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协定的关键时刻

（1949年4月15日—22日，北平—南京）

黄绍竑没有想到，周恩来一大早就赶来机场送他和屈武。

4月16日这天清早，黄绍竑和屈武分别乘车来到西苑机场。他俩于昨晚夜深被南京政府代表团推举，携带中共的和平条款，飞回南京去请示。推选他的原因，自然是认为他曾是桂系三巨头之一，希望他说得动李宗仁、白崇禧接受条款。推举屈武，是因为屈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便于在南京做说服工作。

这次，西苑机场的停机坪上特别热闹。周恩来率领中共的和谈代表叶剑英、林彪、林伯渠、李维汉等都来了，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刘斐、李蒸等南京方面的代表也都到机场送行。大家都说着祝愿的话，祈愿和平早日实现，使机场上的气氛显得十分热烈，这和半个月前南京政府代表团抵达这个机场时受到的低规格冷清接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显示了中共方面对达成和平谈判协议的诚意。黄绍竑还在人群中认出了白崇禧的外甥海竞强；海竞强是桂系精锐部队第四十六军一八八师师长，在山东莱芜战役中被解放军活捉，这次被中共宽大释放后，今早周恩来让其随黄绍竑同机返回。这是中共方面对桂系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

这次黄绍竑到北平时间不长，却感触良深，终身难忘。本来他见到南京和平空气冷淡，想置身事外而于2月底飞到香港逍遥暂住。但李宗仁屡发电报催他回南京作和谈代表北上，面子上难以推却，他只好于3月29日才赶回南京，4月1日就匆匆随团到北平来了，其实他早就看透蒋介石想利用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来喘一口气，老蒋哪里会同意中共的八项条件呢！他刚到北平不久就病了，旧病心脏间歇症复发，被从六国饭店送进北京医院。在北平好几件事触动了他。触动最深的两件，一件是傅作义的谈话，一件是毛泽东的接见。傅作义是在家里请他吃饭的，两人是旧相知，无话不谈，听了介绍北平和平改编的经过，他对于傅先生为了减轻人民痛苦、保存千年古都的所作所为，深为敬佩，认为这是对国家对民族所作的重要贡献。他亦最是难忘毛泽东的香山接见，胜利进城后还要吃苦奋斗的伟人风范使他受益匪浅，感慨万端。他最吃惊的是毛泽东都风闻他能写好词，称赞他富于文学天才。见过毛泽东回来，住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他兴致很高，兴之所至，填了两首《好事近》，题名《感时》。现实录如下——

其一

翘首睇长天，人定淡烟笼碧。待晚一弦新月，欲问几时圆得。

昨宵小睡梦江南，野火烧寒食。愿得一帆风送，报燕云消息。

其二

北国正花开，已是江南花落。剩有墙边红杏，客里漫愁寂寞。

些时为着这冤家，误了寻春约。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飘泊。

他借写景以抒情，欲问新月几时圆得，表达了对和谈早日成功的向往和祈愿。

刘斐看了，赞不绝口，连说：“绝妙好词！绝妙好词！”

他对这次和谈的进展，是满意的。能够拿出一份国共双方代表都认可的条款，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这次和谈，在未正式开会前，双方代表分别对谈，反复磋商，充分交换意见，阐明观点。正式在勤政殿开会时，南京代表对协定草案，所提修改意见以书面写出，总计40余处，被采纳者半数以上。好像争议最大的八条中的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在李宗仁代总统所承认的原则之下，经南京代表团再三请求，中共毛泽东主席同意宽大对待，第一款第一项，已将条文改成“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作了这样的修改和补充后，平心而论，中共做到了坚持其所应该坚持的，忍让其所可以忍让的，既严正掌握原则，又抱虚怀忍让态度，使他和南京代表团诸位同仁不得不佩服。

《国内和平协定》这八条二十四款，由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于4月15日在勤政殿举行的双方第二次会议上宣布，并限定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南京代表团是否愿意于协定上签字，须于4月20日以前表示态度，4月20日为签字日期。

由于时间十分紧迫，南京代表团于当晚半夜散会后回到六国饭店马上研究，大家都认为这个协定中共已作了较大的让步，而现时国民党不比以往，是“战败求和”，只有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因而接受协定，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总比顽抗到底、失败到底为好，深更半夜，经过充分讨论，大家一致表示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并推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携文件回南哀去，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

当晚2点左右，周恩来得知黄绍竑被推举回南京请示，立刻在六国饭店里单独召见他。两人一见面，周恩来关心地问：

“季宽先生，你的心脏病好些了吗？”

他说：“大约今晚有些激动，心脏间歇得更加厉害了。我明早还是要衔命前去的。”

周恩来说：“你辛苦了！明天还要带病乘飞机，为了保险起见，我准备嘱咐北京医院派一个大夫陪同你前往。”

他说了两句感谢的话。

周恩来望着他说：“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哟。我们等你回来。我告诉你，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已经选定了中南海这个地方办公。前些天，我们在里面的勤政殿这间屋子里，商议了和平协定。我希望协定签订后，国共两党的领导人今后还将长期在勤政殿一起共商国事，去建设一个人民自己的强大的新中国。你把这个意思，再次转达给李德邻先生。希望他能飞到北平来签字。”

他说：“照我看，协定签不签得成，至多是五十对五十的希望，或者还要少一些，我总努力去进行就是了。”

周恩来还告诉他：“刚才我跟毛主席通了电话，他祝你和屈先生一路平安。毛主席说跟你相约过，等签订了协定你们要填词唱和。”

他有点激动：“周先生，不管协定签不签得成，我都要回来的。”

周恩来最后对他说：“为了表示我们对和谈的诚意和对桂系的希望，我们释放了白先生的外甥海竞强师长，你明天一起带他回南京吧。”

他辞别了周恩来，离开六国饭店回到北京医院，已经是夜里3点多钟了。几个钟头后，便是4月16日早晨，当他和北京医院派出的赵大夫坐汽车到西苑机场时，没想到周恩来和其他代表都到机场来送行，因而益发增加他此行的责任感。

当天中午时分，飞机飞抵南京。他和屈武一同到傅厚岗李宗仁官邸住下，北京医院的赵大夫住到了首都饭店。当天下午4点多钟，李宗仁就在公馆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只有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黄旭初、黄绍竑和屈武等六个人参加。他扫了一眼与会几个人的神态，知道都希望他携回适合于他们口味的和平条款。他从皮包里拿出那份文件时，说：“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再三说明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不可变动的最后稿，签字时限是4月20日，如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他们就马上渡江。协定签字后，中共将选定长江上下游十个县由解放军和平渡江，接受江南地区。如政府同意于4月20日前签字，中共方面希望李德邻先生、何敬之先生、于右任先生、居觉生先生、童冠贤先生五位同来北平参加签字仪式。文白先生委派我和屈先生将这份最后定案带回南京来请示。文白先生和诸位代表希望协定早日签订。”

他简要地报告了和谈经过，随即将《国内和平协定》交给李、白、何等人传阅。这几个人听了他的介绍，急促地看了文件，个个面面相觑，都不发一言，空气极为沉闷，各人的脸色极为阴沉难看。白崇禧忍不住了，首先怒冲冲地指着黄绍竑说：“为难你呀，像这样的文件也带得回来！这样苛刻的条款我们能接受吗？！”

何应钦则冷冷地说：“这么重大的问题，不能够随便决定，行政院要开会研究讨论才好答复，好在距离答复期限还有几天嘛。”

李宗仁、黄旭初自始至终，未发一言。会议不欢而散。黄绍竑当晚就往北平给张治中挂了一个电话，报告抵达南京的情形，只是说了和平条款还要由行政院开会讨论研究才能答复。

第二天，4月17日，李宗仁派张群乘专机飞赴溪口，将《国内和平协定》交给蒋介石过目。这个行动已经表明李宗仁不想为和平协定签字，却不将责任推卸掉。其实，顾祝同早已于16日晚上将协定全文电告蒋介石了。蒋介石看了协定勃然大怒，拍桌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蒋介石还当即电示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常会和中央政治会议，用国民党的党中央机构发表声明，拒绝《国内和平协定》。

激动的夜晚

4月17日晚上，李宗仁把早日召到南京的桂系集团的要员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夏威、韦永成、邱昌渭和程思远找到傅厚岗官邸来开会，听取黄绍竑的报告，并商讨对策。黄绍竑本来是想置身事外了，但是李宗仁又电召他去北平参加和谈；这北平一行，使他思想转变，茅塞顿开，促进和平的责任感更强。这晚，他见是桂系自己开会，在座均是熟人，就开门见山，更敞开地说话：“这两天来，关于和谈的舆论很多。有人认为《国内和平协定》是无条件投降的协定，是丧权辱国的协定，这就要看我们从什么角度来对待它。现在我们面对的形势，既不是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在广州时国共两党的局面，亦不是抗战开始时国共两党的局面。我们现在是败军求和。当前在军事上既不能保持均势，从而在政治上也不可能取得绝对的平等地位。吾人迫于形势，绝不能同蒋介石共呼吸、同命运。蒋介石还可以退守台湾，苟延残喘，我们形格势禁，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和局才足以自保。我们要靠蒋介石，是靠不住的，不但是我黄绍竑有体会，在座诸位也都深有体会。”

他瞄了大家一眼，又继续说：“我们如果及早下决心，德公出面与中共签署和平协定，德公可以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我们广西的子弟兵也可以保存下来，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这几项条件，对我们还是有利的。事到如今，我们应该面对现实，思谋自全之道了。”

李宗仁这时说话了：“我对个人去留出处并不计较，我是力主和平而上台的，所谋所作当是为国家为大多数人利益。如果求和不成，我将毫不犹豫卸职归田，以谢国人。所以今晚开会，我们还是从国家和大局出发来商讨。”

白崇禧为和谈问题不久前已和黄绍竑顶撞过，这次，白早已听得不耐烦了，颇带火气地说道：“什么广西部队可以保留，两年不搞土地改革，讲得好听而已，我们迟早是人家碟子里的菜，只是早晚上席罢了！季宽，你们代表团北上时，明明带着行政院讨论过的‘腹案’；像这样的投降协定，竟然也带得回来？张文白怎么就糊涂到这种地步？连我们的基本立场都不要了。我早就讲过了，‘汉曹不两立’！”

白崇禧说罢，怒气冲冲地扬长而去。这晚的会议就不了了之，垂头丧气而散。18日晚上，桂系这些头头们仍然在傅厚岗李宗仁官邸继续密商，仍是白崇禧和黄绍竑继续交锋，未得出任何结果。据参加开会的程思远先生在《政坛回忆》中记载：“18日晚，继续在傅厚岗会谈。李宗仁提出应将和议协定交由‘和谈指导委员会’讨论。这就是说，他个人不愿负拒签和议的政治责任，把球踢到对方的阵营里（国民党保守派）去。”

黄绍竑见此情形，十分气恼，便借口心脏病犯了住进美国人办的鼓楼医院去了。他已经知道和平肯定没有希望了。

4月19日，行政院在军校国防部会议厅召开秘密会议，将对和平条款作最后决定。黄绍竑被从医院请到会上作报告，介绍和谈经过。会议是由行政院长何应钦主持的。黄绍竑到会一看，觉得会议的形式很奇怪。代总统李宗仁列席会议。吴铁城是以中央党部秘书长，由广州飞来参加，刚从太原飞逃出来的阎锡山也被邀参加。参谋总长顾祝同也被邀参加。行政院的秘书长黄少谷和其他几个部长也到会。白崇禧没有参加。黄绍竑觉得这种会议形式，好似蒋介石未下野以前的最高党政军联席会议，但代总统李宗仁是坐在一旁列席旁听。会上，吴铁城、黄少谷、阎锡山等发言逐条批驳《国内和平协定》，反对签字。顾祝同还列举解放军调动的情况，判断中共正在部署渡江作战，说明中共和谈无诚意。

黄绍竑望见李宗仁静坐一旁，脸色尴尬，一句话也不说。他很了解李宗仁现在的处境。要是李发言反对和平条款，等于自食其言；因为李不久前还发表过声明，承认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为谈判基础，然而内心又觉得那个和平条款于其代总统的既得利益是有矛盾的。他也知道李宗仁还有更大的顾虑，如果表示赞成和谈代表的意见，势必与党方军方发生冲突，只要蒋介石在溪口发一句话，李就很可能被拘禁或被哄下台，甚至有生命危险。因而李宗仁只好呆坐一旁，默不作声。

最后何应钦宣布，这个和平条款是不能接受的，由行政院作答复，决定明日电张治中要求中共延展时间，使双方仍可就若干基本问题继续商谈。

黄绍竑已经知道是这种结果，并不觉得意外。散会时已是12点钟。吃过午饭后，他同李宗仁回到傅厚岗公馆。两人心情都很沉重。他感到南京是不能逗留了。他想到明天20日是中共限定签字的最后时间，张治中正在北平焦急地等候回音呢。他马上在李公馆挂了一个电话去北平。张治中接到电话问：“情形怎么样？”

他说：“详细情形不便在电话里谈，行政院今天晚上或明天就会有书面答复，到时你就知道了。我打算今天下午就飞去香港。”

他听得话筒里愣停了一会，接着就传来张治中“呵，呵，呵。”

他知道张治中已经从他的暗示中明白和谈决裂了。

他去意已定，放下电话，就对李宗仁说：

“德公，我在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上个月你从香港召我回来当和谈代表，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

李宗仁望了他片刻，答应了。李当场把总统府参军长刘士毅找来问有什么便机南飞。刘说下午有两趟，一趟是飞上海的客机，一趟是飞广州的专机。他刻不容缓，叫车直奔明故宫机场，连北平同来的赵大夫也来不及妥为安顿就走了。刘士毅给他送来了150万元金元券，算是代总统送的旅费。飞广州的专机是“自由号”，是蒋介石用旧了的专机，降格专供南京政府次要人物乘坐。这回是接吴铁城由广州来南京开会，又专程送吴铁城回广州去。

他在机场碰见屈武。屈武来送人登机，见了很诧异，忙问：“黄先生，事情（指和谈条款）怎么样啦？”

机场上人杂，他不便多说，只说：“我马上就要回香港去了。希望你也快些回西北去吧，在南京久住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屈武被一点就恍然而悟，连声说好。

他当晚飞抵广州，第二天转飞香港。他刚刚住下，就接到消息，人民解放军已经全面渡江。他曾在回忆录中记述回到香港后的心情——

我回到香港不几日，南京就解放了，不久上海也解放了。我只在报上知道李宗仁一时飞桂林，一时飞重庆，一时又飞广州。广州是国民党最初发源之地，也成为最后埋葬它的地方。如果李、白及早觉悟，尚可签字得到局部和平解决。我同李、白自小同学，相处数十年，知交最深，尤其最后的和平谈判的真正用意也知得最深，所以当初我就不愿充当代表。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流泪”，他们是见了棺材也不流泪的呵！我去作最后的劝告有什么用呢？

4月20日那天，李宗仁、何应钦正式复电给北平张治中等代表，声明不同意签字，嘱对和平协定草案再作商讨，并反对解放军即行渡江。

晚上，住在傅厚岗69号李公馆的黄启汉，觉得屋里已经一片寂静，没有什么人上门来了。前几天这儿人来人往，喧闹异常，桂系的头头们连续两个晚上在这儿召开秘密会议。没有人像往常一样叫黄启汉参加开会。他想，可能因为他热心于为中共传话，已对他不大信任了。他也不在乎。他已经下定决心走自己的路。

当晚，他在书房里见到李宗仁默然而坐，显得很疲惫苍老，夫人郭德洁在一旁陪伴。李宗仁告诉他：“我准备明天上午在总统府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我将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军民同共产党作战到底。”

他说：“德公，你发表这样的讲话好不好呀？我觉得还是不讲的好。”

李宗仁说：“我不怕得罪共产党。”

他又劝道：“这不是怕不怕得罪共产党的问题，而是德公你好像刚在舞台上扮演一个白脸，现在又马上来唱花脸，这怎么说得过去呢？保持着一个‘和平的总统’不好吗？”

李宗仁听了，默不作声。

他又说：“要发表这种讲话，为什么不由何敬公（何应钦）或白健公（白崇禧）去讲，而非要德公你讲不可呢？”

郭德洁在旁边也插了一句：“是呀！让他们去讲好啦。何必样样都拉到你身上来呢？”

李宗仁还是不吭声，但似有所动了。

21日凌晨，他被人叫醒去见李宗仁。李要他陪同郭德洁先到桂林去，李说自己要熬到最后关头才能离开南京。但他在此次离开北平时已打定主意，告诉周恩来说要坚决投靠人民，不再跟桂系逆潮流而走了。他自从4月3日从北平飞到南京，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几点意见和李济深的口信。李宗仁没有表态，反而叫他飞去汉口向白崇禧汇报。白崇禧坚持中共不要渡江。他劝说道：“这是办不到的。周恩来先生讲了，和谈期间，中共军队不渡江；和谈后，谈得成就和平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白崇禧关心的是划江南北分治，问：“李任公（李济深）怎么样？你跟任公说了没有，他能不能来武汉？”

他说：“任公说，我们的态度不明朗，他就不大可能来。他希望我们要有自己的打算，要下决心跟蒋决裂而独立行动，和人民靠拢。”

可是他的话，白崇禧都听不进，反而忙于每天亲自部署武汉的军事防御。4月9日，李宗仁电召白崇禧去南京会商局势，他也就跟白崇禧一起飞到南京。在这期间，他还想起周恩来的话，而向李宗仁提议：“要马上解决调一师桂军来南京保卫的问题。”他当时寄希望于李已经多于白。李宗仁说：“调来干吗？调来守住南京，还不是瓮中之鳖！”过了一会，李又愤愤不平地对他说：“就说要调来吧，我也不能作主。”

他见经过多次苦劝，并不奏效，因而决心不再跟李、白走下去。当时，李宗仁派机送夫人郭德洁和黄旭初以及程思远夫人石泓、韦永成夫人蒋华秀等返桂林，让他陪同。他推说家眷在上海，需要先到上海去一趟。李宗仁同意了，改派别人陪郭德洁等几个夫人飞返桂林。此时，南京已经隐约听到大炮声，解放军已经进逼国民党的首都了。

22日上午，他跟李宗仁、白崇禧坐蒋介石派来的“追云号”专机去杭州。然后，他在杭州转搭去上海的火车。5月初，他因为是立法委员，于是在上海托人冒名顶替他的名字向立法院上海办事处领取了去广州的飞机票，以逃避特务的耳目。他在上海就潜留了下来。想不到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让他获悉了白崇禧后来极力反对和谈的内幕。他在《1949年“和谈”的回忆》一文中记述——

某日，我偶然遇到在中央银行业务局工作的白怀民，他告诉我财政部要中央银行拨给“华中长官”白崇禧大洋400万元，因为银行没有这样多的现洋，其中一部分就以1.5万两黄金折价，派专机运去汉口给白。……（这个问题，1967年10月我到北京最后一次见到李宗仁先生的时候，他亲口对我证实确有其事。）

5月27日上海解放，黄启汉和邵力子先生联络留在上海、南京各地的国民党立法委员武和轩、范予遂等50余人通电声明和国民党脱离关系，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从此走向新生。

一波三折

（1949年4月—9月，桂林—香港—北平）

4月23日这天是星期六，独秀峰上刚刚放过午炮，李任仁刚刚要准备吃午饭。这时，黄旭初来了电话告诉他，李宗仁今上午从南京起飞到桂林时没法降落，因为机场的工作人员怠工，李就飞到柳州机场降落了，还打来了电话。黄旭初说其已经对机场作了安排，李宗仁很快就从柳州飞过来。李任仁表示他也赶去机场迎接。

这几天，和谈签不成字，解放军又全面渡过长江，并进逼南京，加上两天前黄旭初与郭德洁带领几个丈夫在南京的桂系官员夫人，仓皇从南京飞回桂林避难，使在桂林的桂系官员们心上大都罩上一层阴云。大势已去，惶惶不安，有的甚至准备避去香港了。人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去关心南京的战局和李宗仁的命运。在桂系的官员中，李任仁却处之淡然，觉得这是他意料中的事情。他十分惋惜德公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丢不开包袱，下不了决心。

他2月间曾应白崇禧邀请到汉口商议局势。他力主与中共和谈，白崇禧却不予理会，他也怏怏不乐地转回桂林来了。不久，李宗仁多次来电邀请他去南京面商和谈。他思虑再三，觉得李宗仁、白崇禧划江而治的企图根本不可能实现。他更看到蒋介石在幕后抓着兵权财权不放，李宗仁调兵不应，用款不灵，连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皇皇大令也成一纸空文，莫说政治经济有什么改革的措施了。蒋介石的军队、宪兵、特务满布南京，李宗仁是孤家寡人一个，自己的安全也无保障，我们这些人到了南京，安全也会受到威胁的。因而，他觉得这时去南京，起不了什么作用，为桂系尽忠，实现它划江而治的企图吗？回天乏术；为人民做点好事，促成真正的和平吗？没有把握。因此，在黄旭初应召去南京会商出发前来邀他，他以老病为词推托了。他多次婉谢李宗仁的邀请，还是留在桂林。他留在桂林期间还是和各方面保持接触，还邀集了一部分同志准备在全国性的和谈不成功时，进行局部和平。

得到李宗仁即将飞抵桂林的消息，李任仁一听觉得有点突然。已经有消息说，总统府南迁广州，李宗仁为什么不飞去广州，是不是路过作短暂停留？

李任仁接了电话后，随便吃了几口饭，就要车赶往机场迎接。下午1点，李宗仁乘坐的“追云号”专机降落在秧塘机场，他和黄旭初、张任民及广西的军政官员们一起过去迎接。大家见到李宗仁眼窝深陷、神态疲惫，一副阴沉的脸容，在场的人心里都各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大家驱车将李宗仁等一行送到新建不久的桂林文明路103号李公馆。

李宗仁稍事休息，当晚就召集了广西高级军政官员在公馆里会面开会。李宗仁向大家表示态度讲了话：“南京是今天失守了。我是在坚持到最后的时刻才飞出来的。本来飞机是安排飞广州，起飞之后我临时决定飞回桂林。在南京失守之前，昨天，我曾经飞去杭州去与蒋介石会谈，本来想和老蒋摊牌，要打的话，让他姓蒋的出来打。想不到他搞突然袭击，提出成立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他当主席，我作副的，在座的何应钦、张群等都附和，我也就不好反对。蒋介石要我和他联名通电全国，宣布国共和谈破裂，共产党毫无诚意，将昭告内外，戡乱到底，继续作战。我没有在联名通电上签字就离开了杭州飞回南京。总统府要南迁广州。这次，宗仁准备目前不飞广州，我是想使家乡的人民要过上和平生活。”

李任仁听了，以为德公已经变得头脑冷静一点、现实一点了。他想，李宗仁不往广州而回桂林，也许是他不愿意和蒋介石同归于尽。桂林是蒋介石军警特务势力所不能及的，李宗仁真的要改弦易辙，决心和平，签字和平协定或同意局部和平的话，桂林是一个最适宜的地点。

第二天是星期天，李宗仁继续召集大家在其公馆里会商局势。李宗仁接到了邵力子、章士钊从北平发来的电报，劝德公“此为公悬崖勒马之第二机会，盖长江之局面虽变，西南之版图犹存，盼公在桂林开府，屹立不动，继续以和平大义相号召。”

李宗仁也向大家表示：“绝对不回广州，绝对不糜烂广西。”

李任仁由此受到鼓舞，想借用集体力量推动李宗仁签字于和平协定，就和桂系另一骨干陈雄商量，打算召集桂系的高级干部来商谈，给李宗仁上个意见书，使其知道自己的干部也倾向和平，内部已不可恃，而决心签字于和平协定。省主席黄旭初赞同这个意见，就在4月下旬的一天，在王城内广西省政府大楼会议厅开会。到会者有广西省政府的厅长、委员，一部分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以及高级军官李品仙、莫树杰、姚槐等。李品仙刚由白崇禧安排回桂林来担任广西绥靖主任。

开会的时候，先由刚从香港回来的陈雄报告情况，说：“我在香港见到了黄季宽（绍竑），季宽说，当时南京在蒋介石势力控制下，特务遍布，德公不敢在和约上签字，有他的苦衷；这时他飞回桂林，可以争取他在桂林签字。为此，季宽还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德公，信中力主在桂林签字于和约。我已经把信交给了德公。”

李任仁接着发言，力言和平的重要，说：“纵使不能争取其他省份一同行动，广西也应该要局部和平。”

此时，李品仙抢着发言：“我们桂系的军队还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广西又是我们自己的地盘，共产党既要打过来，我们当然要跟它打到底。古话说，宁为玉碎，不作瓦全！”

李任仁立即站起来驳斥：“和平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抗战胜利后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已经搞得民怨沸腾，人心尽失，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尚且一败涂地，现今强弱之势悬殊，倘不争取和平，一味蛮干下去，则恐瓦全而不可得。”

李品仙听了不服，起来争辩。李任仁又逐一驳斥。这次会成了他和李品仙针锋相对的辩论会，别人发言很少。最后黄旭初同意写一个希望和平的意见书给李宗仁，推当时的广西省政府秘书长黄中廑起草，由他和陈雄、张任民几个人修改润色，自由签名，谁愿意和平的就签名，不愿意和平的就不签名，毫不勉强。

稿成后，签名者有几十个人，广西省政府的厅长委员、立法委员等，都签了名。只有李品仙、莫树杰、姚槐等少数高级军官没有签名。这份意见书交给黄旭初转呈李宗仁。

这份题为“致李代总统意见书”，洋洋数千言，其要点是——

第一，就大局来说，国民党政府已至末日，积重难返，迟早必然崩溃，决无挽回的可能；

第二，广西省内尚和平安定，桂籍军队亦尚有二三十万人，据险而守，与中共作有条件的和谈，中共投鼠忌器，是可能接受的；

第三，广西军政领袖们一向与中央不睦，但与民革主席李济深则友谊极深，现在极宜运用李济深居间斡旋，与中共言和；

第四，广西如想以实力与中共对抗，无异以卵击石，目前应不惜一切，委曲求全，与中共妥协。

这份意见书，促使李宗仁动了念头又想找中共重开和谈。李任仁在生前所写《国民党崩溃前夕的和谈内幕》一文中，有生动的记录——

这个意见书送去一两天后，有一天，下着很大的雨，李宗仁独自一人乘汽车到我家来。他下了车径自走到我的住室，虽然，没有几步路，但衣衫给雨打得很湿。他见了我也不寒暄，就开门见山地说：“我还想重开和谈，想请你替我到北平走一转。”又说：“仗是不能打了，非和不可；再打，连广西都要糜烂。你和中共的人和文化界的人熟识不少，所以要你走一次。”我说：“只要决心和平，我就去。”说不几句，他就走了。

条款

李任仁那时是民革中央委员，李宗仁冒雨来找他要重开和谈，使他甚为兴奋，正准备与在香港的民革机构联系此事；岂料，两三天后，白崇禧于5月2日飞回桂林，事情又起了变化。

白崇禧飞到的当晚，即和黄旭初出面邀请大家到文明路李宗仁公馆开会。广西省政府的厅长、委员，桂林绥靖公署的高级负责人和部分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不下数十人到会。开会时，李品仙抢着发言，对中共极尽诬蔑诋毁之能事，说：“中共不要中国历史文化，不要老人，拆散家庭，绝对不能和他们谈和。”

李任仁听了忍不住起来反驳，说：“延安有中国历史的研究会，也演京戏，写旧体诗词，怎么能说不要中国历史文化？中共的领导人不少是老人，如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等，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徐特立抗战时来桂林，我们好些人都见过。非共产党员也有个李鼎铭先生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中共还请他当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怎么能说人家不要老人？延安就有夫妇、子女、家庭，怎么能说拆散家庭？”

李品仙听了又喋喋不休地起来争论。这一夜，发言的人虽然不少，但主要还是他和李品仙针锋相对的辩驳。白崇禧阴沉着脸起来说话：“和战取决于德公！”

大家都不作声了，望着李宗仁和黄旭初。黄旭初当晚一言不发。李宗仁也一直不吭声。白崇禧说话之后，李宗仁还是一声不响。

李任仁望见李宗仁的样子，想起两天前李宗仁冒雨来找他说的话，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当晚就这样无结果地散了会。

第二天晚上，他还得到消息说白崇禧已经召集高级军官开过一次会，吩咐他们说：“以后谁再言和者，给我抓起来。”

当时，居正和阎锡山是偕同白崇禧一起飞到桂林的。居正和阎锡山是来敦促李宗仁前往广州的，被招待于榕湖畔的“桂庐”中休息。李任仁没有得到邀请参加李宗任与居正、阎锡山的商谈。只是到了5月6日，居正和阎锡山要飞离桂林时，李宗仁请这两位客人吃饭，才邀他作陪。席间只有李宗仁、郭德洁、居正、阎锡山和他五人。吃饭时大家都不谈什么，尤其是不谈涉及时局的话，空气沉闷得很。饭后他就告辞了。

5月8日，李宗仁飞往广州去了。报上传来消息，李宗仁到达广州之时，发表了一篇表示要对中共“戡乱到底”的决心。李任仁在家读了，一笑置之。至此，本来在桂林已经很浓的和谈空气大变，主战者的气焰不可一世。连执笔写那份意见书的黄中廑，也来了一个180度角的转变，不但闭口不言和平，甚至在道上遇见李任仁也绕路而避之。

在这种情况下，李任仁只好家居闭门不出。5、6月间，白崇禧回过桂林几次，也曾到他家里看他一两次，但都是说些闲话，涉及时局的话两人都避而不谈。后来，他为避免麻烦，索性称病留医，搬到桂林浸信医院居住。

这时，正在北平为新中国诞生而日夜操劳的周恩来没有忘记这位在桂林的老朋友，没有忘记李任仁在抗战的桂林文化城中与中共的真诚合作；周恩来曾嘱咐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于7月10日致电中共驻香港负责人乔冠华，请乔“负责邀请并帮助在广西的李任仁经港来平，参加新政协会议”。

于是，7月间，他接到民革驻港机构从香港派人秘密给他捎来的信，说民革要他到北平去参加新政协。此时，正好李宗仁从广州给黄旭初打来长途电话，叫黄旭初转达，请他到广州去。他一想，正好顺水推舟，借此机会离开桂林到广州伺机转去香港。黄旭初登门来征求他的意见，他表示同意。黄旭初就嘱人为他买好飞机票把他送到广州。他到广州后住在广西省政府驻粤办事处，稍事休息后就去中华北路李宗仁的官邸，与李宗仁见面之后才知并没有什么要事；李宗仁除了询问他的身体健康情况和广西最近发生的水灾情况外，没有谈什么。第二天，李宗仁请他去吃午饭，吃饭时也没有谈及有关时局的话，对和谈更是绝口不提。饭后他即告辞回到广西省驻粤办事处，一位友人已买到一张即刻飞往香港的机票，他就迅速地乘汽车赶往广州机场，搭上班机，飞抵香港。不久，他就在乔冠华的帮助下乘上一艘挂着巴拿马旗号的轮船前往东北转去北平，参加人民政协。在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曾经前来看望他。他还见到了以华南解放军首席代表身份参加政协会议的张云逸，两人在一起紧紧拥抱，兴奋地回忆起12年前抗战爆发前夕在会仙乡秘密会谈的情景。张云逸告诉他，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向广西进军了，还向他征询将来在广西开展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意见。那些日子，他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也有说不尽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