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泽东写于60年前的这首《七律·长征》，是迄今为止赞颂红军长征的诗篇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绝唱反映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前后，毛泽东充满胜利的喜悦心情，讴歌了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令世人惊叹的英雄业绩。

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伟大长征，并不像60年后的今天，人们欣赏毛泽东诗词这样轻松、愉悦。让我们透过历史迷雾，回到60年前那个腥风血雨的搏杀年代吧……

广昌保卫战失利

江西东南的广昌县，是典型的丘陵地带。山岭连绵，林木茂盛。注入郡阳湖的抚河上游——盱江，由北向南将广昌县隔成东西两部分。

广昌是几条交通要道的汇合点，南达宁都、石城，北通南丰、黎川，是军事要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昌是中央苏区的主要门户之一，是守卫中央苏区中心瑞金的北部要冲。因此，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广昌地区是国民党军队向中央苏区进攻的主要作战地带，也是中央红军誓死守卫、与敌奋战最为惨烈的中心战场之一。

与当时中国大多数县城不同，广昌县城没有坚固的城墙可以依托，守卫相当困难。为阻止敌军长驱直入，以博古（秦邦宪）为首的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和当时的德籍军事顾问李德，调集主力红军，用5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广昌县城以北到甘竹镇一线，构筑了10多个大小支撑点和“主碉堡”，作为守卫广昌的主要依托。同时抽调红一、三、五、九军团9个师的兵力，在广昌以北20公里内的盱江两岸布防，构筑工事，抵抗敌人的进攻。

1934年4月10日。蒋介石的主力部队11个师，在罗卓英指挥下，以5个师的兵力沿盱江西岸进攻，另5个师沿盱江东岸进攻，1个师为预备队在盱江西岸跟进。国民党军以原先占领的阵地和地带作为依托，构筑碉堡和工事，然后，以这些碉堡和工事为基础，派部队在炮火保护的范围内向前攻击1000米至2000米，尔后再构筑新的碉堡和工事，并抢修通向后方的公路，这样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11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守卫在盱江东岸大罗山、延福嶂一线的红一、三军团指战员们，就听到了敌方的骚动。大家意识到，一场恶仗不久便会封来。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做好战前的一切准备。

果然不出所料。晨雾还没有完全消散，敌军10多架意大利“黑棺材”飞机，就飞到了红五师、六师的阵地上空。一阵盘旋俯冲，顿时，阵地上火光冲天，烟尘弥漫。飞机刚刚离开，敌军的大炮又开始吼叫起来。红军阵地上有的工事坍塌了，有的营连指挥所的小棚子着火了，许多红军战士被炸伤。

轰炸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敌步兵第六师十七旅，依托新筑的碉堡，向白叶堡高地的红军阵地发动攻击。“打！”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守卫在阵地上的红五师的步枪声、机枪声立即响成一片。红军战士采取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的战法，迅速从工事内跳出来，勇猛地向敌人扑去，一排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随着震天的喊杀声，敌人的一个团开始溃退。红军战士边打边追，俘虏了敌军团长以下官兵120余人，残敌缩回碉堡。

下午，敌三十一团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又向红军阵地发动进攻。红五师和红六师派出一部分兵力对敌进行了反击，敌军伤亡惨重，又撤回了碉堡。但是，在反击中，红五师、六师的反击部队，也遭到了不应有的伤亡。

狡猾的敌军在红军战士实施短促突击时，马上缩回碉堡里去，红军出击的部队就完全暴露在敌军的炮火之下，遭到了敌军炮火的轰击。即使如此，红一、三军团仍然在盱江东岸，挫败了敌人的进攻。

第二天，西岸敌第五纵队的4个师和敌九十八师，乘红军主力在江东激战，盱江水涨、渡河困难之机，向甘竹镇发动了进攻。当时，守卫在西岸咸水岩、百子岭一带阵地的红九军团三师，虽然也修筑了一些碉堡和各种形式的工事，但这些工事大多都是用泥土粘合砖石垒成的，或是干脆在山坡上挖出的一些深沟。这些“碉堡”和工事顶盖用圆木搭架，上铺树枝和稻草，再压上一层泥土，哪里经得住炸弹和炮弹的轰击呢？工事淹没在一片烈焰中。

敌人很快突破了红三师的阵地，14日占领了甘竹镇。守卫甘竹镇的红十四师，几次向敌军发动反冲击，都未能奏效。红三师、十四师被迫后撤，依托正面阵地，节节阻击敌军南进，以确保甘竹以南盱江上的长生桥，供红一、三军团渡江。

尔后的两天中，盱江西岸的敌军便在新占领的甘竹、潘家渡一线修筑新的碉堡和工事。当西岸敌军暂停进攻的时候，东岸敌军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又向红一、三军团攻击。就这样，敌军在盱江东岸进攻，碰到红军短促突击受阻时，马上停止前进，转为在西岸进攻；等到西岸遇到红军抗击受阻时，又转为东岸进攻。如此反复辗转前进。红军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刘伯承给敌军的这种进攻起了一个名字，叫“滚仗”。

一天中午，盱江西岸红军某团前沿阵地，来了数位红军高级领导人。其中一位戴着眼镜，长得很瘦，扎着腰带，大约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就是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广昌前线野战军政委博古。在他身后跟着一位高个子、蓝眼睛、金黄色头发的外国人，即当时包揽中央红军指挥大权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跟他们同行的还有两三位野战司令部参谋和军团首长。博古，这位从来没有打过仗的知识分子，在红军将士与敌军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来到离敌军只有1000米左右的前沿阵地。博古蹲在战壕里，一边用望远镜眺望远方，询问战况，一边对身旁的军团首长说着鼓舞士气的话：“一定要誓死保卫广昌，”“广昌战役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的决战。”中央领导人亲临前线，视察最前沿阵地，对前线部队起到了一定的鼓舞和激励作用。2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下同）下达了保卫广昌的政治训令，命令部队继续反击。但终因寡不敌众，22日红一、三军团还是渡过了盱江，撤退到广昌城西北地区。西岸敌人遂于当日占领了长生桥，切断了东西岸红军之间的联系。

26日，盱江两岸的敌军以优势兵力，向广昌发动了全线总攻击。虽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再三向李德提出建议，采取机动防御，但由于总体上仍然是单纯防御的阵地战，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仍不得不节节退却。27日，广昌已处于东、北、西三面敌军的包围之中。盱江西岸的红一、三军团和东岸的红五、九军团，虽竭力反击，但已无回天之力。担任广昌守备的红十四师坚守支撑点的四五个营的指战员，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下，多数阵亡。

博古、李德等，为避免红军主力遭到彻底毁灭，不得不下令红军于27日晚撤出广昌，向南转移。敌军遂于4月28日进占广昌。

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失利了，这是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最激烈的一次战役。红军虽然给了敌人以重创，但部队伤亡了5500余人，占参战部队总兵力的五分之一；2万多人受伤，这是红军遭受的最惨重的打击。红十四师伤亡最大，被中革军委撤销了番号；红九军团也只剩下1个师的兵力。广昌战役是一次典型的消耗战，它的失利，使中央苏区处于危急之中。

两个德国顾问

广昌战役失利后，博古、李德、刘伯承等人从前方回到红都瑞金，撤销了红军野战司令部。

李德躺在床铺上，两眼呆呆地、毫无目的地看着房顶。他竭力回顾着广昌战役的情景，但思想总是集中不起来。突然，他的德国同胞、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塞克特的形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1933年上半年，蒋介石鉴于前四次“围剿”红军的失败，就聘请德国将军冯·塞克特为其军事顾问。他要塞克特帮助他制订一个同红军作战的新的军事计划。塞克特苦心研究了蒋介石四次“围剿”连战连败的教训，得出了国民党军队应尽量避免与红军野战，首先进攻江西红军根据地的结论。塞克特强调：“不要分散兵力，而应从左翼进军，单只是进攻江西共军，从各方面把他们包围起来。”他建议蒋介石放弃以前急进深入的战略，改为层层修筑碉堡封锁线，层层包围，步步进逼。塞克特认为：江西共军的根据地，方圆不过500里。只要坚持修碉堡筑路，逐步推进，即使一天只向前推进一二里，不到一年也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因此，他建议蒋介石改变战法，把“长驱直入”改为“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蒋介石接受了塞克特策划的新计划，认为这一计划花钱虽多，时间虽长，但获胜的把握较大。

为了实现塞克特制订的“围剿”红军的新计划，蒋介石亲临江西南昌坐镇督战。他改组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扩大行营职权范围，统辖粤闽湘赣浙5省，使之成为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权力机关。蒋介石还先后任命顾祝同、陈济棠、蒋鼎文（后陈诚）、何键分别为北南东西各路军总司令，外加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和空军第一至第五队，于1933年9月25日开始了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蒋介石在着手实施塞克特制定的新军事计划的同时，为了置共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于死地，他还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制定“剿共临时施政纲要”，改组地方各种机关，加强特务活动；派宋子文同美国签署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和4000万美元的航空借款，向日本借款2亿日元，在全国大量发行公债，强征各种苛捐杂税，以筹措第五次“围剿”的经费。

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军官训练团曾满怀信心地吹嘘：党国通过这次新的“军事围剿”，加上“政治围剿”、“经济围剿”、“文化围剿”、“交通围剿”，定能使共军插翅难飞。

情况正是如此。在德国顾问塞克特的指导下，国民党军队一方面向红军区域修碉堡、筑工事，一方面在国民党后方修公路运输线。仅半年多时间，国民党军队就在中央苏区周围修起了3000多个碉堡，数千里公路，控制了所有的通道，在中央苏区周围逐步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这个包围圈越缩越小，越缩越密，迅速隔断了苏区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切断了被围地区与外部的贸易，苏区的大米、玉米无法出售；苏区的农民们和红军好几个月吃不上盐，用不上煤油，买不到棉布。苏区人民的生活艰难，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处境更加困难。

李德回想着塞克特的所作所为，不禁生出几份感慨。是啊，塞克特和他都是德国人，几乎同时来到中国内战的战场。塞克特帮助国民党“围剿”红军，他帮助共产党反“围剿”。他们两人都是名牌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受的都是西方正规战、阵地战的训练，积累的都是德国街垒战的经验。但是，从第五次反“围剿”至今的情况看，塞克特一步一步地成功了，而他却在一步一步地失败。想到这里，他不免对塞克特产生了更多的憎恨。

“为什么他胜我败？为什么？”李德试图回顾一下他来到中央苏区半年多以来的情况。

记得1933年10月，他是藏在一艘货运船的夹舱里，被偷运到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在广东和福建交界的地区，他化装进入了苏区。到达苏区时，他受到了红军负责人邓发的欢迎。邓发乐呵呵地把他介绍给了中共领导人。

当初，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挥员们对他是非常敬重的。博古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中共中央书记），李德的到来，无疑使其“如虎添翼”。由于博古不懂军事理论，对军事指挥更是一窍不通，当然处处都听李德的。在中共临时中央有影响力的洛甫（张闻天）和王稼祥，也尊重和全力支持李德工作。就是老资格的红军总司令朱德，也几乎每天去拜访他，向他请教。

到中央苏区不久，李德便感觉到了中国共产党内是存在着斗争的。以王明为代表的一派人，在临时中央里是博古牵头，都是在莫斯科留过学的拥护苏联路线的一批青年人，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派人掌握着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权，一致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直在苏区闹革命的另一派人。李德是受王明等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请求，以共产国际名义派往中央苏区的。无疑，他坚决支持博古领导的那一派。一到苏区，博古他们对李德便言听计从，李德也就加入了反对毛泽东的行列。

李德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泽东的想法。他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红军应该站稳脚跟，开展正规战争，不能放弃一寸土地。红军必须用自己的碉堡战对付国民党军队的碉堡战。

后来，红军就是按照李德的观点，在李德的指挥下进行正规战、阵地战的。开始，搞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进行了从询口到团村的战斗。他命令红军进攻敌军碉堡林立、防守坚固的硝石，想借此把黎川搞过来。结果敌人根本不予理会，红军求战不得只好回来。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开脚一步就走错了。接着，又伸出“两个拳头打人”，把红一军团拉到神岗、党口去进攻堡垒地域，不但没有搞出什么名堂，而且使红军主力疲于奔命，劳累至极。

然后，便是广昌保卫战了，在广昌地区以主力对主力，以碉堡对碉堡，搞防御中的消耗战，最后还是失去了苏区的大门——广昌。毛泽东称这是“乞丐和龙王比宝”的结果。

李德想到这里，顿时迷惑起来。这些做法是完全符合他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所学的德国军事理论的呀！但是，失败又是明摆着的。他困惑不解了。

他不从不熟悉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红军特殊的军情方面找原因，也不从他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和霸道武断的作风上找原因，而是从红军身上找原因。他认为，是红军自己把事情弄糟了。

李德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我一再提醒（中国）干部们，我的职务仅仅是顾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一种局面，好像我掌握了最高权力。”李德说的虽然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他自己并没有篡权，是博古把权力交给他的。但是，他这一说法是在为自己开脱责任，这也是明显的。

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竭力支持博古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决策与指挥上，无视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集体领导，采取个人包办，把朱德、刘伯承等总部首长排斥在军事决策之外；在战术方法和作战指挥方式上，机械搬用书本教条和苏联红军条例模式实施指挥。特别是他的军阀作风，更是令人不能容忍。当红军高级将领萧劲光面对压倒优势的敌军，从黎川县城败退时，他下令审判萧劲光，判了5年徒刑。当总参谋长刘伯承要求他改变目前状况，“否则我们将会成为千古罪人”时，他不仅不接受意见，反而斥责刘伯承：“你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参谋长？”随后，寻找借口让博古撤了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让其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当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严厉批评他“崽卖爷田心不痛”时，他暴跳如雷，攻击彭德怀“封建！封建！”只不过因为彭德怀声名赫赫、战功卓著，才不了了之。

毛泽东的两条妙计

在广昌战役失利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很快又攻占了永丰、龙冈、建宁、永安、连城各地，并集中31个师的兵力，分6路向苏区中心区域全面进攻。

博古、李德等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并未吸取教训，继续采取消极防御，进行阵地战和堡垒战，也兵分6路，全线防御。分兵把口，节节抵御，以少战多，结果，红军各部队只能节节败退，苏区根据地只剩下狭小地区了。

形势危急！中共中央不得不召开军政联席会议，检讨战争形势，制定作战方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下午2时在总司令部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博古、洛甫、周恩来、朱德、项英、王稼祥等在苏区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军事顾问李德，代总参谋长龚楚（后叛变投敌），还有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陈毅等各军团长、军区司令和中央军委委员等。

毛泽东也参加了会议。这是他一年半以来第一次参加党中央的会议。从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以后，他多次受到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者的批判斗争，被剥夺了党内、军内的领导职务，无奈地专做政府工作。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后，他实际上就靠边站了，被剥夺了在党内、军内的发言权。后来，博古、李德等人除了进一步排斥毛泽东，限制他的影响，还想把他送往莫斯科。只是由于莫斯科需要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来加强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以利于反对日、德的侵略势力，共产国际抑制了中共对毛泽东的批评，并于1934年1月在没有毛泽东参加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恢复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委员的地位，在13位政治局委员中排位倒数第3。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宣布会议宗旨后，周恩来便请各军团总指挥扼要报告几个月来的作战情况和相应对策。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首先发言。他认为几个月来，阵地战束缚了自己的行动，失去了不少运动战的机会，希望今后的作战指导应该特别注意。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一发言，便带有很浓的火药味：战争指导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即在李德指挥期间），红军没有打过一场好仗！如果不是指挥错误，五次“围剿”早就被粉碎了。

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的发言比较婉转。他说，阵地战、碉堡战五军团是熟悉的，但我们的装备远不及敌军，没有火力，单靠血肉之躯去碰敌人的工事和碉堡，牺牲实在太大。希望今后改变战略方针，避免阵地战，争取运动战。

……

军团长们的发言，几乎都是批评李德、博古的战略决策，他们两人坐不住了，脸色严峻，十分不悦。没等众人讲完，李德就叽叽咕咕地向博古讲了好几分钟话。博古给大家翻译了大意：各位都觉得过去的战略方针错了，李德同志却认为不是战略方针的错误，而是各位不善于运用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的错误所致。李德不仅不认错，反而倒打一耙，弄得下午的会议不欢而散。

晚上继续开会。博古提出讨论两个议题：一是战略战术和准备转移外线作战问题；二是扩大红军问题。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毛泽东作了热烈发言。

他首先肯定博古、李德今天提出的以红军一部守备北面防御阵地、主力则在运动战中以速战速决消灭敌人的设想是比较正确的，但仍嫌不够彻底。他认为根本可以不设防，要设防亦仅能以地方部队守备，红军主力应转移外线作战，跳出敌军封锁线，到苏、浙、皖、赣等省转移作战。

毛泽东话音未落，就遭到博古、李德的否定。这时，毛泽东激动起来。

虽然一年半来剥夺了他的发言权，但只要让他参加会议，一出席就要发言，不管左倾领导者爱不爱听，他都要讲。他提高了声调，说他今天的提议，不过是重申“福建事变”时给中央的建议，至今他认为那是一条妙计……

1933年11月20日，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人领导下，联合广东等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并与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秘密协定。

“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利用矛盾，争取同盟者，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时机。他仔细地研究了国共双方的军事态势，还收集了有关福建蔡廷锴部的情报。经过深思熟虑，他提笔疾书，郑重地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建议：红军同蔡廷锴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

“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毛泽东叫警卫员火速将信送到瑞金叶坪党中央去，并急切地盼望着回音。他哪里知道，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认为蔡廷锴等人是最危险的敌人，不仅不应联合，还打算派兵入闽对其作战。毛泽东得到信息后，真是愤懑而焦急。

毛泽东已经不顾自己的“身份”（靠边站）了，亲自赶到叶坪向博古等人陈述意见。博古等人根本听不进去，毛泽东就据理力争。居高临下的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不耐烦了，用一顶大帽子压了过来：“你有什么资格讲统一战线？你这是搞的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当时真是欲哭无泪。

毛泽东回到沙洲坝，沉痛地对妻子贺子珍说：“我们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了。”毛泽东后来总结道：“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打不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现在，毛泽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当时的建议是正确的。今天他再次郑重重申上次的建议，却立即遭到博古等人的否定，他怎么能不激动呢？而博古、李德一看毛泽东揭他们的老底和疮疤，也就愤怒起来，大有欲问罪和扣帽子之势。

周恩来为了缓和场面，把话题引到转移作战的方向和时机上。他提出了向东北转移同方志敏红十军靠拢和向西南转移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两个选择方案。

毛泽东立即赞成第一个方案，认为向东北转移较为安全。彭德怀、林彪也发言赞同，但李德、博古仍然反对。

争论激烈，相持不下。毛泽东又为大家再出一计：建议红军“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进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顽固的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此时已经听不进任何建议了。他们固执己见，再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又一妙计。毛泽东无可奈何地叹息道：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这样最后断绝，只剩下一条路了。

“小型会议”决策

大会容易引起争论，博古等人决定召开“小型会议”研究。会议是5月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博古、李德、洛甫、周恩来、朱德5人，代总参谋长龚楚列席了会议。

会议是在李德的住所里召开的，主要研究红军突围转移的方向和准备工作，通过了中央红军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转移的方案，即后来的长征方案。

博古在会上提出了以抗日名义，派出两个先遣队北上，作为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试探。会议还作出了与此有关的3条决议，部署了为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

会议最后决定：向共产国际发一份电报，将中共中央有关这一重大决策的请示报告，报请共产国际批复。

由于这次会议是高度机密的，连其他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党政军领导人都未能参与，而且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这就是后来许多高级领导人为什么说，像决定长征这样重大的问题，他们都不知道的原因，更不用说军以下官兵和地方群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