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桂林市）

这是一间很普通的房子。

它位于桂林市桂北路138号。普普通通的砖木结构两层楼层，带着一个相当于半个篮球场大小的院子。屋外街面的白灰墙上写着“万祥糟坊”，这就是中国土法做酒卖的作坊，“万祥”是它的名号。它的外表太简易，朴素，普通了。比起南边不远处独秀峰下省府所在的王城，简直是天渊之别。尽管它没有赤柱飞檐，没有云阶玉陛，没有高墙深门，自从1939年11月下旬起在门边挂起了一块“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的木牌子，它就产生了独特的魅力。

桂林市民那几天在悄悄地传说：共产党来了！共产党在桂林城公开露面了！共产党在王城后面开了一个办事处。许多人带着一种惊奇的神秘感而专程到桂北路去亲眼看一看。耳闻是虚，目睹为实嘛。

长期以来，桂系集团在其统辖的广西境内，对共产党是采取深恶痛绝、斩草除根的政策的。30年代初，他们对共产党在桂西山区的东兰、凤山、巴马的根据地，实行了斩尽杀绝的“剿灭”政策。就是几年以前，他们杀害了“东兰共匪的头目”韦拔群后，还将其尸体的首级割了，用石灰腌泡着，拿到几个城市去示众。八路军的前身朱毛红军过广西时，桂林城里还放映过《七千俘虏》的纪录片，当局用以夸耀“剿匪”的战绩。就是七七抗战爆发后，他们还对广西境内的本地共产党严加防范，一经发现，就加以逮捕、杀害。

这些被称为“匪”的中共，公开地在桂林活动了，到底是什么模样？

八路军的办事处里大都是一些穿布军装、打绑腿、带八路袖章的中青年。一张张脸孔，朴实，诚恳，都像农家的子弟，也有戴眼镜的秀才。人人都生气勃勃，精神饱满。这些人在院里唱抗战歌曲，打乒乓球，还能对来访的人讲举国团结、抗日救亡的道理。一个个言语间都洋溢着随时准备为抗日救国牺牲的豪情。这些人说的道理能暖人心。这些人，脸上没有一点杀人越货的匪气，身上没有半点打家劫舍的邪味，怎么能称之为“匪”呢？

桂林人的心头开始疑惑了。大家很快就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体会到：自从桂北路138号挂上了这块牌子，这座古城很快就变得生气勃勃，充满了活力与生机；在桂林这座小城，出现了一些轰轰烈烈、闻所未闻、震惊中外而使桂林增添异彩的事情。半个世纪过去了，年过半百的老人们还津津乐道地对儿孙们讲当年的事儿和当年的人。这段历史，成了桂林的宝藏，有的把它当作学问研究，写成书出版，拍成电影电视放映。就是笔者也因多年受这段历史形成的氛围熏陶，编导过一部电视文献片《桂林文化城》。

1938年10月下旬，随着广州、武汉先后沦陷，逃难的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到广西，涌进桂林。11月12日，长沙全城大火烧起来，全市三四十万人口，走剩下三四万人（也有说走剩两三万人）。广西成了抗战的大后方，原来不到十万人口、只有几条街道的桂林城人口陡然增加到四五十万（也有说五六十万人）。市里所有能住人的地方，都住满了人，车站、体育场、学校、骑楼下、甚至岩洞里，人们还在空地上搭起竹篱笆房子或是草棚子。

就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在桂林铁路工厂的门口，有一个穿便衣的外省青年，已经守候了好几天了。他用眼光在上下班的人群中搜找着。像是在找人，目光透着焦急。他要寻人为什么不到工厂里去打听，他是什么人？

这天下班的时候，他终于发现了寻找的对象，十分兴奋地穿过人群奔过去，大声喊着：“老张！老张！”

人群中一个拎着饭盒子的工人闻声转脸朝他一看，吃了一惊：“刘……”把“刘”后面的名字都咽下肚去了，忙跟他一起走离人群。到一个偏僻的角落，这个姓张的铁路工人才说：“老刘，你怎么来到这里，这个地方对共产党可厉害了！”

他镇定而笑眯眯地说：“怕抓就不来了。来了就不怕嘛。你知道么，我找你好几天啦。”

老张说：“你一个人来的么？你胆子真大哟！”

他说：“走。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

按当时通常的说法，他是个“共党”。具体地说，他的身份是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接受了一个特殊任务，来到桂林。

早在8、9月蒋介石的大本营已决定放弃武汉时，当时的中共长江局即研究准备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为适应战局的变化，提早做好准备工作，中共长江局决定事先派人到桂林筹备。9月间，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打电话通知长沙八路军办事处的刘恕，执行去桂林的任务。此时刘恕刚奉命要调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尚未去报到。叶剑英亲自找他通话，交代任务。刘恕没有到过桂林，觉得人地生疏，加上时间紧迫，怕完不成任务而有些踌躇。叶剑英对刘恕严厉地说：“怕困难还要你这共产党员做什么！”

刘恕无话可说，就准备启程。武汉办事处还专门请了党外友好人士熊子民先生从武汉来到长沙，和他一道去桂林找房子。那时，熊子民的爱人孩子都住在桂林。当时，衡桂铁路刚刚通了车。他俩从长沙坐上国民党的军用火车来到桂林。刘恕就住在熊子民的家里。

刚到桂林时，形势十分复杂，局面还没打开，又不认识人，怎么找房子？他终于想起一个人来。这是他在上海时认识的一个工人，姓张，是钳工。只知道这个工人已随上海吴淞铁路工厂迁到桂林。但是，他却把这个钳工的名字忘记了。他凭这点线索，找到桂林铁路工厂，在厂门口守候了几天，终于找到了老张。

老张十分热心，帮刘恕找关系，通过广西银行的一位黄经理，认识了“万祥糟坊”的房东黄旷达先生。租房子时也没有透露身份，所以要的房租比一般房子贵一些。刘恕就租下了。接着，他又到阳朔，租了七八间房子，备作仓库用。还在城北郊路莫村找了几处农民房子，大约离城七八里地，准备作电台室、招待所及安置家属用。房子确定下来后，他还到旧货摊上买了一些旧家具。

这幢“万祥糟坊”已经毁于后来的战火之中。解放后，政府拨款按原样重建，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糟坊”的老房东黄旷达先生早已去世。他的儿子黄熙现在也是这幢房子的主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馆长，还成了研究桂林抗战历史的专家。我在这幢房子里拍摄电视片时，跟他交上了朋友。他说：“那时我还小，十来岁，读小学。开始我们还不知道是八路军租用。八路军一来，我们开始有点紧张。八路军跟我们房东相处得很好。李克农主任给我们讲抗战杀敌的故事，还派人给我们小孩辅导复习功课。他们吃着发霉的大米和盐水煮冬瓜，却乐呵呵地干着惊天动地的事情。李克农自编自导独幕抗日活报剧，我弟弟黄剑云还去扮演孤儿。周总理三次来，每次都来看望我父亲。一直到今天，不少在这里住过的同志，还经常保持联系，写信来表示问候和关心。我家十分有幸，因为租给八路军用，使这幢普普通通的房子，与独秀峰下的王府一样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并在中国现代史上有它特殊的光彩。”

李克农率领队伍从衡阳乘着两辆敞篷货车，于1938年11月下旬初到达桂林。队伍中，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多人及一个班的警卫，约几十人。警卫员都是从红军部队中精选出来的班长以上的干部。有一些保卫人员还是随同周恩来从延安到武汉来的。王炳南和他的德国夫人王安娜，及白求恩的护士简小姐，也都同车到了桂林。周恩来先到南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会后亦要到桂林来。广西当局已经为周恩来到桂林在省政府的招待机构乐群社安排了房间。因为在来桂林的途中已经流传了八路军里有两个“苏联女军事顾问”之类的谣言，李克农正好将王安娜和简这两个外国人安排到乐群社为周恩来准备的房子去住。

在这以前，白崇禧已经委派谢和赓先期从南岳返回桂林一趟，向黄旭初省长转达白与周恩来同车途中所谈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的事宜及其达成的口头协议，以使黄旭初放下心来，对中共待之以礼。口头协议的内容是桂系同意中共在桂林设办事处；中共表示“不挖墙脚”。所谓“不挖墙脚”，即指：不在广西发展共产党，也不在桂系的军队里发展共产党。谢和赓还转告了白崇禧的意思：要广西负责好八路军办事处的安全。谢和赓还见了刘仲容，要刘仲容去和李克农联络。

李克农一行到了桂林后，即在桂北路138号挂出了八路军办事处的牌子，并请桂系民主派人士陈此生陪同，主动去王城里拜会广西省政府黄旭初主席。黄旭初尽管事前已经得到白崇禧的关照，在会见时还是问李克农：“广西有没有共产党？”

李克农是红军的谈判专家，素以机敏沉着、善于应对著称。他答：“有是有的，但是不会找你们的麻烦。如果说没有共产党，那是骗你，我就是嘛！”

黄旭初没料到李克农如此坦诚、痛快，竟一时不知作何答复。

李克农即诚恳地笑着说：“我们党来广西，旨在支持广西团结抗日，我们讲过了，绝不挖广西墙脚，请黄主席放心。”

当时，广西已经成为我国西南抗日大后方，桂林成了联结西南、华南、华东的重要交通枢纽，亦为新四军、东江游击区，及南方数省党组织与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及至延安陕北革命根据地联系的中转之路，而且在上海、广州失陷后，广西是国内通往香港、海外的唯一通道。海外支援国内抗战的重要物资，主要通过这条通道运进来。国民政府也于1938年12月在桂林设立由白崇禧担任主任的军委会桂林行营，统一指导长江以南几个战区对日作战。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也不是一般的办事处，它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构，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肩负着联络湘、赣、粤、桂及香港、海外各地党组织的任务。桂林办事处所设的公开与秘密的两套电台，是中共建在南方的中心电台，担负着及时传达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及江南各地党组织请示汇报工作的重要任务。

笔者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看到了几张十分珍贵的黑白照片，都是当年拍摄留下的，栩栩如生地记录了八路军办事处当年的活动：当年还挂着“万祥糟坊”的八路军办事处的照片；李克农当年与儿子李伦的富于情趣的合影；办事处电台工作人员的合影；特别是那张在武汉撤往桂林途中拍的一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李克农带着龙飞虎和“高鼻子”王安娜到村里做群众工作的融洽情景，军民间隔阂消除后众人的笑容，衬着村子茅草屋的贫瘠背景，极为难得。这些照片，大都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机要科长童小鹏拍摄的。我们用电视摄像带拍下这些照片后，还专程到北京西单府佑街中央统战部的大院里访问了童小鹏。他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身体还十分健壮，豁达乐观。他现在的笑容与半个世纪以前照片上的笑容一样，充满了自信心和感染力。谈起这些照片，触动了往事，他十分高兴地拿出当年使用的那部德国老“莱卡”照相机，给我们欣赏。他的笑，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使得我们摄制组全体人员都笑了。他跟随周恩来几十年，革命时出生入死，建国后兢兢业业。这个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都能用照相机捕捉笑容的人，该是一个最热爱生活、最懂得人生意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