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休的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姜亚勋的记忆中，衡阳守城作战的每一天都十分清晰。身为当时的第3师参谋主任，对那场作战结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这段一个城市和一支部队的历史中，也有他个人历史中最难忘却的一笔：

“守城作战中，我们师司令部住在铁炉门附近的红莲社。第3师打过多少仗，这次伤亡最大。我处里两个参谋下去当营长，一死一伤，司令部安排第9团团副苏逐到下面当营长，当天就牺牲了，四五千人的一个师，城破前只剩千把人，其中多数是伤员。

“8月6日那天晚上，190师副师长潘质给我打电话，说青山街、易赖街基本是空的，只是敌人不知道，敌人随时可以走大路进来。我说，这个时候了，还没有考虑过突围吗？潘说：‘要突10公里才能突得出，那么多伤员，怎么可能呢？’

“7日早晨，周庆祥叫我到指挥所去，他指着十几部电话对我说：‘你守住了这些电话，有事情打电话到军部联系，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能离开。’说完，就带着参谋长张定国走了。

“上午，情报人员报告，黄土岭没有人了，打光了。我打电话到军部报告师长，参谋长张定国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知道了。’

“下午约4点钟，情报人员报告，发现天马山阵地插了一面白旗。我一愣，那是我师9团的阵地，团长肖贵田，衡山人，原来是师的副参谋长。为什么插白旗？我不了解。

“我把这个情况又打电话报告在军部的师长。还是张定国接的电话，还是那一句：‘我知道了。’我想同张定国再说几句，还没开口，张说：‘你不要随便讲话。’我不明白这时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晚上，我得知方先觉派能讲日语的军副官处长张广宽同敌人取得了联系，约定由方先觉与日军师团长双方晚饭后在中山堂进行‘有条件’投降的谈判，但方先觉在那里等到晚上12点日方也没有人来。

“第二天天亮时，我还守在师指挥部，过去曾在司令部当过参谋的营长穆鸿才跑来找我，见面就说：‘怎么还不快走？’我说：我奉师长命令守在这里。

“穆鸿才两步走到桌前，将电话机乱捧乱砸一气，对我吼道：‘守！守！日本人进城了你晓得吗？你是想让人家一刀砍死你！’

“说着，他拖着我就往外走。我身上还有一只快慢机手枪。他见到后一把抢过去扔在一边。

“路上，枪一堆一堆的。日本兵持枪列队站在各个路口，中国兵从各个阵地走出来。日本兵划了一条路，一律到山上名叫西禅寺的庙里集中。

“那里变成了一座集中营。

“西禅寺是一处制高点，守城战斗在这里争夺得非常激烈，我们一路上踩着、迈着地上的一具具尸体——那都是我们自己士兵的。建制乱了，谁也找不到谁了，不像是军队，像一群被人驱赶的羊，乱糟糟地走。

“在快到西禅寺的路口，我看见了师长周庆祥，他正和军参谋长孙鸣玉在一起站着。师参谋主任和军参谋长打交道多，我和孙很熟悉。

“我走到他们身边时，抬头望一望这两位长官，相对无言。

“这时候美国飞机飞来了，在衡阳城中到处扔炸弹。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统统炸。我心里很悲伤：投降了，不是盟军了。

“关在西禅寺中，四周都是日本人的机关枪对着。我还是前一天早上吃的饭，饿极了，就扯野草往肚子里填，人一饿，虚汗就一个劲地冒，浑身发软。渴极了的时候，我们脏水、粪水也喝了，泡尸的水也喝了。到处是苍蝇、蚊子、老鼠。

“在西禅寺关了整整两天。日本人在城里搜索完了，又赶我们回到城中铁炉门一带。路上，实在饿不过了，一生一世都会记得，跑到路边一个老百姓家（老百姓早就跑光了），翻出一块毛芋，正要吃。一个日本人看见追上来，扇一耳光，把我打倒在地。

“在铁炉门关押处，日本人不给一粒粮食，美国飞机又飞来炸，让这两群外国人给整惨了。一次飞机来轰炸，我刚扑进一个防空洞，一颗炸弹就爆炸了。

“又过了两天，日本人给一人一天二两糙米，怎么够吃？我们在准许活动的范围之内到处找老百姓藏的粮食，有人找到了一点，就烧点粥大家喝几口。后来，死马肉也吃了，皮带、皮箱、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那些在打仗中受了伤的人，连病带饿，一个一个地都死了……”

震惊全国、影响波及海外、极其悲壮惨烈的衡阳保卫战，自6月23日至8月8日，历时47天，成为抗日战争历史上耀眼的一笔。如果将这一战的句号画在方先觉率诸将领向蒋介石发出的“最后一电”，那么历史便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史诗和颂歌。但令人痛心的是，历史就是历史，它并不承担按照人类简单的审美天性去发展的义务。“最后一电”发出之后不久，衡阳之战由观念上的结束转到现实中的结束的时候，方先觉决定与日军进行“停战谈判”。

对于这样一个突然的转折，尸体已经腐烂的中国官兵们不知道，当时衡阳以外的中国军队、人民、舆论及中国政府、军队统帅部不知道，那些以惊异、同情、欣赏、冷眼旁观等等各色目光看待这场作战的人们的思维也被冷不防甩出轨道。

但是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规律的体现。也许通过它我们可以悟出：

历史是一个比我们的想象更为广阔、也更为沉重的东西。

笔者访问姜亚勋时，曾与老人谈到关于那次作战的许许多多回忆文章、战史资料，其中有一些说法不一、相互矛盾的问题。老人极认真地说：人们站的位置、角度不同，在战场上的经历也不同，看到一些局部，或在当时听到一些误传，就当做亲身经历，一直说了许多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重大的问题上不应有大的出入。

对于方先觉是为何及如何确定投降这一重大问题，从他的战场亲历和对有关将领个人情况与当时战场情况的综合考虑，他认为暂编54师师长饶少伟后来撰写的回忆文章较真实可信。

饶少伟是衡阳保卫战“五虎将”之一，解放后留在大陆，曾几次撰文和发表谈话回忆那场刻骨铭心的作战。在他的记忆中，情形是这样的：

“8月7日黄昏，方先觉来电话通知他马上到军部来开会。这时，‘最后一电’已经发出，师参谋长赖典职等人猜测方先觉可能要搞集体自杀，劝他不要去。

“饶少伟说：‘仗已经打到这一步了，要死就死，还是去军部，看他们怎么办吧。’

“他走到设在中山南路中央银行内的军部时，军参谋长孙鸣玉及师部处长以上的军官和周庆祥、葛先才两位师长已经等在那里。饶少伟就见方先觉六神无主、泪流满面，正翻着几只抽屉，一面喝问卫兵和副官：手枪藏到哪里了，快把枪给我！看样子像是要自杀。孙鸣玉、葛先才等人在一旁哀哀苦劝，请军长不要扔下弟兄们自己先走。在这种情景中，屋里许多人也哭泣起来。

“唯独周庆祥毫无悲戚之色。他问饶少伟：‘情况如此严重，你认为我们应当怎么办？’

“饶少伟说：‘我看目前只能放弃城北，固守城南。根据情报，由湘桂路上赶来的援军离城只有20余华里，远程炮已经能打到城边了，只要固守一夜，明天早晨援军就可能打进来，因此固守待援不能说是没有希望。’

“周庆祥打断他的话说：‘现在阵地犹如一张薄纸，敌人到处可以突进来，何况伤亡这么重，军心也涣散了。’

“饶少伟说：‘固守不能，那么就只好考虑突围，向援军来的方向分路突围。’

“周庆祥又急火火地截断他的话头说：‘突围，突围，哪个走在前面？再说这么多的负伤官兵，难道就丢下他们不管吗？如果真的这样，那将来谁还肯与我们共患难！’

“两人正说着，190师师长容有略赶来了。敌人是首先从190师阵地突入城区的，容有略师伤亡最大，这时的处境也最危险。他进屋后只是流泪，不说话。见他这样子，也就没有人再征询他的意见。

“真是到了最后关头，屋子里哭声一片。

“方先觉突然一拍桌子，大声说：‘好，就这样干吧！’

“饶少伟一惊，听方先觉继续说道：‘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

“他指着孙鸣玉说：‘你们赶快提条件，越快越好，如果天亮前接不上头，敌人进城来就会大肆屠杀！’

“饶少伟大惊：‘这不是要向敌人投降吗？！’事后他听说，周庆祥3师的一个团那天下午就已经在天马山阵地上插出白旗。

“孙鸣玉、周庆祥、葛先才等人你一条我一句地，提出七个停战条件。大意是：要求日军立即停火；要求日军进城后不杀害俘虏；给受伤官兵以人道待遇；允许按中国传统礼仪安葬阵亡中国官兵；保留第10军建制，派飞机送方先觉去南京见汪精卫。最后一条是，第10军此举表示参加南京汪政府，不能作为投降来宣传。

“拟好草稿交方先觉看时，周庆祥说：‘咱们这么多的条件，还不知敌人答应不答应。’

“葛先才拍案道：‘不答应就拼他个鱼死网破，难道谁还怕死不成？！’

“晚上10点左右，方先觉在停战谈判条件上签字盖章。他派遣周庆祥、军部副官处长张广宽及日文翻译梁某等人，拿着谈判文件到五桂岭前沿，用喊话的方式同日军指挥所联络。

“一小时后，几个人急匆匆回到军部，报告说没有联系上。方先觉着急起来。日军一般在清晨发起攻击，情报人员已侦知日军已准备好对城内守军发起一次强大攻势。而这时的衡阳守军已不堪这一击了。

“方先觉让这几人马上再到与日军相距较近的190师阵地联络，因怕190师官兵‘误会’，方让190师师长容有略也去。又过了好一阵，电话打过来说，已和日军116师团前线指挥所取得了联络。又过了一会，电话铃声再次响起，这次的消息是，日军指挥官对第10军残部投降表示欢迎，对所提出的要求表示接受，并已通知前线部队停火，同时，约定了谈判的时间和地点。

“方先觉接到这个电话后，紧张的心情稍微安定了一些，他吩咐指挥部的人员各自回去安排善后。饶少伟也要回自己师部去，被方叫住，陪他一起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饶少伟目睹眼前发生的这一幕，犹如万箭穿心。47天衡阳保卫战，那么多官兵的热血流尽，如今竟这样不明不白地、或者说是极其耻辱地结束了，怎能不令人心痛！

“饶少伟想到自己的今后，更是心乱如麻。他既不心甘情愿地叛国投敌，又缺乏以死殉国的勇气，考虑再三，决定还是设法逃走。

“夜深人静，饶少伟向方先觉提出要回师部安排一下，说了几次，方才应允，再三叮嘱要他快去快回。

“回到师部，见参谋长等人正在一个防空洞内焦急地等他。饶少伟将军部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之后，提出东渡湘江突围出去，他问这些军官哪些会游泳。

“军官们都垂着头默不作声，看来会游泳的人和敢于冒险突破日军沿江封锁线的人不多。饶步伟见此情景也泄了气。在方先觉的电话催促下，他又回到军部。这时接洽与日军谈判的人也回来了，大家心情沉重，各想心事，一直坐到天亮。

“8月8日拂晓，方先觉率领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孙鸣玉及高级参谋人员共20余人，沿着中山南路向五桂岭走去。人们沉默不语地走着。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程呵！

“在约定的中山堂，日军已有人等待，引导着一行人来到设于城郊欧家町天主教堂的日军68师团司令部。在一个防空洞内，血战47天的两军指挥官们真切地见到了彼此的面孔。

“双方相对坐定，谈判于上午10时开始。日军第68师团长堤三树男首先发言说：‘本人以日军最高指挥官资格，向贵军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

“七项条件被否定得一条不剩，只因为第10军战败。也许战败者本来就无权提出停战——除非是无条件投降。

“在森严的警卫中，中国将领们失去往日虎威，无言以对。方先觉在日军翻译将话说完时，面部颤抖。良久，低声道：‘服从这个要求。’

“谈判（如果说这也可以称为‘谈判’的话）结束后，方先觉一行人被关进天主教堂院内的一间屋子里。中午12点，大批中美空军的飞机轮番轰炸衡阳城区。在第一个波次中，设于城内大西门银行公会的救护所落入几颗炸弹，一千多名伤员全部遇难。被日军集中在汽车西站的千余名被俘官兵十分密集的人群中落入两颗炸弹，当即死亡200余人。”

饶少伟说：“在决定‘停战’即投降时，唯一支撑着人们心理，使之能做出如此违心选择的，就是让剩余的官兵、特别是已经饱受伤痛之苦的伤员们活下来，但投降不到两小时，大批没有死在战场的官兵们死在了自己方的轰炸之中。而且从那天开始，一批又一批官兵陆续死于饥饿、疾病、伤口恶化和日军对战俘的疯狂虐待。”

国民革命军第10军3师8团2营4连1排全排唯一没有死于战场的3班下士吴久煌，在被俘的第三天被派去打水。他在日军的看押之下，用一根降落伞绳子拴在一只水桶上，提着水桶走向城郊农田旁的一口水井。日军不愿喝浮尸横漂的湖水和河水，甚至嫌城中的井水也有血腥味道，这个原因使他有机会在40多天后第一次走出自己和战友们曾经浴血坚守的防御圈。

他记得守城作战第一次打响的那天，正是农历五月端午。在他的家乡，这是一个热闹的日子。那天，连长让他们班去城郊接应从本连前沿阵地撤下来的两个班。他记得很清楚，那时城郊的田野中一片青青禾苗。而在腥风血雨之中，在短暂而又漫长的一个半月之后，田野中的嫩绿已变得一片金黄。

吴久煌世代务农，他是26岁时丢下锄杆子来参军的。作为农民，此时他欣喜地看到，这一季稻谷竟长得好极了。

吴久煌揪下几根稻穗，痴痴地闻着、看着，心中莫名的情感终于冲决堤坝，他瘫坐在井边，朝着田野，放声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