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傍晚，190师570团机枪3连连长符能将全连尚存人员召集在一起。一百多人的连队只剩下28人，27张疲惫不堪的面孔望着这位在这次战斗中临危受命的连长。

符能说：“营部、团部、其他营，都联系不上了。敌人已经攻破了城防阵地，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决定，率领大家突围。”

28人分为两队，符能和蔡特务长各带一队。

步枪早已没有子弹，符能命令上紧刺刀。大家分头在烈士身上找，找到8颗手榴弹，每队4颗。

符能对蔡特务长说：“我今年25岁，尚未结婚。我父母远在海南岛，敌人把我的家乡占领了，还不知他们死活。我如果牺牲了，没有人挂念。”这番话，使符能在与蔡特务长关于哪队走在前边的争执中说服了对方，走在了危险性更大些的前队。

半夜，两支队伍一前一后，沿着稻田、水塘悄悄摸出北门。很幸运没有遇见敌人，队伍在黑夜中疾行起来。不知走了多久，直至迷失了方向，才在一个小村庄边停下来。

尖兵吴班长报告，听见一间茅草屋中有一位老人的咳嗽声。符能轻轻敲敲门，一位老人走出来。符能说：“老乡，我是守衡阳第10军的人，刚刚突围出来，请老乡指一条路。”

老人见是第10军的人，十分热情。他听说洪桥一带有中国军队，指引符能向西走。一行人不敢迟疑，谢过老人后向西一直走到天亮。

在一片山地中，正要休息一会，忽听见附近山上枪声大作。符能判断是援军与日军交火。援军近在咫尺，大家十分高兴，但由于他们已经没有作战能力，不能循着枪声去找，只好躲入树林。蔡特务长拿出仅有的一点干粮——一包前几天空投下来的饼干，每人分到两块饼干。又困又饿中。

这就很不错了。

枪声停下来，众人踏上山林间的小路继续向西。不知什么时候，几个携儿带女的逃难老乡也跟在了这支队伍后面。战争中，军人能给老百姓带来安全感——哪怕是失败的军人。

走到下午，终于到达洪桥。事后想，那个体力，竟也能不歇气地走出100多里。

李玉堂兵团司令部正在洪桥。第10军老军长李玉堂听说有人从衡阳突围，立即召见。

符能先给李玉堂敬礼，再给他身边的美军少将顾问敬礼。他报告说：

“小职是第10军190师570团机枪第3连连长符能，昨天夜间从衡阳城内突围出来。”

“好。方军长、容师长是否突围出来了？”李玉堂问。

“敌人已冲入衡阳城中，我连与上级联络中断，情况不明。”符能具实禀告。

190师569团2营迫击炮独立排在衡阳作战开始不久调入预10师29团。

排长符气东率领全排紧密配合步兵打退日军一次次冲锋，直到所有的“八二迫”炮弹打光。

炮弹打光，炮兵变步兵。符气东毫不含糊，奋勇作战。固守虎形山，大智大勇，升任步兵连长，战斗中两次负伤，第二次伤重，住进了医院。

他谈道：

“8月7日凌晨，我带伤从医院摸出来，由西门悄悄出城，向洪桥方向走。

“因距敌人太近，白天只能躲进山间隐蔽，直到夜幕降临，再寻路前行，这样走了两天。第三天白天，我走到离洪桥15华里的一个山峪，遇见一群老百姓，正扶老携幼地向山区逃难。他们见到我，热情地与我交谈。

“我说：‘我在第10军当连长，在衡阳和日本鬼子打仗，负了伤。衡阳沦陷了，我从医院逃到这里，准备归队，请你们指点。’

“老百姓们很同情我，带我到一个村庄，将我介绍给庄中一位有名望的中年人。这人名叫刘琼，他留我暂住他家，并找草药为我敷伤口。住了三天，他引导我向祁阳地界关帝庙方向走。

“别时再三向刘琼致谢，他对抗日军人的热情，至今思之，仍很敬佩与感激，可惜无法保持联系。

“我又风餐露宿地走了两天，终于在邵阳与祁阳交界处遇到74军的前沿突击支队。支队长将我报告的衡阳敌情电报军部。我因为终于找到队伍而欣喜万分。”

预10师情报参谋毛啸风被俘后逃跑了三次。他说：

“8月9日上午10时左右，4架美军飞机飞临衡阳上空。我趁敌看守龟缩之机，迅速潜至江边躲藏起来。我找到两截巷战时使用的路障木，用铁丝紧扎两端，成a字，躲到半夜，我将木架放入江中后，下到水里。

“下水不久，只见对岸有大队日军，举着火把，还不时向江心胡乱射击，我不知自己是否已被发现，十分惊恐。更糟的是，盛夏夜晚的江水，竟冰凉刺骨。不一会，我就全身颤抖，体力不支，只好泅回原地‘归队’，第一次逃跑行动失败了。

“几天后，日军从俘虏中挑出30名较为健壮的，去参加修复衡阳北郊蒸水上的草桥。我混入修桥的队伍。一天夜半，趁敌困乏之机潜伏到稻田中，随后以逐次跃进的方式，向西北方向疾走。一夜跋涉，回头已不见衡阳的影子。

“脱离了危险，顿觉又饿又困。我找到了一个农舍，主人不知去向何处，只见屋内一片被洗劫的惨景。我在菜园里寻到一些豆类、瓜类，狼吞虎咽后，取下门板，和衣睡了过去。

“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偏西，我急忙上路，因做情报工作，了解李玉堂将军指挥62军和100军抵进洪桥至樟木镇一线，心想向西再走15公里，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甩开大步一路急行，在一座小山拐弯处，不意与三个日本兵碰个迎面。

“三个日本兵中两个人挑着血淋淋的牛肉和猪腿。另一个腰横战刀，戴高度近视眼镜，大概是个军曹，我心中叫苦。狭路相逢，已避不开，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企图侥幸闯过，这个想法太天真了！

“日本兵二话不说，让我向后转，将担子压在我肩上。我在前面走，他们跟在后面，咿哩哇啦说着日本话，不时发出阵阵狂笑。七弯八拐，竟然又看到了分别不久的衡阳城。我的第二次逃跑又告失败。

“我被送回俘虏营不久后，又遇到出劳工的机会。在路过一个集镇时，我又一次果断行动，混入赶集的‘良民’群里，由好心的乡亲指路，我几乎是一路跑步，经泉溪市奔向衡山与攸县交界的铁丝塘。

“在铁丝塘，我找到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一名姓陈的领导给我开具路条，把我送到永兴至郴州的路上时，已是中秋节的第二天了（10月2日——笔者注）。

“当时第九战区长官部在郴州，我在这里以衡阳突围将士的身份受到抚慰。几天后，我登上郴州开往广东埤石的列车，取道连县，过广西贺县、荔浦，徒步跋涉，跨过柳江，直奔宜山，向李玉堂将军重新编组的第10军报到。当我终于见到第10军大门的哨兵时，不禁热泪涌流。我以必死而未死之躯，在47天惊天动地的衡阳保卫战之后，冒千难、历万险，三次逃离虎口，穿越湘粤桂三省，终于又回到了抗日的队伍。”

惨烈悲壮的衡阳保卫战失败时，城中的中国官兵约有3千余人，这其中有千余人因伤病和日军迫害先后死去，如以上所述的城破时突围和被俘后逃走的人毕竟不多。随着时间的延续，方先觉等高级将领的命运越来越被全国民众、军队和最高军政当局关注。那么历史在他们身上是怎样发展下去的呢？

史料记载，日军将方先觉等被俘将领关押一个多月之后，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汪伪政府导演下，上演了一幕将第10军改编为伪和平军的丑剧。日伪取方先觉的“先”字和和平军的“和”字，将新编的部队命名为“先和军”。以方先觉为军长、孙鸣玉为参谋长，下设4个师，师长分别为原第10军在衡阳守城的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和饶少伟。日伪向几位将军各授“任命状”一张，日式军刀一把，并将驻地的内层岗哨撤掉，只留下几个名为“联络员”、实为监视他们行动的汉奸。

10月初的一个夜晚，周庆祥和孙鸣玉越窗而逃。日军没有追捕到他们，又恢复了军部的内层岗哨。

11月21日夜10时，被软禁在东洲小岛的饶少伟烧掉“先和军第4师师长”的任命状，将那把崭新的日式军刀扔在床下，与原暂54师司令部的甘印霖一起，冒着蒙蒙细雨，驾着一只破烂的木船驶向对岸。

这是饶少伟与副官林权经过多日谋划和准备而进行的一次逃亡。船靠岸时，两位农民接应他们，几个人又悄悄渡过耒河，在泉溪市一位农民家中，与99军谍报队取得了联系。在谍报队员的护送下，到达郴州九战区长官部。

方先觉逃离衡阳的记载散见于海峡两岸和日本的一些史料。其中以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编印的《戴雨农先生全集》中所记较完整：

防守衡阳之第10军军长方先觉，率部坚决抵抗，不屈不挠，所部伤亡殆尽，始力竭被俘。戴先生（戴笠，字雨农）即令（军统局湖南站站长）金远洵不惜任何代价，设法救他脱险，以励忠贞。金转令衡阳组组长黄荣杰负责办理。

……黄荣杰探明实情，了解天主堂的四周环境，拟妥周密行动计划，乘（农历）9月5日风雨交加之夜，敌军疏于防范，亲自潜入天主堂，救方出险，完成艰巨任务。

后来，葛先才与容有略也逃离了衡阳。

成立“先和军”后，军长与各师长被分开，史载，逃跑行动也是各行其道，分别进行的，但是，逃出衡阳的将军们，不谋而合地一致返回重庆。他们想过没有，是什么在重庆等待他们？

日军大本营陆军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在他撰写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说：

此次衡阳之攻略，使我感知中国军战意之旺盛，尤以前经投降之各高级官员，在经过巧妙伪装其态度，终于突然逃脱，返回中国方面。

抵抗，投降，逃亡。

一个巨大的弯曲形成了中国抗战史上最大的一个问号。

作为回顾这段历史的本书笔者，我被这个结实地挂在我心脏主动脉血管的问号坠得胸闷气短、冷汗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