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以前，矿难比月经都来得频繁，看看现在，一年出不了一次事，时代进步了

八十年代末，我头回下矿井，矿车下到600米，我觉得自己患上恐低症了，一分钟都不想在井下待了。当时干煤矿辛苦，有些井矿工没人敢下，都是煤老板喝几口烧酒，带头下去干。

当时的我省煤矿普遍问题是不用先进技术，先期设计建设投入不足，工人超负荷运转情况严重。深层次的问题是煤矿产权不清，煤价过低，煤老板挣得钱还不够还债，根本没办法按照安全规定生产。

那时候，大煤矿、小煤矿都差不多，井下像地狱，巷道里满是积水，瓦斯探测器亮着红灯，显示瓦斯浓度超标。当时几乎所有的井下瓦斯探测器都被做过手脚，本该显示1.2时只显示即便是调校过的探测器，正常情况下都亮着红灯，意味着超标超得厉害，干活的工人们很危险。

按照规定，采风回风巷、采掘工作面回风巷风流中瓦斯浓度超过1070就应该停工通风，但没人会遵守这规定，本来就不大挣钱，该停工就停工，煤矿真的不用干了。安全检察员倒是常会来，那是来拿外快和烟的，不是来找茬的。

我第一次亲眼见到矿难，是在沛东的煤矿上。

本来煤矿的通风井只能用于通风，严禁进行生产。沛东当时为了赶工期，通风井也用于生产，导致突出的瓦斯撞开风门，漫到整个巷道里，造成井下爆炸，有7处严重塌方，死了二十五个人，重伤两人。

本县本村的矿工，死一个赔五万，有一对是父子俩，赔了十二万，多赔了两万。本县外村死的矿工，死一个赔四万。外地矿工便宜点，死一个赔三万，外加一个军大衣，两条毯子，裹尸体用。

四川的矿工死了三个，家属都选择把人在当地火化，拿骨灰盒走。山东的矿工死了一个，来处理后事的是死者的弟弟，思想比较传统，想把尸体拉回去土葬。当地人嫌不吉利，不给拉。小伙子一咬牙，用矿上赔的钱买了辆摩托，把少了半条腿的哥哥绑在背上，活生生骑回山东。当时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骑十个小时摩托，小伙子肯定被冻在上面了。

本县本村的矿工死了十五个，这个村的人基本都是一个姓，多少都沾亲带故，一下兀了十五个男人，天塌下来了。

十五个人一起出的殡，那天冷极了，风像刀子一样，整村人都穿着白衣白裤，抬着十五口棺材，在山路上走，招魂幡被风吹得飞了起来，唢呐和哭声让人听得心里发毛。

重伤的两个人，一个是被炸飞起来后，脸冲下摔在一滩水里，另一个刚下井，还没从矿车上下来，离爆炸点最远。被炸飞的大面积烧伤，在医院住了三年，做了十几次手术，花了三十多万；离炸点远的被矿车砸瘫痪了，矿上给他发份工资，算是永久性养起来。

好像是从1992、1993年开始，煤矿都不太想用本地的工人了，嫌出了事麻烦，赔得多不说，煤矿也有被铲平的风险。大家开始喜欢用四川工人，大约因为出了事，四川矿工的家属比较豁达，拿了钱就走人，不十分讨价还价。

听说我省煤矿好找活干，四川民工一窝蜂地涌来了，很快供过于求。部分四川民工经纪人为了给手下带的工人找工作，向煤老板承诺，用我带的工人吧，我跟他们都签了生死文书的，如果在井下出了事，你不用负责救，让他们死去，帮你省医药费。

这事听着挺夸张，可确实是真事。没办法，那年头，为了挣钱，命真不值钱。算算看，死一个赔三五万，伤一个就麻烦了，得给治啊，二十万都打不住啊。如果出了事不用救活口，确实节约不少成本啊。

在那漆黑的年代，煤矿出事很正常，部分四川民工经纪人真敢按生死文书干，拿把铁镝下到井下，看哪个手下弟兄还没断气，闭着眼上去补几镐，至死方休。

当然这样的极端行为是极个别的案例，只是相比较起来，生死线上的矿工比煤老板更可怜，说到底，他们是煤焦经济发展的核动力。

回想从前，我们能走到今天，每一起矿难都被从上至下严格问责，每一个生命都受到重视，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愿过往的死难者安息，永生。也愿我们这些人不要忘了苦难的历史，能好好利用现在的资源，多做些对社会民生有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