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林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极其艰苦曲折的斗争，成功地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最终与陕北根据地统一发展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也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不仅开创了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新局面，也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提供了条件。

刘志丹是陕甘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刘志丹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坚持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创造性地把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和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结合起来，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最终发展为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及其领导核心，在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一、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创建革命根据地，把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斗争引向正确的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按照党的指示，在陕甘地区先后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和武装暴动，开始了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斗争，但是这些武装起义和兵运工作大都失败了。多次组织与参与陕甘地区武装起义和兵运工作的刘志丹，在深刻总结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后认识到，在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时，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因此，他决心走井冈山的道路，要在陕甘边区创建一块红色根据地。刘志丹曾经沉痛地对习仲勋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几十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是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要有根据地。”

从1931年秋季开始，刘志丹等根据毛泽东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陕甘边地区积极地组建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红色政权的斗争，以完成党中央提出的“在积极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的任务。1931年9月，刘志丹和马锡武来到陕甘边界的陇东南梁地区，开展创建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工作，在合水县倒水湾会聚当地的三支农民武装进行整编，建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革命武装——南粱游击队，揭开了在陕甘边地区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序幕。不久，南梁游击队先后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陕甘红军游击队，坚持在子午岭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2年3月下旬，陕甘红军游击队在正宁县县城以南寺村塬地区，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召开了由寺村塬等72个村五六百农民参加的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正宁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李杰夫任主席。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由此诞生。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也标志着陕甘边地区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是陕甘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最初实践。但由于陕西省委负责人杜衡的“左”倾错误领导和时任游击队政委李艮的错误指挥，陕甘红军游击队几遭损失，被迫转入外线斗争。随后不久，初创的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丧失。

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丧失后，刘志丹等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指挥由陕甘红军游击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陕甘边界地区积极开展了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的斗争，迅速开辟了照金根据地。1933年4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陕甘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经济、内务、文教等委员和赤卫军总指挥部，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正当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和照金根据地日益扩大之际，杜衡再次极力推行“左”倾冒险错误。6月下旬，他不顾刘志丹等同志的反对，专断地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地区。在优势敌军的进攻下，红二十六军在终南山区遭到了几乎全军覆没的惨重失败。后来根据地也被敌人占领。

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成功与挫折，为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边共产党人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与教训，更加明确了创建革命根据地对开展革命斗争重要性的认识。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刘志丹的主持下，中共陕甘边特委、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举行联席会议，着重讨论了根据地的重建问题。会议决定组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作为红二十六军的后方依托；开辟陕北、陇东、关中三个战略区域，建立一、二、三路游击指挥部等。包家寨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从而迎来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按照包家寨会议的决定，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随后组成。全师下辖红三团、红四团两个团，约500余人。在刘志丹的指挥下，红四十二师兵分两路，转战于南梁地区，拔除敌人据点，消灭反动武装，基本上肃清了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同时部队还积极开展地方工作，在各地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游击队，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贫农团、雇农团、赤卫军等大批基层群众组织。

经过四个月的发展，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初步形成。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华池县四合台召开，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食粮、“肃反”、军事、文教等委员会和政治保卫队，习仲勋任主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一块以南梁为中心，东西约200公里、南北约150公里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11月初，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正式召开，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主席，刘志丹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南梁政府的成立，宣告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正式完成，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巩固发展的新阶段。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以刘志丹为主要领导人的陕甘边党和红军坚持走井冈山道路的结果，是在陕甘边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实践，不仅把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斗争引向正确的道路，也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习仲勋同志指出：“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

二、坚持建立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武装，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奠定军事基础

坚持革命斗争必须创建革命根据地，而创建革命根据地又必须以革命的武装为基础。因为，武装斗争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主要斗争形式，只有建立强大的革命武装，才能开展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革命根据地才能得以创建。刘志丹等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始终坚持建立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奠定基础。1931年9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倒水湾对当地的三支农民武装进行整编，集中进行革命纪律教育和军事训练，正式建立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全军300余人，200余支枪。在刘志丹的指挥下，南梁游击队依托南梁一带子午岭山区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打土豪，抗粮抗税，先后多次粉碎了陇东军阀陈畦璋和反动地主民团的进攻，其影响迅速在陕甘两省传播开来。南梁游击队不仅在军事上站稳了脚跟，打开了游击战争的新局面，而且在政治上扩大了党在陕甘边地区的影响，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革命武装的基础。后来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南梁游击队改编为陕甘红军游击队。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的过程中，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1932年12月，在陕甘红军游击队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上，西北地区第一支正规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诞生，成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军事武装力量。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斗争从此进入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阶段。红二十六军和地方红军游击队在刘志丹等的领导下，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以开展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开展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创建革命根据地为目标，不断地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部队在开展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转人外线作战，在运动中大量地歼灭敌人，先后三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根据地较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为根据地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随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在游击战争的洗礼中，革命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到1934年底，陕甘边根据地的红二十六军发展到20（）0多人，红军游击队扩大到3000多人，赤卫军发展到4000多人。随着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主力红军和红军游击队的武器装备有了较大的改善，政治素质、军事技术和作战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为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坚强柱石。“在荒僻的陕甘边境，红二十六军的成长与新的苏区的创造，必然要如火燎原的广大的开展起北方苏维埃运动。”

刘志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红军指挥员，而且也是一位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在陕甘红军部队建设和发展中，刘志丹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为陕甘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在红军部队的建设中，“他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全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刘志丹十分重视军政干部的培养，1934年10月，在他的主持下，陕甘边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在南梁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习仲勋兼任政委，刘志丹兼任校长，并亲自担任军事课的教学工作。他还十分注意军政关系。一次，刘志丹正在给红军干部学校的学员做演习，看到习仲勋同志走来，立即喊了一声口令“立正”，并向习仲勋敬礼报告，要习仲勋检阅学员队伍并讲话。他也特别重视军民关系，经常对部队进行严格的革命纪律教育，要求红军战士做到秋毫无犯，处处关心和维护群众的利益，使红军部队真正成为坚强的人民军队，成为能征善战的革命武装，成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坚强柱石。

三、坚持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壮大革命力量，为根据地的创建提供条件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中，刘志丹吸取了以往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壮大革命力量作为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条件。当一些同志对其开展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不理解提出非难时，刘志丹十分耐心地解释说：“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会减少一份力量。”为了便于发展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刘志丹十分重视利用各种关系以及敌人内部的矛盾，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在实际斗争中通过当地的哥老会、旧同事、老熟人等关系，先后与陕甘边地区庙湾的夏老幺、建庄的贺世兴、小石崖的罗连城、蒿咀铺的贾生财、太白镇的李绪增等当地民团首领和有影响的人士建立联系，相互保持中立。刘志丹将红军缴获的大洋、烟土、牲口等送给他们，他们也帮助红军部队购买弹药、药品，掩护伤员，探听敌情，允许红军部队从他们的驻地周围通过等。这对于便利红军部队的行动，克服一些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如在1933年秋，红军部队经过连续作战，许多指战员体力减弱，患上了伤寒病无法行走，刘志丹即与蒿咀铺的民团团总贾生财联系，将身染重病的红军指挥员张邦英和五六名红军战士秘密送往贾生才处养病，使他们很快病愈，回到了部队。

刘志丹等在开展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中，把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结合起来，对有政治背景的土匪、为群众所痛恨的惯匪以及极端反动的地主民团坚决予以消灭，如对政治土匪张廷芝部、惯匪杨谋子部等；对一般土匪，则采取各种办法去争取改造；对同情、靠近共产党、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民团，则与之建立统战关系，互不侵犯。对那种既不反对，也不愿接近共产党、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民团，在实际斗争中教育他们，使之转变，向苏维埃政府靠拢。当时合水县境内有大大小小的民团20多支，经过争取工作，有好几支参加了红军，其余大多数与苏维埃政权保持着友好关系。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建立长期统战关系，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对扇子会、红枪会等会道门组织，采取争取的政策，逐步予以改造。在土地改革中也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对地主家庭参加劳动的成员，也留给其维持生活的土地和财产；白军士兵应分配土地部分暂留作公用等。对白军俘虏采取教育、改造政策。通过政治上的争取，一此白军俘虏参加了红军和红军游击队，在斗争中成长为优秀的红军指战员。

刘志丹对黄龙山郭宝珊率领的绿林武装采取团结、争取、教育的政策，做了大量的争取教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刘志丹的争取教育和党的统战政策的感召下，1934年10月，郭宝珊率部120余人在庆阳新堡宣布起义，集体参加了红军。郭宝珊所部被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任浪花任政委，下辖三个大队。西北抗日义勇军后来发展成为红二十六军的一支主力团队，为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鄂宝珊本人也在斗争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四、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克服“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干扰，为根据地创建并得以发展提供根本保障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干扰，刘志丹等同志多次受到指责、排挤和打击，使陕甘红军和红军游击队几遭严重损失，使刚开辟的正宁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以及后来创建的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根据地等先后丧失。如在红二十六军成立时，时任陕西省委书记兼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极力推行“左”倾错误，指责刘志丹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不懂马列主义”等，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在部队的一切职务，并把谢子长等同志调出了部队。面对这种“无情打击”，刘志丹表现出坚强的党性原则和崇高的胸怀，他心地坦然，顾全大局，毫不计较，仍然积极协助新任红二团的团长王世泰做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刘志丹尽一切可能来维护部队的团结，加强部队的建设，在战斗时精心制订作战计划，指挥作战争取部队打胜仗。他虽然没有正式职务，但战士和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

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斗争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同志逐步认识到王明“左”右倾错误的危害，对“左”右倾错误路线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中的执行和影响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当时，绝大多数同志是团结在刘志丹领导的正确路线下，进行了英勇的胜利的斗争。”在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他们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在认识和总结根据地创建的经验教训后，从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具体实际出发，把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相结合。1933年11月初，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的联席会议，排除了“左”倾思想的干扰，决定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重点转向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地区，并按照刘志丹等同志“狡兔三窟”的设想，将陕甘边区划分为以南梁为中心的三个游击战略区域，从而对创建根据地作出了正确的决策，使陕甘边区创建根据地的斗争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重建，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基本形成。

为了进一步促进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深刻总结创建根据地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加强党的建设，1934年7月中旬，刘志丹、张秀山、习仲勋、高岗、杨森、张邦英等领导人召开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会议。会议通过了刘志丹为会议起草的《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等，制定下发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简称“七月决议”）。决议强调把党的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提出了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目标任务“创造中心苏区，转变临时政权”，明确了红军建设的基本思路，强调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是陕甘边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提出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的原则和方法等。“七月决议”标志着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及其领导核心在政治上进一步成熟，从此自觉排除“左”倾和右倾错误，领导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进入全盛时期。1934年11月初，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园堡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为军委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正式建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确立。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持贯彻执行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不断地克服来自党内“左”右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革命力量才能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才得以创建和发展。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事业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根本保证。而刘志丹同志正是陕甘边区党和红军自觉排除“左”倾和右倾错误干扰、坚持党的正确领导的代表。党中央曾经指出：“刘志丹等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他们一贯地把握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们学习和效法的”。习仲勋同志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陕甘边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路线的干扰，历遭艰险，几经起伏，终于使红日驱散乌云，胜利的曙光映红了陕甘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中国西部，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