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惨败群情激愤

赣南山地，山岭绵延。86000多人的庞大红军队伍，在山石鳞峋的羊肠小道间艰难行进着。

“紧跟上，紧跟上”，前面不时传来低声呼唤。“走快点，走快点”，后面的人常常埋怨前面的人走得太慢，挡了去路。

从10月16日军委一、二纵队和所有野战军团全部离开中央苏区腹心地带后，就以“大搬家”、抬“轿子”的方式向五岭山脉转移。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为左翼，红三军团和红八军团为右翼，犹如4个轿夫抬着军委纵队这个大轿子，以五军团殿后，作甬道式的开进。14000多人的庞大的军委纵队，机构臃肿，人员庞杂，携带着大批辎重，除了1000多副挑子，还有十几个人抬的制造枪械、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被战士们称为“大棺材”的野战医院的x光机等等。这种行军序列，根本不是行军打仗的安排，把几万红军的手脚都捆住了，无法开展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只能进行被动挨打的掩护战。

这支携带着沉重的“坛坛罐罐”的队伍，不要说打仗，连行军都非常迟笨。起初为了隐蔽红军行军意图，避免敌机侦察轰炸，采取了夜行军和爬大山的行军方式，队伍更是拥挤不堪，停停走走。有时一夜才翻一个山头，一天才走十几里或二三十里，部队前后连绵一百余里。

10月21日，红一军团一师袭占新田，二师袭击金鸡，旗开得胜；随后追击逃敌，进抵古坡。红三军团则从右翼插到古坡，又追歼逃敌至安西。随即红一、三军团派出兵力，监视信丰、安远的敌人，掩护后续部队从中间安全地带通过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接着，红军夜以继日，转道西向，赶到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这道封锁线设在湖南桂东、汝城和广东城口一线山上。碉堡和碉堡之间，沟壕相连，火力相接。但正规军深处内线，守军多为保安队。红二师六团采取奔袭、奇袭的方式夺取了城口；红三军团则绕道通过汝城，保障军委纵队于11月4日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红军又乘胜西进，未遇大的战斗，即在郴县与宜章之间，胜利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

被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者“大搬家”式的逃跑主义弄得疲劳不堪的红军将士，居然能比较顺利地连续突破敌人3道封锁线，这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向“南天王”借道通行的结果。

早在红军开始长征前的9月份，广东军阀、人称“南天王”的陈济棠，因赞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派使与红军秘密接触，愿双方停止作战行动，共同反日反蒋。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接此信息后，与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作了讨论，决定按陈济棠的要求，派出了何长工、潘汉年为正、副代表，立即与陈济棠的代表举行了谈判；朱德还给粤军师长黄旭初写了亲笔信。经过3昼夜的谈判，红军与陈军达成了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

陈济棠虽与红军达成了协议，但迫于蒋介石“阻截红军突围转移”的命令，也只好派兵构筑第一道封锁线，阻止红军南入广东。同时秘密通知所属各军：粤军已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共产党借路西进，保证不入广东境；粤军保证不截击，并在湘粤赣边境划定40里通道，让红军通过；粤方赠送红军步枪、子弹1200箱，由巫剑虹的第四师负责运送，到乌泾附近交接。

这样，当红军通过敌第一道封锁线时，红军与粤军基本上保持了不接触的状态：红军不向粤军射击，粤军不准开枪；红军不向粤军袭击，粤军不准出击。同时还赠给红军一些军火，礼送西行。

红军进入第二道封锁线时，陈济棠也只派了少量保安部队在汝城、仁化一线，虚张声势，而将主力撤回新田、大庾、南雄等地布防，以防红军进入广东。奉命阻击的湘军，受红军打击，心惊胆寒，不敢硬堵；国民党中央军远在湘赣边，鞭长莫及。因此红军又顺利地通过了敌第二道封锁线。

同样，在红军越过敌第三道封锁线时，陈济棠的粤军因粤汉铁路尚未全线通车，仍是表面阻止，实际上继续让道，使红军终于未费过多精力便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这些充分说明，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周恩来、朱德的精心安排，红军与粤军达成的协议，在红军战略转移初期，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便于10月27日，以南昌行营名义颁布了赏格：“生擒朱德毛泽东者，赏洋10万元，献其首级者，赏洋5万元。生擒或杀死彭德怀等以献者，各赏洋1万元。”不久，他又将“朱毛”的赏格提高到25万元，成为美国记者斯诺所称的当时世界上的“最高赏格”。毛泽东对此笑谈道：“哈哈，现在我在银行存款好几十万啦。”表示了对蒋介石的蔑视。

蒋介石见红军连续突破3道封锁线后，十分震惊。这时他才如梦初醒，明了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是循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西进的故道，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他设想了堵截红军于潇水以东、阻击红军于湘江以东、围歼红军于湘江以西的三步计划，决心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以多胜少，歼灭红军。

为实现他的三步计划，蒋介石亲临衡阳召开军事会议。以中央军、湘军、桂军共7个军的兵力，迅速布署最严密的第四道封锁线。他煞费心机，提出了五路进军的湘江追堵计划；还特别给各路军阀增拨军费，以鼓励他们为其卖命。同时，他又发布了《湘水以西区域“剿匪”计划大纲》，调集重兵摆在湘西地区，构筑了由211个碉堡组成的四道堡垒防线，形同口袋，专等红军来钻。

当红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毛泽东曾向中央提出“不过粤汉铁路，北上击敌”的建议，被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拒绝。面对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严峻形势，彭德怀提出了“北出湘潭，威胁长沙”的建议；毛泽东提出了“不过潇水，北攻祁阳，然后东向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议。这些正确建议，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仍然拒不采纳，顽固地坚持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硬往蒋介石设下的陷阱里钻。

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作战命令：红军兵分两路抢渡湘江。红军先头部队奋勇穿过湘江，并控制了一段渡江地域。但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绵延数十里，未能及时赶到渡口。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桂军赶到湘江两岸，前堵后追，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红军后续部队为尽快赶到湘江边，只得丢弃一切辎重。

红五军团当时的参谋长刘伯承，指挥将士们与其他兵团一起，与装备飞机、大炮的敌军浴血奋战，拚死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渡江，打得尤其惨烈。

红军第三十四师被敌人阻于湘江东岸，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刘伯承最后渡过湘江时，见到大片倒在血泊中的烈士，满江漂流的文件、钞票，他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当他来到湘江西岸见到谭政时，立即问道：“两个师带过来多少人？”谭政说：“400多号人。”极为震惊的刘伯承抱着谭政，声调哽咽地说：“我们不要哭！嗯，我们不要哭！……”可他自己的眼泪，已经流了出来。

呜咽流淌的湘江，吞噬了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湘江的水，被烈士的血染红了。红一军团减员不少，一师三团出发时是2800人，过湘江后只剩1400多人了。红三军团的1个团被敌人切断，未能渡过湘江。红八军团被敌人切断和打散，损失惨重，仅剩1000多人。红九军团损失过半，许多师团营连干部牺牲。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损失最大，三十四师近乎全军覆没，剩下的不到四分之一。红军长征出发时有86859人，渡过湘江后只剩下30000多人了。

面对着流血的湘江，许多战士哭了。博古的精神几乎崩溃，李德气得暴跳如雷，毛泽东紧皱眉头一声不吭，周恩来、朱德等痛心疾首陷入沉思……

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和广大指战员，更多的则在思考、对比：为什么前四次反“围剿”都能取胜？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屡屡失败？红军为什么被迫大转移？为什么会遭到血染湘江的惨败……？悲痛、愤怒、不满，牢骚、怪话、指责，无数的问号，变成了惊叹号，像一把把匕首，直指左倾盲动主义领导人的脊梁。

通道会议针锋相对

冲过湘江以后，损兵折将的中央红军进入了广西与湖南交界的越城岭，土名叫老山界，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老山界山势连绵，层峦叠嶂，悬崖峭壁，林深叶密。这是中央红军突围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高山。红军白天黑夜行军，向西北挺进。

红军指战员们一路行军，一路议论，一路牢骚，大家普遍感到疑惑和不满。连一向开朗、处事谨慎的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人，这时也评头论足，谈论着经验教训。

在所有这些牢骚和议论中，谈得最深刻、影响最大、不久将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央队三人集团”的讨论“失败”。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洛甫）、王稼祥，长征中同编在中央队里，由于他们在行军、宿营时，常在一起讨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具有基本相同的观点，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截然不同，因而被人们称为“中央队三人集团”。王稼祥原来也是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阵营中的成员，经过与毛泽东较长时间的接触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育，最先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洛甫原是左倾盲动主义的重要成员，在事实面前逐渐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从左倾营垒倒戈，也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三人在湘江惨败以后，不仅讨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而且讨论今后红军的行动方向。毛泽东特别注意通过报纸等收集敌人情报、分析敌人兵力调动和部署的状况，并不断将敌我态势，分析给洛甫和王稼祥听，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和处置意见，以争取他俩的支持。同时，毛泽东和洛甫、王稼祥，还通过各种机会，说服其他中央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员，以求得到大多数同志的共识和支持。

这时的博古，因湘江惨败而一筹莫展；军事顾问李德也慨叹“兵败言微”。

权倾一切的“三人团”，实际权力已逐步转移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一向是个谦逊宽容、从善如流、乐于倾听不同意见的人。过老山界时，他就听到毛泽东及其他军事指挥员对“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有意见。在向通道县城进军的路上，他更加重视毛泽东提出的一个尖锐而带战略性的意见：反对中央红军去会合红二、六军团，要转向贵州进军。周恩来认为：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是原定计划，要改变不是小事，必须经过中革军委正式开会研究决定。于是，他与博古商量，决定在红军占领通道县后，开会解决。

湘西南的通道县，是一个侗族集居的不太有名的小县。取名通道县，也确实具有“通道”之义：向北可进入湖南，向西可进入贵州，往南则通广西，位处湘黔桂交界，贯通三省。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城后，中革军委便在这里召开了正式会议，讨论野战军的出路问题。

会议是在恭城书院里召开的。周恩来作了简短的开场白：“请大家来议论野战军的去向，把平时的意见端到桌面上来。”打着摆子参加会议的李德，见无人打头炮，便首先开了腔：“根据原定作战方案，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转向北方，与二军团联系，在湘黔川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大家看怎么样？”没有人接茬，更没有人响应。年轻的博古憋不住，还没等讨论开始便以作结论的语气说：“华夫（即李德）同志的意见怎么样？这是我们的原定计划，用不着改变吧？我们与贺、萧部队会合后，放下行李再跟国民党军队作战嘛。”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见博古要收场，赶紧说：“博古同志，不要急嘛，听听大家的意见再作计议。”毛泽东一向是不愿打头炮的。这时，洛甫、王稼祥和军事指挥员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他。毛泽东这才扬了扬手上的烟，望了李德一眼，开始发难：“顾问的意见，本人不敢苟同。请问华夫同志，当前的敌情是否掌握？”李德听了翻译过来的毛泽东的话，不置一词。于是毛泽东接下去说：“还是让我给大家报告吧！”知己知彼的毛泽东，把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湖南军阀在湘西修筑的四道碉堡防御线，红军过湘江以来敌军的调动情况，以及各路敌军中兵力强弱情况等，一五一十地慢慢道来，将蒋介石调动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湘西布置了一个大口袋，等着红军去钻，以便一口吃掉湘江之战残余红军的企图，清清楚楚地摆在参加军委会的每个人面前。

毛泽东分析完上述一切情况后，以他惯常的辛辣语调说：“蒋介石做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谁要愿意去钻，悉听尊便，反正我毛泽东不愿意钻口袋。蒋介石在那里‘请君入瓮’，我们就乖乖地去‘入瓮’，岂不是傻瓜！”李德打着摆子，本已很难受。毛泽东分析的敌情，更令他不寒而慄了。

毛泽东最后再奚落他要当傻瓜，他坐不住了，中途便愤然离席。

会议继续召开，洛甫、王稼祥也都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分析。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将领也纷纷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势孤力单的博古，这时又少了李德在场支持，低着头小声说：“不按原方案走，红军往哪里去呢？”毛泽东果断地指出：“黔敌力量弱，我军可趁势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洛甫、王稼祥异口同声地说：“赞成，进军贵州！”周恩来觉得火候已到，站起来说：“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我觉得只有西入贵州，野战军才能摆脱困境。”他一锤定音。

博古只得表态：“照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先进贵州，再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吧。从贵州可以一直往北，抵抗会小些。”他的话留了一条尾巴：虽同意进军贵州，但并未放弃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

会后，周恩来立即将军委会决议付诸行动：12月12日19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13日西进的部署》的“万万火急”电报。这是体现通道会议转兵精神的第一份电报。

第2天，周恩来亲自召集红一军团一师三团的负责人开会，向他们传达了通道会议精神，布置了3日之内夺取贵州省黎平县的作战任务。

随后，中央红军便转向贵州进军。

黎平首次战略转变

12月14日，红一军团突破黔敌防线，一举攻克黎平。1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进抵该城。因中央红军西入贵州，使湘西的敌人重兵无用武之地，蒋介石调整部署需要时间，中央红军就有了歇口气的机会，决定在黎平休整4天。

通道会议后，李德曾指责周恩来在没有召开政治局全会的情况下，改变了行军方向，这是“非法的”。现在在黎平休整的4天，周恩来认为正可以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解决通道会议发生的争论。正如陈云所说的：“到了算一算账的时候了。”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黎平县一座高耸的德国式教堂里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洛甫、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王稼祥，总政代主任李富春，各军团指挥员也列席了会议。军事顾问李德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

周恩来先让各军团指挥员，报告了各自部队的情况。然后便直接把目光转向毛泽东：“泽东同志，请你发表意见。”这时，毛泽东丢掉了一切客套，直截了当地明确主张：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夺取遵义，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随后，他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循循善诱，使与会的不少人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许多人放弃了继续北上的念头。绝大多数同志都赞同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只有博古等极少数人反对这一战略转变的主张。

会议很快以多数人的意见，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

这次会议的决定，成了中共纠正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而载入史册的第一个正式决定。正如聂荣臻后来所说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了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会议还作出了另外3项重要决定（没有写入正式决定）：一是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从湖南通道开始的党内关于战略方针的各种争论；二是以邓小平接替患肺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职务；三是将被李德贬为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官复原职”，担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

当黎平会议12月18日还在召开的时候，中革军委即电告各部队：中央有新的战略方针决定，“望令电台注意接受”。会议一结束，中央书记处即电告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兹特电告中央政治局本18日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此决定经你们传达至师及梯队首长为止，在部队中关于本决定之解释总政治部另有训令。”12月19日18时，中革军委发出《军委为执行黎平会议作出的行动部署》。21日，总政代主任李富春签署了《湘江政治部关于实现“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训令》。

按照中革军委的行动部署，中央红军随即兵分两路，红一、九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及红三、五军团为左纵队（黎平会议决定撤销八军团建制，部队编入五军团；将军委一、二纵队正式合编为军委纵队），浩浩荡荡向乌江开进。

转兵改向不可逆转

黎平会议决定通过后当天夜里，周恩来便把决议送给李德过目，顺便探望他的病情。谁知李德看过译文后大发脾气，与周恩来大吵起来，提出许多责问，仍然反对决定。涵养极好的周恩来忍无可忍，顶撞了李德，并拍了桌子。

博古虽然在会上仍然不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但政治局会议一经作出决定，他还是带头贯彻的。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的那些“训令”，他都很快签发了；他还亲自约刘伯承谈话（刘伯承未参加黎平会议），告诉他要改变方向走。不过，博古这些还算积极的行动，只是执行决定而已，他的思想未通。

12月下旬，中央红军经台拱（今台江）以西地区，向贵州腹地挺进，连续攻克黔东南之锦平、施秉、黄平、镇远、余庆等县，进到乌江南岸地区。

一天，博古骑马行进在阳光普照的贵州大地上，面对西南地区不算寒冷的冬季风光，忽然升起无限感慨来。他叹息道：“自江西突围以来，一路上疲于奔命，争争吵吵，心情都不好，何不在乌江南岸驻扎下来，休整疲惫之师。”李德本来心情不好，一听博古此话，正中下怀，便引申道：“博古同志的意见很有见地，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与二、六军团会合。”

与他俩同时缓行的周恩来，听到他们的议论，立即警觉起来，随即说道：“那怎么行呢？黎平政治局会议已作决定，进军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根据地。”“决议可以改嘛，”对黎平决议耿耿于怀的李德接话说，“黎平会议不是改变了中央原定进军湘西的决定吗？”“改变也得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马上表示：“不能几个人说改就改。”这时，博古摆出总负责的架式说：“我们‘三人团’还是最高决策机构嘛，我还是总负责嘛，我们三人可以改变政治局的决议。”周恩来感到这是原则问题，是政治局集体领导还是少数人说了算的问题。他毫不让步他说：“此事要慎重，还是政治局集体讨论议定为妥。前面就到猴场了，开个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下吧。”博古无可奈何，只得点头同意。

12月底，中央红军来到瓮安县的猴场。分得了土豪浮财、免除了年关逼债之苦的穷人们，与红军指战员们一起，欢欢喜喜地度过1935年的阳历年。

有的买了新衣裳，有的杀了猪羊，有的举行晚会，有的还放起了鞭炮……

就在新年这一天（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今草塘）召开了会议。博古正式提出两个主张：一是不过乌江，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义正辞严，坚决反对。他再次重申黎平会议上的正确主张，多数同志都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顽固意见。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进一步肯定了红军的战略方向——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

猴场会议决议中，有一条最重要的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从根本上加强了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把“三人团”的军事领导权和指挥权收回到了政治局，从组织上开始恢复领导军队的正常秩序。

这样，由通道会议开始的、黎平会议作出的、中央红军转兵改向的决定，终于不可逆转，成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集体意志。

会上中革军委同时确定了在转移过程中，必须坚持充实战斗连的原则，缩小军委纵队的编制数额，以适应新的作战环境。各军团则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强渡乌江的各项准备工作。

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兵分3路：中央纵队和五军团为一路从江界河，一、九军团为一路从回龙场，三军团为另一路从茶山关，分别强渡乌江，胜利突破了乌江天险。三路大军齐头并进，向遵义逼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