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939年秋，桂林）

绵绵细雨不停地落，还刮着冷风。1938年的冬天，桂林很冷。据说已经发现有难民饥寒交迫，冻死在路边。有条件的市民家里生起了炭火炉子。没有条件烤炭炉的市民和难民，就在被窝里或是冬衣底下紧挨着取暖。有的无家可归的人在被日机炸坏的废墟里，烧着了断梁残柱烤火。借住在桂林中学的三厅的文化人，也在教室里围着炉火唱着救亡歌曲。阴冷下雨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日本飞机不会来盘旋轰炸。桂林的人害怕晴天。晴朗的蓝天伴着凄厉的警报和呼啸落下的炸弹，要比落下冷雨更可怕。每次轰炸，都会留下一片废墟、几具尸体。著名音乐家张曙和他三岁的女儿，就是在这个冬天的一个晴朗的午后被炸死的。

这一天阴雨敌机不来，下午在大华饭店举行的文化界人士每周例行聚餐会，要比往常开得早。身穿长棉袍子的杨东莼，确是一副文人打扮。他刚进屋就碰到了李克农。两人都装作不认识，没打招呼，分桌而坐。坐在他身边的是画家丰子恺，他就和丰子恺谈起美术和抗战来。他将和李克农利用这个比较热闹的聚餐会来接头的，以免引起特务的注意。杨东莼在桂林的公开身份，是沈钧儒先生主持的上海抗日救国会的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实际上他是中共秘密党员。杨东莼曾经两次来过广西。1932至1933年担任过广西师专校长，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与中学师资。1936年六一两广事变时，也曾专程来南宁，代表沈钧儒先生表示意见。因而桂系当局对他的政治态度、品行、学识及雄辩才能，是有所了解并十分赏识的。这次，他是在长沙大火后，从湖南来到桂林。他在湖南时，已经征得周恩来同意，准备转桂林经重庆，到向往已久的延安去。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是李大钊先生的学生，受李大钊的思想影响，很早就接受马克思主义，还参加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曾经因为环境险恶，几次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他常常为此深感自疚。周恩来同意他去延安，使他感到十分兴奋。他憧憬着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能公开地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痛痛快快地干工作。他这次来到桂林后，桂系在广西当家留守的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登门看望他两次，邀请他留在桂林，由他出面主办一所适应抗战需要而培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的学校。黄旭初说：“杨先生前年来广西，我们是请把部队开到华北前线抗日。现在广州沦陷、武汉失守，举国一致抗日，广西已经迫近抗日前线。形势的发展使我们考虑要革新政治风气，行新政，用新人；新人从哪里来？天上掉不下来。我们过去有一所广西民团干部学校，训练民团干部的那一套我看已经过时了，落伍了。我们想办这所新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好些人都向我推荐杨先生。杨先生是我们景仰的教育家，务必请你考虑承担了这副担子。”他是豪爽的热心人，在主人盛意坚请下，并考虑到也可以借此为抗战做工作，于是心动了。他觉得这事要向上级党组织汇报，由组织决定。他回答黄旭初，请给他几天时间考虑一下。他通过在《救亡日报》的关系与李克农联系，约好在这周的聚餐会上见面汇报。

聚餐会是近几个月来，来桂林的文化人士形成的定期聚会活动，借聚餐进行交流，商量组织抗战救亡活动：举行歌咏火炬游行，或是慰问演剧晚会等；亦借聚餐会会旧友、结识新交，互相帮助，沟通感情；寻工作、找住房、约稿子、探音讯等活动，都可在这儿进行。来往人多，交谈也随便，不易惹人注目；因而李克农选择了这个场合与杨东莼进行单线联系。杨东莼注意到，李克农在邻桌有意识地跟好几个人寒暄说了话，才转到他这一桌来。克农先和丰子恺热情地招呼：“丰先生，听说您填了一首《忆江南》：‘逃难也，逃到桂江西，独秀峰前谈艺术，七星岩下躲飞机，何时更东归。’佳句呵！我们都要用自己的努力来使抗战早日胜利。”李克农这才似乎很自然地跟杨东莼说话。他俩寻着了机会，在一旁说了一会话。他当即将情况向李克农作了汇报。李克农听了，觉得是件好事，决定要他接受主办广西建设干部学校的任务：“机会难得呀，人家抬了轿子来请，为什么不坐？坐。现在大批文化人撤退来桂林，党组织有许多工作要做，你在他们当中很有声望，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利用桂系当局给你的方便，团结大家多做些工作，我们也有一个阵地好安排一批党员。你还可以提条件，掌握主动权。组织需要你在这里。去延安的事，以后再考虑。”

杨东莼已有办学的种种想法，问：“听说，徐特立老也从湖南过来了？”

李克农说：“刚到几天。”

杨东莼说：“我想向他请教一下抗大办学的事。”

李克农说：“你在桂林目标太大，不能到办事处去露面。他也是教育家，我看让他登门去找你问题不大。”

杨东莼走出大华饭店，绵绵细雨还在下。雨丝中还夹着细颗的冰粒。虽说未能去延安使他内心十分惋惜，可是想到桂林聚集了那么多文化人，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个中心，组织上留他下来，是工作需要，他当然是服从的。他在桂林不是孤立的，有八路军办事处，有李克农，有《救亡日报》，有夏衍、周钢鸣……

他感觉到冷雨和冰粒打在自己热烘烘的脸上。他不由自主地吟起了刚才听到的丰子恺的《忆江南》中的句子，按自己的情形将句中的“艺术”换成了“教育”：“逃难也，逃到桂江西，独秀峰前谈教育，七星岩下躲飞机，何时能北去？”丰子恺原词“何时更东归”讲的是回上海的心情，他改为“何时能北去”，借以表达对延安的强烈向往。

办学

当时，桂林躲空袭有两个好去处，一个是七星岩，一个是月牙山。七星岩又名叫栖霞洞，原是一段地下河，河干了成为雄伟深邃的岩洞，里面千回百转，曲径通幽。可以容纳一两万人躲飞机。敌机即使往山顶落下所有的炸弹，洞内也不会有什么损伤。月牙山的岩洞虽不够七星岩大，但是洞多，还有月牙楼半楼倚山，是个游览胜地。敌机来多了，省政府就从王城搬到月牙山办公，也就禁止闲人游览了。见过李克农没几天后，杨东莼就在月牙山会见黄旭初。黄旭初请杨东莼在月亮楼吃了尼姑面。

杨东莼说：“黄主席，我考虑了几天，我不办则已，要办就要办好。”

黄旭初笑了：“杨先生来办这个干校，哪有办不好的。”

杨东莼说：“要我办的话，想请你答应我三个条件。”

黄旭初说：“你尽管讲，什么条件？”

杨东莼将想好的条件说了出来：“第一，为了适应战时训练工作需要，干校的人事由我向你负责，不受人事部门的牵制。你也知道，我平生从事教育，学生多，朋友也多，平时接触的人，各方面都有。譬如徐特立老人我也认识，据说徐老已到桂林，我将向他讨教，希望政府不要听信外界谗言。徐老在教育方面经验丰富，威信很高。”

黄旭初忙说：“徐特立老是教育界素有众望的老前辈了。前几天千家驹先生还陪他来见我。你跟他切磋教育，理之常情呀！第二呢？”

杨东莼说：“二是为了简化行政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干校的训练计划、训练内容、训练方法和训练措施，均由我向你报告，经你批准后执行，不再经过省教育厅的报送审批环节。三是根据行政院规定，凡省市高级干部，都要到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受训，我身体欠佳行动迟钝，请准于免训。”

黄旭初沉默了片刻，觉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再说大事都要经过黄本人批准，也就答应了杨东莼这三个条件。杨东莼还想到，黄旭初是省主席，挂个名，很有好处，打着黄的牌子，人员编制、经费预算等都可以不受省府限制。杨东莼说：“既然黄主席答应这三个条件，那就由你兼任校长，我担任教育长。”

黄旭初觉得这个全国有名的教育家对自己很尊重，也就同意了。

长沙大火后，担任过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来到桂林，准备转到重庆去。徐特立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住了几个月。他整天穿一套洗得发白的灰布外衣，没有换的，晚上洗净了晾干，第二天又穿。他已经61岁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很受尊重。李克农特别嘱咐后勤部门要给徐老开小灶。徐特立摆摆手坚决不依，说我只要有稀饭咸菜就够了。他经常是上午给办事处的干部战士上理论课，下午晚上外出会朋友。

徐特立在桂林，成了特务重点盯梢的对象。只要他一出门，就有“尾巴”盯上。他年岁大了，不能像年轻人一样灵活地甩掉身后的“尾巴”。李克农想了个办法，让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千家驹先生凭着与桂系的关系，陪同徐特立到省政府会见黄旭初。当时广西喊着“广为延揽人才”的口号撑门面，千家驹就向黄旭初介绍徐特立：“黄主席，我今天给你推荐一个教育界的奇才徐特立老先生。”

黄旭初当然只好说：“久仰久仰。我们教育界老前辈徐老先生来了，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这就等于在特务的面前，有意识地到黄旭初那儿露了面，挂了号。

李克农又跟徐特立谈起杨东莼要请他谈教育。他就以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生活教育社”约请的名义，到施家园39号杨东莼的家里座谈。特务也免不了跟到门口等着。徐特立就着重给杨东莼介绍延安抗大的办学方针和教学经验，及陕北公学的情况。杨东莼问得仔细，徐特立讲得兴奋，一直讲到深夜。门外盯梢的特务以为徐老是住下不走了，也就撤回去了。徐特立至半夜才步行回到桂北路的办事处。徐特立在施家园杨东莼家里连续谈了三个晚上，使杨东莼创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以许多有益的启发，致使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办起来以后，在国统区独树一帜，名声大震，被称为“广西的抗大”。

后来，特务机关将徐特立在桂林的活动报到重庆，称“徐特立由千家驹陪同到施家园开秘密会议，当晚住在那里。”重庆又将情报转到广西。黄旭初看了，一笑置之。

已经是下午3点多钟了。杨东莼正在校本部里召开指导员会议，这是全体任课指导员参加的商讨教学问题的会议。他和全体教职员一样，身穿黄布军装，扎皮带，不打绑腿。（只要求穿灰布军装的学员打绑腿。）周钢鸣从城里回来，来到会场向他示意有急事。他还是从容地把话讲完，然后让教务主任秦柳方继续主持会议。他走出会场后，周钢鸣告诉他：关于他要和李克农当面汇报的事，李克农已经安排了，今晚黄昏在江边老地方见面；现在白面山的《救亡日报》印刷厂有汽车进城。

杨东莼听了后，及时到自己休息的房间里脱了军装，换上知识分子的长褂子。事情不重要他是不和李克农当面汇报请示的。干校办起来后，李克农将在《救亡日报》工作的周钢鸣给他安排在学校，协助他的工作。周钢鸣是跟随《救亡日报》从广州转来的中共地下党员，精明能干，原籍广西，在干校里是他的得力助手。干校里有中共党组织的两个秘密支部。通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介绍来干校工作的中共党员，如司马文森、宋之光、蔡北华等二十六七人，由周钢鸣担任支部书记。另一个是广西地方党组织的支部。地方党组织支部里的许多党员是杨东莼过去办广西师专时的学生。外来党支部归李克农直接领导，不和地方党支部发生横的联系。而杨东莼的秘密组织关系，只归李克农个人单线联系。周钢鸣就担任他们两人之间的交通员。杨东莼从来不到八路军办事处去。李克农也从来不到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里来。今天，杨东莼要面见李克农，确有很重要的事请示。

他沿着学校自己修的由天圣山至白面山的公路走着，看着这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办起来的学校，心里是很有感情的。去年底选定城东北郊离城七公里的天圣山和白面山这一带作校址时，这儿除了山脚下几间破庙外，什么都没有，环境十分清静，只听见山上树林里鸟雀在啼啭。选中这个地方，至少有两大优点：一是少受敌机空袭干扰，二是少受国民党政治干扰。经过七八个月的努力，干校已经很像个样子了。大课堂、大宿舍盖起来了，杉木作柱，竹篱笆批灰作墙，他和教职员带领学员劳动建校，大家热情很高。还修了这条五华里的公路，建立了办公室、医务所、图书资料室，不久前，还盖了一个木结构的大礼堂。第一期招了500多名学员，其中有大中学生、中小学教员、政府职员等，要求来学习的青年特别多。他坚持办学贯彻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政治主张，结合广西当局的要求，明确了干校的总方针：“为积极改进基层政治机构，推行地方自治，建设自卫、自治、自给民主自由的新广西，以完成抗战建国大业，通过训练，以培养具有现代政治军事科学的新干部。”采用启发式教育，师生一起结合课程并联系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的实际，进行讨论。还先后邀请了胡愈之、夏衍、张志让、张铁生、叶剑英、千家驹、范长江、李任仁、程思远等各方知名人士来校作专题报告和讲课。这个学校在国统区成了崭新的进步的生气勃勃的学校。对于这个具有民主进步新面貌的学校，特务机关没有善罢甘休，派了特务白原作为辅导音乐的教员，进来侦察和破坏。白原公开在学员中讲延安如何如何的坏，许多知识青年到那里去都上当受骗，纷纷逃跑出来。杨东莼还通过内部关系得到消息，获知白原开了几十个人的黑名单，送到广西省党部，要求开除和逮捕这些人。他也不手软，在会议上公开了白原的军统特务身份，使其受到大家的孤立；接着他利用黄旭初许可的人事自主权，把白原辞退了。学校办得热火了，广西当局也要加强对学校的控制。数日前，黄旭初来学校视察，走了一圈后，虽然没有就开除白原的事表示意见，却对杨东莼提出，广西政府所属机关工作人员、学校教师，一般都要求参加国民党，在训练机关，更要人人入党。黄旭初说：“杨先生，要是我当校长的这个学校是例外的话，我就不好办了。第一期学生快结业了，在临近结业前，都要申请加入国民党，年纪轻的要加入三青团。在结业典礼上，师生一起，合并举行集体入党、入团宣誓仪式。以后，每期都如此。”黄旭初这个规定，在学生是无话可说的，因为是为广西训练的干部；但在教职员中，便引起了麻烦。杨东莼使用的教职员，好些是中共地下党员或进步青年。一说要加入国民党，反感很大，不予理会。他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昨日嘱咐周钢鸣为他找李克农，约时间汇报。

暮色时分，他如约来到漓江浮桥附近的江边，等了好一会，才见穿便装的李克农赶到。克农说：“老杨，久等了吧，我刚才穿了几条巷子才甩掉了尾巴。”

李克农听了他的汇报，说：“为了开展工作的需要，组织上可以批准部分同志加入国民党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也有先例嘛。孙悟空钻到如来佛的肚子里去闹腾一番，为什么不行？老杨你可以带个头。”

他说：“这个动员工作比较难做，我回去动员就是。”

李克农还对他说：“听说上次请叶总参谋长到干校作报告，你在讲台上对剑英同志表现出很亲热？”

他很敏感，立即意识到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中对叶剑英的亲热是很大的疏忽，说：“当时高兴起来，就忘了环境了。”

李克农叮嘱：“我是从桂系的营垒中得到的反映。你今后一定要小心谨慎，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

天已经黑下来了。从江东走浮桥过来一支火炬歌咏游行队伍。火炬像一条火龙横穿过夜色中的漓江。歌声响彻江两岸。他听得出，游行队伍唱的是张曙的遗作《负伤战士歌》——

谁不爱国？谁不爱家？

谁没有热血？谁愿意做牛马？

我们要报仇，我们忍不下。

带了花又算什么？

鬼子兵，谁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