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刘志丹是杰出的革命家和军事家，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创建西北根据地和红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早在青少年时期，刘志丹为了追求真理，救国救民，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6年他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多次聆听周恩来的演讲，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文章，并结识了恽代英、萧楚女、陈赓、唐澍等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为以后创建陕甘根据地和红军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军队和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他更加相信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开始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创建革命武装。1928年5月他组织领导了渭华起义，这是党在西北地区举行的大规模的武装起义，震动了西北，鼓舞了人民，影响了全国。起义失败后，刘志丹于1929年春返回陕北，任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他打入陕北、陕甘边一些军阀部队和民团，开展兵运工作，组织革命武装力量，曾先后任营长、团长、旅长等职。1932年1月，他和谢子长等将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不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先后任副总指挥、总指挥，并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学习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开辟了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1934年至1935年，是陕北苏区大发展时期，1935年2月，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成立了西北特委和西北军委，实现了两个苏区（陕甘边与陕北）党组织和两支红军（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的统一领导。谢子长负伤去世后，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保安、靖边、安定六座县城，长期被分割的两个苏区连成一片，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建立了20多个县的苏维埃政权，红军主力扩大到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

正当西北红军和土地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陕北苏区发生了错误的“肃反”。其时，刘志丹正在前方指挥作战，王明“左”倾错误的推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和陕甘苏区县以上的干部，无一幸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同志含冤死去，“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苏区群众的极大疑虑。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地方反动势力蠢蠢欲动，以致一些地区出现了投敌“反水”的严重情况，致使整个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都陷入极端严重的危机中。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一到吴起镇，张闻天和毛泽东就向当地干部打听西北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的下落，却听说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大批负责人在陕北“肃反”中被逮捕，关押在瓦窑堡。而且还了解到前方红二十六军中也进行了“肃反”，该军营以上干部有几百人被捕，其中有些人已经被当做“反革命”错杀。毛泽东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按照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随同贾拓夫携带电台到永宁山约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到甘泉下寺湾会面，经过谈话调查了解，证实了刘志丹被捕等事，当即电告中央。党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之后，毛泽东和张闻天来到了下寺湾，直接听取了郭洪涛的汇报。他们“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快放刘志丹同志”。毛泽东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住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为了做好平反工作，中央决定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组成一个五人“党务委员会”（通称“五人小组”），在博古指导下负责审查错误“肃反”事件。与此同时，派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刘向三和贾拓夫等赶往瓦窑堡接管了中共陕甘晋省委保卫局的工作，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首先砸开了脚镣手铐，把刘志丹等人安排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等待审查结果。经过大量艰苦的工作，看了很多的案卷，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右派”、“反革命”的“证据”立即进行了调查访问。党中央对刘志丹的情况比较了解，他1925年入党，对创建陕北根据地作了重要贡献，在陕北群众中威望很高，人们亲切地称他“老刘”，当时担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从刘志丹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看，刘志丹等同志一贯是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像这样一位同志，怎能说成是“右派”、“反革命”呢？

“左”倾错误的推行者给刘志丹的“罪状”主要是：所谓“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梢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显然，这些所谓“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坚持了正确的路线。在陆续提问的几个其他“犯人”后，证明所谓的“口供”中，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意破坏外，其余都是逼、供、信所造成的结果，明显是一种“左”倾错误。这一严重错误使陕北党、红军和根据地陷入危机。弄清了事实，中央立即着手纠正错误，并很快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被关押的干部。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来到瓦窑堡，立即听取了中央组织部“五人小组”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报告，并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同时为了严明党纪，党中中央对制造这起冤案的有关责任人作出了处理。

1935年11月底，中共中央组织部主持召开为刘志丹等平反的会议，为刘志丹等一大批被错误审查和处理的同志进行了平反。会上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委员会还宣布了党中央对戴季英、聂洪钧同志的处分决定。刘志丹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楚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一道奋斗。刘志丹等出狱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老刘得救了！”“陕北得救了！”刘志丹出狱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询问他的健康状况。毛泽东说：你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毛泽东接着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白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刘志丹听了，欣喜万分，立即代表全体获释干部感谢党中央的英明处理，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中央红军的同志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也搞掉了，中央连歇脚的地方都没有了。”正是由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到达陕北，并采取果断的措施纠正了错误的“肃反”，才挽救了陕北根据地，挽救了刘志丹。

发生在1935年九十月问的陕北“肃反”事件，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由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才及时地停止和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陕北错误“肃反”的及时纠正，增强了西北党和红军的团结，为党中央奠基陕北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组织部为刘志丹等一大批西北根据地的创建者平反，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既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科学态度的典范，又是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错误“肃反”的经验教训。在中央为陕北苏区的干部平反的同时，还为红二十五军中的300多名在鄂豫皖苏区“肃反”中被打成“改组派”、“第三党”、“AB团”、“反革命嫌疑分子”的同志平了反。这300多名跟随红军一路长征的“反革命”，听到中央给他们平反的消息，都感动得放声号啕，涕泗横流。

另一方面，党中央对刘志丹的平反，使陕北根据地的创建者们顾全了大局，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从思想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陕北的父老乡亲听说毛泽东对刘志丹非常器重，都万分高兴。他们知道毛泽东挽救了西北根据地，都发自内心地支持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党中央初到陕北，在几支红军队伍实现统一指挥上获得了十分圆满的解决，取得了政治方面的成功，树立了英明无比的形象。

如果说直罗镇战役是在军事上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那么，正确为刘志丹等蒙冤者平反则为党中央在陕北落脚创造了重要的内部条件。同时也从政治上巩固了西北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为革命新形势的到来，做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刘志丹牺牲以后，为了纪念他，党中央应广大群众的要求，于1936年将保安县改名志丹县，并于1941年开始修建陵园。1942年，刘志丹牺牲六周年时，毛泽东亲笔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1943年，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在志丹县为刘志丹举行隆重的公葬，毛泽东等党政领导人均为志丹陵题词。他们对刘志丹率先垂范，处处以大局为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不计较个人得失，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给予高度评价。

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讲话中专门提到：“联系群众这一条，也要用客观标准来衡量。比如，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反应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