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元月—2月，汉口—香港—南京）

1949年元月初的一天，黄绍竑在上午就来到汉口郊区的王家墩机场等候。等了老半天，一直等到下午3点钟，陈纳德所办民航公司的飞机才飞到。这是为他包的专机，包机的费用为150万元金元券，相当于8万元港币。白崇禧认为，这是关键的时候，不要怕花钱。等飞机加满油，他走进机舱一看，什么“专机”，里面堆满了货物，连坐的位置都没有。好不容易才把货物挪开，腾出一两个座位来。陈纳德真会打算盘，既收白崇禧的包机费，又收货主的运费。黄绍竑急着要赶去香港，也不好埋怨。

飞机起飞了。白崇禧还派了机要秘书海岱禄带着密电码本同他一起去香港。白崇禧还耍一点小诸葛的花招，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广东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宋子文，说是派黄到香港洽购军用品，让他万一在广州或是香港碰到宋子文有话可说。

黄绍竑匆匆忙忙的，走得真急，几天之前他还在上海，现在又要从汉口赶去香港，中途还要经过桂林传话。几天之前，也就是1948年12月25日，他在上海霞飞路的家里得到消息，说白崇禧在武汉发了个“亥敬”电，称：“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谓部队不能再战，力劝蒋介石以党国和人民性命为重，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他一听闻，即明白这无异于胁迫蒋介石下野，由桂系李宗仁出面收拾局面。他觉得白崇禧干的相当于旧戏里“逼宫”的事。这事使他感到自己有可能被牵连进去，真是可怕极了！因为人们都知道他也是桂系，白崇禧去汉口就职还是他去劝驾的。难道不会有人怀疑白的举动不是桂系共同的预谋么？其实，他自从在6月份劝白崇禧任华中“剿总”之后，都没有同白通过音信。他联想到以前凡是有重要会议和宴会，蒋介石都把他当作自己范畴里的高级干部而经常特别邀请他参加的；自从他卖力协助李宗仁竞选上副总统之后，老蒋就再也不邀请他参加这类活动了。在那几天里，他真像是被赶急了的鸵鸟，一时躲在医院，一时又躲到朋友家里，不敢在自己的家里住，担心蒋介石手下的特务会突然出现不分青红皂白将他抓起来杀了。随后又想到，自己躲是躲不住。躲得脱的不是难，是难躲不脱。上海公安局长是他在浙江当主席时的保安处长宣铁吾，对他是很熟悉的，躲也没用。几天后，他又安心回到家里，听天由命。

在这几天，听说白崇禧又发了一封“亥全”电给蒋介石，重申前电。白崇禧一周之内，两电主和，当然是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也不得不有所表示，在收到白崇禧的第二封电报之后，在蒋的黄埔路官邸召开有李宗仁及国民党中常委40余人参加的聚餐会。饭后，蒋介石拿出他的“元旦文告”，声明：“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这算是对白崇禧两电的公开答复。

此时，李宗仁频频打电话来，要他去南京商量。他想，去南京固然更危险，但是蒋介石要杀桂系的头目，大家同死在一起也好。他就到了南京，住在李宗仁家里，协助李宗仁与蒋介石的代表张群、吴忠信谈判。因为淮海战役还没有结果，李和蒋的这种谈判也是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在武汉的白崇禧见“逼宫”未见完全成功，也就急了，于1949年元月2日来电邀请张群和他到武汉去谈话。张群和他就飞到了汉口。张群带去了蒋介石的两条意见：“一，如果我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什么把握？二，我如引退，必须由我主动，而不受任何方面的压力。”蒋的意思是决不在白崇禧的压力下后退。白崇禧对张群敷衍应酬了一番。张群在汉口住了一晚，就飞回南京了。

张群走后，白崇禧就拉黄绍竑到卧室里去召开桂系的秘密会议。除了留在桂林的黄旭初之外，李任仁、李品仙、夏威等在武汉的桂系文武大头目都参加了。白崇禧首先发言，说：“这回我们同老蒋闹翻了。淮海战役一结束，他迟早一定会来收拾我们。南京的中国国民党党部是他的御用工具。我们一向是搞军事的，对于党务没有什么经验。以前我们屡次失败，都是没有政治上的支持，全靠枪杆来干。这回就大大不同了，不但要对付国民党内部，还要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你们看怎样行呢？”

白崇禧望了望在座的人，又说：“蒋介石如果仍旧在位，各处都不服，和也难，战也难，所以非让蒋让位不可。蒋让位之后就会六军用命，可望南北分治。我的意见，李任公（济深）一向反蒋，他团结有一些民主力量，与共产党也有交情，不如请他到武汉来主持政治，我们就专管军事，这样就不怕了。你们看好吗？”

参加开会的人都赞成。于是推人起草用白的名义写信给李任公，易稿两次，都不满意。黄绍竑就建议说：“最好派与任公有关系的人去香港，当面说明这里的情形，比写信好得多。”

白崇禧想了想说：“季宽兄，这个重要使命只好请你负担了。”

他一口答应：“我辛苦一趟就是了。但任公在上海临走时同我讲过，到香港一有机会就要到解放区去。如果任公不在香港，同什么人接头呢？难道就空手回来吗？”

白崇禧反问：“你讲怎么办？”

他说：“如果任公已经离开香港，我是否就直接同中共驻港的负责人接头呢？”

白崇禧说：“那样也行。你就赶快动身吧。”

当时，火车飞机都不通了，白崇禧就与飞虎队长陈纳德联系，包了这架“专机”。

飞机下午3点多钟才由汉口起飞，五点到桂林。黄旭初已经等在机场。他将黄旭初拉到僻静处密谈了十多分钟，把南京、武汉和要到香港找李济深的情况都通了气。黄旭初说：“李任公以前在广西搞民主活动，我们认为他是‘半边共产党’，担心他把广西搞成‘第二个陕甘宁边区’，所以我们曾奉中央的命令，禁止他活动。现在李任公的‘民革’有人在桂林等地，你看是不是请他们先把招牌在广西挂出来？”

他说：“先不忙，等我到香港与任公当面商定再说。”

他当晚乘陈纳德这架飞机到达广州，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转乘英国飞机，只一个多钟头就到了香港。他在香港原来买有房子。他让海岱禄一同住在家里。一到香港家里，他立刻给住在香港的好友黄琪翔打电话。黄琪翔立刻到他家里来。他把南京和武汉的情形概要告诉了黄琪翔，并说专程来找李济深。黄琪翔说：“很可惜，你来迟了几天，李任公已于前几天动身到北方去了。我不知道民革留下什么人在香港负责。但是，你要同中共负责人接头，我有办法。”

在黄琪翔安排下，当天下午4点钟，在香港山顶上坚尼地台10号杨建平先生的家里，黄绍竑会见了中共驻港负责人潘汉年。

潘汉年听他讲述了南京和武汉的情形之后，说：“黄先生主动来找我们接头，我们是欢迎的。关于白崇禧将军可能反蒋的事，我们也有所闻，知道一些情况。但这样大的事情，我不能马上作主给你答复，我还要打电报向我党中央请示，复电要三四天才能到。黄先生路上也辛苦了，请休息休息，等候几天吧。”

过了三天，杨建平先生又约他到杨家去。潘汉年已经在杨家客厅里了。潘汉年说：“我党中央已经有了回电，要白崇禧派刘仲容为代表，由信阳到郑州沿途去找刘伯承将军接头。”

他立即赶回家，将情况拟成电文叫海岱禄翻成密码电告白崇禧。这几天，他还向汉口发去一些电报，报告香港情况，但回电却很少，回电中也没有告知是否已派刘仲容北上接头。他心里急得要命。

形势逆转

在他到达香港后，形势迅速发展。1949年元月10日，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全部结束，兵团司令邱清泉被击毙，杜聿明被生俘，国民党方面一个“剿总”所属22个军部共55.5万人全部被歼。

消息传来，黄绍竑对黄琪翔说：“淮海战役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之外。”他暗地里有点庆幸蒋介石没法来收拾桂系了。

元月14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同月22日，蒋介石宣布下野；26日，李宗仁宣布代理总统。

这时，李宗仁往香港给黄绍竑来电，并不答复他催促的是否已派刘仲容北上，却强调淮海战役结束后，因要代理总统，需他回南京去商量内部问题。他自己也想去看个究竟。

于是，黄绍竑就乘飞机先到汉口。他见了白崇禧，别的先不问，即问已派刘仲容北上了没有，情形如何？白崇禧说：“因交通关系，刘仲容还留在上海。”白又说：“德公屡电要我们去南京，因为等你从香港过来才候至今日。”

当天，他就又和白崇禧等一起乘运输舰到南京去。到了南京，并不像他在香港想，蒋介石一下野，南京政府方面就可以正式进行和共产党的和谈了。蒋介石名义上已宣布“下野”，但军政大权仍握在自己手中，在溪口暗中紧张地布置所谓“长江防御战”。而李宗仁当上“代理总统”后，有些洋洋得意，忘乎所以。白崇禧则热衷于调兵遣将，搞“划江而治”。他发觉，在与中共“隔江对峙”这一条上，蒋介石、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是一致的。这使他深深感到失望。唉，真应着他家乡的一句俗话：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

这时，他见刘仲容也从上海到了南京，似乎还没有北上的意思。他就更急了。有一天上午，他忍不住又找白崇禧面谈，问：“健生，刘仲容为什么还没有北上？”

白崇禧很不为然地说：“因为交通关系耽误了，交通问题一解决，马上就可以去。”

他看出了白崇禧是对他敷衍了事，其用意却不在此，就转而问：“我们前方的情况怎么样啦？是不是很吃紧的？”

白崇禧说：“津浦线上你是知道的，我们除了在长江北岸尚留有一些警戒部队之外，都已撤到南岸布防。我们还有陆军一百零几万，空军、海军仍然是完整的。有海空军的掩护，长江天堑，共军是过不来的。武汉方面仍然对峙着，但中共四野林彪的部队绕出襄阳直趋武汉上游，似有在武昌上游渡江的模样，我军正在加紧防备。季宽，你不是讲中共要我们派刘仲容去和谈吗？共军的行动并不因老蒋下野而有所缓和。”

他说：“当然喽！叫你派代表去接头，指定的代表尚未派出，双方仍然是敌对的，决不能因为老蒋一走，和平就可以实现的呀！”

白崇禧冷然地说：“如果迫我太甚，仍然还是打！你也知道我们以前是穿草鞋出身的，最后还可以上山打游击，同他们拼一下。”

他听了白的这番话，心头有气，就说：“打正规战已经输了，还打什么游击战？要知道人家是打游击战的老祖宗。现在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而蒋介石又屡战屡败，才不得不暂时宣布下野，以缓和一下人心，准备再战。老蒋的用心难道你不知道么？你一个月前主张和平，迫老蒋退回溪口，示意要下野。如果淮海战役是他胜利了，难道他真的下野不进而收拾我们吗？你怎能在一个月之间出尔反尔呢？”

白崇禧也动气了，说：“毛泽东在声明里还将德公和我都列为战犯，要严加惩办，哪是个要和的样子？！”

两人都动了气。两人之间还从来没有这么厉害地顶撞过。就是1930年他因和李宗仁、白崇禧意见分歧而离开广西时，也没有像这次那样顶撞起来。

他真是气极了，说：“现在要打，只是老蒋有资格。他暂时下野，你可以亲自去溪口负荆请罪，请他出来，因为他是一贯主战的。我们以主和起家，只有和平才有出路，再主张战争，就是死路一条。”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时，刘仲容进来了。两人才尴尬地停止了争吵。他俩都知道，刘仲容是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刘仲容望望黄绍竑，再望望白崇禧，也显得有点尴尬。

白崇禧见状就缓了过来，说：“算了吧，谈旁的事好了。”

黄绍竑就问：“刘先生，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刘仲容说：“我在上海已经跟中共的负责人接过头，但北上的飞机轮船都没有，所以我才回来请示。好在老蒋已经下野，李德公代理总统，要和就全盘的和，也不争个人去的先后呀！”

与白崇禧争吵过后，黄绍竑静下心来思考：为什么白崇禧的态度会突变呢？也许是由于白认为蒋介石已经下野，目的已经达到。当初白崇禧要找中共和谈只是压蒋下野的手段而已。李宗仁代理总统，加上白崇禧拥重兵于武汉，江南半壁已是桂系的天下。再则是毛泽东于元月14日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白崇禧等人是不能接受的。

那时，社会上在蒋下野之后是一片和平之声，李宗仁授意组织了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去北平“敲和平之门”。代表团由上海名流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人组成。黄绍竑专门去首都饭店走访了代表团一次，觉得代表们无非只是说些面子上的话，并未接触什么实质问题。他听了之后，未免又是大失所望。

他在南京住着，因老蒋下野而燃起的一点激情又冷了下来，心里怏怏不乐。有一天，李宗仁的亲信亲美分子甘介侯介绍美国驻华大使秘书傅泾波来见他，使他甚觉诧异。

傅泾波与他见面寒暄之后，他问：“傅先生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见教？”

傅泾波说：“司徒雷登大使不便前来看望黄先生，要我为代表，前来看望，透透风。”

他说：“愿意聆听指教。”

傅泾波说：“美国对国民党一向是尽力支持的，在蒋总统任内给了几十亿美元，几万吨军械，和各种设备。蒋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不善于利用美援，而官吏将领又贪污无能。现在蒋总统下野了，美国对李代总统仍愿尽力援助。据我所知，现在还有十几条船的军火运在途中，或是陆续起运，美国愿意把这些军火直接交给李代总统，用以戡乱，以后的援助还将源源不断。但是，如果南京出现和中共和谈的局面，则美国的态度就要作别的考虑了。”

听话听音，他当然听明白人家是想利用美援作钓饵，使新桂系继续同中共作战；也是威胁新桂系，如果同中共和平谈判，美国仍然支援蒋介石。因为他在桂系中是主张和平，人家特地来把这番话告诉他。毫无疑问，他们早就跟李宗仁、白崇禧谈过了。他平平淡淡地回答说：“傅先生所言是国家大事，上有李代总统和行政院长作主，我黄某只是个赋闲的人，不敢有什么意见的。”

傅泾波笑了笑，说：“黄先生也太谦虚了。”

下一天晚上，美国大使馆请李宗仁夫妇吃晚饭，也请有白崇禧夫妇，还请了黄绍竑和几个在李公馆常露头面的人。谈的话题无非是“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饭后，还看了一场美国电影。他感到这顿饭吃得很不是滋味。他觉得南京的情况很糟很复杂，和平空气很冷淡，李宗仁代总统之后心满意足，创不了什么新局面；他心灰意懒，想置身事外，心里萌生了去意。

过了两天，他离开了南京，飞往香港。心里想，还是回香港去打网球跳舞吧，眼不见心不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