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2月，香港）

这些日子，他处于十分兴奋的状况之中。他尽管还身在香港，心已经在向往即将乘船北上的情景。向往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向往着新的民主联合政府，向往着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1948年真是一个转折性的年头。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崩溃瓦解，已经是大势所趋。人民解放军在各地转入反攻，捷报频传；及至秋冬之间，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北平解放已经是指日可待了。今年元旦在香港湾仔那座由陈此生租来的大房子里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时，他就旗帜很鲜明地说：“蒋介石言而无信，反复无常，这是我李济深几十年亲身经历，毫不虚假的，我们只有各尽其力，走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条道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最初他提出想请宋庆龄领衔，宋答复她以不出面为好，在香港的同志可以请何香凝先生参加，后来大家的意见认为请他出面领衔主持，这样能够发动和领导国民党内一切民主力量，从各方面协助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他觉得身上的担子很重，关于怎么走民主道路的问题，有诸多观点，存在着不少斗争；他慨然应允出面担任主持工作，拨开迷雾，与何香凝、蔡廷锴、柳亚子、陈此生等诸位前辈一起，坚决主张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打倒蒋介石，成立革命的联合政府，以便有效地进行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在他的提议下，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个口号，也在第一届代表大会宣言中表达出来了。当时，蒋介石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反动组织”而取缔，民盟总部亦迁来香港坚持斗争，而且更加活跃。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致公党等爱国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与不少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在蒋介石的高压政策下，亦纷纷从内地云集香港，进行各种爱国民主活动。这年5月1日，毛泽东主席亲自给他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致函，提议召开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还打算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进行讨论。为此，中共驻港负责人潘汉年等多次登门上他家里来协商。毛泽东的函件在他心里掀起了波澜，他像是看到新中国的航船已经在海平面上露出了桅杆。8月下旬，他让蔡廷锴代表民革，与代表其他民主党派的沈钧儒、章伯钧等一批著名的民主人士一起，在中共方面的章汉夫陪同下，作为第一批北上人员乘租用的外轮离开香港。这是租用的苏联轮船波尔塔瓦号，从东北装来了大豆、皮毛、猪鬃等土特产品及黄金，到香港来换回了西药、电讯器材、高级纸张以及汽车轮胎等物资。轮船要经过台湾海峡，随时都有被蒋军兵舰炮击和飞机轰炸、甚至劫持到台湾的危险；而且航程很长，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出问题。这艘船出发后，他十分担心船的安全，一直焦急地等待着船开出后的消息。直至第八天，潘汉年专程笑孜孜地登门告诉他：已经接到大连方面的电报，说“船已顺利到达朝鲜的罗津，中央派李富春同志专程迎接，已前往哈尔滨。”不久又传来消息，他们于九月底安全抵达东北解放区的中心城市哈尔滨。他听了十分振奋，顾虑也消释了。第二批民主人士，包括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等，也即将出发。他将作为第三批民主人士中的一员，很快也将离港乘船奔赴东北解放区。这使他的心一直难以平静下来……

两天之前，潘汉年已与他约好，今天下午2点半钟到他家来具体讨论乘船离港的计划。他十分兴奋地在等待潘先生的到来，连午觉都没有睡好。他最近已经意识到，在最近蒋介石途穷日暮、四面楚歌的时候，他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有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方面因为蒋介石的腐败和屡打败仗而考虑换马的时候，敏感而老练的港英当局风闻了李济深可能与中共联合，昨天，港英当局派了一个官员来看望他。寒暄过后，探询地问：“风闻中共方面想邀请李先生北上共议政事，是否确有其事？”

他知道港英当局为了维持香港的局面，十分希望中共和国民党“划江而治”，因而愿意他坐镇香港，不希望看到他到解放区去。他笑了笑，回答：“抗战胜利后，中国内战不息，动荡不安，老百姓再也不堪战乱了。国难当头，我是坐在香港自家屋里对国家大事发几句议论尚可，别的事做不了啰，任潮老矣，已经不堪颠沛流离了。”

也曾有个美国驻外官员在金陵饭店的一次宴会上与他接触，有意识地向他发问：“李先生，有消息说，我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想以李宗仁先生取代声誉扫地的蒋委员长。你是老桂系，李宗仁是得你扶植的新桂系的领袖，想必李先生你很快将会对中国政坛有所作为了？”

他盯着对方望了一会，坦然而答：“蒋介石祸国殃民，给国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他声誉扫地，不得人心，是所有正直爱国的中国人所有目共睹的。可是美国人以为换一个人就能挽救危局，那不是太天真幼稚，就是对中国国情的无知。我想告诉你，我党冯玉祥将军今年初在美国演说讲的：‘中国的前途在于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于与工农大众在一起，把毛泽东的宣言、中国民主同盟的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宣言纲领，真正实行起来；我们工农大众喜欢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做什么，而不能是美国人喜欢我们说什么做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做什么。’贵国《纽约时报》曾经歪曲了冯将军的讲话，我曾替冯将军申明真相，将他这段话登在香港《华商报》上。”

那个美国官员在宴会上真是自讨没趣。

他已经是多次抬头看墙上的钟了，怎么还不到2点半？！他自己嘲笑自己，真是“心急也嫌钟表慢。”潘汉年已经多次来过李家，给他十分深刻的印象。从1947年底开始，中共香港分局与民主党派领导人定期举行座谈会，座谈会每两周开一次，边聚餐边座谈，由中共香港分局的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轮流主持。如轮到中共主持，座谈会就在连贯家里举行，轮到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持，就在李济深家里举行，轮到民盟主持，就在沈钧儒家里举行。每次座谈会都有中心议题，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融洽无间。潘汉年是很受大家欢迎的座谈会主讲人之一。他很欣赏潘汉年言谈亦庄亦谐，举止温文尔雅，寓宣传于谈笑之间，还能随口吟诗作对。

“当——”墙上的钟到2点半时敲了一下，余音未绝，潘汉年居然笑眯眯地走进客厅里来了。潘汉年斯文地抬手扶了一下鼻梁上的金丝眼镜，再指指门外，幽默地说：“李任公，你门外有‘狗’。”

他问：“你发现什么情况？”

潘汉年凭长期搞地下工作的经验，觉察李济深门口的异样，说：“你门口附近有两个形迹可疑的家伙，我一看就知道是特务。”

他淡然一笑，说：“蒋介石要留我在南京留不住，是不愿我离开香港的，更不愿我到解放区去了。他们一定是闻到什么风声了。”

潘汉年神色严肃地说：“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李先生放心好了，我们也要作出相应的安排。关于你乘船离港北上的行动，周恩来再次来电关照，要保密，谨慎，周到，安全。今天我专门来跟你讨论具体的方案。我们要选择确定一个最保险的方案。”

李济深也说：“前几天，何香凝老人也劝我早走的好，一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二则是为了安全起见。我在香港已经是树大招风了。”

他俩上楼到书房去认真筹划起来。潘汉年告诉他，方案考虑得十分缜密细致，诸如：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这条船上将有哪些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济深？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有意外的人认出他是李济深怎么办？乃至怎么出门、住旅馆、搬行李、保卫、放风等具体细节，都进行了推敲，并征求他本人的意见。他听罢，深为共产党对他的尊重和爱护而感动。

商议罢北上的事，潘汉年望着他说：“李先生，我们有一事想请您帮忙。”

“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他说。

潘汉年说：“现在天已经转冷，我们东江游击队要添置冬衣，北边的经费一时还汇不来，有朋友联络好了马连良和张君秋，请他们唱几天义务戏，筹一笔钱。我想请李先生出面，先宴请马、张诸位。”

他听了，一口应承。

潘汉年临走之前，还告诉他两件事：“一件是第三绥靖区何基沣、张克侠将军率领所属第五十九军、第七十七军的部队2.3万余人，在徐州附近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另一件，我们刚刚得到可靠消息，蒋介石的亲信、担任国策顾问的陈布雷先生不是像日前中央社报导的‘心脏病突发逝世’，而是因感于蒋介石政府垮台无可挽救，饱受刺激，就采用吞服大量烈性安眠药的办法自杀于卧室之内。还在办公桌上留有一封致蒋介石的遗书。”

有部队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在近年来不断发生，这是在李济深意料之中；张克侠是冯玉祥部将，冯玉祥出国之前，曾带张来见他，要张以后听他指挥。他曾告诉张克侠，以后不要打中共，遇到中共，就把部队撤到别处去。张克侠终于起义了！作为深受蒋介石信任的首席幕僚人物陈布雷自杀，他初一听，尚觉意外，细一想，这说明了蒋介石已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他认识陈布雷，一闭起眼睛，那一袭长衫、文士气派的模样如在眼前，陈布雷文笔犀利，与郭沫若两人同被称誉为当今两大希世才子。北伐的时候，他就很欣赏陈布雷所写鼓吹北伐的文章；只是以后陈为蒋介石所重用，使他深为惋惜。呜呼，罕世奇才，落得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潘汉年走后，他派人到门外暗地察看，果然有一两个形迹可疑的男子在探头探脑，东张西望。是港英当局的便衣？还是军统的特务？他凭直觉感到这是蒋介石派来的，唯恐他与共产党搭上线，跑到解放区去。香港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已经不是蒋介石统治的范围，被称为“自由港”，但各方政治势力在这里都很活跃。港英当局只重视维护英国在港的利益，对别的事，当局一概抱着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的态度。因而，香港的政治形势十分复杂，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在这儿进行自己的活动，蒋介石的特务组织与一些亲蒋的势力也在这儿出没。

李济深想，蒋介石早就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蒋介石即将垮台时，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的。抗战胜利前后，蒋介石解决了云南龙云部队以后，催促他回到重庆，他知道蒋介石快要做他的文章了，就留在家乡，偏偏不去就范。他在广西担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接近民主人士，参加民主活动，还对蒋介石在政治上提出许多批评。因而，又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在桂林办公厅所辖范围内，如张发奎、薛岳、余汉谋等，都是李济深的拥有实力的旧部，蒋介石怕他们联合起来造反，就将桂林办公厅取消了，调他到重庆去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明升暗降，有名无实。这明明是蒋介石的阴谋诡计，他当然不肯上当。蒋介石一再发来函电催促，他就是不去。蒋介石不甘心，又派蒋经国来桂林劝驾。蒋经国对他说：“我父亲命我来同老伯请安，现在国难深重，希望老伯早日去重庆，共同负起国家的责任。”

他语气平和地说了一番话：

“是的，国家的事是众人的事，应该由大家来负责。可是，这些年来你老太爷确是太辛苦了。他总是把国家的事情个人负起来干。我去重庆，要是你老太爷能采纳我的意见而对国家有帮助的话，我又何惜这一行呢！？如果仅为了安排我的一个职位，那就大可不必。我的意见曾多次向你老太爷提过，似乎从未引起他的重视。你这次从赣州来，沿途想必看见或听见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挣扎在死亡线上。士兵们更不用说，一串串用绳子捆着，经常挨打受饿，过的牛马不如的生活。像这样民心士气如此低沉，政治还不改革，战又如何能抗得下去呢？你从苏联回来，我听说你父亲要你读了不少的古书，我就讲个故事给你听。从前有个武王、周公，也有个伯夷、叔齐。那武王、周公要去伐纣，而伯夷、叔齐反对，可是武王、周公还是去伐了纣，后来写历史的称他们是‘圣人’；而伯夷、叔齐因其志不行，却跑到首阳山上去饿死了，以后的历史家也称他们是圣人。如今你老太爷已经做了武王、周公，何妨让我来做这个伯夷、叔齐呢！人各有志，不必相强。我希望你把我这些意见，转达给你老太爷好了。”

他一席话说得蒋经国哑口无言。蒋介石当然怀恨在心。他那时决心摆脱蒋介石，在广西组织民兵武装，他曾派人和史迪威联系，史迪威答应在美械分配上帮忙。后来因史迪威被蒋介石排挤回美国，他的计划即告落空。桂林沦陷之后，他回到梧州家乡去做发动民众的工作，带动了一些民主人士一起去进行，还与中共的地方武装联系，相互支援。蒋介石又写了亲笔信，托人捎来梧州要他去重庆。他还是不买账。蒋介石当然不甘心。抗战胜利后，他曾以为民主有希望了，他在参政会上，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都与蒋介石对抗。内战打起来了，蒋介石三次电请他上庐山商谈，他借此向蒋介石面谏，希望其悬崖勒马。蒋介石仍是一意孤行。他决心不再对蒋抱期望，要反蒋到底。他租出在南京的房产，得一亿元作为民主活动经费。正好冯玉祥也被解除军职，强派赴美考察水利。冯玉祥出国前与他相约，分头发展民主反蒋活动。他转来香港，组成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公开和蒋介石唱对台戏。

门外有一两条狗算不了什么！他李济深活到今天已经六十有二，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啦。跟孙中山先生革命，算至今已有几十年，他有过坎坷和曲折，国共当初分裂时，他认识不够，受人怂恿，赞成了清党的主张，给革命带来损失，常使他在心里感到沉痛。血腥的现实使他清醒了，逐渐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他深以自己选择的道路为自豪。所以，这些日子他内心特别不平静，好像又回到了青春焕发的岁月。他要在离开香港之前的短时间内，多做工作。他曾经亲笔写信托人带给李宗仁和白崇禧，劝他们认清形势，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但均未见回复，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收到信了。

几天之后，陈劭先对他说：“白崇禧有个亲信叫黄启汉正在香港。黄启汉想见你一面，见不见？”

“黄启汉在香港么？我要见他，还要叫他找找白崇禧做工作。”

黄启汉是白崇禧原来的秘书，他原来就认识黄启汉。他正想找黄启汉来了解李宗仁和白崇禧的近况。第二天，陈劭先安排了黄启汉到他家里来见面。

“启汉，你来香港办事么？”他问。

“任公，我奉命来港搞对外贸易。蒋介石政权崩溃已是大势所趋，广西是想为今后找一条经济上的后路。”黄启汉说。

“顺不顺利？”他又问。

黄启汉叹了一口气，说：“蒋、陈、孔、宋四大家族对外汇控制得很严，几乎都让他们垄断了。香港市场上法币又暴跌不止，我原来的想法都泡汤了。”

他抓住话头问：“你刚才讲蒋介石政权的崩溃已是大势所趋，不知道德邻和健生有什么打算？”

黄启汉在他面前实话实说：“我只知道，健公想支持德公取蒋而代之。”

他笑了笑，说：“蒋介石以前也下过几次野了，那不过是以退为进的花招而已。我不知道德邻、健生是怎么想的。但愿不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呵。”

黄启汉说：“我也觉得蒋介石即使下野，也不会放权的，到头来德公只会成为傀儡而已。”

他望着黄启汉，沉默了好一会，才问：“你可不可以带我一封亲笔信到武汉去见白健生，争取他起义？”

黄启汉听了十分高兴，说：“好呀，我愿意去试一试。任公你德高望重，出面劝他正好。”

他当即从抽屉里拿出一小块白绫条子，抖了开来，上面已经用墨笔写满了蝇头小楷，递给黄启汉：“信我已经写在上面了，你先看一看。旅途上要小心收藏。”

黄启汉展开白绫条子，瞄了一遍。全文如下——

健生吾兄勋鉴：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革命原是一家，革命者不怕革命者，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详情托黄启汉兄面陈。此即颂筹祺。弟李济深上。12月22日

他还和黄启汉讲了许多道理，让黄转告白崇禧。因为潘汉年叮嘱过他对于即将离港北上的事要绝对保密，他才没有告诉黄启汉。

几天之后，是全世界基督徒欢庆耶稣诞生的圣诞节。香港自从被英国占据以来，已经形成了隆重过圣诞节的习惯，各公私机构都放假数日，各家亲人都在家里设置的圣诞树前欢聚。按潘汉年经过周密考虑制定的计划，李济深悄悄地离开了住宅。有人曾上门去拜会祝贺节日，得到的回答是：“刚刚上亲友家庆贺圣诞去了。”他秘密地先住进一家不显眼的旅馆。暮色时分，在各家举行团聚的喜庆家宴时，他在专人的陪同下，为了迷惑外界耳目，特地公开露面参加了邓文钊先生的宴请，同时参加宴会的还有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陈此生，何香凝老人也到席作陪。席后，他们几个便乘上事先准备好的小艇，带上酒菜，装作庆贺圣诞泛舟游览的样子，乘着小船在水面上游弋于外轮之间，闲荡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才靠拢要上的苏联货船。上船后，为避免见到不少熟人，特地将他和朱蕴山、李民欣安排在船长室，让他们不露面，以避免海关检查。这一次走的人，有的西装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则是长袍马褂或是普通衣着，装成商人，装作乘船到东北做生意的，事先在口袋里还装上一套货单子。各人还事前编好一套话，以便应付检查。

这艘苏联货轮拉响了汽笛，终于在深夜驶离了香港。

具体负责筹划和领导这项工作的潘汉年，和夏衍、饶彰风一起，在码头附近一家旅馆里，守着一部电话机指挥这次人数最多的北上行动。电话铃响了，有人用暗语报告，“船开了。货放在船长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他们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高兴地松了一口气，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这项任务。当晚并向周恩来发电报告。

不料，李济深离港之后没几天，就被人发现了。

事出凑巧，蒋介石于1949年在四面楚歌之中发表元旦文告，宣布求和及准备下野，声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则我个人无复他求，个人进退，绝不萦怀。”诸多人士登门去找李济深，想问他对蒋氏元旦文告有什么批评，这就发现他已经离开香港。港英当局也知道了。在香港各界立刻引起了反应。港英当局的政治部主任亲自找到民革的副秘书长吕集义，责问说：“李济深先生的安全，我们是要负责任的。他走了，你们为何不事先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人离开香港，连我们都不知道，叫我们怎么交待？”为这件事，香港的传说就更多了，香港《大公报》1949年1月4日登了这么一则消息：“美联社香港三日讯：据可靠人士告本社记者，李济深已离港赴华北中共区。据说……经北韩赴哈尔滨。这是以前北上开新政协的其他民主人士所采取的途径。”

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先生曾经深有感触地回忆说：“那次从香港秘密北上驶往东北解放区的航行，是一次令我最难忘的旅程，是我人生中最重要和最光荣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