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毛泽东要陈铭枢给司徒雷登捎话，张治中主张在外交策略上苏美并重，毛泽东说要为此辩论一百年，毛泽东作出决策，明确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1949年6月15日——6月30日，香山——中南海

毛泽东要司徒雷登读一读他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讲话

小车驶出逶迤的山道，在进北平城的马路上扬起了尘土。他真还有点舍不得这儿，回头望了望青峰叠翠的香山。他乘坐的这辆黑色防弹小轿车，是陈毅让三野部队从山东运来的战利品，据说是去年在济南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的座车。

6月15日下午，他离开双清别墅，到中南海去开会。新中国成立迫在眉睫，新政协筹备会议预定这天晚上7时30分在勤政殿开幕，会要开一段时间。他除了参加开会，还要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代表见面、谈话，洽商建国大事。他就只好住在勤政殿旁边的丰泽园了。往常他进城去，只是午间在丰泽园里休息而已。

从3月25日到北平，党中央驻在香山，他掐指算来，只差10天就满三个月了。在这短短三个月里，形势又有了迅猛的发展，百万大军渡过了长江，接着又连续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重要的中心城市，人民解放军正在江南前线乘胜追击。新政协筹备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形势发展虽快，但局面却极为错综复杂。2月初，斯大林虽然派了米高扬来访问西柏坡，同我领导人会谈；但与此同时，苏联驻华大使那些天正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搬家迁往广州。在渡江之前，斯大林就发来电报，劝中共就此止步，不要轻易南下，以免引起美国干涉。在占领南京后，苏联各主要报纸虽然都加强了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宣传报道，但苏联政府随即又同国民党政权就“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开始谈判，罗申大使仍继续留在广州。

他对此是不满意的，很有看法。南京解放后，他满含激情写的那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就隐有所指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佳句。直到60年代中期，他在会见戴高乐总统的代表、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时，还曾提起渡江前的这些往事。

与此同时，还在南京解放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到处找中国共产党人拉关系；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驻华大使又继续留在南京观望。这些情况，中共中央不能不加以考虑。本来，在3月初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在报告中对于帝国主义是否会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作出过基本估计：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因此，“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但是，根据这些新情况，如果能够通过外交渠道制止美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促使美国政府采取接受现实的立场，抛弃众叛亲离、腐朽不堪的国民党政权，承认新中国，那将极大地有利于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因此，他与党中央除了从最坏的角度对美国可能的出兵干涉与外交不承认充分考虑在内之外，也采取了灵活、积极的态度。4月28日，他致电渡江前线总前委和华东局负责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这样，就发生了黄华与司徒雷登在南京的非正式接触。为此，他日前刚刚同意通过燕大校长陆志韦出面邀请司徒雷登北行访问燕大，他也准备在北平见一见这个原美国驻华大使。

因此，在准备今晚新政协筹备会议的讲话稿时，他写了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制度走向全部崩溃的时代，帝国主义者业已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不论他们还要如何继续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总是有办法取得最后胜利的。

同时……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后来，在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上海来的陈铭枢捎来了司徒雷登的材料时，他就特别嘱咐这位与司徒有来往的陈铭枢先生，捎话给司徒雷登先生，请其认真读一读他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想起了对张治中说的，要进行一百年的辩论

6月下旬的一天，在丰泽园的菊香书屋，他送走了陈铭枢之后，已是深夜。

他详细看了陈铭枢捎来的司徒雷登的材料，包括司徒拟的五点意见和所附的四份文件。总的印象是，还是帝国主义的腔调，还是帝国主义的嘴脸，还是蔑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态度。他进而联想起南京市委发来的6月6日司徒雷登与黄华第二次见面谈话时所说的：只有在新中国不和苏联结盟的情况下，美国才会承认一个共产党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当然不会容忍和接受。

每到深夜，他的思维就特别活跃，司徒的这些材料，更使他想得很多很深。

他想起了张治中。

他在这次新政协筹备会议上，被推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两三天前的一个下午，在酝酿和讨论国号的时候，为广泛征求意见，他以筹委会主任的身份在勤政殿邀请各界人士座谈，张治中也应邀参加了。他让工作人员把筹委会上的专家们的意见介绍给与会各位，然后，他代表中央提出说，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征询大家意见。

这时，张治中说有不同的意见。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呢？我提议去掉那两个字，不如干脆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听了，觉得张的话颇有道理，“共和”者，其含义为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的一种政治制度，的确也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于是，他在会上建议大家采用。经过众人反复讨论，终于决定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采用这个国名。

他很器重张治中的意见。张治中，字文白，曾三到延安，在重庆谈判中，张让出官邸给他住，又负责护送他回延安。张治中有学问，有头脑，善思考，读过很多书。他曾劝一个青年读书，说人家国民党的张治中年轻的时候还读了十年线装书哪。这次国共和谈夭折，他就对周恩来说，文白先生要走的话，可以送去香港或者兰州（当时张治中还任国民党政府的西北地区行政长官）。后来，张治中决定留下来。周恩来也把张治中的家属接到北平来了。他很欢迎张治中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工作。

他想起了和谈期间，4月8日，他曾请张治中来香山见面谈话。那次，连谈话带吃饭进行了三个钟头。张治中胸怀坦荡，对国家大事有话直说，就新中国的对外方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张治中在国民党中被认为是左派，是主张国民党在联美之外，也要联苏联共的。此时，张治中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多，除了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之外，在对外方针上也犯了严重错误，就是长期以来推行一条亲美的一面倒政策。因而，张主张，今后新中国要实行苏美并重的新政策。

他问张治中，具体怎么解释？

张说，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美也不反苏，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以亲美又亲苏的美苏并重政策来消除美苏的对立，促进美苏合作，使中国成为美苏关系的桥梁。这对中国有利，对美苏有利，对世界和平也有利。单就从军事观点来说，如果在美苏对立之间中国不能保持善意的中立，联合美国对付苏联，则美国为了支援中国，就会派部队越过太平洋到中国来，这样，中国就成了美国的负担。反之，如果中国要是联合苏联对美国作战，苏军也会从西伯利亚过来支援中国，不仅中国成为苏联的负担，且使苏联陷于欧亚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

因此，张治中说：“在亚洲，中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的世界是美苏两雄争长，中国在中间举足轻重，是两雄争取的对象。中国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占优势。我们要好好地利用、珍视这一点。”

他已经听周恩来谈过张治中这些观点了，这次他是亲自听张治中面述。这些观点使他很感兴趣。

张治中在4月8日这次见面中，对新中国的对外方针还作了进一步阐述。据张治中当年的秘书余湛邦在回忆文章《“一边倒”争论的来龙去脉》一文中记述，“事后，张曾详细地从头到尾告诉了我，我作了速记，并整理成文字”。该文回忆说：

概括起来，张治中在谈话中提出了以下几点：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亲美派反动集团，他们一边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政策是一个致命的孤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不仅危及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且影响到远东的和平，因此我坚决反对一边倒亲美，主张美苏并重。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我是一生坚持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但在亲苏联共的总方针下，不妨在外交策略上美苏并重，保持同等距离。

（二）战争结束恢复和平之后，就要进行全国性的建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建设不可能只靠自己，还得寻求外援。光靠苏联帮助不够，还得向英、美等国去争取才行；光靠任何一国都不行。

（三）我们还要做生意。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做生意，尤其和苏、美、英等国做生意，而不能像清代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

（四）我们既然主张和平，既然要和各国建立邦交和做生意，那么就得注意态度，不能对别人采取敌对和刺激的做法。

他听了后，认为张治中所说的各点在当时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因而一边吃饭，一边详作解答。解答完后，他还笑着对张治中说：“文白先生，我准备为此进行一百年的辩论。”

毛泽东作出决策：“一边倒”为新中国的外交方针

随着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召开，6月中下旬的中南海显得更为热闹了。过去就在这个地方，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独掌国家大权，窃国大盗袁世凯据为大总统府策划复辟称帝，李宗仁把这儿当作国民党北平行辕。如今在这里进进出出、欢聚一堂、谈论议决国事的，都是当代中华民族的精英人物。真是天翻地覆，这儿已是人民的中南海了。

于是，毛泽东在中南海住下，也渐渐安下心来了。此时，占据他心中的，就是建国的大政方略。

新中国对外政策是由他亲自掌握制定的，张治中主张对外方针上美苏并重，从这次筹备会议的各方发言看，有相当的普遍性；他所敬重的张表老张澜，还主张在如今世界冷战两大阵营的对峙中，新中国要走中间道路，主张他“要做铁托”；还有一些要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士在到达北平后，也热衷于宣传外交“向美苏两面靠”的主张。

为此，他分别对张治中、张澜等都郑重地说过：我准备写一篇文章，专门答复你以及和你具有同样观点的人。

在渡江后，尤其是在攻占上海的前后，中共中央是有寻求同美英建交的可能性的，在此期间他所高度关注着的在南京的中美之间试探性的接触，已经基本摸清了美国的底。美国除了在上海解放后从青岛撤走了驻军外，未作其他任何积极的反应。美国国务院虽说让司徒雷登滞留南京，奉行的也只是“等尘埃落定”的政策。美国最高当局无意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反而还致力于同西方各国就承认新中国问题结成统一战线而对中共施加压力，要新中国不能和苏联结盟，要新中国同意维护西方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殖民利益，他们才能考虑承认问题。他们不理解新中国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愚蠢地认为中共一定会向他们乞求。他们一再预言：你们不敢占领上海，因为你们无法管理它，除非你们向我们屈服。我们对他们的嘘声恐吓轻蔑不置，上海回到人民怀抱，人民有能力治理好上海。他要求西方国家改变过去殖民主义的态度，因而，5月29日，他在为新华社的社论稿《祝上海解放》审稿时，加写了一段话：

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么他们就应该着手改变它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6月25日，国民党海军在美、英支持下，开始对上海港以及解放军已经解放的港口进行封锁，试图通过封锁，用经济压力使中共在政策上向西方屈服。他曾经愤怒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说：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即所谓门户开放的原则在那里“依旧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美国的封锁必须打破！

在美国维护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利益的错误对华政策所造成的双方对峙中，中国共产党除了联合以苏联为代表的一切反帝力量奋起反击外，别无选择。

“一边倒”就是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实行封锁政策的一个针锋相对的回答。

与此同时，在渡江胜利后，特别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5月30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命离开广州回国，标志着苏联完全放弃了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苏联对华的弹性政策遂告结束。苏联态度的转变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人。早在5月初，斯大林已经同意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去苏联访问，同斯大林就建国工作、技术援助和国际形势进行会谈。

6月24日下午6时，他给胡乔木写信说：“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似不宜用新华社社论形式，而用你的名字为宜）。……请你好好安排时间，并注意抽空睡足觉。你起草后，我给你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

胡乔木的稿子写出后他没有决定用，他自己重写了一篇，这就是毛泽东原来对张治中、张澜说过要写的文章，也就是著名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该文明确地宣布了当时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这篇文章说：

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使他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1949年7月19日，邓小平在致华东局负责人的信中，对这一方针的制定，作了精辟的论述：

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也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封锁，在目前说来，虽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们仍属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的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则是极不利的。打破封锁之道，毛泽东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7月7日，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各党派各团体发表联合宣言，拥护“一边倒”方针。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接受了这一方针，奠定了它的法律地位。

新中国当时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产生的，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为新中国在对美外交的策略上赢得了主动地位，对于洗刷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的污泥浊水与百年屈辱，赢得了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新中国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一贯有着独立自主的传统，仍然坚持着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基于这种立场，鉴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在50年代中期，新中国适时地改变了外交上“一边倒”的方针，大力倡导各国人民在五项基本原则上实行和平共处。

（12）陈铭枢给司徒雷登带来毛泽东、周恩来的信息，北平之行未遂，司徒雷登又不愿意去广州见蒋介石，司徒雷登不再享受“外交特权”离境，感到甚为丢脸

1949年7月9日——8月2日，南京

毛泽东说，没有瞒着美国人的东西

7月9日中午刚过，火车刚抵达南京，陈铭枢出站后，就急匆匆地赶往司徒雷登的住处。陈铭枢是在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返回上海途中来到南京的。两人一见面，就切人正题谈了起来。

陈铭枢问道：“你怎么要返回美国啦？怎么不去北平啦？”

“华盛顿最高当局没有批准我的北平之行。”司徒雷登只是这么告诉他，却很急切地问，“你见到了毛和周，情况怎样？”

陈铭枢告诉他：新政协筹备会议是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我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当场就递交了你给他们的五点意见和四份文件。两天后，就安排了在毛泽东的住处见面。我还见了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在毛所住的丰泽园见面，很简朴。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些书。毛说刚从香山搬来，在这里住不惯。毛说欢迎你回到燕大来看一看，称道你在中国办了几十年的教育，还说没有什么瞒美国的，只是希望美国像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那样制定对华政策。

司徒雷登反问道：毛泽东不是在一个多星期前发表的文章（指《论人民民主专政》）鲜明地肯定地表达了与苏联团结一致的政策吗？这种态度已经比以前的那篇《新民主主义论》更加明确了，中共要与苏联更紧密地站在一起，确信与西方民主国家不可能妥协。

陈铭枢问司徒读了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讲话了吗？“毛私下告诉我，请我转告你，要你读一读他6月20日作的这个讲话。”司徒说当然研读了。

陈铭枢认为司徒雷登对中共“一边倒”的方针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及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作了错误的理解。陈铭枢对司徒说，毛是很关心中美关系的，你和我有一次会晤谈阻止陈纳德介入中国内战，毛至今仍然能够准确地说出去年我俩谈话的日期。

两人谈了整整一个下午。谈话结束时，司徒雷登要求陈铭枢将他们的谈话写一份备忘录，便于他带回美国去。陈铭枢答应了。第二天，陈铭枢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和两个附件交给了司徒雷登。陈铭枢说，备忘录是他本人北平之行的结果，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根据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综合整理而成的。而另外两个附件，实质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对司徒雷登五点意见和四个文件的直接答复。

这份备忘录是陈铭枢的夫人罗海沙为陈作的，当时罗海沙正在南京郊区，为陈铭枢管理过去为掩护反蒋秘密活动而置办的一个农场。

在备忘录中，陈铭枢向司徒雷登介绍自己对毛泽东的印象：

我这次在北平看到，上至毛泽东，下至他们所有的人，都取消了正式拜访和类似的空洞形式。如果你因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见到某人，那么，他们会给你安排一次会见，或者不等你提出会见的要求，就可能亲自来看你，那里绝对没有寒暄。谈话仅限于讨论或解决实际问题。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不表现出最普通人的一面，毛先生尤其如此。当一看见毛先生的和蔼态度时，你立即会无意识地觉得“这真是一位人民领袖”。可以说，如果你脱离人民，你就见不到毛泽东。毛泽东就是人民。同样，如果你脱离人民，你也见不到中共，中共就是人民。

在第一个附件中，中共领导人称道司徒雷登在中国办了几十年的教育，并对他在改善中美两国关系中的作用寄予“非常大的希望”。中共领导人还希望美国从此停止对国民党的援助，并像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那样制定对华政策。如果美国今后能够如此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也会相应地采取友好态度。关于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的条件，毛泽东在附件中特别要求陈铭枢请司徒雷登先生注意到，毛泽东6月20日在新政协筹备会议所作讲话中阐述的中共外交政策原则立场的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中共坚决反对一切外来干涉中国内政的帝国主义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另一方面，中共愿意与任何国家在平等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和友好合作关系。

在第二个附件中，周恩来对司徒雷登提供的那些文件进行了非常广泛的评论。针对司徒雷登所说的美国在历史上对待中国非常仁慈、中国从同美国的贸易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的论点，周恩来列举事实作了驳斥，指出过去美国对中国的援助都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中美贸易的受惠国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同时，周恩来还指出了美国对中国犯下了两桩罪行，即30年代向日本出售废铁等物资，抗日战争结束后又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对于司徒雷登本人，周恩来再次赞扬了他在被日本人拘留期间所表现的“个人品质”，但是，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政府的代表，因而必须执行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

陈铭枢根据毛泽东、周恩来谈话的原意，对“一边倒”作了准确的说明：“一边倒”这个术语指的就是政治路线，它决不能被误解为依赖别人的意思。如果那样理解，那将是一种侮辱。它应当被理解为，我们的政治路线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它还应当进一步被理解为，事关我们的民族独立，决不可能依赖别人。

陈铭枢对司徒雷登解释说：中共对“国家立场”和“政治路线”两者是有区别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有共同的立场而互相合作，但彼此的政治“发展路线”也允许有所不同。陈并转述毛泽东的话说：“在政治上，必须严格；在经济上，可以互相迁就。”陈对司徒强调了毛泽东所说的原则，就是要求美国和国民党断绝关系，停止援蒋。

陈铭枢经过这一番奔走，已经感到美国虽说要等“尘埃落定”后重新考虑对华政策，但此时尚无决心也不可能与国民党断绝关系，与中共的立场相距甚远。次年春天，陈铭枢的堂侄去美国，陈还托其给司徒雷登捎去一封亲笔信，提及“眼前中美建交为时尚早”。这已是后话。

7月10日，陈铭枢走后，司徒雷登反反复复地阅读研究着这份备忘录和两个附件。文件里中共领导人给他的答复，使他得到这样的感受：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任何偏离他们目前政治路线以改善与美国关系的迹象。而是表现出一种天真的希望，认为中国同西方之间，尽管没有政治关系，但还是能够而且将要建立经济关系”。

这也就是说，中共不准备放弃原则和立场来同他作交易。看着这些材料，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心情越来越沉重沮丧。

北平之行未遂，司徒又不愿意去广州见蒋介石

7月15日清晨，司徒雷登刚刚醒来，还处于睡眼惺忪状态时，床头收音机里的“美国之音”播了一则新闻，称蒋介石刚从菲律宾访问回到台南，又于昨日飞抵广州，与代总统李宗仁会晤。他想起了日前电台还广播说，蒋介石在菲律宾的碧瑶与菲国总统季里诺举行了会谈，商讨组织一个名称叫“太平洋公约”的太平洋地区反共联盟之事，该“公约”后来发展成为美国操纵用以封锁中国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当时有舆论泄露说，蒋介石飞去菲律宾是企图安排在台湾岛也守不住时的后事，去菲律宾组织流亡的国民党政府……

这条蒋介石到广州的消息顿时使他清醒了。他嘀咕着说：“不行。我不能去广州。我怎能去广州见蒋介石呢？”

原来，在他准备动身回国时，杜鲁门总统对国务院作了指示：让司徒大使离开南京后要访问广州。几天前，杜鲁门对艾奇逊国务卿说：“作为一个大使，在没有和所在国的政府脱离接触便回国，是不会被美国公众所理解的。”

总统的指示又不能不执行，但他很担心中共方面知道他去广州，会对他自己有所不利。他这几天一直处于一种十分矛盾苦恼的心绪之中。

一听到蒋介石到达广州的消息，他便果断地决定：广州也不去了！

15日当天，他为不去广州事致电艾奇逊国务卿说，委员长已抵达广州，“我想他会逗留几天。设想我访问广州（如果我按期启程），正好与他不期而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不利的猜测和曲解会随之产生。对此如能避免则应予以避免。使公众舆论相信此时委员长和我访问广州纯属巧合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无疑会认为，我的撤离计划不那么简单，并从中大做政治文章，甚至我的外交使团的同行们也不大会相信，我们在广州同时出现是巧合。”

由于华盛顿方面迟迟没有对他不去广州的报告复电同意，而动身离开南京的日期就要到了，他十分焦急，7月18日，再次致电艾奇逊国务卿：“我在拒绝北平之行后，马上访问广州，并与委员长会晤（这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肯定将其看做是有意侮辱。他们会对此作出强有力的反应。我对中共领导人的任何影响纯属个人性质。我飞抵广州，看望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而且未来我在共产党中国的有用之处因此丧失殆尽。”因此，“我赞成国务院不让我毕恭毕敬地去北平参见毛主席；由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改变航程去拜见蒋委员长也是不明智的。”

艾奇逊报请杜鲁门总统点头后，批准了司徒雷登不去广州的报告。司徒雷登这才松了一口气。

司徒雷登不再享受“外交特权”离境，感到甚为丢脸

在前几年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司徒雷登作为美国驻华大使，颐指气使，随意出入境，说走就走，说来就来，海关与边检人员都对其毕恭毕敬，不敢盘查过问，他享受惯了“外交特权”。这次办理离开中国返回美国的有关手续的时候，按照艾奇逊国务卿的指令，司徒雷登向南京外事处提出了申请，请求7月中下旬乘美国运输机离境回国。外事处答复他，准许他按一般侨民办理完相应的手续后离境。6月间，他已经无可奈何地按照人民政府的这一政策，申请办理过一次上海之行。

按照人民政府当时的出入境管理规定，一般外国侨民申请出境，必须要找两家实力雄厚的担保商号，由商号填具保单，保证该离境外侨没有任何未了结的债务，没有拖欠税金，也没有悬而未结的民事或刑事诉讼等等，同时对外侨在离开中国前的任何非法行为负责。另外，按规定，外侨出境所携带的行李也必须接受检查。

司徒雷登虽说对人民政府的这一外事政策已经知道，但他却以为，“不会要求我个人及随行人员做这种事，因为我们都是使馆人员”。因而，当其申办出境时，外事处按政策对他提出了这个要求，他感到有损大使尊严，丢了脸面。

他在向华盛顿方面反映情况、寻求对策时，一面派傅泾波找黄华交涉，一面也悄悄联系担保。他让人探询在南京的地方银行及与使馆有签约关系的中间人，以确定他们愿否为他的随行人员及机组人员担保，经过了24小时，都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他又赶快征询美国索康尼吸尘设备公司、加州得克萨斯公司等商号作保。黄华曾叫傅泾波转达说，司徒本人可以不要求“担保商号”，但需“某个朋友个人担保”。司徒曾经向国务院报告说：“我想黄自己会作为我的担保人签字。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这项担保。”

7月15日，美国国务院急电司徒雷登，命其不得填具担保，称司徒雷登是美国政府任命的驻中国大使，虽不被中共方面承认，但就美国而言，仍然具有大使的身份等等，电函并训斥司徒雷登在与中共接触中表现软弱。

司徒雷登接到此电函后，即叫傅泾波去外事处找黄华。傅泾波说，司徒雷登希望获得谅解，他留在南京是出于友好，返回美国也是为中美关系努力，如能免去担保和检查，不胜感激。

当时，还有一些国家的原大使、公使也存在着类似司徒雷登一样的出境手续方面的问题。根据这些具体情况，考虑到这些大使、公使仍被本国视为是国家的代表，南京市委经研究向中共中央建议，可以对这些人给予一定的便利，免除其觅保手续，允许一件手提行李免检，对“使馆”其他人员仍按原规定办理。

中共中央经研究后，同意了南京市委的意见。

于是，南京外事处对司徒雷登此次返国采取了免除觅保、检查的手续，其随行人员由原美国使馆留下的人担保，傅泾波由两个私商担保。为出境的事已连续数日焦虑不安的司徒雷登听说后，真是如释重负，悬着的心才落下来了。

原美国使馆空军武官邓宁上校和运输机机长也来到军管会外事处，说飞机已经修好，要求办理专机离境事宜。

此事还伴随着一个小插曲。本来，南京市委考虑到傅泾波这个人的以往表现情况，曾向中央建议不允许他离境，免得他到美国后随意招摇撞骗，惹是生非，对新中国产生不良影响。但中央复电指示，让黄华在其离境前与其谈话，给予警告即可，谅其无非是个小角色，也掀不起什么大浪。南京军管会不承认傅泾波原来所持有的“国府”所发的护照，就以南京市军管会名义为其特制了一本蓝布面烫银字的普通护照。

黄华遵照中央指示，在傅泾波跟随司徒雷登离开南京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中，对他作了警告。傅泾波为了达到出境的目的，满口应允，显得唯唯诺诺。

7月25日，司徒雷登为办理出境手续，又到外事处找黄华见面谈了一次话。黄华在《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一文中，作了记述：

司徒雷登问我对美国今后对华政策有何希望。我告诉他现在谈不到希望你们做什么，因为首先需要美国放弃错误的政策，证明他具有对我国人民堪称友好的诚意。但迄今美国仍支持反动派内战，并组织“太平洋公约”，中国人民自将坚决反对这一帝国主义政策。

司徒雷登说：“美国政府最近将来也不需要做什么，过一个时期看发展情形再谈。”并说，中国内战原非美国政府所愿，而是方法错误。美国政府迄今对“太平洋公约”未表示任何赞成和支持，故没有责任。他对毛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和《论人民民主专政》评论说，前者容纳各国，后者偏于一方。此外，司徒雷登还提出，上海美侨因解放后我对外侨案件的处理及劳资纠纷，甚感不安，不知当局是否不希望美侨留华。

我回答说，我方对一切外国侨民同等看待，凡愿意留华的守法者，均保护其生命和财产安全，对犯法者当依法处理。

8月2日清早，南京明故宫机场还沐浴着一层淡淡的白雾，一架有美国标志的C——47型双引擎运输机马达轰鸣，螺旋桨高速运转，刚被助手搀扶上舷梯的司徒雷登扶着舱门，回过头来，黯然神伤地望着外面，不知他是朝这块中国土地还是朝送行的人摆了摆手。他真不愿意相信这就是他在中国最后的结局。舷梯收起了，舱门关上了。飞机拉起机头，腾上天空，往东朝太平洋方向飞去。

今天来审视与回顾这段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前刚刚解放的南京，表面上是原燕京大学老校长与其在中共方面里的学生的“师生见面”，而经档案解密后真是“水落石出”，原来都是中美双方最高首脑亲自掌握的外交接触，双方只是想摸底而已，尤其是美国方面还没有任何政策方面的准备。在当时的冷战风云笼罩全世界的时代里，司徒雷登是不容易实现他所寄予厚望的北平之行的，即使当时他能够侥幸到北平，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中美联系的门户从此关闭了。

直至20余年后，代替司徒雷登秘密飞赴北京的，已经是现在中国老百姓众所周知的那个有名的大鼻子博士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了。

（13）艾奇逊用杜鲁门的话为写作白皮书定调子：“蒋介石是一匹劣马”，司徒雷登对白皮书披露的内容极为震惊，回到美国的司徒雷登被人遗忘了，留下遗嘱要将周恩来送的明代瓷瓶送回中国，并想将骨灰葬在燕京大学校园里

1949年8月5日——12月底，华盛顿

艾奇逊给写白皮书定了调子

银幕上放映的是一部英国题材的好莱坞故事影片。出现了一组男女主人公乘坐那种老式马车响着铃铛徜徉在雾伦敦街头的镜头。当镜头强调拉车的是一匹毛色油亮的良种好马时，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悄悄对坐在身旁的夫人爱丽丝低声说：“我想起了一件急事，出去打个电话就回来。”

这个离开放映场去打电话的男子，就是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

他50多岁，衣冠楚楚，很有英国绅士的外貌与风度。他是英国移民的后代，祖先到美国后艰苦创业，小有成绩，父亲是一名典型的英国基督教主教，家庭灌输的多是英国传统教育。他出任国务卿后，尽管公务很忙，仍喜欢挤时间与全家大小去电影院里看诸如《傲慢与偏见》、《魂断蓝桥》之类的英国题材影片。

这天虽是周末，他在看电影时仍想着令他头痛的中国问题。刚才他在银幕上看到拉车的英国良种马，突然联想起年初连任总统的杜鲁门写给国会领袖范登堡的一封信里一句极为形象的话：“远东的局势一向古里古怪，就像一场赛马中的情景——我们选择了一匹劣马，那就是中国局势发展的情况。”

这几天他正为白皮书的问题困扰着。

杜鲁门从病逝的罗斯福那里接过总统职务后，给了蒋介石大笔美元、大量军事装备，还派去了马歇尔将军、魏德迈将军，可蒋介石还是连连惨败，更是频频要求美国加大援助的力度。中国问题越来越成为美国国内关注的重要问题，争论越来越激烈，并成为反对派攻击杜鲁门总统的靶子。一些国会议员说杜鲁门总统在对华问题上全错了。指责政府先错在二战结束时就不应提出什么让共产党人进入联合政府的主意，后又错在马歇尔离开中国后没有全力帮助蒋介石打败毛泽东。1948年底，国民党败局已定，国务院的外交官们就建议总统发表一个说明书，说清事实的真相。总统的女儿玛格丽特说这是个好建议，但她父亲杜鲁门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这样做会加速蒋介石的垮台。

1949年初，杜鲁门连任总统后，艾奇逊受命接替马歇尔出任国务卿，他就更感受到中国如何使总统头痛了。他性格古板冷酷，老练多变。在感受到中国局势发生重大转机后，他觉得美国要重新确定对华政策。当51名参议员上书总统要审查中国问题时，他代替总统向议员们解释说，无论有没有美国的指导和援助，都无法挽救腐败无能的蒋政权。他年轻时获得过耶鲁大学文学学士的学位，说起话来颇有文学色彩，他形象地比喻说：

“如果森林里有一棵大树倒下来了，在飞扬的尘土降落之前，人们是无法看清它的损失的程度的。”

于是，第二天的传媒便将美国新的对华政策称为“等尘埃落定”政策。艾奇逊又赶紧向新闻界解释，他这句话不是用来描述一项政策的，而是说“我们对形势没有能力看得很远”。他承认无论怎么解释也没有用处了，这就成了战后美国外交史上有名的“等尘埃落定”政策。

他对总统说：“国会和新闻界对我们的对华政策提出了批评，主要是他们不了解事实的真相。过去马歇尔将军一直不愿将事实全盘托出，是因为担心损害委员长日益衰落的命运。现在国民党已经接近垮台，今后美国不必再支持中国大陆上的政权。”他建议总统就近五年来美中关系写一个详细的报告，以便在国民党倒台时作为政府的白皮书发表。

这次杜鲁门同意了，指示他尽快写出白皮书，然后交给自己审阅。

所谓白皮书，是一个国家的政府、议会等权力机构为某项重大问题正式发表的报告书或文件，封面各有惯用的颜色，白色的叫白皮书，蓝色的叫蓝皮书。美国政府惯用白皮书。

艾奇逊立即付诸行动，物色了一批富有学识和专长的精英组成一个写作班子，在沃尔顿·巴特沃思的领导下工作。精英们已经为怎么写白皮书讨论过两次了，有人觉得如果写的内容是为杜鲁门总统近几年对华政策作叙述、解释和辩护的话，将使总统和政府显得太尴尬与被动。

那么，怎么写这本白皮书呢？以什么作基本内容呢？

这次与家人看电影，由英国良种马的镜头联想到蒋介石是一匹劣马，全力描绘蒋介石这匹马之“劣”，就是这份白皮书的基本内容。他很高兴，中断了看电影，出来打电话给主持写作小组的巴特沃斯先生，为这本白皮书定了基调。

白皮书写好后，还要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发表。

在司徒雷登来电报告其离开中国的日期后的7月29日，白皮书送交杜鲁门总统审阅。杜鲁门很快就看了，写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像卖假药的人须强调所卖的是真药一样，总统在声明中强调：“此时发表这份坦率和翔实的报告，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我们对中国和整个远东的政策将有以情报根据和明智的舆论为基础。”

美国国务院选择了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开中国三天之后的8月5日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1944年至1949年间的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7月30日就对华关系问题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

美国政府这份白皮书的正文分八章，洋洋万言，并有233个附件，叙述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时为止的中美关系。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至1949年的五年期间，美国制定与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千方百计地反对中国人民，结果遭到失败的经过。其中大量披露了有关国民党如何腐败、堕落和无能的材料，借此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的胜利主要是国民党的无能，从而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错误洗刷和辩护。它说蒋介石是自招失败，美国的任何新政策和额外的援助都无法挽回蒋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失，美国人将所有失败的原因统统推卸给国民党，但却没有解释和提出“美国政策被蒋缠住不放的原因和补救方法”，也没有作出必要的历史反省。

艾奇逊国务卿在其信中沮丧而坦率地承认：“不幸的但亦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之不祥的结果非美国政府的控制所能及。美国在其能力合理限度内，已经做的或可能做的一切，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他并说，这份白皮书“是关于一个伟大的国家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

那个时候，在这本有名的白皮书发布的前后，在美国政坛上流传着一则笑话。因为美国名字叫“约翰”的人不少，华盛顿就有人曾经把美国扶持的蒋介石政权在中国的失败归咎于四个“约翰”——约翰·谢伟思、约翰·戴维斯、约翰·费正清和“约翰”（蒋）·介石。其中，谢伟思与戴维斯是主张往延安派美军观察组及援助中共的外交官，费正清是在对华问题上说话比较客观公允的有名汉学家，也有外交官的头衔；第四个“约翰”，就是蒋介石了，因为“蒋”与“约翰”的发音近似。有一次，在堂堂国会辩论对华政策问题的时候，有人在发言中一本正经地说起了它，惹得相互对立的两党议员们顿时都哄堂大笑不止。

其实，“四个约翰”的笑话，极为形象地概括了美国政府的白皮书洋洋万言的内容。

司徒雷登对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极为震惊

他被安排住进华盛顿附近的一个不显眼的饭店里。

他独自呆在饭店的客房里，空荡荡的，除了听收音机、看报纸，就是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回忆往事了，所回忆的几乎都是有关中国的人和事。他父亲去世后已经葬在杭州。他有一个儿子在华盛顿附近的温彻斯特当牧师，偶尔来探视，也有国民党政权驻美大使顾维钧或是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等来寻访，才打破难耐的孤独与寂寞。过去他每次回国述职，作为美国驻华大使，行程都安排得满满的，八呼九拥，频频奔走，出席各种活动，与新闻界、国会议员、银行家、企业家等各界人物会面，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呼吁、张罗援助，那个时候好热闹矣。现在怎么啦？

他无非是个被丢失了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

他心里在寻思：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做？

司徒雷登乘飞机离开南京后，经冲绳、夏威夷，回到美国、在冲绳的时候，他还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什么只要中共新政权保持中立，美国就会与其保持经济往来，然后会考虑给予承认。但国务院闻讯后立即说他多嘴，他这一讲话没能在美国国内传媒上发表。他刚刚到达华盛顿，一下飞机，就被来接机的人迅速从机场接至国务院。美国远东事务局局长沃尔顿·巴特沃思建议他离开华盛顿十天半月，待总统和国务卿接见后就去隐居数月，要闭门不出，不要接见不必要见的来访者，避免同新闻界和公众接触。这使他感到很懊丧，离开中国时就是灰溜溜的，回到了自己报效的国务院却似乎被人视作犯了错误的人员。不久，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接见了他，听他汇报了中国的局势，也并没有明说他有什么错，只说他在华甚为操劳，年事已高，此次回来要好好休息。

之后，他就被安排住进这个僻静的饭店，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了。

司徒雷登对国务院发表白皮书是不赞成的。

当他最初听说国务院要发表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时，“心中就十分不安”，等他见到了篇幅特别长的正式文本后，他“不但深感不安，而且极为震惊”。因为在他看来，“在两个国家仍然保持着友好关系的时候，由一国政府发表非难另一国政府的报告，就像这份美国政府发表的非难中国及其国民政府的报告摘录那样，是迄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他一口气将白皮书全文看到底，越看越感到惊诧不已。书中直接引用了许多应该属于绝密性质的文件，其中就有好些他从南京的大使馆里发回的报告。这些秘密谈话、机密情报以及属高度机密范畴的使馆的主张、建议和计划，使他越看越感到恼火与惊骇不安。因为机密文件的公开，暴露了一些中国人、美国人和他自己的言论观点，使他陷入非常难堪的处境之中，他还担心会给那些提供情况的人带来严重的后果。

他真不明白，艾奇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国务院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在回忆录里记述说：

所有这一切，将对美国、中国、美中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呢？……这对那些提到了名字、引用其言论的中国人会有什么后果呢？这对那些被一字不改地重新发表其观察、估计和建议报告的美国人（其中包括我自己）会有什么影响？这对美国的外交和领事官员将来的呈文会有什么影响呢？

司徒雷登一眼就看出美国政府发表的白皮书所起的作用：

它是要告诉全世界，依美国政府看来，国民党人已在“内战”中失败了。它不承认美国政策有什么错误，而将一切责任全部归咎于中华民国政府。白皮书声称，美国政府对那些“不幸的后果”没有任何责任。它暗示美国对民国政府的支持以及对该政府的生存所应尽的义务已经了结。

司徒雷登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很长，又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近几年出任关键的美国驻华大使，亲身体会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各种弊端与复杂矛盾，极为熟悉内幕真相，因而不赞同美国国务院如此对待国民党政府，将在中国失败的一切责任统统都推给国民党政府。有时，他也将这种不同的观点表露出来了。于是，他就免不了越来越受到华盛顿当局的冷遇。

后来，他被允许在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与新泽西州拉维斯中央长老会作了两次演讲，但讲稿都须经国务院审阅、删改和批准。这种做法是以前从没有过的，实际上就是封住他的嘴巴，不准他公开发表与政府口径不一致的有关美中关系和对华政策的讲话。

10月间，在新中国宣布成立后，美国国务院召集了一次远东事务专家会议，来研究对策。参加开会的有主管远东事务的官员及研究或熟悉远东事务的专家，当时还有美国驻华大使头衔的司徒雷登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大多数美国官员与专家都认为国民党政权完蛋了，美国不应再去关注它的命运，有的人甚至提出将这个包袱甩掉。与会者除了谴责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与无能外，还讨论了是否承认共产党的新政权的问题。

司徒雷登却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尽管国民政府有种种弱点和缺点，但那个政府毕竟是在美国民主思想的鼓舞下通过革命的热情建立起来的。这些年来，它一直受到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尤其是共产党的攻击；在国外，又遭到别的国家，尤其是日本外交上的压力和武装侵犯。它从未有过和平与安定的时期，无法去考虑改革与国计民生的问题。”

他这样发表与白皮书相悖的观点，就更加受到冷遇了。1950年年底，朝鲜战争爆发半年后，美国国务院通知司徒雷登，他被不定期地重派到国务院。但他已经不想再参与政府的工作了。他在美国没有一个家，就在华盛顿西北部远离闹市的郊区买了一栋房子住了下来。

从1949年底开始，他的心脑血管相继栓塞，中风偏瘫。晚年时，他并没有什么私人积蓄，幸而靠“义子”傅泾波的一家悉心照料他，他的儿子也只是偶尔来看一看。

1952年11月28日，司徒雷登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封信，辞去了美国驻华大使的职务。从此在家一边养病，一边闭门写书，几年后，出版了一本《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

司徒雷登1962年9月在华盛顿悄然去世，享年86岁。

他临终之前留下遗嘱，将他的全部文件赠送给傅泾波，并要求傅泾波帮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周恩来当年在南京送给他的一只明代彩绘瓷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

在司徒雷登去世将近十年时，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访华，中美关系之门打开了。1973年，傅泾波应周恩来的邀请回到祖国，住了10个月。

1986年3月，应傅泾波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员赴美国记录傅泾波口述历史，并帮助整理他的文件和收藏，历时三个月完成。

1988年5月，傅泾波派他的女儿傅海澜专程将当年周恩来送给司徒雷登的明代瓷瓶送回中国，现陈列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内。傅泾波也于同年10月去世。司徒雷登的骨灰终未能安眠在他苦心办起来的燕京大学的校园里。

司徒雷登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持有偏见与反对的态度，弃教从政，最终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变成一个悲剧的角色，真是悲矣哉！要是他不被杜鲁门和艾奇逊看中，不在中国社会大转折时期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没有成为美国扶蒋反共政策在中国的代理人，那么，正像有的人说的，他的一生将享有著名教育家的美名，会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和怀念。

（14）毛泽东连续写了《别了，司徒雷登》等五篇新华社社论，批驳美国白皮书，毛泽东读了民建发言人针对白皮书的声明，连连叫好，当天就写信给胡乔木和黄炎培

1949年8月5日——9月16日，北平

毛泽东连续写五篇批驳美国白皮书的社论

8月5日这天，有两件事使毛泽东觉得重要。一件事就是长沙起义，另一件事就是美国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

第一件事，程潜、陈明仁于昨日在长沙通电起义，他很高兴地说：“这样，家乡湖南省基本可以和平解放，免遭战火。真是幸事！”

此外，程潜是孙中山的老部下，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陈明仁又是以反共著称很能打仗的蒋介石嫡系将领；程、陈起义将可以分化华南、西南和台湾等地的国民党，促进尽快解放全中国。因此，他日前同意对陈明仁将军既往不咎，陈还可在解放军中任兵团司令。这天，他与中央军委也破例地同意程、陈两人提出成立的冠以国民党名义的两个临时机构：一个是程潜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和陈明仁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第二件事，参考消息上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有关报道只是简述了其内容，特别强调的是1944——1949年的中美关系，也说了白皮书篇幅很长，附件很多。

他觉得这边刚得到司徒雷登离开南京的报告，那边国务院就发此中美关系长文，说明人家是早有预谋的，这不能不引起他高度的警觉与关注。他立即对自己的政治秘书兼新华社社长胡乔木说，尽快获得此件，全文翻译。

当时的资讯尚没有现在发达，加上中国还处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待新华社拿到美国报纸发表的白皮书全文，英文部组织了数名翻译以最快速度翻译成中文，已是一个星期以后了。

8月12日，新华社发表了由胡乔木执笔写的社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

8月13日，毛泽东对此事极为重视，认为这是在新中国建立时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嘴脸、教育全中国人民的大好机会。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应将各国评论摘要评介。”

毛泽东亲自执笔写了连续五篇评论美国白皮书的文章。在写文章期间，他又写信给胡乔木说，请找清末中国和美国订立的几个不平等条约，为写评美国国务院白皮书时参考。

8月14日，新华社发表了他写的第一篇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8月18日，新华社发表了他写的第二篇社论《别了，司徒雷登》；

8月28日，新华社发表了他写的第三篇社论《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8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他写的第四篇社论《“友谊”，还是侵略？》；

9月16日，新华社发表了他写的第五篇社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在新华社所发表的六篇评论白皮书的社论中，就有五篇是毛泽东写的。

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文笔犀利、淋漓酣畅地写道：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入，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乌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毛泽东读了一篇评白皮书的好文章，连连叫好，马上写了两封信

8月24日这天，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半个上午了。昨天深夜，除研究东北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名单的调整和分工，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答复东北局等几封电报。然后，他准备着手写第三篇评白皮书的社论，刚写了几行，天已经亮了。他只好搁下笔上床睡觉。

醒来时，当天的《人民日报》已经与几份该阅处的文件摆在书桌上了，新报纸还散发着油墨香。他打开报纸一看，一篇针对美国白皮书的声明文章有着很醒目的标题《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署名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北平发言人。该文是针对美国白皮书如下观点而发表的严正声明。白皮书中说到把中国这块大陆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身上，艾奇逊还说，“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艾奇逊是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等，视作“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

好呀，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美国白皮书的回答。观点鲜明，针对性强，很有说服力！

他先写了一封信给胡乔木，说：“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广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

民建发言人在这篇声明中说：

谢谢美帝的提醒，我们应该大大加强内部的团结和警惕，但有一点，我要答告美帝不可的，白皮书上所提的“民主个人主义”的好梦是做不成的。就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吧，抱歉得很，如果把他们当作对象，那美帝也将多犯一次错误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的工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在内）的态度。从它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一开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受封建的阻碍和帝国主义的摧残，后者的危害尤其严重。中国近百年历史中黯淡的一页，也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尽帝国主义打击的一页。在帝国主义者的高压下，一部分资产阶级动摇了，变成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进行殖民地化的直接的与间接的工具，这就是所谓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在经济上进行了某些程度的斗争。这就是经过考验、比较纯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它的历程是艰苦的，以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最后几年为例吧，几乎保全了“民族”，就有丧失“资产”的危险。可也正是这样的考验，改造了、提高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品质。它也懂得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终于获得解放，从绝望中复苏过来。今后怎么样？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订得明明白白，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会大大发展。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今后的观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凭哪一条也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惟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对于整个世界和新中国的方向，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应该也不会认错的。

毛泽东在处理了一些急事后，还了解到这个声明是民主建国会70岁出头的主任委员黄炎培老先生亲自执笔写的，而且是主动写的，并非报社专门约稿。黄任老70高龄，还能写出如此思想敏锐、见地深刻的好文章，他获知后更为高兴了！

他不禁想起黄炎培老先生来。

黄炎培，字任之，人称他“黄任老”，是个老同盟会员。抗战胜利后，组织了民族资本家云集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但黄自己既不是资本家，也不经营工商业，而是一生清贫、两袖清风的著名教育家。人们称道黄炎培在资本家群体中打滚，自身却清贫如洗，既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又具高风亮节，无论在资本家圈子里或是社会上，都很受人尊敬。

1945年初夏，抗战胜利在即，为推动国共团结，黄炎培与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飞赴延安访问。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和黄炎培握手时就有意笑着说：“黄任老，我们20多年不见了呀！”当时黄大为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哪。

他这才告诉黄：25年前，1920年5月的一天，在上海市的江苏教育会欢迎美国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中，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那听演说的一大群学生中就有我呀！

黄炎培盛赞毛泽东好记性，以后常说：当时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这次黄炎培应邀来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冒着很大生命危险。他听说黄炎培是国民党保密局在上海暗杀黑名单上的“一号人物”。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黄炎培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跟踪，化装潜离上海，辗转经香港来北平。到达北平当天是3月25日，即到西苑机场参加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进入北平。毛泽东征尘未洗，就在颐和园设宴与沈钧儒、黄炎培等多位民主人士会面欢聚。

第二天晚上，他又在香山设宴单独邀请黄炎培畅叙。

见面寒暄时，他对刚落座的黄炎培说：“黄任老，昨天我搬进来之前，探雷器在这间屋里还探出一颗炸弹。”

黄露出惊讶神色：“主席的安全可……”

他笑着说：“你放心，现在安全了。听说你七拐八弯，历尽艰险才逃出上海。”

黄告诉他自己脱险的经过：经过地下党吴克坚他们智谋巧安排，上月中旬，他大事张扬发出请柬，在家大宴宾客三天。而自己与夫人在当天说到永安公司购物，特务尾追着他们的汽车。他们下车，从公司前门进，即从边门出来，登上了预留的另一辆车，夜里住在女儿家。次日一早化装从外滩登轮潜离上海赴香港，为防特务追查未宿房舱而宿在地下党安排的大副舱内。

他笑着说：我今天就是专为你设宴压惊嘛。

笑着寒暄过后，两人纵谈时局，细商建国大事，直至午夜。

随后，他还几次邀请黄炎培等民建领导人商讨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想罢这些，他又写了一封信给黄炎培，称赞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信中说：“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黄炎培接到他的信后，十分兴奋，立刻就给他写了回信，“希望主席时时指教”。

26日，他接到黄炎培的复信后，又第二次致书黄炎培，重加勖勉。该信说：“八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

年过70的黄炎培，本来一生是拒绝做官的，北洋政府两次发布其担任政府教育总长的任命，都被他拒绝了。建国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劝说下，他终于“出山”，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成为开国时政务院的四位副总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