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吉本斯是伊丽莎白在创建希拉洛斯后，雇用的第一位经验丰富的科学家。他的到来是因为伊丽莎白在斯坦福的导师钱宁·罗伯特森的推荐。20世纪80年代，伊恩和罗伯特森在生物轨迹公司相识，在那里他们发明了一种稀释和混合液体标本的新机制，并申请了专利。

从2005年到2010年，伊恩与加里·弗伦泽尔一起领导希拉洛斯公司在化学方面的工作。伊恩加入这家创业公司在先，最初职位比加里高。但伊丽莎白很快就转换了两个人的位置，因为加里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技巧，这让他成为一名更有效的管理者。他们两个人对比极为鲜明：伊恩，拥有一种怪异幽默感的保守英国人；加里，带有德州腔调的喋喋不休的前牛仔。但他们关系良好，有作为科学家对彼此的一种尊重，开会时偶尔互相嘲讽。

伊恩完全是那种古板的、书呆子式的科学家。他蓄胡子，戴眼镜，裤子高高地提到腰部以上的位置。他可以一天到晚地分析数据，写下大量的笔记，记录工作时所做的一切。这种细致也带到了他的业余时间：他是一位狂热的读书人，对读过的每一本书列出清单。其中包括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七卷本作品《追忆逝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他重读过不止一遍。

伊恩和他的妻子罗谢尔（Rochelle）是20世纪70年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认识的。他从英国来，在该校的分子生物学系做博士后研究，而罗谢尔则在研究生阶段。他们一直没有生孩子，但伊恩非常宠爱他们的狗克洛伊（Chloe）和露西（Lucy），以及一只名叫莉薇娅（Livia）的猫——他用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妻子的名字为猫咪命名。

除了阅读以外，伊恩的另外两个爱好是去歌剧院以及摄影。他和罗谢尔常常去旧金山的战争纪念歌剧院（War Memorial Opera House），在夏天则飞到新墨西哥州，去看圣达菲歌剧院（Santa Fe Opera）在黄昏时候的露天演出。他喜欢修改照片，博取一乐。在许多改过的照片中，有一张把他改成一位戴手套、打着领结的疯狂科学家，正在配置蓝色和紫色的魔药。另一张照片中，他把自己安插在一张英国皇室家族合影的最前面。

作为一名生物化学家，伊恩的特长是免疫测定，这是希拉洛斯早期极力聚焦于这一检测类别的主要原因。他对血液检测学相当痴迷，很喜欢讲授这门学问。在公司发展的早期，他有时候会搞些小讲座，给其他员工讲解生物化学最基本的东西。他也会展示如何生成不同的血液检测结果，这些结果将会记录和存储在公司的服务器。

伊恩和希拉洛斯公司的工程师们一再出现不和，原因之一是他坚持要求，他和其他化学家设计的血液检测，在希拉洛斯的设备内的表现，要和在实验室环境下一样准确。他收集的数据表明，这种情况少之又少，令他觉得非常失望。在开发爱迪生时，他和托尼·纽金特在这个问题上互不相让。尽管伊恩的严苛标准令人钦佩，但托尼觉得他做的一切只是抱怨，从来没有提供任何解决办法。

伊恩对伊丽莎白的管理也有微词，尤其是她竖井式地把各个团队互相隔开，而且不鼓励他们之间交流。她和桑尼采用这种运作方式的理由，是希拉洛斯还处在“隐形模式”，但这对伊恩毫无意义。在他工作过的其他诊断设备公司，总是有跨职能的团队，拥有来自化学、工程、制造、质量控制、合规部门的代表，大家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工作。那是让每个人达成共识、解决问题、在期限内完成的做法。

伊丽莎白对事实的漠不关心是另一个争议的焦点。伊恩不止一次听到她彻头彻尾地说谎，而在共事五年之后，他已经不再相信她说的任何话了，尤其是当她向员工或是外部人士介绍公司技术多么成熟的时候。

2010年秋天，伊恩的沮丧情绪达到顶点，当时希拉洛斯公司正在紧锣密鼓地寻求与沃尔格林公司的合作。他向老朋友钱宁·罗伯特森发牢骚。伊恩以为罗伯特森会对他们之间的谈话保密，但他把伊恩说的一切都报告给了伊丽莎白。那个星期五的晚上，伊恩很晚才回到他们在波托拉山谷（Portola Valley）的家，罗谢尔已经上床了。他告诉妻子，罗伯特森背叛了他的信任，伊丽莎白解雇了他。

令他们惊讶的是，桑尼第二天打了电话过来。伊恩不知道，在短暂的几个小时里，有多名他的同事去劝说伊丽莎白重新考虑。桑尼给伊恩回来工作的机会，但不再承担原有的职务。伊丽莎白解雇伊恩的时候，他是通用化学团队的主管，负责在他们为爱迪生已经开发的免疫测定法之外，开发新的血液检测方法。他被允许回来担任该团队的技术顾问，但团队的领导权则给予保罗·帕特尔（Paul Patel），此人是一位生物化学家，两个月前在伊恩的推荐下进入公司。

伊恩是一个很有自尊的人，很难接受自己的降职。十八个月后，当公司搬到脸书公司曾用过的办公楼时，他失去了自己在山景大道总部曾拥有的私人办公室，这令他的羞辱感进一步加剧。可以肯定，那时他并不是唯一被边缘化的人：加里·弗伦泽尔和托尼·纽金特也被伊丽莎白和桑尼晾在一边，他们招募了新的人，提拔新来者超越他们。公司的旧人们——那些帮助伊丽莎白走到今天的人们——仿佛都被束之高阁了。

搬家前的几个月，托尼在伊恩的办公室跟他说话的时候，注意到有一张《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的电影海报。这部1969年的电影是根据D．H．劳伦斯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一个煤矿小镇上两姐妹和两位男性之间关系的故事。伊恩提到，当这部电影出来的时候，他曾周游爱尔兰，恰好同时托尼仍是个住在那里的孩子。由此引发了其他的话题。托尼了解到，伊恩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在北非被俘，起初他被关押在意大利的战俘营，后来穿越欧洲，被押解到波兰的另一个战俘营，直到战争结束才得到解救。

谈话最后又回到了此时此地，回到了希拉洛斯身上。托尼像伊恩一样不再得宠于伊丽莎白，并且被排除在迷你实验室的开发之外，他忽然冒出个想法，公司也许只是伊丽莎白和桑尼谈恋爱的一个工具，他们并不真的关心任何工作。

伊恩点头同意。“他们是一对二联性精神病。”他说。

托尼对法语一窍不通，所以他离开后，去翻词典查找这个说法。他找到的定义令他觉得非常恰当：“在彼此关系紧密的两个人身上出现同样的或类似的妄想。”

搬到脸书原来的办公楼后，伊恩变得越来越消沉。他被安排跟普通员工坐同样的办公桌，背后是一面墙。这是他已经多么无足轻重的一个象征。

一天，工程师汤姆·布鲁米特（Tom Brumett）在埃尔卡米诺路的一家海鲜餐馆鱼市场（Fish Market）会见朋友，在那里碰到伊恩。因为他们在排队等位子，伊恩问自己能不能跟他们一起。汤姆和伊恩都是65岁左右，彼此关系不错。他们的第一次互动是在2010年，汤姆来到希拉洛斯工作之后不久。在一次关于应当雇用什么样的工程师来协助他的讨论中，桑尼和其他经理不同意汤姆的意见，汤姆非常气恼，从会议室出来，萌生了辞职的念头。伊恩追了出来，安慰他，说他的意见确实很重要——这一姿态令汤姆非常感动。

在过去的两年里，汤姆注意到伊恩日渐消沉。他们坐下来在鱼市场吃午餐，汤姆很怀疑伊恩是不是跟踪他来到这里的。希拉洛斯的大部分员工都在公司吃伊丽莎白和桑尼提供的午餐，整天不离开公司。更重要的是，这家餐馆离公司不近，而伊恩进来的时间只比他晚一两分钟。汤姆觉得，伊恩可能想单独逮住他。他似乎急于找人倾诉。但汤姆到那里是为了与一位朋友重会，那是一个为日本芯片制造商工作的销售员。他们竭力让伊恩加入谈话之中，但他在一开始的互致问候之后就保持沉默。事后重新回想这幕场景，汤姆意识到他忽略了这位同事的无声呼救。

汤姆最后一次遇到伊恩，是2013年初，在公司的餐厅。到那个时候，他看上去非常沮丧。汤姆试着让他振作精神，安慰他现在的薪水相当可观，劝他不要把工作上的困境看得太认真。毕竟，那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但伊恩就是盯着餐盘，闷闷不乐。

伊恩的降职不是唯一消耗精力的事情。尽管现在只是当一名内部顾问，但他还是跟接替他工作的保罗·帕特尔紧密合作。保罗对作为科学家的伊恩有极大的尊重。他还在英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已经读过伊恩于80年代在一家叫作西瓦（Syva）的公司所做的开创性的免疫测定。

在获得升职后，保罗继续平等对待伊恩，所有事情都征询他的意见。但他们在一个关键方面存在分别：保罗不喜欢争执，与伊恩相比，他更愿意和制造迷你实验室的工程师妥协。伊恩则寸步不让，当他觉得自己被要求降低标准的时候，会变得非常愤怒。保罗有无数个夜晚跟他通电话，想让他平静下来。在讨论的过程中，伊恩告诉保罗要坚持他的信念，永远不要忽视对病人的关注。

“保罗，必须做正确的事情。”伊恩会说。

桑尼安排了一个名叫萨玛撒·阿内卡尔（Samartha Anekal）的人负责将迷你实验室的各个部分整合到一起，此人拥有化学工程博士学位，但没有业务经验。一些同事认为萨姆（Sam）就是个执行桑尼指令的应声虫。在整个2012年，伊恩和保罗多次与萨姆剑拔弩张。其中有一次，萨姆告诉他们，迷你实验室的分光光度计还不能满足某些伊恩认为不容商量的特定标准，伊恩为此摔门而去。萨姆之前是同意他们的意见的，但现在说他需要更多的时间。伊恩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心烦意乱。

在周末的时候，伊恩和罗谢尔经常带着他们的两只美国爱斯基摩犬克洛伊和露西，去环绕波托拉山谷的群山散步。有一次散步的时候，伊恩告诉罗谢尔，在希拉洛斯没有一件事情顺利，但他没有说到任何细节。严格的保密协议禁止他讨论任何与公司有关的特定信息，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妻子。他也为自己职业生涯的转折扼腕叹息，觉得自己就像一件被扔进仓库的老旧家具。伊丽莎白和桑尼早就不听他的意见了。

2013年的头几个月，伊恩大部分日子没有去公司上班，而是在家里工作。六年前，他已被查出患有直肠癌，在接受了手术和化疗后，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同事们以为他癌症复发了。但实情并非如此。他还在癌症的缓解期，身体的健康状况良好。问题在于他的精神健康：他正在忍受未确诊的深度临床忧郁症带来的痛苦。

4月，希拉洛斯通知伊恩，他被传唤，要在富兹一案中作证。将要接受质询一事使他变得精神紧张。他和罗谢尔多次讨论这个诉讼案。罗谢尔曾做过专利律师，所以伊恩叫她核查一下希拉洛斯的专利布局，冀望她能给自己一些建议。在这个过程中，她注意到，公司所有的专利上都有伊丽莎白的名字，常常在发明者清单中列在首位。伊恩告诉她，伊丽莎白的科学贡献可以忽略不计。罗谢尔警告伊恩，如果这一情况曝光，这些专利可能会被宣告无效。这只让他变得更加焦虑不安。

当伊恩把富兹的专利和希拉洛斯公司早期的专利申请放在一起研读的时候，他找不到伊丽莎白的剽窃指控有任何依据。但他可以肯定一件事情：他不想卷入此案。而且他担心自己的工作将取决于这个案子。他开始在晚上喝很多酒。他告诉罗谢尔，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在希拉洛斯恢复正常的工作时间。他说，回到公司工作的想法令他恶心。罗谢尔说，如果这份工作让他如此痛苦，那么他应当辞职。但辞职似乎并不是他的可选项。在67岁的年龄，他觉得自己没法找到另一份工作。他还抱有自己还能帮助公司解决问题的想法。

5月15日，伊恩联系伊丽莎白的助理，要求安排与她的会面，希望能讨论出某种替代性的工作安排。但当助理回电确定第二天会面时，伊恩变得焦躁起来。他告诉罗谢尔，担心伊丽莎白会利用这次会面把他炒掉。同一天，他接到希拉洛斯的律师大卫·多伊尔的电话。富兹家的律师已经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要求博伊斯·席勒的律师安排时间对伊恩进行质证，他们丧失了耐心，发出通知，要求他必须于5月17日上午9点出现在他们位于加州坎贝尔（Campbell）的办公室。

那就是多伊尔打电话来的原因。离限定他出现的期限只有不到两天时间，律师鼓动伊恩以健康问题为由逃避质证，并且用电子邮件发了一个医生证明给他，要他去找医生签字。伊恩将电子邮件转发到自己的个人谷歌邮箱，从那里发送到妻子的电子邮箱，让她打印出来。他的焦虑似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罗谢尔早已知道伊恩的状态不好，但在她的心中还有其他操心的事情：她正在为自己刚刚过世的母亲感到悲痛，母亲留给她一项复杂的不动产需要整理，而且她刚刚跟一个助理一起创建了一家新的律师事务所。在这段充满压力的时期，她有一点怨恨没能从婚姻中获得她需要的支持。但伊恩那天极度痛苦的状态，使她意识到，他的精神状况已经变得多么恶劣。她设法让他同意去寻求帮助，预约第二天上午去看他的家庭医生。

5月16日，罗谢尔在7点半左右起床，她看到卫生间的灯是亮的，但门关着。她以为伊恩在为去看医生做准备。但过了一会儿他并没有从里面出来，也没有回答她的呼叫，于是她推开了卫生间的门。她发现丈夫在一张椅子上蜷缩成一团，没有知觉，几乎失去了呼吸。她在恐慌中拨打了报警电话。

伊恩在斯坦福医院的呼吸机上耗过了接下来的八天时间。他服下的扑热息痛——泰诺（Tylenol）这样的止痛药中的有效成分——的量足以杀死一匹马。药物再加上他喝的酒，摧毁了他的肝脏。5月23日，他被宣布死亡。作为一名专业化学家，伊恩清楚地知道他在做什么。罗谢尔后来发现了一份署名遗嘱，是他在几个星期前在保罗·帕特尔和另一个同事的见证下所立。

罗谢尔沉浸在悲痛之中，但她勉力支撑，给伊丽莎白的办公室打电话，留下消息给她的助理，通知她伊恩的死讯。伊丽莎白没有回电。相反，那天晚些时候，罗谢尔接到一封希拉洛斯律师的电子邮件，要求她立即归还伊恩的公司笔记本电脑、手机和任何他有可能保存的其他机密信息。

在希拉洛斯公司内部，伊恩的死亡以同样冷漠、公事公办的方式处理。大多数同事甚至没有被告知此事。伊丽莎白只是在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中告知一小群公司的资深员工，含含糊糊地提到要为他举行一个纪念仪式。但她从未再提此事，也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与伊恩长期共事的同事，比如安加丽·拉哈里（Anjali Laghari）——一位化学家，与伊恩在希拉洛斯亲密合作了八年，此前还有两年曾在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共事——只能猜测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多数人认为他死于癌症。

托尼·纽金特非常不满公司没有做任何事情去纪念他已故的同事。他和伊恩走得并不亲近。事实上，在开发爱迪生的过程中，他们之间时不时会来一场猫狗大战。但他恼火的是，对于把将近十年的生命奉献给公司的人，公司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在希拉洛斯工作，仿佛就是要逐渐把人们的人性剥离殆尽。托尼下定决心要呈现自己仍然身为人类的一面，仍然对同僚抱有悲悯之心，他从专利办公室的在线数据库下载了一份伊恩的专利清单，将它们复制粘贴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在清单之上，他嵌入一张伊恩的照片，然后将邮件群发给他能想到的曾与伊恩共事的20多位同事，并特别抄送给伊丽莎白。这不算什么，但至少给人们一点纪念他的东西，托尼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