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空手两条光腿搞不好农业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我们建国之初就确立的方针。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从中央到地方都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实现农业的稳定发展，是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的基础。只有农业稳定了，经济才能稳定，社会才能稳定，人心才能稳定，国家才能稳定。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农业更是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最重要的支撑点。就连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干部群众也从挫折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有钱可以买到粮食，却买不来一个扎扎实实的“农业基础”。越是发展市场经济，越要加强农业这个基础，成为全党全国上下的共识。

但是，如何稳定农业，如何加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除了需要我们从思想上认识外，更重要的是还要有实实在在的扶持措施与投入机制。很简单的道理，一双空手两条光腿是搞不好农业的。

在这方面，一些国外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发达国家对农业财政补贴一般都在30%～40%之间，如日本每年为260亿美元，占48%。有的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也走过一段农业萎缩的弯路，但最后都不得不回过头来调整政策，主要是运用财政手段给农业以必要的支持。美国农业在国民收入中仅占4%，而政府却给予9%的财政补贴。德国农业税收约占全部收入的1.7%，而农业投资却占国家预算的7%。

不仅发达国家重视对农业的投入，而且与我国国情相似的发展中国家也非常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采取一系列高补贴政策稳定与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

韩国自1969年以来一直采取粮食高价收购、化肥低价销售政策，金融上还推行贴息计划，鼓励资金向农业部门流动，尽量保持粮食的基本自给。在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以后，韩国也受到国际的压力。为减少财政和消费者负担，缓解国际上要求开放的压力，政府采取措施，鼓励扩大经营规模和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以增加粮食的经营效益。从1994年起政府又设立了“转让经营基金”，拨款1600亿韩元(合2亿美元)，支持把耕地转让给务农的子女或卖给50岁以下的农民以解决务农人员老化的问题。同时从1995年开始，改革教育制度，新设一个特别学制，以农业高中毕业生为对象，实施两三年技术教育，毕业后承认大专学历、免收学费和免服兵役，作为农民的接班人。

印度是个有9.35亿人口的大国，并且也是74%的人口在农村，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70年代以来，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实施“绿色革命”，增加对农业投入(占总投入的24%)，扩大灌溉面积(占耕地的45.3%)，推广优良品种(覆盖率为70%)，增加化学肥料(每公顷折纯量74公斤)，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1980-1988年，粮食总产量由原1.53亿吨增加到1.83亿吨；每公顷产量由1190公斤增加到1449公斤；人均产量由223公斤增加到230公斤。单位面积产量和人均产量尽管都低于中国水平，但由于印度牛奶消费水平高于中国，粮食直接消费水平却低于中国，做到了粮食低水平的基本自给，储备量占总产量的18.9%。

在亚洲的越南，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经营权，同时实行低税政策，每公顷土地使用税为50公斤稻谷，只相当于产值的5%至6%。另外，政府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改善水利设施，农业基建投资占国家基建投资的28%；改革了政府强制性低价收购粮食的体制，实行市场自由交易，增加了农民的收入；重视农业科技推广，政府保证农业科技事业单位的经费，创收部分用于奖励科技人员，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989年至1993年每公顷水稻产量达到3.25吨，比1981至1988年提高了22.2%；大米每年平均出口量为158万吨，而在1981至1988年则每年平均进口32万吨，即由进口国变为仅次于泰国、美国的第三个大米的出口国。

沙特阿拉伯大多数地区为沙漠，气候干旱，发展农业极为困难。但在70年代后期，以巨大的投资，发展海水淡化工程解决了灌溉用水的问题，同时采取高额补贴(包括粮食和农用生产资料)，将适于农耕的土地免费给农民和农业公司使用，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除满足本国需要外，还出口许多国家。联合国粮农组织曾授予该国荣誉证书，表彰他们在实现“粮食安全”方面所起的表率作用。

而菲律宾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由于放松农业的投入而影响到农业生产发展的反面典型。菲律宾过去曾经是大米出口国，但近些年来，由于政策的失误，用于灌溉的投资，由1980年的8亿比索下降为1992年的2亿比索，导致了灌溉设施的荒废，影响了水稻的产量。同时，由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种植水稻的耕地急骤减少，面积由1975年的980万公顷下降到1992年的320万公顷。1995年大米产量为610万吨，比上年减少2.5%，导致了市场粮价上升1倍以上，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大米33万吨，1996年增加到50万吨。为此，拉莫斯总统撤换了粮食厅长和农业部长的职务，使总统的支持率下降到20%。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各国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投入都非常重视。没有农业的高投入，便不会有农业的高产出，这是被许多国家都证明了的事实。靠一双空手两条光腿是搞不好农业的，我们要发展农业生产，要提高粮食产量，首要的便是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以前我们过于强调人的因素，强调政策的力量，而忽视物的投入，其结果除了在数字上做一些游戏，实践中却很难有大的突破。我们说，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三者缺一不可。

口号农业打不出粮食

如果说中国不重视农业生产，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从1982年起连续5年的年初，党中央发出5个一号文件，突出强调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以显示农业的重要性和权威性。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就在全党大讲农业的热潮中，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却在逐年减少，国家对农业的投资从平均年递增11%下降到递增3%，农业投入在国家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从17.7%下降到4.8%，其中，最低的1986年竟只有3%，国家对农业的基建投资占国民经济总投资的比重，也存在同样的递减现象，由1980年的6.5%下降到1996年的0.4%。1979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明确规定，三五年内，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在整个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要逐步提高到8%，实际情况是，不但没有按党中央的要求提高，反而出现逐年递减态势。与工业的投入年年扩大形成对照，建国后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从五五时期的10.5%下降到七五时期的3.36%，从1984年的6.21%下滑到1994年的1.7%，到1996年仅剩下0.4%。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15.9%下降到1996年的10.8%，1998年也才恢复到12%。

对农业和粮食生产进行成本补贴，是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发达国家不说，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对化肥和使用良种都实行资金补助。匈牙利规定，建造化肥厂、打井、购买拖拉机等可得到20%的补贴；修水库、建筑购销和加工牛奶设施，可得到40%的补贴；改良土壤，可得到40%的补贴；购买农业机械，可得到60～70%的补贴。另外，提供短期、中期和长期信贷，也是各国对农业和粮食生产者实行非价格政策的重要形式。如奥地利对种子提供长期信贷；加拿大对农业提供中期和短期的信贷；挪威对购买农业机械提供特别贷款。这些信贷对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些国家的政府则对粮食生产投入要素实行价格补贴，以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如印度政府，用于化肥的补贴，由1976年度的6亿卢比，增加到1984年的79亿卢比；印度尼西亚为了保证各种农作物的优良种子，国家对良种实行育种补贴，凡是用于生产和国家计划的，每公斤给予176盾的育种补贴；前苏联用于农用拖拉机、汽车、联合收割机和化肥的补贴，平均占批发价的20.2%，其中每吨化肥的补贴即达到14.43卢布。

而我国对农业的财政补贴，名义上是农业总产值的10%，但在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冲击下，几乎为零，甚至还是负数。1950年至1978年，国家通过价格手段取得的农业国民收入大约为5239亿元，农业税累计819亿元，而同期国家通过财政支出返回农民的只有1577亿元。28年间，国家从农业国民收入中征收了4481亿元。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取”远远大于“给”。改革以后虽稍有改变，但仍未彻底扭转这种趋势。据分析，我国从1952年以来，农业生产经历了十多次波动周期，平均每个周期约为4年时间，在这些波动中，因资本波动对农业的影响达41.4%。

为什么一边是党中央大力强调重视农业，加强农业，一边却是农业投入逐年减少，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越来越大呢？借用河北省某县一位副县长的话说：“我抓了八九年农业，要说领导不重视，也不是。发展农业，除了要钱不给，什么都给。过去说‘全党大办农业’，现在是‘全党大讲农业’”，话虽然讲得略为尖刻，但也不能说它没有道理。原农业部长何康也承认：过去喊重视农业，确实说得多，做得少，口头投入多，实际投入少……这些年实施的国民经济部门化管理，使农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现在，与农业有关的部门包括计划、财政、银行、化工、商业、粮食、外贸、轻工、工商、税务、物价、供电等，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都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资源的配备。部门、行业利益与其行为缺陷使农业的处境非常尴尬。本来国家和农民都希望各部门、行业能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但部门行业为了自身利益，往往起着反作用。在农业投入中，有些承担物资、资金供应任务的部门，不能正确处理本部门利益和农业发展大局的关系，为了自身利益，将物质、资金集中转向那些见效快、利润高的行业；有的还参与农资转手倒卖甚至随意抬高物价，以劣充优，克扣农业，从中牟利，使国家对农业的投入计划不能如数、如期实现。更有甚者，有些职能部门在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短缺的情况下，为着所谓“内部”合理的利益，向农民伸手要好处。由于这些行业、部门具有垄断地位，经营利润可观，这就使得农业报酬越来越低。再一方面，国家利益地方化倾向又促使地方政府向非农产业倾斜。地方财政包干之后，由于财政对地方的压力，使他们产生了短平快投资和高产值、高速度抓财政收入的动力，农业的发展则主要靠中央投资，从而使“城市偏向”更加突出。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充其量也只是解决自给自足。他们关心财政收入眼睛向下看，发展农业目光向上看，县里看省里，省里看中央，而中央此时又往往无能为力。于是，加强农业便只是喊在口号里，写在文件中，印在报纸上，却很难落到实处。

农业投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还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进程。“李嘉图陷阱”便是忽视农业后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

有专家认为，我国农业须再次防止落入“李嘉图陷阱”。所谓“李嘉图陷阱”是农业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经济现象。是由于资本、劳力、土地等各种经济要素，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造成农业萎缩、农产品短缺，进而导致工业化过程的暂时停滞。

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已三次落入“李嘉图陷阱”。分别是1958至1960年、1978年至1980年、1985至1988年。虽然几次落入的背景不同，但主要原因大致相同。如经济部门的发展比例失调，工业部门增长速度较快，农业发展太慢甚至徘徊；农业投入比例下降导致农业增长乏力；农产品价格相对下降导致农民减收；农业增长缓慢形成农产品供不应求，农产品短缺。三次落入的后果都造成国民经济的暂时停滞，一般需要三至五年的时间进行整顿和调整。1958年工业增长达54.8%，而农业仅为2.4%，比例高达22.8：1，结果随后出现三年困难时期，被迫进行调整，直到1963年才逐步调整过来。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抢购现象也是在工农业发展失衡的情况下出现的。脆弱的农业基础是很难长久支撑20%以上工业发展速度的。根据专家研究，工农业发展的合理比例应该是2.5：1。

据研究，现在我国已有再次落入陷阱的征兆，表现在农业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工业增长速度，农业投入全面下降，农民实际收入下降等。在1992年、1993年经济快速发展中，工业增长速度分别达到20.8%和21.1%，而农业发展速度只有3.7%和4%。江泽民总书记当时就对此敲了警种：如果农业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工业早晚也要掉下来，最后不得不进行调整。他要求宁可少上几个项目，放慢一点工业发展速度，也要保证农业发展的需要。

为了克服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造成的不利影响，必须防患于未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保证农业投入的一定增长幅度。

增加投入不只是农民的事

农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一般地说，它的生产规模极小，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元，因而在规模上很不经济；它的生产周期特别长，通常以年为度量单位，因而具有相当大的市场风险，机会成本也很高；它的产品是生物制品，它的生产过程是生命的繁衍，因而又多了一重来自自然界的风险……而农产品，特别是作为其“大头”的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它除了具有一般商品满足人们某种需求的功能升，它还具有社会安全的功能：它可以进入市场自由交易，但它的价格又不能太高太“离谱”，否则因牵涉面太大而使整个社会难以承受，价格过低，又会因“谷贱伤农”而带来新的社会问题……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把农业视为“弱质农业”。因此，有人说，农业，即使其产值只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也仍然不失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正因为有了这许多的特殊性，因此目前农业自身的积累能力较差。60%的农业生产者仅生产20%的国民收入(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被剪刀差差掉了)，农产品商品率仅二成多，在这种情况下，单纯靠农民增加农业投入既是不合情理的，也是不现实的。而农业要投入，除了加强政府的政策扶持与财政补贴外，还应积极引导工业搞农业开发，吸引外资投资农业项目或制定鼓励农业投入的政策，吸引社会闲散资金投向农业等，形成对农业的多元投资，这才有可能使农业的投入得到落实与加强。

显而易见，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是农业投入的大头。国际通行惯例，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必须达到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0%才属正常。欧洲大部分国家过去粮食依赖进口，1958年成立欧共体后，用预算的2/3作为农业投资，扶持粮食生产，结果粮食不仅自给有余，还成为国际粮食市场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粮食卖主。中国目前固然财力有限，期望在短期内对农业投入大量资金显然是不可能的，但逐渐增加对农业投入的比例，则是非常必要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从全局出发，高度重视农业……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从政策、科技、投入等方面大力支持农业。”九届全国人大则部署：“各级政府都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落实水利建设基金，鼓励农民群众、农村集体组织增加劳动和资金投入。”1998年的中央预算安排支援农业的支出为62.35亿元，比1997年增长12%。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

不过，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与财政状况下，单纯依赖国家对农业进行投入是不够的。由于中国农业范围广，底子薄，人口多，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都难独力支撑如此庞大的农业体系，因此，加强农业的多元化投入非常必要。

首先，我们可以考虑利用外资。如果说农村改革为中国改革曾立下过汗马功劳，那么，现在农村的对外开放却大大拖了中国开放的后腿。目前中国在农业方面引入的外资不到总量的1/3，这与中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固然，由于农业投入周期长，效益比较低，直接引资投入难度很大，政府可对例行的国际间援助重点向农业倾斜，或采取政策扶持办法，引导外资向农业投入。这对自身投入能力较弱的中国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条捷径。

农业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由于全球性的资源短缺，作为资源性产品的农产品及其关联产品将越来越成为短缺商品，农业所拥有的市场份额比任何其他产品都要大。随着人们生活不断改善，农产品的需求也将日趋多样化和高档化，市场前景十分诱人。据农业部透露，目前农业项目库已储备了3000多项目，需要资金1600亿元。同工业领域已经形成格局，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相比，农业领域在不少方面仍存在市场空白，有着较大的投资发展空间。

尤其令投资者放心的是，投资农业风险小。农业得到国家重点保护，是优先发展的重中之重的产业，在税收、贷款、资金融通和外汇调剂方面都享受着比较优惠的政策，因而尽管投资周期较长，但投资成本小，收益稳健。

中国农业出现诱人的商机，已开始令海外商人怦然心动，一些精明的商家早已捷足先登。

以生产保健器材起家，由安康美国(国际)、安康德国(制造)和安康中国(集团)三家公司组成的安康集团在内蒙古自治区开发的70万亩农场，近一年来已投资4600万元。

广东信宜市，仅1994年以来，“三资”农业总投资1.42亿元，经营土地2.13万公顷，产品全部由冷藏直接运销港澳，填补淡季市场。

上海已发展中外、沪港、沪台农业合资项目364家，总投资8.6亿美元，协议吸收外资5.93亿美元。经营范围涉及到蔬菜、瓜果、花卉、食用菌、畜牧业、副食品加工等诸多领域，均为与生态环境、营养食品、人体健康密切相关的重要产业。

目前在海南投资农业的台商有200余家，实际投资额1.5亿美元。台商李文源，1996年在琼海兴办了一个400多亩的养殖基地，饲养石斑鱼、红友鱼等海水产品，1997年又在琼山市三江农场投资1000多万元人民币兴办了一个1000亩的淡水养殖基地，饲养了100多万尾台湾单性罗非鱼苗，经济效益相当可观。

九届全国人大确定，今后要逐步引导外资投向农业、基础工业等领域。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外资投入农业，将成为中国农业的一大热点。

与此同时，我国相当多的工业企业和投资者也开始重新审视农业的投资机会，并着手调整经营方向。

1995年12月23日，三九集团、新希望公司、安康集团、中农信飞龙公司、江西远大、中实集团、如意集团、百富勒集团、内蒙古鹿王公司向海外工商企业发出倡议：工商携手并肩，振兴神州农业。

事实上，在倡议发出之前，工商界的巨子们已经在古老的田野上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最先进入农业的是原料来自农业、产品用户是农民的企业。云南玉溪卷烟厂把烟叶种植作为“第一车间”来抓，把本地区20多万户烟农作为编外职工对待，逐步建立了60万亩烤烟生产基地。他们把工业利润作为启动资金，以12种形式向“第一车间”进行利润返还，11年里共投入30亿元，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保证了稳定的原料来源，企业也获得巨大发展，成为我国第一税利大户。四川的希望集团在农业领域摸爬滚打14年，“希望牌”饲料销遍全国，他们在十几个省市区建成的50多家企业和上万个销售网点，安置了近55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希望集团也被评为全国民营企业五百强之一，中国饲料工业百强之一。

河南莲花味精集团以支援农业为己任，对附近农区的玉米，“莲花”都以高于市场10%的价格全部收购。1994年拿出2000万元用于企业所在地的40万亩农田的水利建设。

十大企业的联名倡议发出之后，很快得到工商巨子的回应。

1996年2月9日上午，“希望集团和大寨共同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合作计划书”在山西省昔阳县虎头山正式签署。

在合作书上签字的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位是中国饲料大王、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一位则是当年大寨“铁姑娘队”队长、大寨现任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双方一致商定，希望集团出资2560万元、大寨以场地、厂房等入股，合资兴办“大寨希望农业有限公司”，公司的饲料项目设计年生产饲料能力为20万吨，投产后产值可达4亿元。同时，公司将带动大寨村民发展牛羊饲养业，并对畜产品进行深加工。

1995年12月底，深圳南方制药厂会议室，赵新先签下了该年度最后一项“神农计划”项目协议。三九集团出资1244万元，与吉林省农村经济明星——泡子村共同组建“三九吉林泡子有限公司”，专事延伸玉米深加工产业链。

农业，正酝酿着一次新的机会，一次新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