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老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据科学家测算，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存在于浩瀚的宇宙之中已有46亿年的历史。而人类则大致起源于500万年前，是为“古猿人”，最早的现代人则大概出现在5万年前。

据估计，在公元前100万年时，全世界的人口总数不过1～2万人，人口活动范围不会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由于生产力处于极低的水平，加上饥荒、疫病、天灾以及战争等的频繁发生，给正常的人口生产和增殖带来了巨大灾难，人口增长相当缓慢。公元开始时全世界人口大约为3亿，公元1000年为3.1亿，到1650年，世界人口才达到5亿。此前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0.3‰，人的寿命20～30岁左右。

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由于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上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开始“神话般地增长”，《共产党宣言》中生动地描绘说，资产阶级革命“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大量人口”。据联合国、英国人口学家桑德斯、日本人口学家南亮三郎和中国人口学家的估计，世界人口在以后的180年，即1830年开始达到10亿；100年后翻了一番，即1930年增加到20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0.7%；再增加1个10亿人口则只花了30年的时间，即1960年达到30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4%；增加第3个10亿人口只花了15年的时间，到1975年世界人口超过40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9%；增加第4个10亿人口的时间进一步缩短到12年，1987年，世界人口突破50亿大关；1996年5月29日，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宣布：世界人口达到58亿，而到1998年10月28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表的1998年《世界人口估计及展望报告》宣布，1998年年中总人口为59亿，这意味着目前的人口增长大约是1年1个亿，估计到1998年底1999年初全世界人口将达到60亿，增加第5个10亿的时间缩短到了11年。

人类从100多万人口第一次达到10亿人口，其间经历了8000多年漫长的岁月，从10亿到20亿也用了100年时间，而以后世界人口每增加10亿人口的时间逐步缩短到30年、15年、12年、11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口增长的压力之大。

罗马俱乐部这样评价世界人口的增长：“人类犹如癌细胞指数繁殖那样，已经把自己推上了生命法庭的被告席。除蝗虫以外，类似人类这样凶狠、盲目繁殖的物种，是罕见的。”言语固然刻薄，但也很形象。1956年，美国社会学家赫茨勒在其《世界人口危机》一书中，则这样描述人口的增长：“世界人口就像氢弹爆炸一样骤然增长了若干引信。”1970年，美国学者保罗·埃利希则在《人口爆炸》一书中，正式提出人口爆炸的概念：“人口暴增的势头如果得不到有力的遏制，那么人类将面临原子弹、氢弹爆炸那样可怕的灾难。”

马克思认为：“人口压迫生产力。”据测算，每增加一名工人，至少需要1万元固定资产投入。进入20世纪后，随着人口急剧膨胀的速度加快，世界各国开始有意识地控制人口增长。自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以来，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从27个增加到100个，避孕率从10%提高到55%。而在控制人口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普遍比发展中国家做得好。造成这一差别，除了风俗习惯的差异外，最重要的还是观念上的不同。在发达国家，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达到一定程度，对劳动者技术、文化等素质的要求提高了，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劳动者数量转移到劳动者质量，家庭和父母的生育愿望也由追求孩子数量转变到追求孩子质量，逐渐由多生多育转变为少生优育，从而引发了一场生育率下降的革命。根据联合国的资料，北美和西欧人口增长率已从0.86%下降到0.54%；总生育率到本世纪70年代中期降低到2.1，现在降低到1.7，今后还将继续有所降低。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崇尚人多势大的旧观念，因此人口控制明显不如发达国家。据统计，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虽已从2.38%下降到2.015，总生育率1975至1980年平均为4.6，1980至1985年平均为4.2，1990至1995年平均为3.6，也在逐渐下降，但仍比发达国家高出许多。1996年全世界58.04亿人口中，发达国家为11.71亿，占20.18%；发展中国家为46.82%，占79.82%。未来人口主要取决于发展中国家人口。据估计，到2025年，世界新增人口的95%以上将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人口剧增加剧经济困难，使贫富差距继续拉大。1960年，世界上最富裕的20%人口占有全球收入的70%，到1989年，他们占有的份额上升到83%，而最贫穷的20%的人口仅占全球收入的1.4%。究其原因，沉重的人口包袱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愈加处于不利的地位。

虽然居民是有国界的，但是人口爆炸的冲击却是全球性的。人口剧增不仅导致经济发展滞缓和失衡，而且如果继续发展，则将超出地球的承载能力，从而影响到世界的安全与稳定。

科学家已经在研究一个命题：地球上最终能容纳多少人？有没有极限？一些生物学家认为，地球是一个有限的体系，能够支持的人口数量也是有限的。他们警告说，如果到2050年全球人口超过100亿，“将使地球上的水和土壤以及其他资源承受的沉重负担达到极限。”他们认为：“地球是有限的，自然系统正被推向极限！”

国际社会已普遍认识到人口继续剧增，地球将难以承受。开罗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指出：人类正面临巨大而迫切的挑战，人类所依赖的基本资源正在枯竭，环境污染正在加剧，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便是人口数量的空前增长，以及普遍和长期的贫穷，社会和经济的不平衡，以及严重的浪费。

虽然科学家对地球到底能养活多少人口说法不一，但意见一致的却是超过100亿便越过了危险线。而现在我们距离这一危险线并不遥远。开罗会议对人口的前景作了三种预测：第一种情况，如果在今后60年里，把目前平均每个妇女生3.3个孩子降到2.1个，那么到21世纪末，人口会稳定在110亿左右；第二种情况，如果在21世纪初能达到每个妇女生1.7个，那么到21世纪中叶人口将达到78亿，此后便慢慢下降；第三种情况，如果每个妇女生的孩子仍在2.5个以上，那么到2100年，世界人口会高达130亿，到2150年再上升到280亿。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人口增长的压力虽然沉重，但未来的命运却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中国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望不尽的黄皮肤像黄河的浪，数不尽的黑眼睛比繁星灿烂……”

这是一首歌中的两句词，唱起来铿锵有力，威武雄壮，但在现实生活中，望着这像黄河波浪的黄皮肤与比繁星灿烂的黑眼睛，却不是那么轻松。

到1997年底，中国人口达到12.36亿。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2多亿人站在赤道上，可以绕地球50多圈；12亿多人张开口，一天要吞进78万吨粮食、3.4万吨肉和3.6万吨酒。假如这些东西都用解放牌卡车拉，要20多万辆，一辆接一辆排下去，能从北京排到南京。

12亿多人口，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太沉太沉的负担。

邓小平在会见一位外国元首时，也不由深深地感慨道：“我们难就难在人口太多。”

中国，这个自诩为雄视千古四海称臣的“中央大国”，自从盘古开天地，历朝历代的君主总是昭告世人广土众民，贤相良佐也总是鼓励百姓生息旺族，而百姓居家过日子，也总是盼着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对中国影响较大的上古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明确主张人口增殖。他振振有词地说：“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五千年宗法封建传统文化的浸润和孕育，形成中国人独特的生育价值观念：多子多孙多福。“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也一度成为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启蒙教材。

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意识里，中国的人口迅速膨胀了。

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口发展同世界人口发展一样，处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因此人口的增长并不显著。

据有关资料显示，大约公元前2100年的夏禹时期，我国仅有人口1355万人；到公元2年的西汉时期，我国的人口也只有6000万人；直至明末清初十八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才达到1亿。这也就是说，在我国人口发展史上，从1000多万到突破1亿大关，经历了至少3800年的漫长岁月。

我国人口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是清代。全国人口总数于1762年、1790年和1834年分别超过2亿、3亿和4亿，其间每增加1亿人所需年限分别是21年、28年和44年。这意味着，中国早在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就创造了世界20世纪前60年的人口增长速度，比世界人口提前启动一个半世纪。到1834年突破4亿，从而奠定了中国人口众多的基础。基数大了以后，即使是较低的增长率，也会像滚雪球一样，带来较大的增长量。我们当前的人口问题，就正是陷入这种困扰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则是我国人口发展的第二个鼎盛时期。1949年我国人口为5.4亿，1953年达到6亿。此时全世界的人口还不到30亿，中国占了世界总人口的1/5。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清醒地看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与较高的人口增长速度(据马寅初先生推算为22‰)，或许我们不会有今天这样尴尬的局面出现了，但当时我们不但没有认识中国的人口危机，反而以“人多力量大”为口号，使人口处于任意膨胀的局面。其中最可笑而又最可悲的是对马寅初的批判。

马寅初是北京大学校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早在1953年他就开始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研究，他通过大量的调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2‰。他认为，过几年，中国的人口净增长率将达到30‰，以此推算，15年后我国人口将达到9.3亿，50年后将达到50亿。

1955年7月5日至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浙江小组会上，马寅初忧心忡忡地在会上就中国的人口控制问题作了专题发言。然而，当时代表们的反应足以编进现代的笑话大全：“苏联是老大哥，老大哥没谈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能谈！”

愚昧往往是灾难的开端。1957年，就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仅3个月时间，在康生的亲自指挥下，马寅初受到全面的批判。把当时的批判文章拿到现在来展示，许多人也许会捧腹大笑，认为滑稽之至，但当时却冠冕堂皇地登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现在看来很清楚，他们是有意利用人口问题、节制生育问题来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把人口问题说成社会的根本问题，从来就是麻痹工人阶级意识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英国资产阶级早在18世纪末，就通过马尔萨斯这样做了。”《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其标题就让人哭笑不得：《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

“六亿神州”口诛笔伐马寅初。康生还不解恨，进一步指示：“要对他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要像当年批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马寅初。”

时隔40多年，我们回头再来看这段历史，不得不痛苦地发现，一场愚昧而错误的政治运动，让我们付出了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昂贵代价。

1963年，中国的人口增至7亿；1968年，超过8亿，仅5年时间增加1亿；1973年超过9亿……从1953年的6亿人口到1973年的9亿，20年时间净增3亿，这就是愚昧与疯狂的代价：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马寅初先生终于在他生前得到彻底平反，但增加的人口却没有办法让他们消失，相反，随着这批人口进入婚育年龄，他们又成倍地繁衍，将中国的人口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峰：1980年达到10亿，1989年4月14日达到11亿，1995年2月15日达到12亿，1998年底达到12.36亿。每增长1亿人口所需年限最长为10年，最短的仅5年。建国50年净增人口7亿。

从1973年开始，中国采取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也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人口增长率由最高峰时的30‰下降到了现在10.06‰的低水平。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较低的增长率仍然能带来较大的增长量，因此，中国的人口仍在以每年净增1200万左右继续膨胀。相当于我国每年要新增加一个北京市和一个天津市，每月要新增加一个大县，每周要新增加一个小县；平均每天净增44000人，平均每小时净增1833人，平均每分钟净增31人。也就是说，每当你抽完一支香烟时，全国各地的医院里便有200多个新生命呱呱坠地了。民间还流传着一种更为通俗的说法，也许更具形象感和立体感：每分钟净增一个排，每小时净增一个团，每天净增一个军！

中国，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未来的形势仍然严峻

中央电视台的一则公益广告，使中国千千万万的儿童都会唱一句——“别挤了！别挤了！”

但是，这么多人，不挤行吗？只要我们走上街头或者公园、电影院以及任何一个公共场所，到处都是如山似海般的人头攒动。每天上下班时间，街道上便是如潮水一般涌来的自行车，看不见哪是头，哪是尾，稍一分神便会人仰车翻——不挤行吗？一辆公共汽车停下来，立时是一大群人围上去，稍一迟疑便会被摔在车后——不挤行吗？火车站广场上，更是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就像当年农村时兴的开万人大会一样，这么多人，售票要挤，上车要挤，在车上还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挤出一块立足的地方来……北京城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已达到2.7万人，个别区达到3万人，怎么会不挤呢？

上海每天的流动人口就超过200万，相当于一个小国家的人口，怎么能不挤呢？

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人口增长率由70年代的30‰降到了现在的10.06‰，下降了2/3，属于低增长率范畴。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口的总量基数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这意味着，同样的低增长率，中国有着比其他国家高得多的增长量。例如，同样是10‰的年增长率，中国人口以12亿为基数，年均增加人口为1200万。而泰国以1994年的5818万为基数，年均增加人口数仅为64万，美国以1994年的2.6亿为基数，年均增加人口数为286万。也就是说，同样的年增长率，中国人口总量增加的幅度是泰国的18.75倍，是美国的4.19倍。

因此，尽管中国采取了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作用，中国的人口还有一个继续增长的过程，未来的形势仍然严峻。据预测，从现在起，1963至1973年生育高峰出生的妇女自身也相继进入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1990年为3亿左右，1995年为3.2亿，2000年为3.3亿。初步估计，即使保持现在的这种低出生率与低增长率，中国的人口仍要到2030至2040年才达到峰值，预计届时的人口为16亿左右，其后才缓慢下降。这就是说，未来的30年里，中国的人口还将增加4亿左右。

这还是非常乐观的估计，是在继续执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作的预测，而只要我们稍一忽视或者放松人口控制，人口又将处于失控的状态，人口出现零增长的时间便将后推，人口峰值则远不止16亿。因此，我们绝不能因为目前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都降到了比较理想的水平，而出现松懈思想。事实上，现在我国的人口状况并不乐观。表现在一些乡村，人口出生率仍然相当高，多胎现象严重。有一项调查表明，乡村一孩率仅占46%，多孩率仍然高达20.1%，有的地方调查，30～49岁的已婚育龄妇女有3个以上小孩的竟占62%。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一个人口难以预测的“隐性王国”，一大批为逃避计划生育而四处流浪的“超生游击队”，在城市的某些偏僻角落或城乡结合部位生下一个个没有户口的“黑孩子”，因没有登记，因此也没有进入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容易给我们造成错觉。

另外，越是贫穷的地方，生育率越高。据田雪原同志1992年主持的一项对10个省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在25元以下者平均生育2.64个孩子，月收入26～100元者生育2.37个孩子，月收入101～100元者生育1.93个孩子，月收入301元以上者生育1.79个孩子，妇女生育子女数量同家庭人均月收入成反比。越生越穷，越穷越生，形成恶性循环，使中国的人口形势更加严峻而复杂。

中国的人口形势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那就是分布不平衡。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潜心研究数十年，提出著名的瑷珲一腾冲人口分布地理分界线：该线西北占国土面积的52%，而人口仅占5%；该线东南占国土面积的48%，人口却占到95%。这一基本的分布格局百年来几乎没有大的改变，如今仍大致雷同。

如果稍细一些分析，1995年地处西北部的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6个省和自治区，面积约50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53%；而其人口只有7617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6.3%，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5人。

濒临海洋的东南部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133.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14%；人口49599万，占全国人口的40.9%，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72人。

其余中部地区13个省面积31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33.2%；人口63905万，占全国人口的52.8%，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00人。以人口密度比较，西北部、中部、东南部呈“三级阶梯”式分布：1：13：25，高低相差十分悬殊。

人口生育率的贫富差距与人口分布的不平衡，给中国的人口控制带来更大的难度，也使中国的人口形势将长期处于相当紧张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