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已经解放了半个世纪了，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然而，在上海解放初期，国民党和共产党还在进行着激烈的较量。

一、扫荡证券大楼

上海解放后，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和唯利是图的投机奸商趁机破坏捣乱，掀抬物价。敌人利用潜伏在金融机构和工商界里的经济特务，暗中操纵市场，网络奸商，扰乱物价、制造混乱，妄图从经济上搞垮新生的人民政权。

上海证券交易所设在汉口路422号，建于1934年，是一幢八层高的大楼，占地四亩多，当年号称是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1937年该所登记的证券字号有金融、地产、纺织、百货、化工、文化等实业界“巨头”192家，是官僚资本在上海操纵资金市场，巧取豪夺的一个重要基地。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一度停业，汪伪政府于1943年11月命令复业，到1945年因日本政府投降而关闭。1946年9月9日，经国民党政府批准复业，由上海大流氓杜月笙任主任委员，宋子文的亲信王志莘任总经理，登记参加交易证券字号达234家，它控制着全市有价证券交易，并通过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操纵物价。

为了敦促银元投机者改弦更张，上海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不愿不教而诛，市长陈毅等纷纷发表讲话，《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希望那些扰乱市场的人悬崖勒马，痛改前非。但是，收效甚微，银元投机之势未见消退，上海市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6月7日晚，中共中央华东局在邓小平主持下召开了会议，曾三在会上报告了银元投机活动的情况，指出如不采取断然措施，不出一个月就会发生人民币被挤出上海的危险。会议决定报请中央批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双管齐下，对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查封，并惩办一批为首的违法乱纪的犯罪分子，坚决打击投机捣乱活动。8日和9日两天，马乃松、黄克带领少数骨干，化装进入证券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其余人员全部待命，并停止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以防泄密。取缔证券大楼最后决定由刘德胜任指挥。

6月10日凌晨，部队突然紧急集合，在刘德胜副旅长的带领下，乘着10辆大汽车出发，前面有三辆摩托车开路，来到证券大楼。李士英、黄克率领200多名便衣公安干部，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证券大楼于9时开门，人很多，见部队进去，个个惊慌失措。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进去的人员分头搜查各个投机字号，并封堵大楼内的人员，收集名单及财物。王云先奉命到二楼去守电话，那里电话有几千部，话务小姐一个个吓得直打哆嗦。王云先说：你们不要乱动，呆在位子上不会伤害你们，如果你们不听，那就别怪对你们不客气。证券大楼里面本来有六个经济特务，那天有一个没有来，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掏枪就被部队派的便衣把枪下了，里面2000多人都被集中在大厅里。为了防止个别人逃跑，部队用一挺机枪架在门口。每个人发了一个大纸袋和一张表格，这些东西都是事先准备好的。纸袋和表格一发，就叫他们把表格填好，把黄金、银子和美钞放在纸袋里面。这些平时呼风唤雨操纵物价的人，此时一个个吓得浑身发抖。一直到晚上7点钟，这些人滴水未进，粒米未吃，都饿坏了。刘德胜副旅长叫人打电话到食品工厂，不一会儿就拉来一大车饼干，给这些人吃了。随后进行说服教育，就把他们表里填的东西发给他们，他们非常感动。大厅里到处都是金银钞票。证券大楼扫荡后，每人奖励一元钱、一斤肉票，并允许看了一下证券大楼用来装钱的箱子，里面全是金条和美金。

随后，上海市的物价立刻平息下来了。

这次行动共抄得黄金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港元1304元，人民币1545多万元，屯积的呢绒、布匹、颜料、肥皂等商品一批，以及手枪2支。对被扣押人员的审查处理工作由公安局、法院及金融处派出工作队共同配合进行。根据《华东金银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贯彻经济惩罚为主的原则，对6月10日扣押人员分三批作了处理，主要是从经济上给予严厉制裁，其中受到刑事处罚的由人民法院判处。凡被处有期徒刑的，允许以罚金折抵。

取缔金融投机行动，打击了金银的非法活动。6月11日，《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公布，重申禁止金银计价使用、流通和私下买卖，并规定了处罚原则。这一系列举措，解决了上海长期以来无法解决的货币投机活动。从此，人民币占领市场，成为上海市的唯一合法货币。人民币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二、破获制造假币案

美特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他们又把人民币作为攻击的目标，企图阻挠人民币的发行，开始大量制造假币，投放市场。1949年6月中旬，负责城市巡逻任务的战士发现，在淮海路、四川路的商店里，多次有人使用假人民币。这一情况，引起警备部队保卫、侦察部门的注意。

6月16日，侦察员在淮海路发现奸商黎明、中南水果店老板平仲秋携带大量崭新而且是连号的人民币在抢购紧缺商品，就将他们带回公安局审问。黎明和平仲秋最后承认，这些假币是从周月英家拿来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立即派人去周月英家进行搜查，当场搜出印制假币的机器2台、制版铜印4套、假币号码印16枚及已印好的假人民币、中州币上千万元，并搜查出该案首犯艾中孚藏匿在其姘妇周月英家的手枪3支、子弹150发。在大量物证面前，周月英不得不交待同谋印制假币、窝藏匪特及其武器的罪行，并说艾中孚已去徐州推销假币，这几天就要回上海，并愿意协助将艾中孚捉拿归案。根据周月英、黎明、平仲秋的口供，又将承担印制假币的昆明路金山印制厂厂主翁滋和、翁滋友和知情不报的翁文清，同谋印制假币的照相师王兴贤、制版商林子道、地痞流氓张锡芳，用假币收兑黄金、银元的倪槐庭、姚企范，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包庇匪情隐情不报的卢家湾公安分局留用的便衣警士马伯均、宋世珍等20余人捉拿归案。首犯艾中孚回沪被捕。经侦讯查证，这是一起国民党潜伏特务进行破坏和捣乱的阴谋案件。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已预感到大势已去，但他又不甘心失败，便妄图用经济手段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破坏和捣乱。早在1949年1月，白崇禧便指派其上校参谋兼国防部二厅第五特工组组长黄浩、少校副官兼国防部二厅谍报组组长艾中孚去南京伪造中州币和人民币，但因技术和设备问题没能得逞。3月中旬，黄浩和艾中孚两人由南京来到上海继续印制假币。上海解放前夕，白崇禧指派交际科长徐亚力携银元5000枚、黄金五百两来上海督制假币，并向黄浩和艾中孚传达白崇禧的指令，立即制造，尽快投入市场。黄浩立即物色人员积极策划。在活动中艾中孚结识女流氓周月英，并通过周月英认识了制版商林子道、照相师王兴贤、跑街采购陈荣根。林子道、张锡芳他们购得印钞机四台，由马伯均将印钞机运至汾阳路150号白崇禧公馆，由王兴贤设计了中州币票版，再由张锡芳招来三名工人，并拉来四名宪兵当保镖。在黄浩和艾中孚策划下，自1949年4月1日起，仅用一周时间就印制假中州币2000万元，并迅速分批空运至武汉，投放中原解放区。人民解放军渡江后，上海已危在旦夕。黄浩和艾中孚预感形势不利，便想加紧印制假人民币，但又感到设备不足，人手不够，便决定扩充人员，增加设施。黄浩以回总部汇报和观察假中州币销路为由，只身离开上海。艾中孚于4月底用黄金30两，银元800枚，买通昆明路金山印制厂厂主翁滋和、翁滋友兄弟俩及该厂工头李安庆，商定由该厂担任印制假人民币，又由照相师王兴贤设计100元和50元面额的两种人民币。自5月15日起，仅用三天两夜，就印制出假人民币1.6亿元。5月18日，由白崇禧的秘书王子心用飞机运往长江27箱，转投解放区，其余由艾中孚保管。上海解放后，艾中孚勾结奸商黎明、平仲秋，银元贩子金天云、倪槐庭、姚企范等将大量假人民币投向市场，收兑黄金、银元，抢购贵重紧缺物资，以破坏金融，扰乱市场。直到破案时，还在各犯家中、身上搜出假人民币、中州币上千万元。

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在审理艾中孚一案时，从案犯翁滋友口供中得悉一名叫张永生的曾向翁了解过印刷方面的事，张永生说有位蔡先生想搞点“花纸点”。根据这一线索，侦察人员顺藤摸瓜，经周密侦察，于7月3日破获以李星宇、蔡伯钧、丁兆成为首的一起伪造人民币案，并逮捕同案犯梁秉衡、吴东海、戴梵德、沈勤生等。首犯李星宇，52岁，河北人，曾任“辽、吉、察边区第三路军”司令，“忠义救国军”第八支队司令。1948年6月来沪后即和国民党保密局取得联系。上海解放前夕，受汤恩伯委派，担任上海潜伏匪特第二挺进纵队司令。蔡伯钧在汪伪时期充当宪兵，贩毒、吸毒。上海解放前夕充任国民党海军谍报组上校督导员。上海解放后，曾以“中共地下耀字部队”和“华东保密局”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丁兆成解放前即为国民党情报人员，曾参与镇压工潮、学运。解放后，假装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接收敌伪财产以饱私囊。1949年6月初，在李星宇主持下，由李星宇、丁兆成出资黄金30两，由蔡伯钧拉来梁秉衡、戴梵德、吴东海等同谋印制假币。6月中旬，吴东海购得印制假币的铜版三套，印币纸10令。当他们的犯罪仍在进行时，即被一网打尽，并在李星宇家搜出印制假币铜版三套，在丁兆成家搜出印刷机两台，在梁秉衡家搜出印币纸等罪证。

同年7月，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又破获施子良、周胜官伪造人民币案。施子良、周胜官在解放前即为地痞、投机奸商，上海解放后，又贩卖银元、美钞，买空卖空，抢购紧俏物资。6月间，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稳定市场，保障人民生活，明令取缔银元投机。施子良和周胜官共谋伪造人民币，由施子良出资70枚银元，周胜官购置印刷器材，并招来无业人员杜云轩、倪如亭等人，选定岳州路宝源坊马阿毛家为印刷场地，在一个月内印制假人民币上千万元，还用银币收兑黄金数十两，银元近千枚。7月初，在转移印刷场地时，被侦察人员发现，7月13日破案，当场查获印刷机一台，假币铜版一块，正在印制的假人民币500万元。

三、冒着敌机轰炸修机场

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失败，他们把经济破坏的目标又转移到与工业生产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机场、码头、电厂，其手段更加残忍。有一天竟出动飞机17架，分四批对城市经济命脉等重要部位进行狂轰滥炸，最多一次投弹70多枚，炸毁房屋2000多间，死伤群众1600多人，市内80%的电力供应被破坏，80%的工厂停产。

1950年2月6日，这一天晴空万里。上午，299团二连连长潘其槐在瑞金二路皋兰路的团支部开会。大约11点，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巨响，他立即意识到敌机又要轰炸了！他马上跑出会场，只见不远处烟火冲天，路上惊恐万状哭喊惨叫的人群如潮水般涌了过来，黄包车夫连车子都不要了，扔下就跑。他不顾一切迎着人流，赶回到丽园路永锡堂部队驻地。这里离卢湾发电厂只有几百米远，房屋上的砖瓦被震坏了许多。半圆形的炸弹铁箍打在哨兵身旁的墙上，一位遇难者半截尸体被抛到屋顶，流淌着鲜血。很明显，敌机轰炸的目标是发电厂，妄图使上海停电断水陷于瘫痪。一颗炸弹落到300人的小工厂里，当时工人们正在吃午饭，大部分工人被炸死在桌凳底下。部队干部战士立即奋不顾身跑到被炸现场进行抢救，争分夺秒地在倒塌的建筑物下寻找幸存者。当时没有抢救的专门工具，战士们只能用手去扒翻瓦砾，许多人的手划破了，指甲扒掉了，用纱布简单包一包，继续拼命扒。抢救工作一直进行到夜幕降临。此时，除了零星的火光外，周围一片漆黑。遇害者的尸体一卡车一卡车运走了，留在现场的是一阵阵刺鼻的血腥味、焦糊味。老百姓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战士们心如刀绞，流着泪，手上淌着血，还在不停的扒。敌人的暴行激起了战士们的无比愤恨。

1950年2月，299团奉命抢修龙华机场。任务下达，指战员情绪高涨，纷纷要求参加抢修机场劳动，谁都不愿意留在驻地，人人表决心写保证，誓把机场当战场，就是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也要拼命干，争取早日把机场修好。机场修好，有自己的飞机来保卫上海，国民党飞机就不敢再窜入上海领空，“二六”惨案就不会重演。大家发誓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死难者报仇！

抢修机场的任务异常艰巨。旧龙华机场杂草丛生，高过人头，跑道上面坑坑洼洼，停机坪上废旧汽油桶成堆。施工中没有机械设备，全靠手提肩扛和铁锤加上简陋的农具，但是战士们丝毫没有怨言，不计班次，不论钟点，不知疲倦地干活。4月的天气还凉，大家都只穿衬衫，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台湾国民党反动派得到情报后就千方百计地破坏龙华机场的抢修工程。一天中午，有三架敌机由南向北飞过机场上空进行侦察。上级对这个情况十分重视，提出应急措施，组织防空演练，以应付敌机空袭轰炸。果然不出预料，一个晴朗的天气，敌机空袭来了，部队按预定方案迅速分散隐蔽。在龙华古城附近有数发金光闪闪的信号弹射向空中，这是暗藏特务在指示轰炸目标。顷刻间，炸弹纷纷落地，浓烟滚滚，泥土石块飞上了天，又像暴雨似的散落下来。两辆装运物资的汽车为了躲避炸弹，加大油门朝敌机同一方向往机场外疾驶。不幸的是一颗炸弹正好投中汽车，一声巨响，车上几位民工被炸得血肉横飞，连尸体也找不到了。部队很快摸清了敌机空袭轰炸的规律，然后采取机动灵活方式抢修机场。于是，出现部队刚修好，又遭到敌机轰炸的局面。战士们并不气馁，敌机前面炸，部队后面修，敌人白天炸，他们晚上修，坚守施工阵地，争分夺秒地抢时间，争速度。

不久便传来了好消息，高炮部队来了。敌机又来时，高炮部队立即向敌机开炮，炮弹在敌机底下开了花，天空出现团团火焰。敌机慌忙拼命爬高，炮弹紧咬不放。可惜的是高炮射程不够，让敌机逃跑了。自从来了高炮部队后，敌机空袭受到遏制，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一来部队加快了机场抢修进度。机场修成了，部队取得了制空权。从此，国民党反动派再也不敢窜入上海的领空，上海安宁了。

早在2月间，毛泽东、周恩来在苏联访问时，商得苏联政府同意，由苏联派空军来华协助保卫上海的空中安全。苏联秘密地派了一个飞行大队来上海。月中，国民党又派飞机轰炸，部队18个探照灯立即射出强烈的光带，划破了夜空，咬住了敌机。众多的高射炮一齐轰鸣，炮弹在敌机周围爆炸出一团团红色的火焰。苏联歼击机立即升空向敌机射击，将其一举击落。当敌机像流星一样沿着弧形线向郊区坠落时，全市军民一片欢腾。人们见敌机被打下来了，都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看。

那一个月，在上海市共击落敌机三架。因为苏联军队是秘密进入上海的，新闻媒体只作了“被我防空部队击落”的报道。陈毅市长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有外国记者问：“飞机飞得那样高是用什么武器击落的？”他回答：“是用高射炮打下来的。”记者又问：“高射炮能打这么高？”陈毅既机智又幽默地回答说：“飞机能飞多高，我们的高射炮就能打多高！”

10月，苏军奉命调回。经两国政府商定，其装备全部作价移交给了我国。在陈毅的主持下，由新组建的人民空军接收了这些装备，计有米格—15型喷气式歼击机38架，拉—11型活塞式歼击机39架，杜—15型轰炸机9架，伊尔—10型强击机25架，教练机8架。从此，年轻的航空部队独立地担负起保卫上海空中安全的任务。

新生的人民政权不断荡涤着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逐步建立起社会的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