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夫韦公司的生意惨淡。这家连锁超市刚刚公布，2011年的最后三个月，公司利润下降了6％，在公司的季度收益电话会议上，长年担任CEO的史蒂夫·伯德正疲于向数十位拨入电话参加会议的分析师解释原因。

其中一位分析师是来自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的埃德·凯利（Ed Kelly），他正在温和地指责伯德运用股票回购来掩饰糟糕的业绩。即使公司的真实收益下降，通过回购减少所发行的股票的数量，可以人为地提高公司的每股收益——这是投资者最关注的指标。这个把戏一点都不新鲜，机敏的华尔街分析师熟悉公司常玩的各种花招，一眼就可以看穿。

恼羞成怒的伯德表示不同意。他相信西夫韦的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因而购买自己的股票是一项明智的投资。为了证明他的乐观不无理由，他拿出了公司正致力发展的三项计划。他那些很难被取悦的听众对前两项计划不以为意，都是旧消息罢了。但当他说到第三项的时候，分析师的耳朵竖了起来。

“我们正在考虑一项重大的……啊，我想把它叫作健康游戏。”他故作神秘地说。

这是伯德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及此事。他没有详细说明，但分析师得到的信息是，这家97岁高龄、臃肿的连锁百货公司有一项秘密计划，可以让其疲软的生意实现跳跃式发展。在西夫韦内部，这项秘密计划的代号是“霸王龙计划”（Project T-Rex）。它指的不会是其他项目，只可能是与希拉洛斯的伙伴关系，到现在——2012年2月——已经进行了两年时间。

伯德对这项冒险的期望很高。他要求西夫韦的1700家门店要有过半数的门店进行改建，留出空间打造高端诊所：豪华地毯、定制的实木家具、大理石台面、平板电视。按照希拉洛斯的要求，它们被称为健康中心，它们必须看上去“比美容店好得多”。尽管3.5亿美元的改造成本全部由西夫韦公司自己承担，但一旦新的诊所开始提供那家创业公司的全新血液检测，伯德对新诊所的期待可远远不止于收回这个成本。

收益电话会议几个星期后，伯德和他的管理团队带了一群分析师，前往西夫韦的一家门店，它位于奥克兰东部，离伯德在风景如画的圣拉蒙谷（San Ramon Valley）的家只有几英里远。分析师们看到了门店里的新健康中心，但伯德仍对其中将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讳莫如深。甚至连门店经理也蒙在鼓里。希拉洛斯坚持在真正启动之前要绝对保密。

从两家公司同意一起开展业务以来，已经很是耽误了一些时间。有一次，伊丽莎白告诉伯德，2011年3月袭击日本东部的地震影响到希拉洛斯生产其设备检测盒的能力。有一些西夫韦的管理层觉得这个理由太扯了，但伯德表面看来接受了。他对那位年轻的斯坦福辍学生和她的革命性技术抱有太多幻想，因为这跟他预防性医疗保健的梦想是如此完美吻合。

伊丽莎白有一条专线直达伯德，只对他回复。在普莱森顿的公司总部建立了一间作战室，一小群秘密参加霸王龙计划的西夫韦管理层在这里每周开例会，讨论进展情况。伯德参加了所有的会议，或者是亲身参加，或者如果外出的时候通过电话会议参加。当人们提出问题和事情，需要反馈给希拉洛斯的时候，他会开始说重复过多次的话：“我会跟伊丽莎白说说这事。”拉瑞·伦达——1974年，青少年时代的她就在西夫韦做装袋工，后来一路晋升，爬到公司管理层，成为伯德的顶级助手——和其他参与项目的高管都很惊讶，伯德居然给了那个年轻女子如此大的活动范围。他通常要求副手和公司的合作伙伴严格按期限执行，但他却任由伊丽莎白错过一个又一个最后期限。伯德的一些同事知道他有两个儿子。他们开始怀疑，他是否把伊丽莎白看作自己没有能拥有的女儿。不管怎么样，他是落入她的彀中了。

在所有这些耽搁之后，到2012年初的几个月，合作似乎终于要开始起步了：作为正式启动之前的试运行，两家公司同意，西夫韦在普莱森顿的公司园区开设一家员工健康诊所，由希拉洛斯承担血液检测工作。诊所是伯德控制这家超市运营商的医保成本战略的一部分，鼓励员工更多关爱自己的健康。它提供免费的检测。表现优异的员工可以在健康保险的保费方面获得折扣。诊所设在西夫韦园区邻近健身房的位置，很方便，员工包括一位医生和三位执业护士，配备了五间诊疗室。它还有一个小小的实验室。前台有一块全新的标牌写着：“希拉洛斯承担检测。”

员工诊所是伦达的管理范围。她的其他职责中还包括管理西夫韦健康（Safeway Health），伯德创立的这家分支机构是为了将西夫韦在健康福利方面的专业经验推销给其他公司。从伊丽莎白第一次在普莱森顿出现，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伦达的丈夫在与肺癌的抗争中已经败下阵来，但她仍然希望，希拉洛斯的无痛针刺检测能让其他人免遭丈夫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反复扎针的那种折磨。

伦达刚刚雇用了西夫韦公司第一位首席医疗官。他名叫肯特·布莱德利（Kent Bradley），来自美国陆军，他上过西点军校和坐落于马里兰州波斯赛达（Bethesda）的陆军医学院，随后在美国陆军服务超过十七年。布莱德利在军方的最后一项职责是管理军队医疗保健计划（Tricare）的欧洲部分，该计划为现役和退役的军人提供医疗保险。其他职责方面，伦达要求这位说话温和的前军方医生负责监管公司园区的诊所。

在部队的时候，布莱德利在工作中接触过许多复杂的医疗技术，所以他很好奇，想见到希拉洛斯系统实际运作。不过，他惊讶地得知，希拉洛斯不打算把它的任何设备放在普莱森顿的诊所里。取而代之的是，它在诊所里安排了两位采血师，抽取血液，然后样本通过快递送到旧金山海湾对面的帕洛阿尔托进行检测。他还注意到，采血师从每一位员工身上抽血两次，一次是在食指上使用刺血针，第二次是传统的方式，即用皮下注射针头扎在手臂上。如果希拉洛斯的指尖针刺技术已经发展成熟，即将面向消费者使用，为什么还需要静脉穿刺（注射针头取血的医学术语）呢？他觉得很奇怪。

当注意到检测结果返回所需要的时间时，布莱德利的怀疑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理解一直是，这些检测应当差不多是即时的，但一些西夫韦的员工要等上两个星期才能拿到结果。而且，并不是每一项检测都是由希拉洛斯自己做。尽管这家创业公司从未表示过会将部分检测外包，但布莱德利发现，它将部分检测分包给盐湖城的一家名叫ARUP的大型参照实验室。

不过，真正让布莱德利敲响警钟的，是一些本来健康的员工开始来找他：他们对异常的检测结果忧心忡忡。为了以防万一，他让他们去奎斯特（Quest）或实验室集团（LabCorp）的门店作再次检测。每一次，新得到的检测结果都回归正常，说明希拉洛斯的检测是扯淡。然后，有一天，一名西夫韦的高管拿到返回的PSA检测结果。PSA代表“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是前列腺的细胞中产生的一种蛋白质。一个人血液中该蛋白质的浓度越高，他得前列腺癌的可能性越大。这位西夫韦高管的检测结果值非常高，几乎可以说明他肯定得了前列腺癌。但布莱德利有所怀疑。像处理其他员工一样，他让这位焦虑的同事去另一个实验室作重新检测，然后，你看，得到的结果也是回归正常。

布莱德利将所有这些差异汇总到一起，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希拉洛斯的检测值和其他实验室的检测值之间，差异大得令人惊异。当希拉洛斯的检测值与其他实验室的检测值相符的时候，检测大多都是由ARUP完成的。

布莱德利将自己的疑虑告知伦达和西夫韦健康的总裁布拉德·沃尔夫森（Brad Wolfsen）。伦达的信心也在过去的两年中有所动摇，她鼓励布莱德利去找伯德谈谈，布莱德利照做了。但伯德彬彬有礼地拒绝了他，并向这位前军医保证，希拉洛斯的技术已经通过审查，是可靠的。

从普莱森顿的西夫韦员工身上取得的血液样本，被送到帕洛阿尔托的草地东环路（East Meadow Circle）的一幢平层石砌门面建筑。2012年春季，希拉洛斯临时在这里建立了它的首个实验室，而其他正在发展的营运部门则从山景大道搬到附近一座更大的建筑——之前是被脸书公司占用的。

几个月前，实验室获得证书，证明其符合CLIA（联邦监管临床实验室的法律）的要求，但要获得这样的证书并不难。尽管CLIA最终是由美国医疗保健和医疗服务中心（CMS）负责实施，但这家联邦机构将绝大多数常规实验室的审查授权给州政府。在加州，它们是由州政府卫生部所属的实验室现场服务处（Laboratory Field Services division）负责，而一项审计显示该机构的资金严重不足，很难履行其监管职责。

如果史蒂夫·伯德得到允许进入草地东环路的实验室——位于这座单层建筑中心的一圈房间——他就会注意到，其中没有任何一台希拉洛斯的专有设备。那是因为迷你实验室仍然处于开发阶段，完全还没有准备好作病人测试。实验室真正所有的，是一堆已经商业化的血液和体液分析仪器，由诸如芝加哥的雅培公司（Abbott Laboratories）、德国的西门子以及意大利的索灵公司（Diasorin）这样的企业制造。实验室由一位笨拙的病理学家阿诺德·盖尔博（Arnold Gelb）管理，人们叫他“阿尼”（Arne），他的员工包括一堆临床试验技术人员（clinical laboratory scientists），或者简称CLS——拥有州政府执照、可以处理人类样本的实验室技术人员。尽管在这个阶段实验室用的只是商用设备，但仍然有很多事情可能出错，而且确实出现了很多错误。

最主要的问题是实验室缺乏有经验的人。实验室的CLS中，有一个名叫科萨尔·林（Kosal Lim）的小伙子，他粗心大意而且缺乏训练，以至于他的一位同僚戴安娜·杜普伊（Diana Dupuy）认为他危害到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杜普伊来自休斯敦，曾经在休斯敦的知名癌症中心安德森中心（MD Anderson）接受训练。她成为CLS已有七年时间，大部分时间是做一位输血专业人员，这让她对CLIA的监管有深入的了解。她严格按照章程操作，如果发现有违反的情况，会毫不犹豫地报告。

在杜普伊看来，林的莽撞是不可原谅的。其中包括：无视制造商关于如何处理试剂的要求；将已过期的试剂和未过期的试剂放在同一个冰箱里；在未经校准的实验室设备上运行病人检测；不恰当地在分析仪上运行质量控制检查；执行他未经训练的任务；污染了一瓶瑞氏色素（一种用来区分不同血细胞类型的混合染料）。杜普伊脾气急躁，当面跟林对质了好几次，告诉他自己总有一天会成为实验室巡查员，要把像他这样糟糕的实验室技术员清除出去。当他做不到符合她的标准时，她开始记录他的糟糕表现，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盖尔博和桑尼，还常常附上照片证明她的观点。

杜普伊也对希拉洛斯驻扎在普莱森顿的两位采血师的表现感到担忧。在被检测之前，血液通常会在离心机里旋转处理，以便将其血浆和病人的血细胞分离。对于拿到的离心机，采血师没有接受过如何使用的训练，不知道病人的血液要被旋转多长时间，以什么速度旋转。血浆样本到达帕洛阿尔托的时候，常常已经被特定物质污染。她还发现，希拉洛斯使用的许多抽血管是过期的，其中的抗凝剂已经失效，损害了样本的完整性。

在有一次发出抱怨之后，没过多久，杜普伊被派到了特拉华州，去接受培训，学习如何使用希拉洛斯新购买的一台西门子新型分析仪。一个星期后，她出差归来，发现实验室已经无可指摘。桑尼似乎就在那里等着她，把她召唤到一个会议室。桑尼以一种带有威胁的语气通知她，在她离开期间，他已经在实验室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任何一项可以证明她的抱怨的事情。然后，他提出一件事情，说在她飞往特拉华州的那天，她让男朋友进入公司帮她拿行李。这是对公司安全保密政策的严重侵犯，他已决定为此解雇她。在让她对此事消化了一会儿之后，他打电话叫盖尔博进来，问他是否将杜普伊看作实验室的一员，是否想继续留任她。盖尔博说他愿意，此时桑尼不情愿地收回成命。杜普伊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带着震惊，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发呆。接下来她记得的事情，是一位IT部的员工拍了拍她的肩膀，要她跟着到走廊上去。他正在重新创建她的公司手机连接，需要她提供一些信息。在改变主意之前，桑尼已经下令，把她的公司电子邮箱以及与公司网络的连接全都切断。

像杜普伊这样心直口快的人，注定在希拉洛斯不会待很长时间。三个星期后，一个星期五的上午，桑尼回到草地东环路的这座房子，再次解雇了她，这次是永久性的。她被立即驱逐出这座房子，甚至没有机会收拾她的个人物品。解雇她的原因在于，她让人们注意到一件事情，由于账单未付，实验室的一家主要供货商冻结了其购买订单。

由于对自己的遭遇感到愤怒，杜普伊在那个周末向桑尼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坚持她有权拿回个人物品，除了实验室的书籍之外，还有一个装有她的眼镜和加利福尼亚CLS执照的化妆袋。这封电子邮件她抄送给伊丽莎白，其中强烈控诉了桑尼的管理方式和实验室的状况：

至少有五个人警告过我，你是一门失控的大炮。到底如何［原文如此］什么让你扣动扳机发炮，完全看你自己的心情。还有人告诉我，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跟你打交道，那人从来都不会有好结果。

…………

有科萨尔在做事，CLIA实验室就会有麻烦，而且没有人监督他或是阿尼。你这个平庸的实验室主管不知为何会支持一个不合格的CLS。我向你保证，将来的某一天，科萨尔肯定会犯下大错，严重影响病人的检测结果。事实上我想有几次他已经犯下了错误，但他把这归罪于试剂。正如你所说，他接触到的任何东西都造成灾难！

我仅仅只是［原文如此］希望，多少能让你明白，你创造了一个人们出于恐惧而向你隐瞒的工作环境。你不能通过恐惧和恐吓来管理一家公司……它只会在一段时间内得逞，但终将毁灭。

桑尼同意，派人在草地东环路办公室的门前与她见面，归还她的东西，但是警告她，公司的律师将会联系她。随后的几天，杜普伊收到许多由希拉洛斯的高级法律顾问大卫·多伊尔发来的措辞严厉的电子邮件，要求她签署一份声明，保证将受雇期间获得的所有材料归还希拉洛斯公司或是“永久销毁”，遵守她的保密义务。

杜普伊一开始拒绝了，她雇了一位奥克兰的律师，以提起非法解雇诉讼来威胁公司，但当希拉洛斯从威尔逊·桑西尼律师事务所请了一位更强有力的律师过来后，她的律师建议她让步，签署该文件。他告诉她，与硅谷最厉害的律师事务所对抗必定失败。她不情愿地听从了他的建议。

西夫韦当然对所有这些都一无所知。从2012年到2013年，它继续让希拉洛斯处理其在普莱森顿诊所的血液检测。它也在加州北部的数十家门店设置了健康中心，在其中雇用采血师作为员工。但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希拉洛斯仍继续推迟启动的日期。

2012年4月底，在第一季度收益电话会议上，伯德被问及西夫韦神秘的“健康游戏”的现状。他回答说，它还没有“为黄金时间做好准备”，但到公司真正启动的时候，它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随后在7月份的收益电话会议上，他主动提供信息，说它“非常有可能在第四季度”真正完成。然而，第四季度来临，启动并没有到来。

到这个时候，一些西夫韦的高管开始愤怒了。他们拿不到自己的奖金，因为公司一再未能达成财务目标，而这些目标中包括了从希拉洛斯的伙伴关系中预测可以获得的额外收入和盈利。马特·奥雷尔（Matt O'Rell）是西夫韦公司财务部的一名管理人员，他负责测算健康中心带来的预计收入。按照激进的假设，即每一个健康中心每天吸引50名病人，他预测每年会带来2.5亿美元的额外收入。现在不仅是这笔收入没有实现，单单是为了建设这些中心，西夫韦已经花费了超过1亿美元。

尽管无事可做，但健康中心却占据了门店内有价值的不动产空间——它本来可以用作其他有利可图的用途。伦达和布莱德利厌倦了等待，一起就如何利用这些空间提出许多主意。其中之一是给健康中心配备营养学家，用来提供饮食建议。另一个主意，是将它们转变成配备完全的医疗诊所，由执业护士来运作。还有一个主意是提供远程医疗服务。他们游说伯德，请求让他们实施这些计划，但是伯德与伊丽莎白讨论之后，否决了他们的提议。他说，她不愿意放弃这些空间。

在幕后，西夫韦的董事会正逐渐失去耐心。伯德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待了二十年，显然华尔街已经对他失去了信心。他担任CEO的头一个十年取得了巨大成功，带来了西夫韦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但近些年来，他对医疗和健康的热情使他忽略了仍旧是公司核心的东西：那单调乏味的销售杂货的生意。投向健康中心的巨额投资，和未能结出硕果的无尽拖延，是最后一根稻草。

2013年1月2日，股市收盘后不久，西夫韦公司发布了一份公告，宣布在5月的年度股东大会之后，伯德将会退休。公告显示，决定是伯德主动做出的，但伦达和其他管理层怀疑，是董事会要求他下台。甚至到了出局的时候，伯德对仍处于秘密状态的希拉洛斯伙伴关系的前景还抱有乐观态度。公告列出他担任CEO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其中包括一项引用他本人的话，说西夫韦很快将“推出一项健康行动计划，力争实现公司转型”。

伯德离开后，与伊丽莎白的联系渠道没了。西夫韦公司的任何人想与希拉洛斯对话，必须通过桑尼或是兄弟派。无论西夫韦管理层什么时候要求了解最新情况，桑尼总是推迟，好像他的时间太过宝贵，不能浪费，而他们不了解要制造如此量级的一种创新产品到底需要多久。他的傲慢令人愤怒。不过，西夫韦仍然犹豫着，没有解除伙伴关系抽身走人。如果事实证明希拉洛斯的技术真的可以改变游戏规则，会怎么样呢？如果是那样，错失了它，也许接下来十年都会处于悔恨之中。错失的恐惧仍旧是强有力的威慑。

至于伯德，很显然他还没准备退休。离开连锁超市三个月后，他创建了一家咨询公司，向公司提供关于如何减少医保成本的建议。他将公司命名为伯德健康（Burd Health）。以健康创业公司合伙创始人的身份，他试图重新与伊丽莎白建立联系。但她再也不接他的电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