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5月，美国新泽西州）

位于美国东海岸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的新泽西州，夹在纽约和费城两个大城市之间，是美国最小的州之一。乘车行驶在该州的公路上，触目入眼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高楼林立的拥挤的城市和工业废料堆集场；在它的西北部，也有风景优美宜人的地方，森林、农庄、小镇，以及亚巴拉契亚山脉丘陵地带从未受到破坏的美景。新泽西州一向是各色移民聚居的地方，早来的是荷兰人、英国人、芬兰和瑞典人，后来又迁来了爱尔兰人、波兰人、匈牙利人、俄国犹太人和中国人，还有意大利人、黑人和拉丁美洲来的西班牙裔居民。

在本世纪50年代时，在新泽西的道路纵横、绿草如茵的乡野里，有两幢相隔不远、都带花园的小楼，各居住着一位从远洋外迁来的老人。一个白皮肤的老人老态龙钟，每日每早手提喷壶浇花育草的，就是俄国资产阶级最后一个统治者——克伦斯基；另一个黄皮肤老人矮墩壮实，身穿运动服常在楼前练两下中国功夫的，就是中国大陆上末代总统——李宗仁。他俩相邻而居，却并不往来，这真是历史特地的安排，让世界上最大两个国家被革命推翻而流亡海外的统治者，落得一个似乎命运共同的结局。可是，李宗仁是李宗仁，他不愿意像克伦斯基一样以终老海外为结局，将骨头埋葬在亚巴拉契亚山下的泥土里，而是想使他的晚年在历史上又添了波澜起伏的一章。

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的时候，在广州中华路迎宾馆李宗仁官邸的办公室里，美国造的电子管收音机正在播放着中共电台的实况转播。新中国的第一阵礼炮的轰鸣声，从喇叭里传出来，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响。在场的四个人：李宗仁、白崇禧、程思远和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都坐着沉默不言。

礼炮过后，听见了毛泽东那湖南口音很重却充满了自信心与自豪感的声音，也听见了震耳欲聋的群众欢呼声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另一个富有生气的政府诞生了。广播结束后，这四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心情是沉重而酸涩的，还是没有人说话。越沉默，越使人感到沉重。李宗仁终于开口了。他脸色阴沉，语气平缓地说：

“我，1月21日上台当代总统，是为了乞求和平而当的。为了这一点，我派代表团两次到北平去和谈。我抱着希望，希望可以签署和平协定。这样，历史上也算有了一笔，至少我是对和平有功的。可是，蒋介石他下了台却不甘寂寞，在幕后操纵、把持一切，我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去签订和约，这个代总统当得多窝囊！”

李宗仁悲叹不已地在总结他九个多月的代总统生涯，他继续说：“和谈破裂，解放军势如破竹，不久就渡江了。在4月22日杭州会谈，我对蒋介石讲：‘我为和平而来，也要为和平的失败而退。’可是蒋介石当时却对我说：‘和是你，战也是你。我在幕后支持你！’他支持什么？他马上就食言了。我原本打算让健生的华中部队能立即开来广东保卫广州，蒋却从中作梗，把这支队伍开到广西去了。这样，南大门广州的命运，也就定了。我们在广州的日子也不会太长了。我们陷入今天这样可悲的境地，完全是蒋介石一手造成的！”

广州已不是长久立足之地，他们将何去何从？留在此处，去当中共政府的子民；还是去蒋介石已经经营布置好的台湾岛呢？白崇禧因为最近已被蒋介石拉了一把，灌了甜言蜜语，就对李宗仁说：“德公，去台湾怎么样？”

李宗仁听了，勃然大怒，一拍桌子，说：“王八蛋才去台湾！”

他见在座的人都不再作声，便说：“我和老蒋已经决裂了！今天上午，我到东山梅花村去见了蒋介石，我怒冲冲当面历数了他的种种错误。我算是给他算了一次总账。我对他讲：‘从北伐至今，20多年了，你犯了多少错误呀！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当时舆论说国民党军事北伐，北洋政府系政治南伐。你早在那时，就在政治上对军阀搞妥协，还搞什么革命！？在党内，你排除异己，一手遮天，这才导致几十年内忧外患相继而来，战祸连年，这个国家哪得一天安宁？国民党的失败和错误，完全应由你一个人承担！今年，你第三次下野，你说你五年内不过问政治，还说你愿当我的参谋长。实际上，你有哪一天不问政治？你每件事都要过问，还在上海直接指挥军队，任命官员。你是一个下野的人，可是你竟非法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又派陈碞去当主席，你哪有这个权力？最近，你又强逼福建省主席朱绍良去台湾，自己直接委派汤恩伯当福建省主席！事前我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你哪里是下野？你是目无法纪、独断专行，竟到了如此地步！”

李宗仁几乎一口气讲完了他当面斥责蒋介石的话，停了半晌，又说：“这是我认识蒋介石以来，第一次当面指责他。我之所以不留任何余地，就是准备决裂而去了。好了，这是我今生今世最后一次指责他了，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他呢？他作什么反应？”其余三个人都很关心蒋介石对受指责的态度。

李宗仁说：“我历数他的过失时，他脸色尴尬紧张，只是唔唔诺诺。想不到我责备完后，他竟面色转现轻松，脸含笑容地向我道歉，说：‘德邻老弟，朱绍良和汤恩伯的事，是我个人的错，请你原谅。’这是我和他共事20多年来，第一次听他承认自己有错了。”

李宗仁和蒋介石决裂了！他知道，他要去台湾的话，无异于自投罗网，成为“张汉卿（张学良）第二”。他又失去了跟中共讲和的宝贵机会，他只好漂泊国外。广州解放，他又经过一番转折，飞往重庆又经昆明、南宁，于11月20日到了香港。

他让程思远早一天到香港为他安排一切。他在香港住进太和医院。12月5日，包了泛亚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美国治病。他于12月7日飞抵纽约，住进世界有名的长老会医院。他赴美医治胃溃疡，原以两个月为期。这期间大陆形势发展很快，云南卢汉起义，接着四川刘文辉亦宣布起义，使蒋介石欲迁都西昌成为不可能，而改迁都台北。蒋介石并于1950年3月1日在台北自行宣布“复职”。李宗仁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在美国作长期的居留。初到美国之时，还有一种坐观大局变化，以图东山再起的想法。尽管他到美国来在公开场合都着重声明来美绝非寻求援助，其实是用“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而已。本来李宗仁的胃病，已是多年来的老毛病了，即使出任代总统以来，政务繁忙、生活颠簸而使病情加重一些，即使手术割治，在香港也是完全可以解决问题的，大可不必远渡重洋、携带随员来纽约治病。李宗仁在长老会医院住下之后，即由他的外交顾问甘介侯去美国国务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他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杜鲁门总统如果真正是中国的友人，关心民主政治在中国今后的推行，他一定会拿出政治家的眼光来，在经济方面全力支持我，让我团结海内外中国民主人士，回台湾去着手改革，使蒋氏投鼠忌器，不敢过分阻扰。”由此可见，他对杜鲁门是寄予希望的。杜鲁门总统虽然于蒋介石宣布“复职”的第二天，即3月2日在白宫设了一顿午宴招待李宗仁，但未涉及任何具体问题，既没有提及给予任何经济援助，亦未提及美国对他的任何政治承诺。李宗仁只好于当日悻悻然地从华盛顿回到纽约。他只好作一个在海外飘泊而无可归宿的人士，在美国定居下来。跟他去美国的人员，除了他的亲属外，其余所带去的随员，只好遣散各自谋生去了。

病愈

李宗仁病愈出院后，先是在纽约市郊的里弗德尔租房子住，后来又嫌房租太贵，就到新泽西的恩格沃德·克里弗斯买了一幢房子住。据李宗仁旧部属许高阳的遗孀黄纫秋女士记述：“因在报上读到李宗仁买了一座花园洋房的新闻，且形容如何富丽堂皇，花园又如何美丽优雅。但现在见到的却是一所毫不起眼的小平房，而且又窄又小成一字形。进门右边是睡房三间，中间是客厅与餐厅，左边设了一所厨房，与堂皇富丽沾不上边。听李说：是一泥水匠建来自住的，图样也是他自己画的。后来他有钱了，另造了一间大的搬走了，这间就卖给我。”由此可见，李宗仁住的处所，是一个穷泥水匠自造的房子，有钱之后就搬走卖给李宗仁。李宗仁有两个儿子，长子李幼邻为大夫人李秀文所生，早年已定居美国，娶了美国人为妻并生有子嗣，在美国从事商业；次子李志圣，为郭德洁所抱养，在李宗仁身边抚养大，到美国任公司的从业员，娶华人之女，也已安家落户。两个儿子都各自独立，均不在李、郭身边。儿孙们也只有周末才来看望，平日屋里该是颇为落寞的。偶尔有客人来访，无非是流落到美国的李的部属或是甘介侯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后拉拢来的中外教授。当时，台湾去美国的人很多，但都因要避嫌，不敢登门拜访。使他感到十分惆怅的是那些当年在国内结识的美国人。他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北平行辕主任、副总统、代总统时，曾经接待过不少美国上层人物、高级官员。可是这些人，有的还是常与他当年同桌共餐的美国人，却并不来拜访他，哪怕是随便看一下也好。

在美国这个国家里，就只认钱。有了钱就有了一切。李宗仁却并不富有，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权那些年月，顶多是在桂林市和临桂县乡下修了公馆或者别墅，并没有积下什么钱。据说，抗战胜利后在北平行辕当主任期间搞了一些钱，也大都赔在竞选副总统的活动中去了。这次来美国的费用，来源有两项。一项是黄旭初主席让广西财政厅长韦贽唐支付了一笔外汇；另一项由财政部长刘航琛以总统李宗仁的名义向美国银行拨汇20万美元，这笔钱只有李个人才能支取。以后台湾监察院还为此事，对李进行弹劾，法院还传讯了刘航琛进行调查，因当事人不在场，只能不了了之。如此坐吃山空也不是办法，李宗仁曾与郭德洁商量做生意。曾经让长子幼邻代他做点生意，但将本蚀得精光。据黄纫秋亲眼所见，还投资过两次生意，一是股票经纪，一是旅馆的经理。这股票被蚀光了，开旅馆的人也将他骗了。这事使他很伤心。

1990年5月，趁着在桂林市庆祝李宗仁原配夫人李秀文百年大寿的机会，笔者向在美国长大的李宗仁的孙女李雪诗询问李在美国的生活情况。李雪诗是她的中国名字，她现在是美国杂志的自由撰稿人，已经为美国写了好几篇介绍中国、特别是介绍桂林的文章。她长的黑头发、白皮肤，很高的鼻梁，很大的眼睛，典型的混血儿模样。她听得懂中文却不善于表达，她找出一篇自己写祖父在美国生活的文章的复印件给我，文章的内容回答了我的询问。我选了一段，引录如下——

记得小时候，我和姐姐每逢星期六都要去祖父家学中文。我家和祖父家仅隔几个街区（指在里弗德尔）。我们都是走路去。祖父家的草坪边有一个小警棚，昼夜有警察值班。我们经过那里，心想祖父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否则为什么要派提着警棍带着枪的警官守卫呢？

除了警察造成的森严气氛外，祖父的房子还有一种神秘感。那是一所前面带石沿的英国“都德”式房屋。房屋的一部分是属于一位著名演员的，此人四处云游，住在别的地方。我们往窗内探望，看见里面有古代的盔胄、螺旋式的楼梯，还有半杯红酒。

在餐厅上完中文课，要是祖父不接待客人，我们就到起居室去见他。我还很靖楚地记得，起居室里有一块小型中国地毯，上面织的是两只虎，一只在河边舔水；窗台上摆着树木盆景，外面是一个阳光充足的花园。祖父通常是身穿一件舒适的旧羊毛衫，足登一双皮拖鞋，坐在安乐椅里看书报。面前的咖啡桌上摆着一摞当地或香港出版的报刊杂志，旁边有一杯茶。我们一进去，祖父不管在做什么，都立刻停下来和我们玩。他喜欢孩子，当然特别喜欢自己的孙子。祖父见到我们，除了紧紧地搂着我们，亲我们，还总是捏我们的脸蛋，直到捏出眼泪来才罢手。我们爱祖父，可是却受不了他这种特殊的喜爱方式。

由于我们和祖父语言不大通，只好靠做游戏来互相交往，或靠手式表达要说的话。我特别记得他教我们的两种手指游戏。一种是比动作敏捷的，方法是先用食指和中指敲桌边，然后换用同一只手的中指和无名指敲，谁快谁赢。第二种是比观察判断力的，方法是将一只手的五个手指拧乱顺序，攥在另一只手中，让对方猜哪一个是中指。祖父换得比我们快，猜得比我们准，所以常赢。这样玩我们总也玩不厌，祖父好像也玩不厌。

祖父宽而高的颧骨下腮处凹陷，像酒窝似的，因此总是面带微笑。实际上这“酒窝”是伤疤——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从脸颊穿入，从鼻孔钻出来造成的。我和姐姐对祖父的“酒窝”特别感兴趣，常用手去摸。这时，祖父就装作被子弹打中的痛苦样子，吓唬、逗乐我们。如果说昼夜的警卫还不足以证明祖父是个重要人物，那么这枪伤则证实了我们的猜想。

有几次，我想用力把祖父举高（他身材不高，只不过他那庄重的举止和挺直的身姿掩盖了他的缺点），似乎这样可以看到他昔日政治家的风度。祖父怕我跌着，就把手背在后面，做鬼脸，不让我抱他。有时，我要装大人抽烟，难得他把点燃了的烟给我吹几口。祖父是个出色的军人，当过代总统，别人敬畏他；可是在我们眼里他是祖父，是个慈祥的老人。他对我们甚至有些娇惯，不准父母亲责骂我们。

祖父的二夫人进入起居室通知有客人来时，我们的游戏只好暂停。

李宗仁在美国的生活是清苦的。幸亏郭德洁是穷苦出身，能勤俭持家。开始还有一个保姆帮忙，后来连保姆也不要了。家务杂事都要郭德洁自己操持。好在她也操持惯了，像抗战时在桂林她骑着自行车上街买菜一样，在新泽西，她亦自己驾驶着一辆黑色大众林肯车去采买食品货物。平时吃得很节省，烧一个菜、一锅饭，吃它几天；碰到有稀客或是周末才加一点菜改善伙食。用郭德洁的话来说：“省省俭俭，每年也要一万多块钱的家用。他做了一世的官，但从不作经济上的打算，这几年还靠我的积蓄来贴补家用。他们怪我抓得紧，我若不紧，要做叫化子了。这世界多势利呀！没有钱，空有名有什么用！现在我们不求人，还受许多闲气呢！有时我气得脖子都粗了。”

空闲寂寞的日子怎么打发？常打麻将。在桂林的时候，桂系官员们的太太常聚在一起打麻将，而郭德洁自鸣清高从不打牌，在美国也乐此不疲了。李宗仁一上了牌桌就不想下桌，当他大输时，一定要打个通宵，希望翻本。他往往十打九输，常自我安慰说：“我打仗常胜，怎么打牌常输呢？”

除了打牌，郭德洁就学画国画，还专门请了一个国画老师汪亚尘上门教画。而李宗仁整天就泡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纸、杂志，特别要看有关大陆的新闻，渴望知道中国的现状，因而他自嘲过的是“厅长生涯”，“厅”者，客厅之厅也。有时郭德洁找一些武侠小说来看，他不以为然地嘀咕：“看那种无聊的小说做什么？应该看这些新闻报纸，这是有益的东西。”

有一次，黄纫秋来打牌，李宗仁指着报纸上的大陆新闻说：“你看，共产党真正了不起，这几年不但建设了许多公路，还开发了许多矿产，这是广西的新闻，他们又发现了银矿，我们广西不错的呀！”

黄纫秋跟他开玩笑：“可惜你主持广西那许多年，什么矿都不挖，老是要我们节衣缩食吃苦头，若是早挖出来，不是不会闹穷么？”

他面孔一板，说：“那时我们被中央包围，时时都要提防，既没有钱，也没有人才和时间去挖矿呀！现在好歹共产党去挖，反正是国家的东西，他们去挖也一样呵！”

1955年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了举世瞩目的亚非万隆会议，他注意到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在这次国际会议上为中国人赢得了声誉，他特别注意到周恩来在4月23日的一次八国午宴上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他看了深感兴奋，以为台湾问题必须解决，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凡属爱国之士，均应竭诚拥护，并为促其实现而共同努力。据程思远先生说，他为此专门写信给在香港的程，嘱其同海外爱国人士交换意见，替他准备一个文件，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发表。

他很快就提出了《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主要内容如下——

今后解决台湾问题之道，在我看来，可有甲、乙两案可循：

甲案：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

乙案：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目前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退第七舰队，使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如此则战争危机可免。时日推移，大陆和台湾内部彼此敌视的态度减轻，则真正解决便可实现了。

蒋先生已年逾七十高年，生年饱经忧患，如果他能毫无个人成见地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他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我以过去亲身的经验，观察今日之变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保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

流落在新泽西的这位失意老人的这份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一经发出，在海内外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应。在台湾的某些人士严厉地谴责他在“为席卷大陆的共匪张目”，在香港一些与他共过事的人说他“年岁高而糊涂了”。可是，当他的建议在北京被新华社编入供中共高级领导人参阅的内参电讯稿，而送到中南海的西花厅的时候，机敏睿智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看到它，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从1949年国共北平和谈破裂以来，李宗仁先生在政治立场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他的思想是怎么样转变的？能不能够看到这位昔日的对手进一步转变而促进正在新生的新中国统一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