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9日，星期六，上午10:15，比弗利山（Beverly Hills）冷水峡谷街（Coldwater Canyon Drive）1238号的门铃响了。这座带门禁的意大利式平层别墅被棕榈树环绕，属于理查德·富兹和洛兰·富兹。为了住得离孩子们更近一些，这对夫妻两年前购买了它。两个孩子从乔治城大学毕业后，都从华盛顿搬到了洛杉矶。

理查德·富兹打开大门，一名传票送达员要递给他一沓法律文件。

“我来这里，是为了送达一项关于富兹科技的诉讼。”此人说。

富兹告诉他，他不能接受这一送达，因为这个公司尽管以他的名字命名，但已不属于他所有。十多年前他就已经卖掉了公司。他解释说，它现在属于加拿大制药企业威朗药业（Valeant Pharmaceuticals）。送达员打了一个电话，重复了一遍富兹告诉他的话。电话那边传来的回应，是有人在咆哮，说他就是在正确的地址，只要送达文件就可以了。但富兹仍然拒绝接受。送达员失去了耐心，把文件扔在他的脚边，然后走了。富兹拿出手机，把散落在人行道上的文件拍了一张照片。他对这一套非常熟悉。两天前，作为官司中的共同被告，他个人已经接到了一套类似的文件。仔细考虑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蹲下来，捡起一地杂乱。他决定不让邻居看到这些。

诉讼是由希拉洛斯向旧金山的联邦法院发起的。它指控富兹和他第一段婚姻中的两个儿子——乔·富兹和约翰·富兹——合谋从该公司窃取机密专利信息，利用它为自己申请竞争性专利。诉讼指控说，窃密是由约翰在其父亲的指使下干的，当时约翰受雇于希拉洛斯的前专利咨询顾问麦克德莫特·威尔和埃默里律师事务所。

指控书第一页的页首显示，希拉洛斯雇用了著名律师大卫·博伊斯（David Boies）为代理人。然而，即使是像博伊斯这样有名望的人，他的事务所的人还是没做好调查研究，指向了错误的公司。争议中的专利是授予理查德和乔的新公司富兹药业，而不是富兹科技。富兹拒绝接收送达文件，因为他想让博伊斯为他的错误付出代价。

富兹和他的儿子都对这个诉讼非常愤怒。但一开始他们并没有过度担忧此事。他们很有信心，知道它的指控是错误的。富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约翰提及伊丽莎白·霍姆斯的创业公司，是2006年7月他发给儿子的电子邮件中，有一个是他在专利办公室的公开数据库中发现的希拉洛斯的一项专利申请的链接。这封电子邮件，是在富兹申请自己的临时专利两个多月以后发的，询问约翰是否知道在麦克德莫特事务所是由谁处理希拉洛斯的申请。约翰回复，说麦克德莫特是一家大事务所，他不知道是谁。这笔交易与约翰毫无关联。在经过了五年多的时间之后，他已经不记得此事。就他而言，这次官司是他第一次见到或听到“希拉洛斯”这个名字。

另一方面，约翰没有任何动机对伊丽莎白或她的家人抱有恶意。在20岁出头的时候，克里斯·霍姆斯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帮助他进入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法学院。后来，约翰的第一任妻子通过洛兰·富兹认识了诺尔·霍姆斯，跟她关系很好。当约翰的第一个儿子出生的时候，诺尔甚至去他们的家里看望，并给孩子带去了礼物。

而且，理查德和约翰·富兹并不是很亲近。约翰认为他的父亲是一个傲慢的自大狂，想把他们之间的联系尽可能保持在最低限度。2004年，他甚至拒绝再把父亲当作麦克德莫特的顾客，因为他支付账单太不痛快、太慢。认为约翰自愿拿他的法律职业生涯冒险，为他的父亲盗取信息，这是对他们之间冰霜一般关系的根本误解。

但伊丽莎白对理查德·富兹的愤怒可以理解。他在2006年4月发起的专利申请，在2010年11月发展为美国第7824612号专利，现在就阻挡了她将希拉洛斯的设备送进人们家中的梦想。如果这一梦想有一天得以实现，她需要得到授权使用富兹发明的条形码机制，用来向医生警告病人的异常检测结果。富兹的专利被签发的那天，他向[email protected]发送了一封富兹药业的公告，那个邮箱地址是希拉洛斯公司在网站上提供的，用以接受一般咨询，这无异于直接给伊丽莎白打脸。与其屈服于她视作敲诈勒索的行为，伊丽莎白决定雇用美国最好的、最令人胆寒的律师，去追击、碾压她的老邻居。

大卫·博伊斯的传奇色彩远在他之上。博伊斯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全国性的声望，当时美国司法部委托他处理针对微软公司的反垄断案。他在一份录像证词中击垮了这家软件巨头公司的辩护，令比尔·盖茨仿佛被在烤架上烤了二十个小时，从而在法庭上取得了轰动性的胜利。在2000年有争议的美国总统选举中，他代表阿尔·戈尔（Al Gore）在最高法院出庭，巩固了他作为法律界大腕的地位。最近，他成功地领导了推翻加利福尼亚州禁止同性恋婚姻的8号提案的诉讼。

博伊斯是一位大师级的律师，当他觉得形势需要的时候，可以变得冷酷无情。有一个案例展现了他毫无底线的风格，他将棕榈滩（Palm Beach）一家小型草坪养护公司的老板与客户之间的生意争端，升级为一场联邦法院的敲诈勒索案，指控公司老板和他的三名园丁串通、欺诈、勒索，以及最后一项同样重要的，违反反垄断法。在迈阿密州的一位法官驳回起诉后，博伊斯向设在亚特兰大的美国第十一巡回上诉法庭提起上诉。直到上诉失败后，他才放弃了这个案子。

博伊斯的律师事务所博伊斯·席勒和弗莱克斯勒（Boies，Schiller ＆ Flexner）以其策略的激进而闻名。富兹家的人不需要多长时间就明白这是为什么了。在希拉洛斯公司提起诉讼的几个星期之前，三个人都发现了他们遭到监视的线索。理查德·富兹在开车前往凡奈斯机场（Van Nuys）、准备坐飞机去拉斯维加斯的时候，发现有一辆车尾随着他。乔住在迈阿密，他的邻居，一位自封本街区联防队长的退休警察警告他，有人在窥探他的房子。约翰和妻子发现一个男人在给他们乔治城的家拍照。现在，富兹家的人非常肯定，那些人是博伊斯雇的私家侦探。

提起诉讼后，监视仍在继续，这令理查德的妻子洛兰焦躁不安。经常有车子停在他们比弗利山房子的街对面，一个驾驶员无所事事地坐在里面。有一天，洛兰注意到，方向盘后面的人是一位金发的女性，她开始认定那是她的老朋友，诺尔·霍姆斯。富兹认为这不太可能，但还是抓起相机，从房子里面用长焦镜头拍了一张车子的照片，那是一辆灰色的丰田凯美瑞。然后他走出去，想直接去面对驾驶员。当他靠近的时候，车子迅速开走了。后来他仔细查看照片，很难清楚地分辨出那个女人的模样，也无法排除是诺尔的可能性。这让洛兰更加气恼。她越来越觉得霍姆斯家想把她们搞破产，占据她家的房子。她变得快要歇斯底里了。

博伊斯使用私家侦探，不仅仅是一种威吓策略，也是塑造了伊丽莎白和桑尼世界观的偏执狂使然。这种偏执狂的核心，是相信实验室行业的两大拥有统治地位的竞争者——奎斯特诊断公司（Quest Diagnostics）和美国实验室集团（Laboratory Corporation of America）——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打压希拉洛斯及其技术。当拉里·埃里森和另一位投资人一开始接触博伊斯，请他代理希拉洛斯的时候，那是博伊斯所了解到的他们最关注的事情。换句话说，博伊斯的任务不仅仅是起诉富兹，而是要调查他是否与奎斯特和实验室集团站在一起。实际情况是，在那个阶段，希拉洛斯还没有进入任何一家公司的视野，而尽管富兹的生平一直丰富多彩、充斥阴谋，但无论如何都与那两家公司没有任何联系。

希拉洛斯提起诉讼的两个月后，约翰·富兹雇来为自己辩护的律师事务所柯克尔和范·内斯特（Keker ＆ Van Nest）给博伊斯发了几份文件，费了很大周折反驳希拉洛斯的指控。其中之一是麦克德莫特律师事务所的记录管理员布莱恩·麦考利（Brian McCauley）的一份证词，声明经过对律所的记录和电子邮件系统的彻底检查，表明约翰或其秘书均从未接触过希拉洛斯的文件。证词的附件详细展示了麦考利如何一步一步达成他的结论。但在五天后的一份回复中，博伊斯反驳这份文件是“自我作证”，“并非……非常具有说服力”。

理查德·富兹试图直接向希拉洛斯的董事会申诉，向董事会成员发送了几封邮件。其中一封邮件附有伊丽莎白儿童时的照片，提出两家人从前友好相处，已经认识了很久。另一封邮件中，他放了一个文件夹，其中包括他与他的专利律师来往的全部电子邮件复印件，这些电子邮件产生的结果是他在2006年4月的专利申请，他以此表明，该专利是源自他自己的工作。他还提议与董事会当面会晤。他收到的唯一回复来自博伊斯，回复说希拉洛斯“很困惑”，他怎么会认为那些电子邮件能证明什么。

尽管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约翰·富兹有希拉洛斯指控的行为，但博伊斯计划利用约翰个人历史上的某些事情，来给法官或陪审团的脑海中播下怀疑的种子。

1992年，约翰刚从法学院毕业，他在父亲和一位大学好友之间担当联络员的角色，好友在世达律师事务所（Skadden，Arps，Slate，Meagher ＆ Flom）工作。他给约翰一大堆世达的账单文件，准备转交给他的父亲。当时，理查德·富兹正与世达的客户、重型设备制造商特雷克斯集团（Terex Corporation）处于法律争执中，他告诉一个国会委员会，说该公司向伊拉克出售飞毛腿导弹发射器，该公司起诉他诽谤。即使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年，诽谤案早已尘埃落定，法院没有发现约翰有任何做错之处，但博伊斯仍然想利用它，来说明他有将窃取的信息交给父亲的历史。

博伊斯还准备利用其他更近期并且更具杀伤力的事情：麦克德莫特在2009年迫使约翰辞职，原因是他在一件无关事务中有损律所的脸面。争端的起因是，在一件国际贸易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仲裁案中，麦克德莫特律师事务所代表一家中国的国有企业，对阵美国政府不公平进口调查办公室（Office of Unfair Import Investigations），约翰坚持要求律所撤回一份作为证据的伪造文件。麦克德莫特的领导层同意撤回该文件，但这一举措严重损害了中方客户的辩护效力，激怒了律所的高级合伙人。律所随后要求约翰离开，列出其他说明约翰的行为不符合一个合伙人身份的事件。当时，律所拒绝告诉约翰是哪一个客户，投诉是关于何事，但现在他明白，一定是伊丽莎白在2008年9月向查克·沃克投诉关于他父亲专利的事情。

博伊斯向约翰·富兹身上泼污水的策略，在2012年6月遭受挫折，法官审视案子后，驳回了所有针对约翰的指控，理由是对于法律职业过失，加州的诉讼时效为一年，已经过期。博伊斯迂回包抄，在华盛顿特区的州法院起诉麦克德莫特，但这一诉讼很快被驳回，法院裁定希拉洛斯针对约翰和律所的指控完全是猜测。法官写道：“仅仅因为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有渠道接触（希拉洛斯公司的文件），并不意味着该律师事务所没有遵守保密义务。”

然而，博伊斯仍然在活动：尽管针对约翰的指控被驳回，加州案子的法官仍然让许多针对理查德·富兹和乔·富兹的指控处于待定状态，案子继续进行审理。约翰也许不再是被告，但博伊斯仍然可以利用父子合谋的同一论述，来对付理查德和乔的案子。

随着案子被拖入秋天，约翰最初对案子的烦恼转变成对伊丽莎白的满腔怒火。在离开麦克德莫特之后，他创建了自己的律所，而希拉洛斯的案子和相关指控令他损失了好几个客户。在他的两个案子中，对方律师也翻出那些事情来给他抹黑。到2013年春天，在博伊斯·席勒的律师质证他的时候，另外一重压力来源令他的怒气火上浇油：他的妻子阿曼达（Amanda）被诊断出患有血管前置，这是一种妊娠并发症，胎儿的血管外露，有破裂的危险。她和约翰一直处于焦虑状态，直到胎儿长到三十四周，医生才给她接生，将婴儿送到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即使在正常的时候，约翰也是个性情暴躁的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经常与其他男孩子打架。那天，在回答博伊斯一位同事的问题时，他变得好斗而执拗，爆粗口，大发脾气。在六个半小时的质证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发出一个威胁，这正中博伊斯的下怀。他父亲的一个律师问他，案件是否损害了他的声誉，以及如果是，是否对他在质证中的行为产生了影响，他回答：

绝对是这样，我对这些人已经出离愤怒。如果案子结束，我一定要报仇，控告这些狗娘养的，我向你保证，我不会让伊丽莎白·霍姆斯有生之年还能有第二家狗娘养的公司。我要用我的能力去申请专利，跟她干到底，直到她死，绝对地。

尽管约翰·富兹怒火沸腾，但他的父亲和弟弟越来越担忧打官司的昂贵成本。他们雇用洛杉矶的肯达尔·布里尔和克雷格（Kendall Brill ＆ Klieger）律师事务所代理他们，费用是每个月15万美元。负责处理他们案子的合伙人劳拉·布里尔（Laura Brill），想发起一项反-反公众参与策略诉讼（anti-SLAPP）的动议，试图令希拉洛斯的诉讼因轻率而被否决，这需要50万美元的额外费用，而且不保证能够成功。他们决定，转投另一家规模较小、费用更低的北加利福尼亚律师事务所巴尼和石本（Banie ＆ Ishimoto），并且请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斯蒂芬·萨尔茨堡（Stephen Saltzburg）监督他们的工作，教授过去曾为富兹做过法律方面的工作。

另一方面，他们知道，他们对抗的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律师。博伊斯对客户每小时的收费超过1000美元，据称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这个案子中，他同意以股票代替日常收费。伊丽莎白赠予他的律师事务所30万股希拉洛斯公司的股票，每股价格15美元，也就是说，为博伊斯的服务付出的代价是450万美元。

博伊斯不是第一次与客户做出替代性的费用安排，也不是第一次接受股票作为费用。在互联网泡沫期，他曾接受过股票代理WebMD公司，一家向消费者提供医疗信息的网站。博伊斯对案子有一种风险资本家的处理方式，通过股权收取费用，为他和自己的律所赚取多得多的金钱。但这也意味着，他在希拉洛斯有既得财务利益，让他不仅只是一个法律顾问的角色。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到了2013年初，博伊斯开始参加公司所有的董事会会议。

尽管所有希拉洛斯公司的专利都冠以伊丽莎白的名字，理查德·富兹仍然高度怀疑，一名毫无医学和科学训练的大学辍学生真的做出了这么多发明。他觉得，更有可能是公司其他拥有高级学位的员工做了她获得专利的那些工作。

在双方为庭审做准备的过程中，富兹注意到有一个名字在许多伊丽莎白的专利中作为合作发明者出现：伊恩·吉本斯（Ian Gibbons）。稍稍做了一点调查后，他了解到一些关于这个人的基本情况。吉本斯是一个英国人，拥有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他拥有发明家的声誉，是大约50项美国专利的发明者，其中有19项来自他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一家名叫生物轨迹实验室（Biotrack Laboratories）的公司所做的工作。

富兹相信吉本斯是一个正规的科学家，像大多数科学家一样，他应当是一个诚实的人。如果他能够让他宣誓承认，在他的专利中没有任何东西借鉴或类似伊丽莎白的早期专利申请，将会给希拉洛斯重重一击。他和乔还注意到，吉本斯的生物轨迹公司的一些专利和希拉洛斯的很类似，从而有理由指控希拉洛斯公司不恰当地再利用了他过去的工作。他们将吉本斯的名字加入他们想要质证的证人名单中。但随后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在随后的五个星期内，博伊斯·席勒的律师们一直对他们安排吉本斯作证的要求置之不理。富兹一家满腹疑虑，要求他们的律师去施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