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智取遵义城

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路滑得像泼了一层油。一支匆匆急行的队伍中不时响起“卜通”、“卜通”的摔跤声。摔跤后，行军者就完全成了一个泥人。

有的草鞋被烂泥粘住了，怎么也拽不起来。为了不掉队，许多人干脆赤着脚，继续前进。

这支队伍有100多人，清一色的国民党军服和枪械。由于泥水沾满手、脸和全身，很难分清是哪一部分军队。其实，这支部队主要是由红军六团三连和侦察排及全团二三十个司号员，以及十几个经过教育的俘虏组成的，共同装扮着敌军模样，冒雨向遵义进发。

红军突破乌江后，采取突然动作，严密包围了距遵义30里的敌人一个外围据点。经片刻战斗，便歼灭和俘虏了一个营的敌人，没有一个漏网。在俘虏中，有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十几个出身贫寒的士兵，经教育后，向红军交代了遵义守敌的情况，并愿意给红军带路，进攻遵义。总参谋长刘伯承便使出计谋，用装扮的这支队伍去智取遵义。

急行军两个多小时，大雨渐渐地停了。透过夜幕看见半空中有一点灯光，“到了，前面就是遵义城上岗楼的灯光，”俘虏兵悄悄告诉领队的营长曾宝堂。于是，队伍便零乱地散开，装成败退下来的样子，慌慌张张向城根跑去。

“干什么的？”城楼上发出一句凶狠的喊声，同时听到“哗啦”一声枪栓的声响。“自己人！”俘虏兵用贵州话从容地回答。“哪一部分？”城楼上又问。

“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叫‘共军’包围了，营长也被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弟兄好歹逃了出来。”俘虏连长按照红军事先教给他的话，悲悲切切地诉说道，“现在‘共匪’还在追我们，请赶快开开门，救救我们！”“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敌人还想考问一下。俘虏连长毫不迟疑地答上了。城楼上没有声息，似乎在研究情况。

为了不让敌人过多地考虑，红军战士们又组织了一次“攻势”。大家乱嘈嘈地叫喊：“快开开门啊！”有的装着哀求：“麻烦麻烦哪，求求你们啦！”有的像很着急似地呼叫：“‘共匪’马上就追来啦，你们快点呀！……”“吵吵什么！”大概是个当官的，向城下责骂了一句，大家一下都不吭声了。这时从城楼上射下来几道手电光，在城下人们身上晃来晃去，是想证实一下是不是“自己人”。当他们看到城下的人穿的都是自己人的服装，戴的是大盖帽时，才高声说：“你们等着，这就给你们开门。”不一会，城门栓“哗啦”一声卸下了，随着“吱、吱”两声响，又高又厚的城门敞开了。红军战士蜂拥而入，两个开门的敌军士兵惊慌地问拥入的人群：“怎么‘共匪’来得这么快呀！”“是啊，现在已经进了遵义城啦！”侦察排的几个战士立即把枪口顶上了那两个开门人的太阳穴，厉声说：“告诉你们，我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啊！”两个敌兵吓瘫在地。

跟随先头分队的红军大队人马，也都很快拥进城。侦察排收拾了城楼上的敌人，割断了电话线。二三十个司号员一齐吹响了冲锋号。霎时，遵义城内军号嘹亮，枪声四起，冲杀的呼喊声，惊心的哭叫声响成一片。许多敌人还没来得及穿衣服就当了俘虏，少数动作快的狼狈不堪地从北门逃窜了。

1月7日清晨，太阳还没有出来，遵义城便宣告解放。遵义是黔北首府，贵州第二大名城，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也是黔北各种土特产的集散地。街上鳞次栉比的店铺和楼房，显示出市面的繁荣和物产的丰富。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夺取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

1月9日下午，红军领导人和大部队进城。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洛甫、王稼祥等，走上万里路南端的丰乐桥（现改名为迎红桥）时，拥挤在桥头的遵义工人、农民、学生、居民和工商业者，敲锣打鼓，燃放鞭炮，高喊着“欢迎红军”、“欢迎朱毛总司令”的口号，呈现出一派欢腾景象。

随后，红军广泛开展了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打土豪，分田地，废除苛捐杂税，组织工会、农会，还成立了工农兵临时政府——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推选了25名委员。

1月12日，在遵义市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了遵义有史以来最大的群众集会——万人大会。会场上悬挂着“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巨幅横标。会场内外，万头攒动，旗帜如林。毛泽东、朱德和总政代主任李富春，先后发表了演说。他们用简洁、通俗的语言，阐明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欺骗宣传。这次大会，争取了“民心”，激发了遵义人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热情。

扩大会议争论激

遵义市老城子尹路（现红旗路）80号，是黔军二十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高墙重门内一幢青砖砌成的两层楼房，是30年代遵义城首屈一指的建筑。

主楼坐北朝南，为中西合壁建筑，堂房保留了中国古代建筑“砌上明造”的结构风格。红军进驻遵义后，军委总司令部就驻于此楼内。这里也就成了遵义会议的会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座主楼二楼的客厅内，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指挥员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会议由博古主持。中心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作出的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检讨在第五次反“围剿”与突围转移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按照事先的安排，博古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反第五次“围剿”的主报告。

他虽然对军事上的错误作了一定检讨，但只是一笔带过，而着重强调的却是客观原因。他说，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主要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过于强大，苏区的物质条件差，党对白区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斗争的领导不够有力，瓦解白军的工作薄弱，各苏区红军互相配合不够紧密等等。在他看来，在客观上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根本不能粉碎的，主观上也没法粉碎。

毛泽东一边听，一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叠毛边纸，不时地记着什么，一会便记了好几页。显然，他对博古的报告很不满意。其他与会者，脸上也流露出不满的情绪。

接着，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由于周恩来当时的地位和职权，他的报告和他的态度将对会议具有决定性影响，因而与会者都十分认真听讲。周恩来详细说明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离开中央苏区的原因。他与博古不同的是，重点指出了主观上的错误，对博古、李德不点名地进行了批评。更可贵的是，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勇敢地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最后，他平和、坦然他说：“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欢迎大家批评。”

听了周恩来四五十分钟的报告，与会者油然生出一种敬意，情绪为之一振。而李德听后却很不舒服。他已经感觉到，周的报告把错误原因放在主观上，并且明显地与博古和他划清了界限。无疑，他和博古将成为与会者主要的攻击对象，因而一个劲地抽着雪茄来排解不满。博古和凯丰听后也眉头紧皱，很不是滋味。

主、副报告作完之后，就是大家发言，讨论这两个报告。洛甫先站了起来，从衣袋里拿出与毛泽东、王稼祥事先讨论过的发言提纲，严肃他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的报告，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接着，他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开始，分析单纯防御路线与“短促突击”理论使红军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造成了作战的不利，讲到突围中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讲到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讲到博古应负的主要责任等。洛甫摆事实讲道理，像剥笋一样层层阐述博古报告的错误，并且上纲上线，认为博古的报告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报告。洛甫的发言足足一个多小时，火药味很浓，把平时指战员们积压多日的对博古、李德的不满，一下子统统端了出来，引起了与会者的震惊，同时又感到非常解渴。因此，大家认为，洛甫的报告，是一份很好的针对博古的反报告，无疑是一颗打击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的重磅炮弹。

三个报告作完之后，夜已经很深了。第二天白天，军委领导们还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会议便暂时告一段落。大家回去休息、思考和酝酿，第二天夜里再继续开会。

第二天晚饭后不久，会议便开始了。过去开会不像现在正规和隆重，既不排名次，也不固定座位，各人随便找把椅子便坐下来，基本围绕会场中心的一张长条桌，距离有远有近。只有李德，由于心情不佳，坐在门口靠近走廊的地方。这样，伍修权也只好坐在他边上，以便翻译。

会议刚开始，毛泽东便一改以往“后发制人”的常态，头一个站起来发言。他首先说明，当前解决军事问题最为重要，因而他只谈军事。他接着洛甫昨天发言的后劲，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消极防御战略，列举了它的表现，就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把这些形象地比喻为“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他指出博古在报告中强调客观原因是错误的，尖锐批评李德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只知道纸上谈兵。

毛泽东特别强调，左倾领导者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失去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三是在军事上不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放弃了利用十九路军事变粉碎“围剿”的大好时机；在战略转移和突围时又惊慌失措，这么重大的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认真讨论，又未在全军进行政治动员，变成了仓促的逃跑，搞“大搬家”……

毛泽东发言，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他手上拿的只有几页纸的提纲，但讲出来的却非常详细。他的发言既言辞尖刻，又有事实根据，既不留情面，又颇具幽默，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毛泽东发言时，博古注意力高度集中，还认真地做了笔记。李德却没有这样沉稳，曾两次站起来企图辩解，并指责毛泽东是报复，被毛泽东冷嘲热讽地顶了回去。

大多数与会者是赞赏和拥护毛泽东发言的。会场气氛也活跃起来，有的人的谈话心平气和，有的发言火花四迸，随着声调的提高，出现了争执和辩驳。有时警卫员进来倒开水，甚至看到个别领导人面红耳赤的场面。

头一个表态的是王稼祥，他说：“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归咎于客观，客观原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让毛泽东同志参与军事指挥。”这是他在会前，建议召开遵义会议的主要目的：把李德“轰”下台。

洛甫又再次表态：毛泽东的分析有道理，顺理成章。因而建议让毛泽东出来领导。

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中央“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这时正如李德所说“公开地倒向了毛泽东”。他的表态字字千钧：昨天博古同志的报告，我也以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由于党中央在指挥上的错误，使得我们接连失败，这是事实。我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党中央所犯错误的抨击。因此，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一个负责人，我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我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泽东同志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他最后强调：“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与会者对周恩来的发言，反应十分强烈，认为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真正的革命家，具有高尚的思想品德，对他的错误反而感到能够原谅了。

随后，朱德、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李卓然、林彪等军事指挥员，都表明了鲜明的态度，希望迅速改变军事领导。陈云、刘少奇在发言中也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拥护批判李德。博古的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

会议上只有3个人持反对态度。一个是博古本人，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一个是李德，一点也不作自我批评，认为错误是中国人自己的；另一个就是凯丰，反对毛泽东的讲话，坚决不同意对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的批判，也反对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

但不管怎样，与会者的态度都非常明朗了。正确与错误，绝大多数与少数，要作出评判，已经径渭分明了。

第三天晚上，会议进入后期，转入审查黎平会议关于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讨论以后的行动方向问题，以及对这次会议做出相应的决议。

中共中央对红军长征的行动方向的认识和确定是有个演变过程的，是随着形势和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长征开始时，中央决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再打回中央根据地。湘江惨败后，通道开始转兵，实际上并未改向，黎平会议作出了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猴场会议提出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然后向川南发展，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

现在遵义会议重新审查红军行动方向。聂荣臻和刘伯承认为，贵州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多，在贵州建立根据地相当困难。而四川是西南首富，交通方便，物产丰富，军阀林立，长期排外，蒋介石向四川调兵不利，又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有利于建立新的根据地。聂、刘两人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

聂、刘两人的建议，朱德首先支持。大家对此进行了讨论，比较了优劣得失，与会者大多数赞同这一建议。于是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到川西或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作出决定换领导

遵义会议开了3天，经过激烈的争论，初步分清了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前军事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否定了错误的军事路线，明确了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

会议最后阶段，作出了下列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指定洛甫会后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并由常委分头向各单位的广大指战员传达会议精神；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议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上述决定，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成果。它解决了军事指挥的组织问题，撤销了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权和指挥权，也就从根本上结束了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因而，历史学家们把遵义会议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红军部队进行了休整、训练，开展群众工作。会议一结束，军委即部署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准备进入四川，北渡长江。

1月19日，中央红军兵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向赤水方向前进。随后，在黔、川、滇3省交界地区，进行了几场战斗。

2月5日前后，军委纵队到达3省交界的一个名叫“鸡鸣三省”的地方（现为云南威信县水田寨乡）宿营。

这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高坎村开会明确分工。鉴于博古的精神状态，洛甫提出更换总负责。周恩来提出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推辞不干，推举由洛甫接替博古的职务，取得共识。

博古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且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却具有共产党人应有的组织纪律性，愿意遵守会议的决议，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的决议忠诚地进行合作。因而在高坎村的常委会上，他心甘情愿地把党中央总负责的职务交给了洛甫。

其实，党中央的总负责既没有什么大印，也没有什么委任状。长征时，象征最高权力的是一副党中央的挑子，里面装着党中央的重要文件及有关物品。进高坎村宿营时，这副挑子是由博古的勤务员挑着的。党中央常委会分工后的第二天早上出村时，这副挑子就由洛甫的勤务员挑着了。就是这样，挑子换了主人，也就平静地实现了最高权力的转换。

3月11日左右，中央红军来到苟坝地区。在政治局和军委会议上为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发生了争执。多数人说要打，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结果出现了不愉快的场面。后来毛泽东找周恩来重新研究，召开军委会说服大多数人放弃了打打鼓新场的想法，问题才算圆满解决。从这件事，毛泽东、洛甫认为军事领导要改变方法。战场情况瞬息万变，黎平会议决定的要中央开会来决定作战时间和地点会贻误战机的。因而，毛泽东、洛甫建议成立军事三人小组统一指挥。于是，党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军事决策和军事指挥。毛泽东又开始成为红军的统帅。

正如洛甫（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的：“从此以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在毛主席指挥下进行。四渡赤水，巧渡金沙，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动，……实践证明毛主席的指挥是正确的，而且完全称得上是英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