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1400时

南希·杰克斯忙着解剖猴尸的时候，C·J·彼得斯坐在德特里克堡总部大楼的会议室里。与会者的职业生涯岌岌可危。全世界知道埃博拉病毒含义的人几乎都在这个房间里，围坐在一张长形会议桌前。拉塞尔将军占据桌首的位置，他身穿军服，高大硬朗，主导这场会议。他不希望会议变成疾病控制中心和陆军的争权战争，但也不希望疾控中心接过控制权。

丹·达尔加德在场，他穿黑色正装，显得拘谨而冷淡——其实是紧张得不知所措。大胡子吉恩·约翰逊瞪着桌面，一声不吭。弗吉尼亚州和费尔法克斯县卫生部门的官员也在场。弗雷德·墨菲（埃博拉病毒的共同发现者之一，拉塞尔将军叫来的疾控中心官员）身旁是疾控中心的另一名官员，约瑟夫·B·麦考米克医生。

乔·麦考米克是疾控中心特殊病原体部的主任，埃博拉病毒的另一位共同发现者卡尔·约翰逊曾管理这个部门。乔·麦考米克是卡尔·约翰逊的继任者，约翰逊退休后，他得到了这个任命。他在非洲生活和工作过，相貌英俊，性格世故，有一头黑色卷发，戴“芙蓉天使”牌眼镜，聪明而野心勃勃，有魅力，会说服人，脾气急躁而张扬，在职业生涯中有过不少丰功伟绩。他发表过有关埃博拉的重要研究论文。和房间里的其他人不同，他见过和医治过埃博拉病毒的人类感染病例。

可是，乔·麦考米克和C·J·彼得斯两人水火不容。这两位医生间的不和可以追溯到多年之前。为了寻找埃博拉病毒，两人都去过非洲大陆最黑暗的角落，但他们都没有找到病毒的天然宿主。乔·麦考米克和彼得斯此刻显然都感觉他们正在逼近病毒，正准备发动惊天动地的猎杀。

首先发言的是彼得·耶林，他共同发现了这个在猴群内蔓延的毒株。耶林起身讲话，用图表和照片阐述观点。他坐下后轮到达尔加德发言。达尔加德非常紧张。他描述了他在猴舍内见到的临床症状，等他讲完，他觉得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紧张。

紧接着，乔·麦考米克起身发言。他发言的内容尚有争议。研究所有研究所的说法，疾控中心也有自己的说法。按照陆军的说法，他转向彼得·耶林，说的话大致是这个意思：非常感谢，彼得，感谢你通知我们。大孩子来了，你们就乖乖地把事情交给我们吧，免得伤到自己。我们在亚特兰大有世界一流的隔离设施。我们会带走你们所有的原始材料和病毒样本。后面就交给我们啦。

换句话说，陆军研究所认为麦考米克企图把自己打扮成独一无二的埃博拉专家，认为他企图接管病毒爆发的管理权，夺走军方手上的病毒样本。

C·J·彼得斯被这番话气得七窍生烟。他越听越愤怒，认为这种态度“异常傲慢和侮辱人”。

麦考米克的记忆却不太一样。我打电话给他，他答道：“我肯定我问的是要不要帮忙或协助处理雷斯顿的动物传染危机。我不认为当时有什么冲突。就算有怨恨，也来自他们，而不是我们，至于原因嘛，他们比我更清楚。我们的态度是：嘿，朋友们，干得好。”

麦考米克和陆军研究所的关系一向不好，双方的冲突早有历史。麦考米克曾公开批评过军方的埃博拉专家吉恩·约翰逊，说他花了很多钱考察奇塔姆洞穴，却不肯发表考察结果。麦考米克向我这么表达他对军方的看法：“他们只想告诉你他们做过研究。但是，想证明你做过研究，正确的方式是发表论文。我的批评绝非毫无道理。他们花费的是纳税人的金钱。”另外，“他们投入这个领域的时间有谁比我多？我处理过人类感染埃博拉的病例。当时开会的其他人都没有这种经验”。

麦考米克的经验是这样的：1979年，疾控中心接到报告称埃博拉走出隐匿之处，再次肆虐苏丹南部，还是在1976年它首次出现的那个地区。局势很危险，不但因为病毒本身，还因为苏丹正在打内战——埃博拉横行的地区同时也是战区。尽管如此，麦考米克还是自愿前去采集人类血液样本，将毒株活着带回亚特兰大。一位名叫罗伊·拜伦的疾控中心医生和他一同前往苏丹。麦考米克和拜伦乘一架轻型飞机来到苏丹南部，两位专飞无人区的飞行员惶惶不安。日落时分，他们在一个赞德村庄附近的跑道降落。飞行员吓得不敢走出飞机。天快黑了，飞行员决定就在机舱里过夜，把飞机停在跑道上。他们警告麦考米克和拜伦说天一亮他们就起飞，所以两位医生必须在天亮前找到病毒。

他们背上背包，徒步走到村庄里寻找埃博拉。他们来到一间泥砌茅屋前。村民站在茅屋四周，但谁也不肯进去。他们听见人类痛苦的呻吟声。门洞黑黢黢的，他们看不见茅屋内的样子，但知道里面肯定有埃博拉。麦考米克在背包里寻找手电筒，但手电筒点不亮，他这才发现自己忘了带电池。他问村民怎么能照亮，有人给他一盏提灯，他们走进了茅屋。

多年以后，麦考米克对我说，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他首先看见的是许多双血红的眼睛瞪着他。茅屋里散发着浓重的血腥味。人们躺在地上的茅草垫子上。有些人正在抽搐——最后阶段，死亡降临——僵硬的身体在痉挛，眼珠翻得只剩眼白，血液涌出鼻孔和直肠。还有一些人已经陷入临终昏迷，一动不动，血流不止。茅屋是个高危区域。

麦考米克打开背包，找出橡胶手套、纸质外科手术服、纸质手术口罩和套在鞋外面的纸质长靴，以免沾上病人的血液。穿戴整齐之后，他把血样试管和注射器放在一块草垫上，开始从病人身上抽血。他在茅屋里跪着工作了一整夜，采集血样，尽可能地照顾病人。拜伦从旁协助。

夜里的某个时候，麦考米克正在从一位老妇人身上抽血。老妇人突然抽搐和扭动——痉挛发作。她乱挥胳膊，沾血的针头滑出手臂，刺进了麦考米克的大拇指。糟糕，他心想。这就足够了。病毒已经进入我的循环系统。

黎明时分，他们收拾起血液试管，跑向飞机，将样本交给飞行员。麦考米克面临的问题是他该怎么办，他被沾血针头刺伤，这属于严重暴露。他在发病前只有三四天时间。他应该立刻离开苏丹，去医院就诊吗？他必须下决定——是和飞行员离开，还是留下面对病毒。飞行员显然不会再跑一趟来接他。假如他打算离开并寻求医疗帮助，那就只有现在这一个机会了。但另外还有一点。他是医生，而茅屋里的那些人是患者。

他和拜伦一起返回村庄，找了间茅草屋休息了一个白天。晚上，他和同事与联合国派驻当地的人员吃饭，麦考米克至少喝了半瓶苏格兰威士忌。他胡言乱语，最后醉倒在地。拜伦拖着麦考米克走进旁边的茅屋，让他坐在小床上，输了大剂量的血清——血清来自侥幸逃过埃博拉病毒的几名非洲人。这或许能帮助麦考米克抵御病毒，但也可能没用。那天夜里，虽然喝得烂醉，但麦考米克还是睡不着。他醒着躺在床上，回想针头如何刺进大拇指，想象埃博拉在血液内开始自我复制。

接下来四天，他在那间茅屋里救助埃博拉患者，但始终没有头痛。另一方面，他像老鹰似的观察那位老妇人的情况。第四天，他吃惊地发现老妇人恢复了。她没有感染埃博拉。她很可能只是疟疾发作而已。她当时不是埃博拉末期的痉挛，而是因为高烧在打摆子。他活着从行刑队的枪口前走开了。

回来说德特里克堡的会议，疾控中心的代表乔·麦考米克认为埃博拉病毒没那么容易传播，尤其是难以通过空气传播。他连续几昼夜待在满是埃博拉患者的茅屋中，呼吸那里的空气，却没有生病。他强烈认为埃博拉不是很容易感染的疾病。因此，按照他的观点，情况并不像陆军研究所这些人认为的那么危险。

丹·达尔加德向这几位专家提问：“你们得到我们的样本之后，要多久才能知道究竟有没有病毒？”

C·J·彼得斯答道：“就我们掌握的情况而言，也许需要一周。”

乔·麦考米克插嘴道，等一等，他有全新的快速化验手段，能在十二小时内确定样本是否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的看法是病毒和样本应该交给疾控中心。

C·J·彼得斯扭头瞪着麦考米克。C.J.怒不可遏。他不相信麦考米克拥有快速化验埃博拉的手段。他认为乔·麦考米克在扔烟雾弹，企图染指病毒样本。他认为争夺病毒控制权就像一场赌注极高的赌局，麦考米克是在虚张声势。局势非常微妙，因为他不能当着州政府的卫生官员说：“乔，反正我不会相信你。”他提高嗓门说：“传染病正在流行期间，现在不是实地验证新技术的好时机。”他的看法是德特里克堡比亚特兰大的疾控中心更接近爆发地点，因此也就更适合让陆军研究所掌握样本，尝试分离病毒。他没有说（也没有理由告诉对方）南希·杰克斯此刻正在检查那七具猴尸。还有，研究所正在培养这种病毒。俗话说占有即所有，而组织样本和病原体都掌握在陆军研究所手中。

疾控中心的另一名官员弗雷德·墨菲坐在麦考米克旁边，他逐渐意识到疾控中心在这场争论中不占上风。他凑过去小声说：“乔！冷静点。别闹僵了，乔。他们人多。”

菲利普·拉塞尔少将之前始终在作壁上观，一言不发。这会儿他开口了。他用震耳欲聋的大嗓门冷静地建议各退一步。他建议双方平分这场病毒爆发的管理权。

看起来妥协是最好的出路。将军和弗雷德·墨菲迅速讨论出结果，麦考米克和彼得斯大眼瞪小眼，几乎一声不响。结论：疾控中心管理这场爆发的人员健康问题，要是出现人类感染者，就交给他们主导处理。陆军研究所负责猴子和猴舍，也就是这场爆发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