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元月5日，第10军军长李玉堂接到军委会政治部急电：长沙守城战场按原样放置，不准清理，以备国内及友邦人士视察。

虽然外翼各部对日军的围歼作战刚刚展开，但李玉堂脑际闪过一个念头：该庆功了。

当日，第3师政治部副主任柳谢春接到军司令部关于不清理战场、市民暂不回城的电话通知。柳询问：“烈士怎么办？”

答：“已经收容的就收容，尚未收容的暂不要动。”

柳放下电话时正好开午饭，他在饭桌上将军部通知报告周庆祥师长。

周沉吟：“让记者和各界参观战场是应该的，可烈士们在冰天雪地里冻着，总不太好吧？”

柳：“既然上面已经这样定了……”

周没有再说什么，埋头吃饭。

5日、6日两个整天，各师在作战中幸免伤亡的下层官兵除了吃就是睡，无人理会任何事情。7日清晨，预10师、第3师师部前站满了衣衫破烂、蓬头垢面的士兵和下层军官。

人们还没有从苦战的疲倦与狼狈中恢复过来，目光呆滞、神情冷漠，没有什么话说。带头的军官向师长说的，只有几个字。

收容烈士，入土为安。

入土为安。天冷。滚他妈的参观团、友邦！

入土为安，对死者最起码的尊重——如果当官的还是中国人！

师部军官在劝告、训斥毫无效果后，报告军长李玉堂。

中午11时，李玉堂亲自电话通知周庆祥、朱岳、方先觉：午饭后全体集合收容烈士，动员已返城的和城郊百姓协助。

元月18日，重庆军委会新闻处，中外记者会。

问：“长沙会战告捷，委员长可否谈谈此刻心情？”

答：“此役乃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后，对轴心国作战之首次伟大胜利。本人与全国军民同样深感欣喜。倭寇在深陷中国之巨大泥淖不能自拔之际发动称雄世界之太平洋战争，无异饮鸩止渴。中国政府和我本人对抗战前途和世界恢复和平充满信心。”

问：“据悉此次军事行动自始至终在最高军事当局直接指挥之下，作为最高统帅，请问您对此次作战的军事指导有何评价？”

答：“军事当局将此次作战称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役自始至终，重庆方面都有直接的报告和具体的指导。在谋略方面，此次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法。特别要指出的是湖南方面战区长官和各部将领指挥有方，更赖官兵忠勇效命，加之地方民众大力支援战争，我军歼敌建功，大挫倭寇嚣张气焰，故本人以为此役乃‘七七’以来军事当局之大兵团作战最得意之作。”

问：“请您谈谈此次大捷对同盟国作战全局有何影响。”

答：“德、意、日图谋称雄世界固然是痴人说梦，但并非说轴心国倚仗先进武器并穷兵黩武不会给世界各国带来浩劫惨祸。中国民众经历四年半艰苦卓绝之战争，亦是对世界和平之巨大贡献。当此同盟各国战争初期失利之际，军事当局在长沙获得如此空前之胜利，不仅可以告慰全国民众，亦可以向世界表明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之决心和实力。”

元月18日夜，九战区长官部接到重庆委员长侍从室电话通知，蒋介石一行15人将来南岳参加战区庆功暨作战总结活动。

通知特别提到，准备蒋夫人和孔二小姐的房间。

薛岳接此通知后连夜召开战区省政府联席会议部署相关事宜。

九战区参谋处长赵子立回忆说：“战后，昼夜撰写作战总结、汇报稿，组织未参战部队成立参谋旅行团视察战场，还要接待各方来访，介绍战况，真比作战期间还要忙碌。”

正如蒋介石和薛岳所预见到的，国内外舆论对胜利反应热烈。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值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虽然不久前刚刚发生了国民党反共排共的“平江惨案”和“皖南事变”，中共《新华日报》仍以抗日大局为重，于1942年1月11日发表社评，对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给予高度评价和热情赞扬。“我三湘健儿，我神鹰队伍，在此次长沙保卫战中，誓死保卫家乡，有效击退敌人，这表明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上，有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抗日生力军，有决心、有实力，不让敌人在太平洋上得逞的时候，同时进攻中国……”

《东南日报》指出：“我们将来的艰苦，固然还是方兴未艾，但我们倘能以‘战长沙’的勇敢精神去从事每一场大战，则我们最后胜利必能提早到来。”

然而国统区的宣传戏，一唱就过头。1月20日，衡阳《大刚报》发表淮冰《战后湘北视察记》，文章中出现了以下的语言：

世界的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战争是以太平洋战争为主，太平洋战争是以中国抗战为主，中国抗战是以某战区为主，而某战区的第一线就是新墙河。新墙河虽是一条小河，但它却是全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战争的重点。

长沙市小吴门唐生智公馆，第九战区长官部。

一条长龙般的马车队伍由大门口排出近两华里。随马车一同来自各县乡的无数支乡间鼓乐班子在马车长阵旁吹吹打打。门口处时有鞭炮声响起。

马车上满载着活的猪、羊、鸡和宰杀好的大砣肉块，整坛的酒，上好的稻米和新鲜菜蔬。各带队老者轮番摇头晃脑朗读写在大红纸上的慰问书、祝贺信。

几位军官满面春风地站在门口，一面不住地躬手称谢、客套寒暄，一面安排士兵将马车带往分驻在各处的部队营地。

与此同时，在长沙向南偏西至湘潭的土路上，进行着比劳军的马车队伍长得多的另一支马车队。每辆车上拉着一两口棺材。赶车人无精打采，甚至连牲口也很少吆喝。牲口们鼻孔里窜出一团团热气不急不慢地寻路前行。

棺材厚薄不一，质地有上好楠木，也有普通杉木、松木，如同军队中有军官也有士兵。

望见长沙城时，天已黄昏，夕阳无力地斜照着这支队伍，赶车人竖起衣领或以毛巾包头，遮挡越来越重的寒气。

忽然，队伍中冒出一个粗犷的嗓门，吼起一段湖南花鼓唱腔——“番邦贼子扰太平，撇下老母与亲朋……”

车轮吱呀。蹄声破碎。队伍渐远。残阳如血。

元月22日，薛岳致蒋介石电：

渝委员长蒋。申令一元九电奉悉。盅密。谨将第三次长沙会战敌伤亡列呈如下，此数仅系敌遗尸、被俘及各部目睹者，至其阵亡及重伤官兵自行焚化，则遍地皆是，轻伤能随队行动逃回者，无从调查统计，均不在此数之内。……敌负重伤23003，阵亡33941，合共伤亡遗尸为56944。

职薛岳。子养。达长。印。［长沙］

元月24日，薛岳致蒋介石电：

急。渝委员长蒋。展密。第三次长沙会战，据各部实报解俘虏及战利品如下：俘虏中队长松野荣吉以下139名。步骑枪1122支，轻机枪101挺，重机枪13挺，手枪9支，掷弹筒20个，山炮11门，望远镜8具，无线电机9架，电话机6具，枪弹45095粒，炮弹131颗，钢盔260顶，防毒面具289具，皮弹盒44个，刺刀29把，毒烟筒106个，军马268匹，机密文件168件。其他，被服装具无算。各部来报解者及沿途重伤死亡之俘虏，与敌人秘密埋藏及焚毁之枪炮等，均不在此数。等情。除俟各部报解齐后，再行解呈外，谨电。

职薛岳。子敬辰。达。印。［长沙］

元月22日，军委会发表任职命令。

原第4军军长欧震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原第10军军长李玉堂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原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任第10军军长；原59师师长张德能任第4军军长，原预10师副师长孙明瑾任该师师长；原预10师28团团长葛先才任该师副师长。

元月24日，军委会再次发表任职命令。58军军长孙渡任27集团军副总司令，该军军长由新10师师长鲁道源担任。

薛岳在南岳由蒋介石亲自佩戴国民政府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其他战绩显赫将士亦获各等勋章奖励。

编制百余人的第10军教导大队，平日负责训练连长和预提连指挥员的军官，战时随军部担任警卫任务。在这次战斗中，他们被作为军预备队拉到30团阵地，伤亡50余人。元月15日起，教导队被指定进行一项特殊工作：烈士入殓。人手不够，又从部队调来100余人。

一具具尸体被脱衣，洗净。伤口处要以崭新纱布、绷带包扎。因血流尽，绷带十分干净。

换上全新的内衣裤、新棉衣（正是冬季）、新军装、军帽，军衔在原级别上加一等。新褥子铺在棺内，遗体入棺后，新被子盖到胸前。

无头或缺肢者，以木头做一形状，外缠绷带，再穿戴整齐。

史料载，200余人流水作业，工作5天。

亲历者听说，开始几日十分肃穆，装殓认真，后两日便只图快捷了。

元月16日，阿南惟几带领参谋人员由岳阳返回汉口。17日，11军司令部设置灵堂，追念此次作战中阵亡日军官兵。

18日，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由南京飞来，参加军作战总结。当日下午3时30分，他参加了军追悼大会。2千余日军、和平军（俗称伪军）官兵轮流在灵位前默哀、祈祷。

畑俊六将两天总结的情况上报大本营。大本营以此总结报告为依据，在战火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这次作战是以配合香港作战为动机而进行的。然而我军推进到汨水一线时，情报和兵站都没有充分准备，在重庆军节节退避时，我军完全跳入了事先设置的陷阱。……作战始终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

造成这种结果的最大原因，在于错误地判断彼我的战斗力量。

这次作战中，我方损失竟达战死1591名，战伤4412名。

这次以策应香港作战为目的的长沙作战的损失，竟为香港作战的2.5倍。

九战区祝捷大会于元月25日在岳麓山下开阔地举行。用大量木材临时搭设的大礼堂内，进门处是烈士的灵牌。

数以万计的名字按生前单位、职务整齐地站立着，一如他们生前的身躯。

部队高唱军歌走过祭坛进入庆功的会场，庆功大会由追悼开始，然后进入正题。正如战争，先有死亡然后胜利。

一天上午，冬日明丽。蒋介石、宋美龄在几位高级将领的陪同下，沿石阶缓步登上衡山。

对于这座山，蒋介石知之甚少。虽然有过几次着名的“南岳军事会议”，但他却极少有兴趣顺便游览这座名山的景色。

传说南岳系盘古左臂所变，逶迤八百里，群峰嵯峨、层峦叠嶂、姿态万千，远望大气磅礴，近观葱茏秀美，七十二峰神采各异、阴晴雨雪景色无穷。这里自古集历史、文化、宗教于一体，是中华五大名岳之一。

蒋介石一行沿山路朝七十二峰之一的香炉峰攀援。香炉峰下，松柏掩映处，苍翠环抱中，三面山坡捧起一片缓坡山谷。

1938年11月南岳军事会议之后，九战区筹划在这片谷地建造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祭祠，至今动工已历时三年。

祭祠模仿南京中山陵前低后高的设计，只是没有那么宏伟。一行人漫步从高大的三孔牌坊走入一方开阔的庭院，石工们正在叮叮当当地打凿着准备耸立在那里、形如几枚炸弹的“七七”纪念塔的石料。沿花岗岩石板和青石磴向上，纪念堂、致敬碑、享堂等主体建筑已经大致完工。人们听着负责工程官员的介绍，走入享堂一侧的休息室。薛岳请蒋为祭祠题字。

蒋一路上话很少，此时说：“这里很好，配得上英烈们。”遂挥笔题写“忠烈祠”三字。不知为何，写过两遍也不满意，第三遍时，凝神慢写，搁笔后退后两步看，仍不满意。蒋叹了口气，让将写第一遍时的“烈”字换在第三遍幅中，返身往回走。

下山路上，宋美龄见蒋介石闷闷不乐，问道：“达令，是不是累了？”

蒋说：“我是在想，长沙的胜利，是哀兵的胜利。老子曰：抗兵相若，哀者胜矣。不仅是因为九战区在几个月前打了败仗，全国的军队都是哀兵，我们打了多少败仗，失了多少河山，牺牲了多少将士？”

宋美龄挽着蒋的手臂，她明显地感觉出，自己的丈夫此刻正被一种深深的哀愁笼罩着。

“打了胜仗，我们依旧是哀兵。你以为那些帝国主义列强会因为我们付出的牺牲就转而敬重我们吗？他们从历史上就歧视我们、欺侮我们。他们对我们这个民族、包括我这个委员长，那种高傲、那种轻蔑，好像是天生的！虽然他们自己在倭寇面前溃不成军，整师整团地投降，一个庞大的舰队也被轻易吃掉……”

宋美龄柔婉地安慰了蒋介石几句后说：“我想，我该做点什么了。”

蒋介石只顾想着自己的心事，没有留意这句话。

1942年8月，宋美龄在《江西妇女》杂志第5、6期合刊发表题为《如是我观——西洋人对中国人的观念是否如此》。相信读者仅从题目就能对文章要说什么猜出个大概。

9月，为答谢美国妇女援华会发起援助中国抗日的“希望书”运动和向中国捐赠3万美元，宋美龄向该会赠送了一只大熊猫，首开“熊猫外交”先河。自此后人不住地效仿，搞得现在几乎世界各国的公园里都有懒洋洋、胖乎乎的中国“友好使者”，可怜它们一个接一个客死异国他乡。

1942年11月27日，一架飞越浩瀚太平洋的波音307同温层客机徐徐降落在美国纽约切尔机场。等待在那里的数十名各大报纸、电台记者们吃惊地看到，走下舷梯的是一位气质高雅，面带微笑的年轻女性。这与他们想象之中那神秘而蒙昧的东方古国里王后一般的第一夫人别若天壤。

紧接着，更让记者们吃惊的是，这位第一夫人在回答记者关于此行使命时，那略带美国南部口音的流利英语毫不逊于世界最优秀的职业外交家的辞令。

“我为寻求中美友谊而来，我相信上帝不愿意看到世界上两个最伟大的民族彼此隔膜。”

继初次登场便引起齐声喝彩之后，蒋夫人从容不迫地进行她一系列的访美日程。童年在美求学的经历和宋氏家族的基督教信仰，使她更容易地进入美国公众和那些外表一本正经的官员们心中。在象征对客人最高礼遇的国会山庄，至今她仍是唯一的登上讲坛的中国女性。在这里，她用英语娓娓道出中国自1931年以来10年抗战的艰难困苦，历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骇人听闻的血腥暴行，动情之处，泣不成声。国会议员们无不被深深打动。在演讲结束后，几百名议员和挤满旁听席的听众起立鼓掌，掌声长达7分钟。国会议员凡登堡和后来成为总统的杜鲁门事后都曾谈起，他们被这位夫人的演讲感动得流下热泪。

在全美无线广播电台，在麦迪逊花园广场，在好莱坞圆形音乐厅，在工厂、学校、医院，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论是演讲、募捐、参观、访问，还是回答记者们刁钻的提问，宋美龄都以自己的学识、风度和口才，将美国人所陌生的中国女性的形象展现得恰到好处，为美国了解中国建起了一道情感之桥。

细心的美国妇女注意到，宋美龄出现在社交场合时，不论穿西服裙还是中国旗袍，别胸针的位置总是闪烁着一枚极精致的中国空军的双翼徽章。是在别出心裁地提醒美国，中国需要他们伸出军事援助之手吗？

在中国人民以长期的奋斗和牺牲赢得了世界人民的敬佩和支持的基础上，宋美龄的访美行程在美国公众舆论中掀起了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的热潮，促使美国政府立即做出对中国提供贷款和军事物资援助的决定。当然，这也是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

1943年元旦之后，由美国首倡，几个西方大国先后取消了在历史上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在世界上赢得了独立、主权和平等的地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抗战期间，宋美龄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奋斗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时过境迁，历史又登上新的台阶，也许个人叱咤风云的时代不再复返，也许在今后会再次出现一位令世界为之一震的中国女性，但愿如此。

报载：宋美龄晚年仍喜欢画国画，写毛笔字，饮食中也偏爱中餐的江浙风味。人们会想，她的心中最多的也一定是关于中国的故事。

根，其实在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