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斌风尘仆仆回到上海，情况已骤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他几经周折才与中央机关的秘密联络处接上了头，并通过联络处请求向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红七军的工作。可是，长等短等却不见有中央负责同志听他汇报工作的任何迹象。他只有耐心地等待。他在等待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同时，于4月29日写出了一份近两万字的《七军工作报告》。他在这份工作报告中，详尽地叙述了红七军、红八军的发展经过和战斗历程，叙述了红七军在创建右江根据地和转战千里途中，开展地方党的工作及土地革命等情况。他以十分诚恳的态度，认真分析和总结了红七军这一时期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并检讨了自己曾受“立三路线”的影响，在工作中存在的失误。最后，他在这份报告上，重又正式签上了自己原有的名字——邓小平。应该说，这是作为红七军的一位政治、军事的主要负责人，对于工作的十分认真的总结，也是向党交出的一份十分诚恳的答卷，本应得到中央的重视。可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却一直没有听这位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的汇报，也没有哪位负责同志召见他一面。

由此表明，他是一位不受王明为首的中央所“欢迎的人”。他被冷慢地“晾”在了那里，好像遗忘了他的存在，遗忘了当初被中央派往广西、如今又回来的中央秘书长的存在。

但在这漫长而耐心的等待中，他知道了中央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

1930年9月，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结束后，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即以国际代表的身份秘密来到上海，直接插手干预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大政。于半年前从苏联回国、备受国际代表器重的留俄生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严厉指责周恩来、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右倾”，要求召开四中全会。一时间，把个秘密处境下的中央机关，闹得纷纷扬扬。周恩来向他们苦心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了。

这次全会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举行的，只开了十几个小时，共产国际代表一直处在实际做决断的最高权威的地位。出席会议的共有三十七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八人，还有王明、博古等其他出席者十五人。米夫在讲话中点名批周恩来、瞿秋白接受“立三路线”，责令全会将瞿秋白清理出政治局(会前，米夫已决定排除瞿，保留周)，并且严厉地警告周恩来说：“对于周，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

瞿秋白听罢对周恩来说：“看来，我要‘解脱’了，你还要背这个担子。”

周恩来苦涩而隐忍地说：“背就背吧 ”

会议通过了由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名单。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三人退出政治局。李维汉、贺昌俩人退出中央委员会。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不仅堂而皇之地进了中央委员会，而且成了政治局委员。虽然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仍担任党的总书记，而实际上当家的是王明，为他撑腰的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周恩来的处境可想而知。他和瞿秋白都被置于“被告”席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在决定瞿秋白等人退出政治局后，有人提议周恩来也应退出政治局并单独交付表决。表决的结果：六人同意，十八人不同意。这样，周恩来才被“保留”在了政治局，而没有被“排除”。分给他的任务是负责军委和苏区的指导工作。

经过了这场突然袭来的轩然大波之后，很快形成了一条比立三“左”倾错误更加严重，而且更加气焰嚣张，对党和革命力量危害更大的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

在这样复杂而艰难的局势面前，周恩来该怎么办？他的内心充满着苦闷。任其“左”倾肆虐横行，是不能容许的；若乘此撒手不管，置身事外，这从他的思想和性格来说，又是决计做不到的。

他后来说过：当时支配着他的想法，是要“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可以说，这是一位伟大政治家的人生“自白”，他为此倾尽了毕生精力！

王明等人把持了中央领导权之后，便马上向全国各地派出中央代表和中央代表团，去推行他的路线：派出相当阵容的由二十多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开赴中央苏区，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由项英(六届三中全会派到中央苏区)任代理书记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派张国焘、陈昌浩等去鄂豫皖根据地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煮任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派夏曦等去洪湖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任书记……于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到处拿“国际路线”压人，清除异己，进行残酷无情的扩大化的肃反运动。而此时留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的工作环境，由于国民党军警和特务的猖獗破坏，变得更加恶劣了。

1931年4月25日，一件对中共中央的安全造成从未有过的极大威胁的事件突然发生：参与领导中共“特科”的顾顺章奉命送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归途中化装成杂耍艺人在武汉一高尔夫球场表演魔术，不料被叛徒王竹樵认出，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当天顾就叛变了，他在没有受到任何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便主动表示愿将所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但他似乎不把武汉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军事首领放在眼里，扬言只把情况直接禀告蒋介石，到时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武汉侦缉处处长蔡孟坚急于表功，一连向南京特务本部发出六封密码电报——

第一封电报：“匪中共中央政(治)局要人、负责特务组织之黎明(顾顺章化名)在汉口被捕。”

第二封电报：“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之重大计划。欲赴宁面呈蒋总司令。”

第三封电报：“何长官(成浚)电请陈部长(陈立夫)，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即赴汉口，以便押黎明赴宁。”

第四封电报：“考虑到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宁。”

第五封电报：“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宁，向钩座(指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禀报。”

第六封电报：“不要把黎明被捕自首之消息让钩座身边的人知道，否则将上海中共地下机关一网打尽之计划便要落空。”

每份电报上都标有“特急”两字。他们意为这下可把共产党的老窝端了，一个也跑不掉！

但这些极端机密而重要的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统计调查科(中统)担任徐恩曾机要秘书兼国民党长江通讯社负责人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那天正值周末的晚上，徐、恩曾早去舞场泡女人去了，正巧是钱壮飞值夜班。钱壮飞用密码将六封极不寻常的电报翻译出来，不禁大吃一惊！于是连夜让身边的地下联络员刘杞夫(钱的女婿)潜往上海向特科负责人李克农汇报。但考虑到事关重大，钱壮飞又亲自于翌日拂晓前换上便服，登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头班车。

千钧一发，十万火急！！！ 中共中央机关危在旦夕，若被敌人一网打尽，那将是怎样悲惨的一幕！而要在敌人统治下和大搜捕之前，迅速进行大规模疏散，任务是何等艰巨，时间又是何等紧迫！刘杞夫第二天早晨到达上海，几经周折找到了李克农，汇报了情况。李克农马不停蹄，迅速将情况转达给陈赓、陈云和周恩来。不久，钱壮飞也赶到了上海。

周恩来当即同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等商定对策，迅速而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

1.销毁大量机密文件。

2.迅速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周密的保卫和转移。

3.把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捕捉目标的干部，尤其是中央特科人员，要尽 快撤离上海或转移安全地带。

4.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行紧急改变。

5.由特科迅速调集力量，组织一支队伍，伺机捕杀叛徒顾顺章。

特科人员在周恩来指挥下，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中央机关、共产国际驻远东办事处和江苏省委机关及大批人员的转移。

4月28日晨，国民党军警特务在顾顺章指引下对上海全市进行大搜捕。可是，每到一处，皆是人去房空。据陈立夫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称：“当调查科人员前去搜捕时，周恩来却无巧不巧的早五分钟离开，得以幸免。”

顾顺章虽逃脱特科的严惩于一时，却最终也没有逃脱厄运的惩罚：1935年，他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因拉山头、搞派别，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秘密处决。

事隔半个世纪后，徐恩曾在写的《一个特工的自述》中自怨道：“一生中所犯最大之错误，就是不该重用钱壮飞。”

其上司陈立夫也说：“其时双方作渗透工作，无孔不入，可均兄(指徐恩曾)录用钱壮飞，实为一大疏忽。”

铲共专家蔡孟坚在《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一文中，痛斥责骂顾顺章在被捕以后还他娘的“打埋伏，卖关子”，不肯立即说出有关钱壮飞的情况，以致“天机泄露，功亏一篑”，害得他们空喜一场。蔡还以蔑视的口吻说：“潜伏我中央的钱匪逃沪，使顾可能发生的作用与成就已全部消灭。”

顾顺章事件后，钱壮飞因身份暴露，随周恩来去了江西中央苏区，曾任红三军团军医处处长，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总参谋部第二局局长等职。钱壮飞乃浙江湖州人，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毕业，具有绘画、文学创作、建筑设计、行医、破译电报等多种才能。1935年3月31日在长征途中的贵州息烽防空时与部队失掉联系，被当地反动分子杀害，时年39岁。解放后，周恩来在上海视察时参观中央机关旧址，百感交织，动情地追忆说：钱壮飞打入敌人内部后的最大功绩，是破译了国民党武汉公署发出的关于顾顺章叛变的特急密电，把中共中央从死神跟前拉了回来。要不是钱壮飞等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特务的手中。他们为党立下了丰功伟绩，使我们党少走了不少弯路，全党将永远纪念他们。

顾顺章叛变不到两月，新的打击又接踵而来。

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向忠发历来生活作风不好，爱拈花惹草。中央机关刚转移到新的隐蔽住址，他便从妓院里讨了个小老婆。周恩来得知后，即派陈琮英(任弼时的夫人)的母亲去和向忠发的那个小老婆住在一起，注意他们。周恩来当时想把向忠发弄到苏区去，于是先把向忠发的小老婆转移到一个旅馆住下，然后周恩来把向忠发转移到自己的住处，还一再叮嘱他不要外出去住。向忠发非但不听，反而指责周恩来“管得太宽了”，是在挟制他，夺人之美。并声言： “我知道该怎样保护自己！总书记可以不当，苏区坚决不去！”

6月21日晚，向忠发又擅自外出跟那小老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出门叫出租车时，被司机特务认出，当即逮捕。

周恩来闻讯后，立即组织人营救，但未成功。向忠发吃了几下皮肉之苦就受不住了，于6月24日自首叛变，还把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秘密住所供出。特务即刻押着向忠发去搜捕。向忠发有周恩来的房子钥匙，门打开了，特务蜂拥而入，结果里面已经空空无人。就在向忠发被捕后不久，周恩来、邓颖超、蔡畅等即转移到一个法国的饭店里去住 了。

国民党上海特务机关抓获了中共的总书记，急于表功，当即给南京总部发报，说抓到匪首。当时蒋介石在庐山，他一看到电报，当下批示立即就地处决。

24日向忠发一叛变，上海特务机关又马上发电报给南京总部，几乎是同时就收到了总部奉蒋之命就地处决匪首的电令。向忠发本以为自首后不仅能保住一条性命，而且能获得犒赏，但他没想到，在他叛变的当日即在龙华监狱被处决。等蒋介石收到“匪首向忠发自首归顺”的电报，遂又下达缓期执行的命令时，向忠发已在枪下作鬼了！蒋介石就此两起至关改写中共历史的重大案件的破获而收获甚微，痛训陈立夫等“中统”头目：“娘希匹！你们这些笨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坏我大计！”

这些恶性事件的连续发生，使得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活动陷入困境。周恩来不得不更加严格地隐蔽起来，同其他领导人互不往来。这时他感到在上海已很难继续存身了。

9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据远东局(这时米夫已离开中国)的指示，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洛甫(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工 人，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后叛变)、李竹声等六人组成，由24岁的博古负总责，决定将中央机关转迁江西苏区。

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以“国际路线”的代言人继续遥控指挥中央。

12月上旬，周恩来告别了长达四年的白区地下斗争的生活，前往江西，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去之前，由先去苏区的项英代理，后又由毛泽东代理)，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谋略生涯的新领域。

作为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的邓斌，回上海等着向中央汇报工作，这么一“等”就是四个多月。他由此便知道了，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连续发生的恶性事件，使得局势极度混乱而紧张的中央，谁还哪有工夫去同他见面，听他汇报呢？尽管他重又恢复使用了“邓小平”这个名字，尽管他曾是中央秘书长。

他默默地承受着这种“冷遇”，不仅从感情上，而且从理智上获得一种 “理解”。但他不知道，在他4月29日写出《七军工作报告》之前，先他赴上海汇报工作的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和一位叫阎衡的红七军干部，已于3月9日和4月4日分别向中央写出了关于红七军情况的报告。他们除了详述了红七军的发展状况和经历之外，用迎合王明中央更“左”的观点分析了红七军的成败得失。特别是在阎衡的报告中，言词激烈地指责红七军前委主要负责人的阶级性表现得非常模糊和战略方针上的右倾保守思想等等。

这似乎正应了古老的俗语：先下手为强，抢先者有理。 这似乎含有一种政治的需要：上行下效，执事者乃须上下其手。这似乎还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原因：邓小平是周恩来的人，周恩来此时的日子很不好过，二者当为“难兄难弟”。

由此觑来，一个比立三中央更“左”的王明中央，为何对前来汇报工作的邓小平不予理睬，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在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已经发出了一封《中共中央给七军前委信》，信中以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极其严厉的口吻，对红七军的工作横加指责：七军前委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阶级路线的缺乏，七军的路线“很明显的是立三主义的盲动冒险路线，但同时又充分地表现出这条路线下所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与富农路线，没有像七军前委的领导表示得明显的了！”

信是发往已经到达江西苏区红七军的，身在上海的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的邓小平，早已被打入“冷宫”。他哪里会晓得中央对红七军前委的这封信，而信中对他和对红七军工作咄咄逼人的指责与不满以至于否定，他更是一无所知。但他多少已从饱尝到的中央对他那种特有的冷淡中感觉到了什么。

偶尔和几个老友相聚，温一壶酒下肚，论长道短，发发牢骚，以泄胸中苦闷大把大把的雨点落着，一直落到心中升起微微凉意，只留两串脚印在雨里对话风雨歇了，西沉的日头被楼群挤压到一边孤独的角落露出脸来……夕阳拖长一个孤寂的身影，去江湾公墓看一眼爱妻的墓地。芳草萋萋，于风中摇曳，便隐隐感到那弥足珍贵的亲情的抚慰……一只小鸟不知为何，竟颓然地从树枝上跌落在草丛里，但它不灰心，再振力飞起，却又跌落，跌落了又飞起，直到完全没了力气，蹲在褐黄色的土地上，喘着气忧戚长嘶，仿佛在向所向往的某一远方呼唤着什么……他是个最不甘于无所事事无所用心无所作为之人！

他通过联络员向中央要求：回红七军。中央答复：无交通保障。未被批准。

他又通过联络员向中央请求：到苏区去。中央答复：可以考虑。

7月中旬，终于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和他一起被派往中央苏区去工作的还有一位女同志，名叫金维映，人们都称她“阿金”。

邓小平和阿金一路同行，由上海乘船，经广东赴江西，二人由此便结为夫妻。

毛毛在所著《我的爸爸邓小平》一书中这样写道：父亲这次离开上海，是他在两年时间里第三次离开上海。

第一次，是1929年夏季，在他二十五岁时，踌躇满志地受中央之命奔赴广西组织武装起义。

第二次，是1930年1月底，他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本是奉命汇报工作，去则是经历了一番丧妻失女的悲痛，并十万火急地赶回军情日紧的前方。

第三次是1931年7月，也就是这一次。当他乘船再度南下之时，已又是一番春秋了，红七军的七千里转战仍在心头萦绕，党的前途命运又几多疑虑， 中央苏区的工作则令他向往。

两年的时间，才仅仅两年的时间，仿佛是转眼般的短暂，又好似无比的漫长。

两年的时间，又是军旅，又是战火，又是胜利，又是曲折。

这日月星辰，是一年一度照旧地过；而这人，却是一年一度，岁岁成熟。此时的邓小平，已将满二十七岁。在过去的革命历程中，他丰富了阅历，正在日趋更加成熟和深沉。

而他的未来，则将是更加充满战斗激情的，更加如火如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