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西·伯克特（Chelsea Burkett）感到筋疲力尽。那是2009年的夏末，她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创业公司工作，长时间加班，干着相当于一家成熟公司五个不同角色的活。并不是说她反对努力工作。像大多数25岁的斯坦福毕业生一样，奋斗已深植在她的基因里。但她渴望有一点激情，从她的工作中却什么都得不到：她的雇主Doostang是一个为金融专业人员而设计的就业网站。

切尔西是伊丽莎白在斯坦福最好的朋友之一，新生第一年，她们都住在校园东部边缘的一个大型居住区威尔伯厅（Wilbur Hall），宿舍挨着，两人一拍即合。第一次遇见的时候，伊丽莎白穿一件红白蓝三色的T恤，印着“别把德州搞乱”（Don't mess with Texas）的字样，笑容灿烂。切尔西觉得她善良、聪明、有趣。

两人都是社交动物，性格外向，有着相似的蓝眼睛。两人一起喝酒，参加派对，宣誓加入女生联谊会——部分原因是为了有更好的住宿。不过，当切尔西还是一个试图找到自我的正常青年的时候，伊丽莎白似乎已经清楚地知道她想要什么，想做什么了。二年级刚开始的时候，当她带着自己设计的一项专利回到校园时，切尔西无比震惊。

伊丽莎白从学校辍学、创建希拉洛斯的最初五年，两个年轻的女子仍保持联系。她们不经常见面，但常常发短信。在一次类似的短信交流中，切尔西谈及自己的工作不太开心，结果伊丽莎白回短信过来：“为什么不来为我工作呢？”

切尔西去山景大道的办公室见伊丽莎白。她的朋友不需要费多少力气向她推销希拉洛斯。伊丽莎白热情地谈论未来她的公司将用它的技术来拯救生命。对于切尔西而言，相比帮助投资银行家寻找工作，这听上去要有趣、高尚得多。伊丽莎白又如此具有说服力。她说话的时候，以一种热烈的方式盯着你看，让你相信她，想跟随她。

她们很快就敲定了切尔西的角色：她将在客户解决方案小组工作，职责是负责安排希拉洛斯为了获取制药企业的业务而正在开展的验证项目。切尔西的第一个任务，是为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的子公司山陶克（Centocor）组织一项研究。

几天后，当她汇报自己的新工作的时候，切尔西才知道她并不是伊丽莎白雇用的唯一一位朋友。就在一周之前，拉米什·“桑尼”·巴尔瓦尼（Ramesh “Sunny” Balwani）已经加入进来，担任希拉洛斯的高管。切尔西见过桑尼一两次，但跟他并不熟，只知道他是伊丽莎白的男朋友，他们一起住在帕洛阿尔托的一间公寓里。桑尼加入公司的事情，伊丽莎白只字未提。但切尔西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必须跟他一起工作。或者说为他工作？她不确定自己是向桑尼汇报，还是向伊丽莎白汇报。桑尼的头衔是执行副总裁，既显得高高在上，但又含混不清。不管他的角色到底是什么，他不遗余力地建立自己的权威。从一开始，他就将触角伸入公司的方方面面，变得无所不在。

桑尼天生充满力量，但表现的方式并不好。尽管身高只有5英尺5英寸，而且很胖，但他以激进、咄咄逼人的管理风格，弥补了自己矮小身材的缺陷。他眉毛浓密，眼睛呈杏仁状，嘴角下垂，下颌是方形的，呈现出一种威吓之气。他傲慢自负，对员工苛刻，颐指气使，动辄斥骂。

考虑到切尔西与伊丽莎白的友谊，桑尼试图对她友善一些，但切尔西一开始就不喜欢他。她无法理解自己的朋友看中了这个男人什么：差不多比她大了20岁，欠缺最基本的风度和礼貌。她以所有的直觉意识到，桑尼对她不利，但伊丽莎白似乎对他无限信任。

桑尼出现在伊丽莎白的生活中，是在她去上大学之前的那个夏天。他们在北京相遇，当时伊丽莎白是第三年参加斯坦福的普通话项目。那个夏天，伊丽莎白被同行的一些学生欺负，很难交到朋友。桑尼是这群大学小子中唯一的成年人，他挺身而出，施以援手。这是伊丽莎白的母亲诺尔向洛兰·富兹描述他们关系的最初起源时说的。

桑尼在巴基斯坦出生、成长，1986年第一次来到美国上大学。其后，他在莲花公司（Lotus）和微软公司（Microsoft）做了十年软件工程师。1999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拉拉（Santa Clara）加入了以色列创业家利龙·彼得鲁什卡（Liron Petrushka）的初创企业，商业竞价网（CommerceBid.com）。彼得鲁什卡正在开发一个软件项目，能够让公司将他们的供应商集中起来，通过实时在线竞拍互相竞争，从而获取规模经济，降低成本。

桑尼加入商业竞价网的时候，互联网狂热正在最高潮，彼得鲁什卡的公司所在的细分领域被称为B to B电子商务，更是红得发紫。分析师们正屏气凝神，预测企业之间将有6万亿美元的商业往来通过互联网来处理。

该领域的领先者商业一号（Commerce One）刚刚公开上市，其股票价格上市的第一天就翻了三倍。到年底的时候已经上涨超过十倍。当年11月，就在桑尼被任命为商业竞价网的总裁和首席技术官的几个月后，商业一号以2.32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收购了这家创业公司。这是一个惊人的价格，公司只有三个客户在测试其软件，几乎没有任何收入。作为公司排名第二的高管，桑尼将超过4000万的美元收入囊中。他的时机掐得极为完美。五个月后，互联网泡沫破灭，股票市场崩盘。商业一号最终申请破产。

然而桑尼并不认为自己是拜幸运所赐。在他心中，自己是一个天才商人，商业一号的随风消逝证明了他的才能。当伊丽莎白在几年后遇到他的时候，没有任何怀疑他的理由。她那时还是一个容易受到影响的18岁女孩，把桑尼看作她想成为的人：一名成功而富有的创业家。他成了她的导师，那个能够告诉她如何在硅谷做生意的人。

伊丽莎白和桑尼什么时候开始卷入恋情之中，并不是很清楚，但看上去是在她从斯坦福辍学之后不久。他们2002年第一次在中国遇见的时候，桑尼已经与一位日本艺术家藤本惠子（Keiko Fujimoto）结婚，住在旧金山。到2004年10月，在购买帕洛阿尔托钱宁大街（Channing Avenue）的一套独立产权公寓的契约上，他写下的状态是“单身”。其他公开记录表明，伊丽莎白是在2005年7月搬到那套公寓的。

在短暂而获利丰厚的商业竞价网时期之后，桑尼在十年内没做什么事情，除了享受自己的金钱，以及在幕后给伊丽莎白提供建议。他待在商业一号担任副总裁，直到2001年1月，然后注册进入了伯克利商学院。后来他在斯坦福参加了计算机科学的课程学习。

2009年9月加入希拉洛斯的时候，桑尼的法律记录至少有一个污点。为了给他在商业竞价网的收入避税，他雇用了会计事务所德豪国际（BDO Seidman），德豪安排他投资一种避税工具。这一操作产生了一笔4100万美元的伪造税务损失，用以抵销他从商业竞价网获取的收益，几乎完全免除了他的纳税义务。当国家税务局（IRS）在2004年打击此类行为时，桑尼被迫与国家税务局达成和解，为他所欠的税支付了数百万美元。他转而起诉德豪事务所，声称他对税收事务一窍不通，是事务所故意误导他。该诉讼在2008年达成和解，但具体条款未予公开。

除了税收的麻烦之外，桑尼对自己的财富扬扬自得，喜欢通过汽车来炫耀。他开一辆黑色的兰博基尼加拉多，以及一辆黑色的保时捷911。两辆车都拥有浮夸的车牌。保时捷的车牌上写着“DAZKPTL”，这是戏仿卡尔·马克思论述资本主义的著作。兰博基尼的车牌是“VDIVICI”，拿短语“Veni，vidi，vici”（“我来，我见，我征服”）开玩笑，那是尤利乌斯·恺撒在泽拉（Zela）之战后写给罗马元老院的一封信，用来夸耀自己迅速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

桑尼的穿着打扮也在刻意标榜财富，但不一定有什么品位。他穿白色的设计师衬衫，袖口蓬松，酸洗过的牛仔裤，蓝色的古驰（Gucci）休闲鞋。他的衬衫最上面的三颗纽扣始终是解开的，把自己的胸毛露在外面，还有脖子上一条细细的金项链。不论什么时候，他身上总是散发出古龙水的刺鼻味道。加上那闪亮的车子，给人的整个印象，是急着要去夜店而不是去上班的什么人。

桑尼的专业是软件，据说这也是他能给希拉洛斯带来的价值之所在。在第一次参加公司会议时，他夸口说自己已经写过超过100万行代码。一些员工觉得太荒谬了。桑尼在微软工作过，在那里写Windows操作系统的软件工程师团队是按照每年1000行代码的开发速度工作。即使我们假定桑尼的速度比Windows开发人员快二十倍，也需要五十年的时间他才能做到自己所说的那个工作量。

桑尼自负，喜欢对员工显示恩宠，但也时不时奇怪地故作高深。唐·卢卡斯每个月有两三次出现在公司，来拜访伊丽莎白，此时桑尼就会突然消失。一位员工曾经在办公室的打印机上看到伊丽莎白传真给卢卡斯的便条，在那上面伊丽莎白赞扬桑尼的技能和资历，所以她并没有隐瞒雇用桑尼的事实。但是像戴夫·尼尔森——帮助托尼·纽金特制造第一台爱迪生设备的工程师，现在坐在切尔西的小隔间对面——这样的人开始怀疑，伊丽莎白对董事会刻意淡化了桑尼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

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她跟董事会也讲得含糊不清。伊丽莎白告知托尼，桑尼加入公司，当时托尼直截了当地问他们是否还是情侣。她的回答是：他们的关系已经结束。她说，向前看吧，这就是纯粹的生意。但事实将证明她说的是假的。

2009年秋天，切尔西承担的山陶克任务让她来到比利时的安特卫普。陪她一起来的是聪明的丹尼尔·杨（Daniel Young），一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工程学博士。丹尼尔六个月以前受雇，职责是帮助在希拉洛斯的血液检测系统中加入新的一环：预测建模。现在，忽悠制药企业的高管时，伊丽莎白告诉他们，希拉洛斯可以预测服药的病人会产生怎样的反应。病人的测试结果将会输入公司所开发的专有计算机程序中。她说，随着越来越多的结果录入到程序中，它预测血液中的标志物在治疗期间将如何变化的能力会越来越完善。

这听上去很尖端，但有一个关键点：如果要让计算机程序的预测有价值，那么血液检测的结果必须是可靠的，到比利时之后不久，切尔西开始怀疑这一点。希拉洛斯得测量病人血液中的生物标志物——过敏原-特异性免疫球蛋白E（allergen-specific immunoglobulin E），或简称IgE——来帮助山陶克评估病人对于一种哮喘药的反应。但在切尔西看来希拉洛斯的设备似乎麻烦不断，不断出现机械故障。要么是检测盒没法熨熨帖帖地塞入阅读器，要么就是阅读器里面的什么东西发生故障。甚至在设备没有出现问题的情况下，要从中得到任何输出结果都很困难。

桑尼总是怪罪无线网络，在部分情况下他是对的。产生测试结果的过程涉及0和1跨越大西洋的来回传输：血液检测完成的时候，阅读器上的一个蜂窝移动天线将光信号产生的电压数据传送到帕洛阿尔托的一个服务器。服务器分析数据，将最终结果传回比利时的一台手机上。当移动网络连接微弱的时候，数据的传输就会失败。

但除了无线连接问题，还有其他情况可以干扰测试结果的产生。几乎所有的血液检测都要求一定程度的稀释，以降低物质在血液中的浓度，否则可能对检测结果造成严重破坏。在化学发光免疫测定中——这是爱迪生设备所使用的测试方法——必须对血液进行稀释，以过滤掉吸光性色素和其他可能干扰光信号发射的成分。希拉洛斯系统要求的稀释量更大，因为伊丽莎白坚持使用小剂量的血液样本。为了让阅读器有足够多的液体开展工作，样本的剂量必须大量增加。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更多的稀释。那样做将导致光信号更为微弱，很难进行精确的测量。简单地说，部分稀释是有利的，但稀释太多则很糟糕。

爱迪生对周围的温度也非常敏感。为了正常地工作，它们需要在恰好为34摄氏度的环境中运行。在阅读器中内置有两个11伏的加热器，力图在运行血液检测时保持温度。但在更为寒冷的环境中，例如欧洲的某些医院，戴夫·尼尔森注意到小小的加热器不足以让阅读器保持足够的温暖程度。

桑尼没有任何医学背景，更不用说实验科学的知识，因此，他对此并不知情，也不理解。他更没有耐心去听科学家们的解释。把罪魁祸首归因于移动网络连接要简单得多。切尔西并不比桑尼对这些科学知识有更多的了解，但她与化学团队的主管加里·弗伦泽尔关系很好，从他们的对话中，她了解到困难远远超出了网络连接问题的范围。

那时，切尔西不知道的是，他们的药企伙伴之一已经与这家创业公司渐行渐远。那一年的年初，辉瑞公司通知希拉洛斯，它将终止合作，因为它对田纳西州所进行的验证研究的结果感到失望。伊丽莎白向这家纽约的制药巨头发送了一份二十六页的报告，竭尽全力为耗时十五个月的研究进行解释，但报告暴露出太多的明显矛盾之处。在病人的蛋白质水平下降与抗肿瘤药物的管理之间，这项研究未能显示出任何清晰的联系。报告承认诸如机械故障和无线传输错误之类的混乱，现在切尔西在比利时面临同样的状况。它将无线传输错误归因于“过于茂盛的林木、金属屋顶，以及位置偏远导致的信号质量太差”等。

田纳西州的两位病人打电话给希拉洛斯在帕洛阿尔托的办公室，抱怨阅读器由于温度问题而无法启动。按照报告的说法，“解决办法是请病人让阅读器‘远离空调和可能的气流’”。一位病人将设备放在房车里，另一位把它放在“非常炎热的房间里”，极端温度“影响了阅读器保持所需温度的能力”，报告说。

这份报告从未分享给切尔西。她甚至不知道辉瑞公司研究项目的存在。

切尔西在安特卫普待了三周，返回帕洛阿尔托之后，她发现伊丽莎白和桑尼的注意力从欧洲转向了地球的另外一端：墨西哥。春天以来，一场猪流感开始在那里肆虐，伊丽莎白认为它提供了一次展现爱迪生设备的绝好机会。

在她的脑海中种下这个想法的人是赛斯·迈克尔森（Seth Michelson），希拉洛斯的首席科学官。赛斯是一名数学奇才，曾经在美国航天航空局（NASA）的飞行实验室工作。他的专长是生物数学，运用数学模型帮助理解生物现象。他在希拉洛斯负责预测模型的构建，是丹尼尔·杨的上司。赛斯让人想起迈克尔·J．福克斯（Michael J．Fox）在1985年的电影《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中的布朗博士（Doc Brown）。他没有博士那狂野的白发，但他蓄了一把卷曲的灰色络腮胡，赋予他类似的疯狂科学家外表。尽管已经快60岁了，他仍然常常说“老兄”，当他解释科学概念的时候，才会真正地变得活泼开朗起来。

赛斯告诉伊丽莎白一个叫作SEIR（分别代表易感［Susceptible］、接触［Exposed］、感染［Infected］和解决［Resolved］）的数学模型，他认为可以运用这个模型来预测猪流感病毒接下来会往哪里扩散。为此，希拉洛斯需要检测最近受感染的病人，将血液检测结果输入模型中。那意味着得带着爱迪生设备和检测盒去墨西哥。伊丽莎白设想将它们放在小货车的车厢里，开车带着它们去墨西哥那些爆发流感最前线的村子。

切尔西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因此他们决定让她和桑尼前往墨西哥。一般来说，在外国要获得当局许可使用一种实验性的医学设备，并非易事，但伊丽莎白可以动用家族与斯坦福一位富裕的墨西哥学生的关系。此人让切尔西和桑尼出现在墨西哥社会安全研究所（IMSS，管理该国公共健康系统的机构）高级官员的面前。IMSS批准运送24台爱迪生阅读器到墨西哥城的一家医院。这家医院名叫墨西哥总医院（Hospital General de México），规模庞大，坐落于殖民地医生区（Colonia Doctores），这里是墨西哥犯罪最猖獗的社区之一。切尔西和桑尼不敢自己来往于医院，每天早晨，一位司机开车带他们到医院大门内放下，到一天结束的时候再来接他们。

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切尔西每天将自己关在医院内的一个小房间。爱迪生阅读器堆在沿墙的架子上。冰箱里储藏着成排的血液样本。血液来自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被感染病人。切尔西的任务是加热样本，将它们放进检测盒中，将检测盒放入阅读器中，观看它们是否检测出病毒阳性。

再一次，事情进展并不顺利。阅读器经常闪烁报错信息，或者从帕洛阿尔托返回的结果是病毒阴性，但它应当是阳性。一些阅读器根本就不工作。而桑尼依然怪罪于无线传输的问题。

切尔西越来越沮丧和悲观。她甚至怀疑自己在这里干什么。加里·弗伦泽尔和其他希拉洛斯的科学家告诉她，诊断H1N1（猪流感病毒的名称）的最佳方法是用鼻腔样本，在血液中检测该病毒是一种大有疑问的方法。在离开之前，她将这一点告知伊丽莎白，但伊丽莎白嗤之以鼻。“别听他们的，”她说那些科学家，“他们总是在抱怨。”

切尔西和桑尼在墨西哥卫生部与IMSS的官员们举行了多次会谈，报告他们的工作。桑尼完全不懂西班牙语，因此全都是切尔西在说。随着会议的拖长，桑尼的脸会呈现出不安和忧虑混杂的样子。切尔西怀疑，他是在担心她告诉墨西哥人希拉洛斯的系统没有正常运作。看到他的窘样，她很开心。

回到帕洛阿尔托，公司里传言，伊丽莎白正在谈一笔生意，要卖400台爱迪生阅读器给墨西哥政府。据说这笔交易将带来急需的现金流入。希拉洛斯在头两轮募集的1500万美元融资早已用完，在2006年下半年的C轮融资中，由亨利·莫斯利帮助引进的3200万美元资金也已烧完。公司现在是靠着一笔由桑尼个人担保的贷款在维持运转。

与此同时，桑尼还飞到泰国，去建立另一个猪流感检测的前哨阵地。流感已经扩展到了亚洲，泰国是该地区受打击最厉害的国家，有上万例病例，200多人死亡。但不像在墨西哥，不清楚希拉洛斯在泰国的活动是否被当地政府禁止。员工中有谣传，说桑尼在泰国的关系见不得人，他得掏钱贿赂来获取受感染病人的血液样本。切尔西在客户解决方案团队的一名同事，斯蒂芬·赫里斯图（Stefan Hristu），在陪同桑尼去泰国回来之后，立即在2010年1月辞职，这让许多人认为谣传是真实的。

那时切尔西已从墨西哥返回，关于泰国的小道消息令她感到恐慌。她知道有一部反腐败的法律，叫作《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违反该法是重罪，可能导致入狱。

她不再想着这件事情，但希拉洛斯又有很多事情让她觉得不舒服。而没有什么比桑尼更让人难以忍受。他以恐吓行为制造出一种恐惧文化。在公司，解雇已经是家常便饭，但在2009年下半年和2010年初，是桑尼扮演了打手的角色。切尔西甚至知道了一个新的表达：消失某人。那是当有人被开除的时候，员工们用这个词的方式，它一般是作不及物动词用的。“桑尼消失了某人”（Sunny disappear him），他们会说，令人想起20世纪70年代布鲁克林的黑帮火并的景象。

科学家们尤其害怕桑尼。唯一敢于直接面对他的人是赛斯·迈克尔森。圣诞节前的几天，赛斯外出给他的团队买了polo衫。颜色与公司logo的绿色匹配，他们在polo衫上印上“希拉洛斯生物数学”的字样。赛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团队建设形式，而且他是自掏腰包。

桑尼看到polo衫时，大为生气。他不喜欢赛斯不征询他的意见，认为赛斯给自己团队的礼物让其他部门经理显得难堪。在职业生涯早期，赛斯在瑞士的大制药公司罗氏（Roche）待过，他在那里领导70人的团队，经手25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他觉得不需要让桑尼来给他上管理课。他反唇相讥，然后两人开始大声对吵。

从那以后，桑尼似乎就对赛斯耿耿于怀，常常刁难他，这导致赛斯去寻找其他工作。几个月后，他在一家总部位于红森林城（Redwood City）的公司健康基因（Genomic Health）找到一份工作。之后，他手里拿着辞职信走进伊丽莎白的办公室，去告知他的决定。桑尼也在她的办公室里，他打开辞职信，读了信，然后把它摔回赛斯的脸上。

“我不接受它！”他喊道。

赛斯面无表情，高声回喊：“先生，我告诉你：在1863年，林肯总统已经解放了奴隶。”

桑尼的回应，是将他赶出了办公大楼。过了几个星期，赛斯才得以取回他的数学书、科学杂志，还有放在桌子上的妻子的照片。他还是在公司的新律师乔迪·萨顿（Jodi Sutton）和一名保安的帮助下，在一个工作日的夜晚，趁桑尼不在的时候才把东西打包带走的。

桑尼在周五的晚上与托尼·纽金特也闹翻了。他一直直接下达指令给托尼团队中的一位年轻工程师，给他施加强大的压力，导致他因为压力而崩溃。托尼为此而质问桑尼，他们的争执迅速升温。桑尼陷入狂怒，大叫公司的每个人都欠他的，他义务在给公司做贡献，人们应当多一些感激。

“我挣的钱足够养活我家七代人。我根本就不用待在这儿！”他对着托尼的脸尖叫。

托尼以他的爱尔兰土腔反戈一击：“我一无所有，也不需要待在这里！”

伊丽莎白不得不介入进来，平息事端。戴夫·尼尔森觉得，托尼将会被解雇，星期一上午他就会有一个新的老板了。然而托尼不知为何从这次交锋中幸存了下来。

切尔西试着向伊丽莎白投诉桑尼，但没有能说服她。他们的纽带似乎过于强大，无法撼动。伊丽莎白的办公室与桑尼的办公室只隔着一个玻璃会议室，无论什么时候伊丽莎白走出办公室，桑尼都会立刻从自己的办公室里冒出来，与她相伴而行。他经常陪着她一路走到大楼后面的卫生间，引得一些员工半开玩笑地怀疑他们是不是到后面吸可卡因去了。

工作了六个月之后，到2010年2月，切尔西失去了在希拉洛斯工作的所有热情，想着是不是要辞职。她痛恨桑尼。随着猪流感的减退，墨西哥和泰国的项目似乎正在失去动力。公司踉踉跄跄，从一个错误设想出发，奔向另一个错误，就像患有注意力缺失紊乱症的孩子。最重要的是，切尔西的男朋友住在洛杉矶，每个周末，为了见男朋友，她得在洛杉矶和湾区之间飞来飞去。这种来回奔波越来越令她濒临崩溃。

当她纠结于该怎么做的时候，发生了新的事情，加速了她的决定。一天，伊丽莎白曾经在墨西哥利用过家族关系的那位斯坦福学生和父亲一起来拜访。切尔西当时不在，没有见证这次访问，但后来办公室里都在议论此事。这位父亲正担忧自己是否患了某种癌症。在听到他对健康的担忧后，伊丽莎白和桑尼说服他，让希拉洛斯来检测他的血液中是否有癌症的生物标志物。托尼·纽金特当时也不在，没有遇到，但当天晚些时候从加里·弗伦泽尔那里听说了此事。

“呃，有意思，”加里告诉托尼，他的声音带着迷惘，“我们今天扮演了医生的角色。”

切尔西感到震撼。比利时的验证研究、墨西哥和泰国的实验是一回事。那些都只是为了研究的目的，跟患者治疗的方法毫无关联。但鼓动某人依靠希拉洛斯的血液检测去做出重大医疗决策，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切尔西觉得那太过鲁莽，太不负责任了。

过了没多久，桑尼和伊丽莎白开始散发订购表单的复印件，让医生用来订购实验室的血液检测，并且开始热情地谈论在消费者检测方面的巨大机会，这些令切尔西的警觉进一步升级。

结束吧，切尔西跟自己说。这已经越过太多的底线了。

她去找伊丽莎白，告诉她自己想辞职，但决定不说出自己的担忧。相反，她告诉她的朋友，周末来回奔波成本太高，她想完全搬到洛杉矶去，这些情况当然都是真实的。她提出可以留下来过渡一段时间，但伊丽莎白和桑尼并不希望她这样做。他们说，如果切尔西想走，那么最好立刻就走。他们要求她在离开的时候，对她手下的三个人什么都不要说。切尔西表示反对。这样的离开让人感觉不好，像一个窃贼在午夜逃跑一般。但桑尼和伊丽莎白态度坚决：她什么都不要告诉他们。

切尔西走出办公大楼，走进帕洛阿尔托的阳光之中，百感交集。最主要的感觉是如释重负。但她也觉得难过，没有能够和她的团队告别，告诉他们为什么离开。她会告诉他们那个官方理由——就是她要搬到洛杉矶去——但桑尼和伊丽莎白不相信她会这样做。他们想控制关于她离开的故事。

切尔西也为伊丽莎白忧心忡忡。以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创业家的无畏决心，她在自己身边制造了一个气泡，将她与现实割裂开来。而她放进那气泡里的唯一之人，带给她的是恶劣的影响。她的朋友怎能对此视若无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