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到今年执政60年，这个60年是指掌握全国政权的60年。但其实并不止60年，因为在1949年之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就已经在很多地区局部执政了。甚至当年中央苏区建立的政权，就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至少是名义上的全国性政权，虽然实际上当时不可能真正在全国执政。这样一种历史现象，是与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联系在一起的。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经过千辛万苦，这条道路走出来了，并且取得了成就，获得了胜利。这个道路的一个重要构件、元素或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建立局部的红色政权。党不仅需要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自己的人民武装，也需要有自己的根据地。创建根据地的过程就是创建红色政权的过程，也是党开始执政的过程。这样一些局部执政的政权，虽然时间比较短，但积累的经验非常宝贵，为党掌握全国政权之后更好地全面执政打下了重要基础。陕甘边根据地和当时全国其他十多个革命根据地以及后来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一样，都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因此，我们要充分肯定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真总结我们党创建红色政权并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围绕这个主要之点，我想说下面几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充分肯定陕甘边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

陕甘边根据地与全国其他的根据地比起来，有共性，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但同时也有个性，有它的特点，所以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个作用不是仅仅从陕甘边根据地本身就能完全看清楚的，而是要放到当时中国革命的全局当中考察看看它对这样的全局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从这样的视角出发，陕甘边根据地一个非常重要的、必须加以注意的特点，就是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全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而具有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陕甘边根据地作为当年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重心北移并构建新的战略布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革命的区域性特点是非常明显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主要的重心在南方。革命力量、根据地多数集中在南方。当然，北方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之下，也发展了很多力量，逐步建立了一些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就是在北方建立的为数不多的根据地之一。但它的作用又并不仅仅局限在北方，而是在于30年代中期，当党在南方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在我们面临抗日救国重大历史任务的时候，在党和红军队伍实行战略转移的时候，陕甘边根据地发挥了非常重要和特殊的作用，从而使党在客观、主观因素的作用之下，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了北方，进入到抗日的最前线，据此谋划和布局了整个新的战略格局。

第二，陕甘边根据地作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为革命队伍休养生息、整合力量，实现新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落脚点问题。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客观原因是由于犯了“左”倾错误，丢失了根据地，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但转移到哪个地方去、具体落脚到什么地方呢？这有一个研究和决策的过程，是随着对战略格局和敌我形势的分析而逐步确定的。总的目标是向北方，便于走到抗日最前线，承担起抗日救国的历史使命，也便于保存力量。共产国际当时也希望我们到北方打通国际通道。虽然也曾经考虑过建立川陕根据地，但到北方是一个大方向。具体怎么落脚？走到哪里？这取决于很多情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央得知了北方的陕甘根据地保存得比较好，基础比较好，所以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这样一个落脚点。客观上来说，陕甘边根据地、陕北根据地等等，在当时来说，确实打了一个重要的基础。虽然也有曲折，有危险，有不足，但总体上来说，在当时那样的战略形势之下，有这样一块根据地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各路红军尤其是中央红军到达了这里，在这里休养生息、整合力量、编制队伍，为新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由于找到了这样一个落脚点，我们的革命力量走出了最低谷。由于反“围剿”的失败，革命从盛转衰；但是有了这个落脚点之后，就进一步开始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由衰向盛的进程。

第三，陕甘边根据地作为八路军挺进抗日的出发点，为推动实现国共合作，实施抗日武装的战略展开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就是出发点的问题。到达陕北，还不是党和革命队伍的最终目的。到了陕北，到了陕甘宁，我们整合力量，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承担起抗日救国的使命，进一步扩大我们的力量，包括我们的根据地。所以，从这样一个落脚点出发，进一步向东、向南，向其他地方实施战略展开。对此，陕甘边根据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地。当时的八路军经过整编之后，纷纷开赴抗日前线，创建了更多的新的根据地。这里还需要提到一个国共合作问题。面对国家危亡的紧迫形势，全体中华儿女都应该团结起来，实行坚决的抗战。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如何实现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或者说任务。而当时国共两方的军队，首先在陕甘边、陕甘宁地区进行了沟通，开始了某种程度的合作，从而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所以，在推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方面，陕甘边根据地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四，陕甘边根据地作为重要的后方保障基地，为发展边区经济、支援抗日前线、度过根据地的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研究历史往往比较侧重于政治斗争的变化、军事斗争的发展，但有时候会忽略经济、忽略后方的建设及其地位与作用。但如果我们全面地认识一个地区一个根据地的作用，就不能不注意到，当时整个陕甘宁地区，包括陕甘边、陕北等地区，为我们的革命和抗日力量提供了强大的后方支持，包括经济上的支持。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大力发展经济。边区人民用各种方式支援前线，特别是省出自己的粮食保证军队的供给。当时的陕甘边地区包括庆阳地区虽然也有自己的困难但是，广大人民群众还是为整个陕甘宁地区的发展、对我们抗日军队的后勤保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点是需要注意的。

第五，在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基础上形成的陕甘宁边区，作为党中央13年的驻在地，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形成了整个陕甘宁边区。党中央的驻地是延安，但整个战略依托点是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前后一共坚持了13年。在这13年中，培养干部、组织群众、提高素质、积蓄力量。在这块土地上，总览全国，面向世界，运筹帷幄，指导中国革命的整个进程，克服困难，由弱转强，最终走向了全面胜利。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延安的作用是历史性的，扩而大之，陕甘宁边区的作用也是历史性的，其中，当然也包括陕甘边地区的作用。

第二层意思，陕甘边根据地的建设，提供了开展革命斗争和在局部地区执政的宝贵经验。

这些经验很丰富，很有特点。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概括。我觉得，有这么几条很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坚持从实际出发，采用最适当的斗争形式和战略策略，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我们党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这个道路，在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特点。陕甘边根据地与南方的一些根据地相比，有一些不同之处。比如说环境条件比较艰苦。当时党的革命重心、战略重心在南方，所以，大部分领导干部被派往南方。但是，北方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文瑞等同志能够坚强地承担起历史重任，注意从北方地区，从当地的实际出发，采用最合适的形式开展革命斗争。总的是要学毛泽东，走井冈山道路，但具体又有很多不同的形式。譬如组织开展了好多次兵变；在根据地的布局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特点；特别是很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当时南方在这方面还恰恰出了不少问题。陕甘边地区坚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所以在南方遇到失败的时候还能有很大发展。这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坚持以大局为重，加强团结合作，妥善处理党内的不同意见乃至分歧。这方面，有经验也有教训。当年曾经有一个（时期），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个错误也影响到陕甘边根据地，甚至造成了严重后果。很自然的，党内就会发生一些矛盾、分歧，“左”倾错误执行者用错误的方式对待这种分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巨大的损失，这是很令人痛心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者们，总体上都能够以革命大局为重。特别是刘志丹、习仲勋同志在蒙受委屈、受到伤害的时候，革命的意志从来不动摇，而且，能够以大局为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忍辱负重，维护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坚持革命斗争。对于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在某些具体政策和措施上，当然可能有不同意见。因为不是搞本本主义，不是照抄书本，是探索，就会有不同意见、不同理解。但他们都能以大局为重。陕甘边根据地在这方面的经验是比较突出的，值得我们研究。

第三，坚持统一战线的法宝，努力赢得人心，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陕甘边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统一战线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在当时南方的很多根据地，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在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待不同的社会阶层，乃至一些上层人士，也没有很好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所以，毛泽东后来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强调要运用好统一战线的法宝。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这方面，陕甘边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经验，这对于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坚持革命为民、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执政为民是我们现在的语言。当时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其宗旨、原则实际上都体现了执政为民。除执政为民，还有革命为民。共产党闹革命为了谁？为了人民。所以陕甘边的各级干部，始终保持良好的作风，保持着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美国友人李敦白曾经在中国待了很多年，他跟习仲勋同志见过面。他回忆说，他当年在陕甘边的时候，跟习仲勋在一块儿，走到哪儿老百姓都会亲热地喊“仲勋啊”，亲密无间。习仲勋也很熟悉这些老百姓家中的情况。这点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与老百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力量在哪里？当然就在群众基础当中。这种执政为民、革命为民的宗旨、精神、作风，是非常宝贵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执政为民、立党为公，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决难事。这样一种精神，是非常需要我们坚持、研究和弘扬的。

第三层意思对陕甘边根据地历史地位和宝贵经验的研究，可能还要注意解决一些思想方法问题。

如何用科学的态度研究陕甘边根据地？总的来说要实事求是。具体来说，陕甘边根据地、西北根据地以及后来的西北局，有些历史情况比较复杂。当年对一些问题就有不同看法和分歧，后人在研究的时候，也有一些不同看法。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甚至妨碍了对陕甘边、西北根据地的研究。对这些问题，我觉得要注意几点：

第一，要看到这些不同意见，总体上都是革命队伍内部的问题，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分歧，是总的探索过程中的不同看法。中国革命和建设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可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探索。既然是探索，谁能保证每一个人的想法、抉择都百分之百正确？谁能保证所有人的看法都百分之百的一致？可能吗？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要看得太玄乎，不要看得太严重。总的来说都是探索过程中一些不同的看法而已。针对这些不同的看法，像当年“左”倾错误那样用极端的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当然是错误的。如果把内部的分歧置于大局之上也是不合适的。总的来说，要维护大局、服从大局，大家要从政治上着眼，坚持团结合作。要从这样的基点和视角看问题。

第二，对当时历史的研究，无论对事、对人，都要注重于肯定历史功绩，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历史上的事情可能确实是比较复杂的。你要把它完全说清楚，而且一定要说清谁错谁对，有时是有很大难度的。所以，我们的重点，不是要纠缠于某个有分歧的问题和观点，而是要从总体上来肯定历史功绩，总体说来总结经验教训，求大同存小异，大家一起共同合作，深入研究好这段历史，弘扬好当年的革命传统和精神。

第三，我们研究历史，不是当法官，不可能对所有的历史问题都作一个判决。很多地区都有一些历史问题比较复杂，因而都有一些不同看法。这本书、这一章、这一节、这个事如何来写？都来找我，希望我给一个答复，给一个说法，这样他们就好写了。能够搞清楚的，当然要尽量搞清楚。但是我经常说，写历史不是当法官，不可能对所有的历史问题都作一个判决。有些事情，到底谁是谁非，连当事人自己都搞不清楚。后人也许能搞清楚，因为没有了利害关系。但也可能更搞不清楚，因为不了解历史真实。所以，我们可能要改变多年来写历史书的做法。不要把我们自己当成法官，把写历史书当做写判决书，指望对所有的事情都要说清楚，一定要分一个是非，下一个永久性的、政治性的、绝对性的结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处理这类问题，就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在国外学校里，老师往往是给学生提供材料，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教师并不一定给你下结论，很多东西并没有标准答案。而我们往往习惯于找一个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就不行。但是事实上，很多探索，无论是自然科学的探索还是对人类社会的探索，都很难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答案。所以，我们写历史，有时不妨把具体事实摆出来，放在那儿，甚至把不同看法、不同观点都摆出来，但是不一定非给他下个结论不可。如果对这段历史有不同观点，就把两种观点都写上，介绍一种观点认为怎么样，另一种观点认为怎么样，放在那儿，让后人继续去研究，这样历史就好写了。在这方面，我们的思路可以更开阔一点，思想可以更解放一点，处理问题的办法可以更灵活一点。

第四，对不同人物的历史命运要历史地看待。那么多根据地的历史、那么多当年的人物，连同后来的发展变化过程，确实是丰富多样的。前不久在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开了一个纪念袁振英的研讨会。说起袁振英，不要说干部群众，就连95％以上的党史专家，也不一定知道袁振英是何许人也。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物，是当年上海早期党组织的重要成员，参加过党的创建工作，在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问沟通联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建党后，他又出国留学去了，脱党了。他在历史上有很多特殊的贡献，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坐过牢。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过，但也曾经是蒋介石的座上宾。对这样一个人物怎么看？当时我就讲了一个道理：我们党的历史，是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在这幅恢弘的画卷上，既有大事件，也有小事件；既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或者时大时小、不大不小的人物；既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或者很难界定正面还是反面的人物；既有贯穿始终的人物，也有在某一时段参与其中、发挥了作用的人物。我们的历史，当然要坚持主旋律、主色调，但也不能简单地只写那些大人物、正面人物，不写反面人物、小人物，那样来写历史，肯定是不完整的。所以，对历史上曾经作出过贡献的人物，或者说后来有各种各样变化的人物，都要客观地研究他。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不要简单地用整齐划一的，非此即彼、不是白就是黑的模式来对待他。对不同人物的历史命运，要历史地看待。要尊重历史，客观反映历史，而不要抹杀历史，随意改变历史。该肯定的就肯定，该否定的就否定，不要把人物脸谱化。

第四层意思，要继续推动和深化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

这次研讨会很有意义。一是有利于推进对陕甘边根据地本身的研究；二是有利于推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研究；三是有利于发扬革命传统，促进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发展；四是有利于充分利用红色资源，促进老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这次会议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并没有结束。今后还可以继续召开类似的会议，把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推向深入。第一，希望全国有关的党史研究室和有兴趣的党史工作者，继续关注这一课题。有关的党史研究室，可以做一点儿适当的组织工作。像甘肃、宁夏、陕西以及西北的其他一些地区，以及西北以外相关地区的党史部门，可以把这样的课题适当地放在自己的工作日程上，注意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第二，要注意抢救搜集有关的历史资料。过去由于种种客观的、主观的原因，对当时的很多历史资料，保存得可能不太好，流失的可能比较多，加上当年的老同志相继过世，很多历史情况可能永远也搞不清楚了，这是很遗憾的。但是无论如何，既然我们推动开展这项工作，就要注意资料问题。要尽量地、千方百计地搜集、挖掘可能找到的任何资料，妥善地加以保存。包括领导干部家里保存、老同志亲属保存的，当事人口述的，当事人后来回忆的，都要注意搜集。革命遗址也要妥善地加以保护。第三，要进一步深化研究，提高研究水平。对历史经验的研究，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对执政问题的研究，都可以进一步展开和深化。不仅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可以继续，而且对整个西北根据地的研究，对西北局的研究，包括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局的研究，都可以适当开展。这些历史都比较复杂，但是复杂不等于不要保存、不要研究。复杂的历史至少也需要客观地加以记录。在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我们党的认识水平和执政能力都有很大提高的情况下，适当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是可以考虑的。

关于中央局问题，我在有关会议上，已经要求全国各省党史研究室注意加强对中央局的研究。对中央局的研究，目前在党史研究中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各个中央局，都曾经对组织、领导各个区域的革命、建设起到重大的作用。但是，我们的党史著作很少提到中央局。各个省比较注意的是本省党组织的历史，但对于跨省的中央局怎么研究，还没有正式启动起来。所以我已经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作了初步的布置，当然还要进一步落实。西北局也是一个重要的局，党史工作者也要适当加以关注。当然，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时，都一定要从政治上坚持正确方向，把握好分寸，掌握好尺度，注意维护大局，服从大局。

（本文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2009年9月20日在“陕甘边根据地与中国革命”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