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述义（中国驻印军独立战车第五营士兵）

我老家在湖北武汉。1938年武汉沦陷，我随父亲迁移到陪都重庆。由于父亲是武汉裕华纱厂老板，家庭条件自然比一般人家优越。但是战火之下，人人都无安全感可言。那时的重庆也时时被日机轰炸， 在一次大轰炸中，三姨妈一家全被炸死了，只剩下大表妹穿着孝服住在我们家。我没有见过死人，但见到了大表妹心酸的泪水！躲在防空洞里的人也并不安全。我记得有一回，日机炸了好久也没离去，防空洞里闷死了好多人。听拉车的佣人说，收拾尸体时，光是金表之类的金银细软就装了好几大箩筐！尸体埋在河边上，涨水时一冲，就顺江而下，江面上满是死人！

我那时正在位于重庆南岸黄角垭的博学中学念高三，家里的纱厂时时成为日本人的轰炸目标。重庆如若不保，再往哪里退？！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容纳和养活那么多的人了！

1943年12月，我和好友卢乐礼（北方沦陷区人）在他叔叔处（他叔叔为当时国民党军医处中将处长，熟悉参军的情况）摸清状况后，径直到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机关，向卫兵讲明来意，要求见长官。不久，一名上校接待了我们。同我们谈了许久之后，拿出本子让我们先登记。我抢先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成为战时陪都第一个报名参军的学生。

那时国内还未提倡学生参军。学生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战争过后，还需要人来建设家乡。学生如若从军，战后谁来重振中华呢？但祖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很快，报上刊出了大幅的头条，让学生们响应号召从军抗日！一时间，投笔从戎的热潮席卷了山城。母亲整日在家哭泣，父亲和校长不时相劝，但我的心已经飞向了印度。

1944年元月，我们终于出发了！在昆明的机场里，美军重新安排了一次体检。美籍医官全是笑呵呵的，他们发给每个人一张体检表。检查完一项，若是合格则在对应栏内用铅笔画上个勾。我在行军途中患了角膜炎，两只眼睛红红的，当然检查不合格！怎么办呢？难到要在这里打回票么？想了一下，我撒腿就往机场外跑，找到文具店，抓起铅笔画了一个勾。勾是有了，但体检也近尾声。正着急时，过了关的同学都喜滋滋地出来了。我发现他们的手臂上均印有一个蓝色的表示合格的图章，灵机一动，拉过一位同学油迹未干的手臂紧紧一靠，我也就成了合格者了！虽然字迹全是反的，但也没人注意，我就这样上了飞机。

抵达印度后，分到比哈尔邦的兰姆伽接受军训的我，被编入驻印军独立战车第五营。在各种科目的不同训练中，印象最深刻的，要数在通信学校学习无线收发报的那12周了。班上的同学来自各个营部，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多数人根本不懂英文，还需要从ABC教起。第一节课下来，美国教官就吃不消了，苦着一张脸把这重担交给了翻译官。第二节课下来，翻译官也吃不消了！见我英文还勉强过得去，他干脆把这担子移交给了我！

我辛苦了10天，终于有了成效，原本连ABC都弄不清楚的同学终于能识得简单的英文单词了！课程得以顺利进行。美国教官就同我比较熟了。他们俩都是20来岁的军士，一个是络腮胡William-Slider；一个是大个子Henry-Camp。络腮胡看我圆满地完成了教授字母的任务后，高兴地送给我两盒“Pall Mall”双狮滤嘴香烟，俨然成了好朋友。课间的时候，也就常常坐在一起聊天。虽然我的英语有些蹩脚，连比带划竟也达到了交流的目的。大家都希望战争快些结束。同样都是学生参军，他们的军饷是每月100多美元，花不完的就寄回家。而我一个月却只有24个卢比（折合6美元），有时还得靠家里接济。但他们讲起买东西，却是苦着一张脸。美国的大兵几乎个个都是酒鬼，有时为了一瓶白兰地，要他们拿枪来换都成！部队里为了控制他们的饮酒量，每人发给一个小本子，规定一个月只能够有多少“购物点”。某些特定的东西，像酒，就要凭点来买。买了东西，就从本子上将点扣除。一个月如若只有100点，一瓶白兰地就要花去四五十个点。因此当时的美国士兵几乎都要从另外的渠道弄酒喝，有从当地印度人手里买的；也有从中国兵手里买的（中国兵买酒不凭点）。若是没有酒，他们玩起来就没有那么开心。

学习结束之后，我们相互留下了联系方式。不幸的是，我在军旅途中不小心将其丢失，实在可惜！

空闲时，我们常常三三两两约好到十来公里远的小街去买东西。遇上了车就搭，要是没遇上就步行。有时正走着，就有一辆车在面前停下来，车上的美国兵招呼到：“Hello！Can I help you？Where are you going？”(好啊！我能帮上忙吗？你要去哪里？）想到自己不用再走下去，我们高兴得欢呼起来，回答：“We are going to market！”(我们要到市场去！）司机耸耸肩，大声说：“OK！ Get up ！”(正好！上车！）大伙儿便会吹着口哨跳上车！

1945年春末，我们由一位美军上尉领着，到加尔各答去取新车。到了目的地，就住在美军军营里和他们同吃同住。中国士兵习惯用的是一个大口盅加上一个汤匙。美军的伙食对我们来说就很不适应了，将牛肉粥、鸡块、沙拉和冰淇淋等倒在一个大口盅里，实在是糟糕透顶！为了照顾我们的习惯，就对中国士兵特别优待——允许分几次领取。

双方文化的不同，除了在生活方面有所体现外，还引出过一些小误会。

1945年夏动身回国时，部队里安排的是一辆卡车上，由一中一美两个士兵搭档，轮流开车。我的伙伴是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印第安那州的黑人，当兵前也是个高中生。我英语不好，他中文也只会几个简单的词。但我们连比带划地也交谈得很愉快！他告诉我，他打算以后当一名科学家。因为交流有些费劲，于是没事的时候，我们就干脆唱歌，唱一些如：《Old ManRiver》、《Old Folks at Home》、《Mississippi River》（《老人河》、《老人们在家》、《密西西比河》）之类的老歌。虽然绝大部分都是不和谐的合唱，但我们还是唱得津津有味。有一天，听他唱过一段深沉而雄浑有力的歌曲之后，我接着唱起了福斯特的名曲——《Old Black Joe》（《老黑奴》）。唱到“I hear thegentle voices calling‘Old Black Joe’”（我听到那温柔的呼唤‘老黑奴’）时，他突地大吼一声：“Shut Up！” （闭嘴！）而且对我怒目而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见他怒气冲冲，赶紧不停地赔不是。他好容易冷静下来，却给我讲了一大堆道理，谴责我不应当侮辱他们黑人，话说完之后就板着脸不再理我。车队到昆明了，他也是冷冷地和我道别。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他为什么要生我的气？《Old Black Joe》本是一首黑人歌曲，我想破了头也不知道那里有侮辱黑人的意思。真希望何时还能再见那黑人朋友一面，以冰释前嫌。

这样的误会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在打打闹闹中度过的。有一次我的车在下山时出了毛病，放空挡滑下坡之后，就停在路中间不动了。我下车检查时，听到了一阵刺耳的喇叭声。回头一看，有好几辆美军军车被挡了道。就在我请老乡帮着推车的档儿，有一个美国大兵像是等不及了似的，张开嘴用英语在一旁唧唧歪歪地骂开了。等我推开了汽车，不甘示弱，也用英语骂开了。那美国大兵立马熄了火，跳下车向我走了过来。我才1米72，而他却有1米90左右，简直像头大熊！他走到我面前，只是伸出了右掌，按着我的头，向下一使劲，就让我摔了个大跟头。我刚爬起来，他就又来那么一下。三五次下来，我就只看见周围的东西都在晃动。围观的人和美国大兵也都在哈哈大笑。我抓住一个空子，一下子往外跑去。回到车上提起了冲锋枪对准了美国大兵，子弹上膛。这一下，他笑不出来了，愣在一旁。但随即又面带微笑地两手高举摇晃着连连对我说：“顶好！顶好！”我看他笑得不假，就只用枪头在他屁股上狠狠戳了几下，大喊一声：“Getaway！”（快走！）他如获大赦般赶快跑回车上去。车子开动时，居然还伸出脑袋，嬉皮笑脸地向我招手：“Bye bye！”一场喜剧就这样收了场。

还有一次，汽车在山峡抛锚了，呆了三天，还不见援兵的影子。我与助手两人，想来想去，忽然记起离这里不到100公里有一个美国人的汽车修理厂。于是我搭车前往求援。到了门口才想到自己的英语水平很差劲儿。自我介绍时说得结结巴巴，翻译官又不在，急得我满头大汗。当那位少校厂长问我车到底是什么地方坏了，我完全讲不清楚。只好把他拉到相同的汽车旁边，指着后轮轴中间的齿轮包说：“Some gear broke inside”（一些齿轮断在里面……），少校想了一下才说到：“OK！ You may come here again tomorrow morning！”（好！ 你明天早上再来这里一次！）等第二天我到达修车厂时，美国人早已等在那里了。大车子拖进厂，没过多久就修好了。此事使我对我们的美国朋友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办事效率高，简单、认真、平易近人，没有繁琐复杂的手续和官架子。这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

1945年，胜利之后，我们在距离雷多小镇约40公里的地方扎起营寨，等待回国。虽然是住在大森林的边沿，但原始森林的恐怖我们还是见识到了。在森林的夹缝中有一条宽10米左右日照不足的深绿色小河，营里的炊事班就搭建在河边。往对岸看，参天大树密密排开，树间长满了三四米高的巨草，城墙似的密不透风！仔细看，可以发现密草丛中有一个大洞。当地人告诉说，那是象道，是大象为了便于饮水用身子拱出来的。这条通道也就成了野兽们喝水的专道，时常有各种动物到河边饮水，再原路返回。班长、排长、营长和老兵们不停叮嘱大家不许下河玩水，传说是河里有鬼。有个战友小福建（福建人），中等身材，很壮实，十分贪玩。仗着自己的好水性，一天吃过午饭就摸下水，一会儿工夫就没见了人影。河面上平平静静地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旁边有同学扔了根木棒下去，泡也没冒一个就沉了下去。仔细观察，原来木棒被那些纤细的水草缠上，越缠越多，死死缠在水下。像这样，不管人还是东西，根本不可能浮起来！小福建就这么被留在了水下，没能回国！

（邓述义口述 孙艳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