受者的角色。泰德很快就证实了他从谣言工厂听到的消息：他接到伊丽莎白和桑尼的指令，增购6台AVDIA。他找西门子谈了一个批发价，但这笔单子仍然耗费超过10万美元。

随着时间临近2013年9月9日——伊丽莎白设定的启动日期，艾伦很担心希拉洛斯还没有做好准备。在破解的西门子分析仪上所做的两项检测尤其给实验室带来困扰：即钠和钾的检测。艾伦怀疑，对钾的检测出现问题，是因为一种被称为“溶血”的现象，即红血球破裂，释放出额外的钾进入血液样本。溶血是指尖针刺取血引发的著名的副作用。从手指上挤出血液，会对红血球施加压力，可能导致它们破裂。

艾伦注意到，伊丽莎白办公室的窗户上贴了一张纸，上面有一个数字。那是她的启动倒计时。看到这个，令艾伦倍觉恐慌。在启动前的几天，他去找伊丽莎白，要求她延期。伊丽莎白不再是往常一副自信的模样。她试图安抚他，说一切都会没事的，但她的声音战战兢兢，人看上去也在发抖。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回归到常规的静脉抽血，她告诉他。这次对话让艾伦短暂地缓解了一下，但一离开她的办公室，他的焦虑便再度回归。

安加丽·拉哈里是一位化学家，与伊恩·吉本斯在希拉洛斯以及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一起工作了十年，她在印度休了三个星期的假，8月底回到公司后，正处于沮丧之中。

安加丽领导免疫测定团队。她的团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希拉洛斯较老的设备爱迪生开发血液检测。令她非常失望的是，对于某些检测，这个黑白两色的机器的错误率仍然很高。一年来，伊丽莎白和桑尼一直向她许诺，只要公司引入下一代设备4S，一切都会没有问题。只不过那一天似乎从未到来。那也没什么，只要希拉洛斯仍然处于研发阶段。三个星期前，安加丽出发去印度的时候还是这样。但现在，每个人似乎都在谈论“上线”，她邮箱里的电子邮件都在谈论迫在眉睫的商业启动。

启动？用什么启动？安加丽很好奇，心中的警惕与日俱增。

她了解到，在她休假的时候，无CLIA实验室人员许可的员工被允许进入实验室。她不知道为什么，但她知道，当德国制造商西门子的代表上门为自己生产的机器提供服务时，实验室接到指示，隐瞒实验室中所做的一切。

样本在爱迪生上进行处理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根据桑尼的要求，在样本被放到该设备处理之前，先要用一款帝肯的液体处理器对它们进行预先稀释。这是为了弥补这样的现实，即爱迪生基于一份指尖取血样本最多只能进行三项检测。预先稀释血液能产生更多剂量样本，从而可以运行更多的检测。但是，如果该设备在正常情况下已经有很高的错误率，额外增加的稀释环节似乎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安加丽对纳米容器也有担忧。在小容器中，血液可能凝结，她和同事常常无法从中抽取足够的剂量。

她想劝说伊丽莎白和丹尼尔·杨，通过电子邮件，将爱迪生设备在上一次研究中的数据发给他们，那是与一家制药公司——新基制药（Celgene）——一起开展的业务，时间要追溯到2010年。在那项研究中，希拉洛斯使用爱迪生设备追踪哮喘病人血液中的炎症标志物。数据呈现出高到无法接受的差错率，使得新基制药终止了合作。安加丽提醒他们，从那项研究失败之后，一切都没有改变。

不管是伊丽莎白还是丹尼尔都没有回复她的邮件。在公司工作了八年之后，安加丽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道德伦理的十字路口。如果还处在研发模式，使用员工和他们的家人志愿提供的血液做测试，仍然致力于解决产品中存在的问题，这是一回事。但在沃尔格林的门店中上线，意味着将一项尚未获得许可的大规模研究实验公开面向普通民众。那是她无法接受的事情。她决定辞职。

伊丽莎白听到消息后，把安加丽叫到她的办公室。她想知道安加丽为什么要离开，是否有可能说服她留下。安加丽再次表达了她的担忧：爱迪生的差错率太高，而且纳米容器仍然存在问题。为什么不等到4S准备好再说？为什么现在急着启动？她问。

伊丽莎白回答：“因为当我向客户承诺了一件事情，我就要做到。”

这个回答对安加丽毫无意义。沃尔格林只是一个商业合作伙伴。希拉洛斯的最终客户是来到沃尔格林门店的病人，他们要求做血液检测，是因为相信可以依靠检测来做出治疗的决策。那些才是伊丽莎白应当操心的客户。到安加丽回到自己座位的时候，她辞职的消息已经传遍，与她共事的人们都来找她道别。她得到一周的通知期，原本计划工作到通知期结束，但桑尼不喜欢这些公开告别的场景。他派人力资源部主管莫娜·拉玛莫西（Mona Ramamurthy）去告诉安加丽，叫她立即走人。

在离开的时候，安加丽将她发给伊丽莎白和丹尼尔的电子邮件打印出来。她有一种感觉，此事不会善终，她需要东西保护自己，某种可以表明她不同意启动决定的东西。将邮件转发到她的雅虎个人邮箱也许更容易，但她知道桑尼密切监控着员工的电子邮件活动。所以她将打印件藏在包里，偷偷带了出来。安加丽不是唯一抱有疑虑的人。她在免疫测定团队的副手蒂娜·诺耶斯（Tina Noyes）在希拉洛斯工作了七年多，也辞职了。

辞职激怒了伊丽莎白和桑尼。第二天，他们在公司餐厅召集员工，开全员大会。每一张椅子上放有一本保罗·柯艾略（Paulo Coelho）的著名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The Alchemist），这本小说写的是安达卢西亚的一位牧羊少年通过前往埃及之旅，发现自己的命运。明显仍处于愤怒之中的伊丽莎白告诉聚集在一起的员工，她正在建立的是一种宗教。如果他们中有人不相信它，就应该离开。桑尼说得更加露骨：任何人如果还没有表现出对公司的完全献身和绝对忠诚，应当“滚他妈的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