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总书记在今年2月1日《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发表时，正值我的“大学教育系列”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中国高考报告》收笔之时，在近四年的关注教育之后，回头认真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感受颇多。文学本来与教育分属不同领域，但当我走过百余所大中小学校，采访数百人之后，我深深地感到文学与教育之间有太多内涵外延的交叉联系。其实这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创作者可能不同程度上忽视和忘却了文学原本的特殊功能而已。

我第一次写教育，是授命于团中央要搞“大学希望工程”而进行的一次有关大学贫困生生存现状的调查采访，就是后来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落泪是金》。这部作品在发表之后所引起的反响以及打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官司，都是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方面是全社会性的赞誉和反响，另一方面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法律纠纷。这场本不该出现的官司整整打了一年多，所给我个人心理和精力上的造成的损害，是非当事人所能知的，最后还是北京市高院还了我和作品的清白，在此我不想对此多言。

我想要说的是，这几年来当自己在无意间把注意力投向中国的教育之后，想不到我从此再也拔不出身了。《落泪是金》的采访和写作，用去了我断断续续的整整一年半时间，它让我走了四十多所大学，直接与三百多名当事人进行了心灵的对话。可以想像一下这其中的劳苦。但令我想不到的是，作品发表后，我竟然又不得不走了四十多所大学——这回是他们邀我去作报告，同时还先后又为三百多位贫困大学生牵线搭桥——好心人太多了，到现在我仍然经常接到那些读了《落泪是金》的好心人要求通过我给贫困大学生献爱心的信函与电话。从《落泪是金》的最初采访，到发表之后引发的全社会性的献爱心热潮至今，虽然花去了我很多时间与精力，但我深感欣慰的是，我亲身感受到了一名作家写了一部有益于社会的作品后的全部回报：全国数以万计的贫困大学生因《落泪是金》而获得了各界的帮助，仅北大、清华、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首都的十几所高校，就先后收到社会捐助几百万元，更重要的是，《落泪是金》使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清醒地明白：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为数不少的人仍过着非常艰难的日子，应当用热情和真诚之心向那些有经济困难的大学生们伸出援助之手。这是其一。其二是因为这部作品，使我成了很多大学生、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们的好朋友了。我现在的通讯人员，绝大多数是这些学生，今年元旦和春节期间，我接到最多的问候，也是来自校园的大学生，人数之多叫我难以统计。直至今天，我的周末和星期天仍常常被学生们“抢”去了。他们中有我作品中的主人公，更多的是《落泪是金》的读者，我们彼此都成为很投缘的朋友，他们在学习、爱情、家庭出现问题后都愿意与我探讨，甚至连打工、就业这一类事，都成了我们交往、谈论的内容。我的第三个收获，也就是他们使我深深地“陷进”了教育领地，有了“大学·教育”三部曲的创作打算，即将面世的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高考报告》便是我最新的收获之一。

与《落泪是金》有很大不同的是，这部“高考报告”的产生过程，可以说是无数学生和家庭及老师们共同参与的成果，因为《落泪是金》的采访对象几乎都是相关组织和学校安排的，而此次写“高考报告”时，我所采访的近百个家庭、几十所学校和数百名学生，几乎没有一个是经哪个组织或单位指定的，他们一听说我要写“高考”，便主动地甘心情愿挤出时间来跟我倾吐心声。有些事我现在想起来仍感激动，比如在深圳、在北京、在南京，就有一些学生和家长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与学习时间，要坐下来与我诉说他们曾经或者正在经历的高考过程及诸多见解。浙江、新疆、湖南等有四五个中学生，他们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始终不断地为我提供他们自己或家庭、学校经历高考的一件件正在发生的鲜活材料。深圳的一位家长为了让我更真切地了解、体味“可怜天下父母心”，还把自己与正在念高中的女儿之间两年间的通信都寄给我看。当我在写到恢复高考那一段时，许多如今已在各种重要岗位担任领导职务或者已经成名成家的当年的考生们，都无偿地伸出了热情友谊之手……每每想到这些，我都下定决心一定把全国人民对上大学的那份情愫，和由此生发出的悲壮的、令人触日惊心的、近乎“惨烈”的决战图景，尽可能全方位地展现出来，以引发人们更深广的思考。

中国的高考是部大书，它是百姓的“家庭第一事”，又是举国上下几乎人人都会参与的国家大事，从国家主席到普通公民，谁不在念叨这件事？

其实我在写这个“教育系列”时，并不仅仅因为自己是名作家，尤其是当这部“高考报告”的进行过程，我已经把自己融为了作品的主人公之一。因为我也是父亲了，我的正在读书中学的女儿的学习状态，和我作为家长为了孩子能上重点学校、能日后金榜题名而苦心费力的感受，早已使我到了不吐不快的堤旖。举个小小例子，今年2月19日，我从《北京晚报》上得知，次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又要举办“国际高考教育巡回展”，我很想到现场再感受一下“狼来了”的气氛并顺便拍几张照片。但那一天我却感到极其困难，因为马上进入中考的女儿请的一位家庭教师，就在这一天要为她讲课，时间是上午8点半，地址在圆明园内的101中学。我家住在市中心西四，打的到101中学弄不好也得个把小时。怕赶不上国际会议中心的那个巡回展，故而我与女儿在前一天睡觉前定好第二天6点半起床。半夜12点仍在做作业的女儿答应了，可是第二天清早的小闹钟响后，她怎么也醒不来，我和她妈极无奈又极不忍心地将她从被窝里揪起来……我们全家三口在这个星期天的一大早赶到了对城里人来说是很偏远的圆明园，到101中学的老师宿舍时，我们看到的是很多门户还是静静地紧闭着。看着女儿不停打哈欠，我心里直骂自己这是在干什么呀？亏你还在写猛烈抨击应试教育的作品呢！但我又不得不对着充满沧桑的圆明园长叹一声：我有什么办法，中国的孩子们不都是要经历这样的考试——补课——补课——考试，然而再去参与“中考”“高考”的一场场战斗嘛！过了一会儿，我和夫人还是无奈地把女儿交给了同样仍在打哈欠的那位女数学老师。

当我从北京的最西北角赶到最东南角的国际会议中心时，我看到的场面更是有说不出的难受：巡回展开馆不足一个小时，竟有上万人的中国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拥进了尽是外国学校摆设的展厅之内，那火爆的场面和一双双热切的眼睛，使我心头隐隐作痛，并且更加坚定了要献身中国的教育、写出关于这个领域里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想要说的话的决心！

教育，成了我这几年的创作源泉与动力。然而我常常问自己：你知道多少关于教育的问题？你又知道什么是教育？

是啊，教育是什么呢？我真的答不上来多少，然而我知道教育是全党、全杜会的大事，知道它又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大事。知道它是孩子们的生活的主要部分，知道它是我们成年人除本职工作之外的重要部分，知道它是一个完整家庭里常常关注和念叨的首要部分，知道它还是我们民族振兴的极其重要和突出的部分，而教育对文学而言，我还知道它是块极其丰富多彩和肥沃的土地，因为它不仅是百姓生活中最能引起共鸣的话题，同时也涵盖着最大的民众群体。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社会主流，因而今天的教育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决定着我们明天的生活与社会发展的面貌。文学能忽视它？能远离它？当然不能。

文学与教育有天然的姻缘，因为文学的主要功能就是去教育和感化人，而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又处处离不开文学本身及其文学的美学意义。在我看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文学脱离了教育事业而独立去生存，这样的文学前景必定是短命的和毫无意义的。同样，社会主义文学一旦离开了教育事业而独立存在，也是苍白和虚妄的。因为中国是个教育大国，广大的青少年学生是今天的文学的主要接受者和明天的文学的全部接受者，失去了现在的青少年学生，就是失去了明天的文学全部对象。

今天的教育与文学之间，我认为已经变得“远亲”了，不像当年刘心武先生写《班主任》时那样能引发广大青少年和全社会的热爱文学了，把文学当作自家的“亲娘舅”“好姑妈”。近十余年来，文学似乎不再那么关注教育，不再那么关注四亿青少年学生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文学已经被今天的青少年学生们毫不留情地抛弃了！他们已不满意我们作家们写的东西，少男少女们疯狂地喜欢“小燕子”、大学生们乐此不疲地自己动手进行网上文学创作，就是学生们对我们当代主流作家们所创作的东西不甚满意的突出显露。

文学该清醒了！随着知识时代的飞速到来，我们的文学如果再不关注作为未来知识时代的主流公民的今天的在校学生，那么我们的文学只能被时代无情地抛弃和遗忘！

我还认为，文学对教育的介入，仅仅靠几个儿童文学作家写几部少儿文学作品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教育的现状，更多的需要能做大手术的“外科”“内科”和x光，而不是一些“小儿科”。也许可能是我这几年的“教育情结”，使我提前意识到做个教育的文学外科专家和X光检验员，是件多么有意义的事。

我愿意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尽管很累，有时还很麻烦，但只要想想我自己的女儿和所有普通家庭的孩子们、我就觉得累点并不亏。

仍像所有“报告”完成之际那样，我要特别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像教育部的刘长占同志、教育理论家杨东平先生、《沉疴》作者冉云飞先生、《盲点》的作者马白兰、《升学内参》的作者余杰先生，《江南贡院》的作者周道祥先生以及黑龙江的王学文高级教师、北京四中、北京三十一中、广渠门中学、苏州中学、苏州第十中学、江苏常熟中学、河北燕郊中学、浙江义乌中学、深圳中学和中国经营科技管理大学、中华社会大学、北京人文大学、南京蓝天大学等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包括众多我数不过来的其他朋友、学生和家长，是他们给我提供了不少采访上的方便，并提供了参考资料与作品，在此一并表示深深感谢。

我要感谢的人中，还有几位重要人物，他们是华夏出版社的陈泽顺副总编、责任编辑高苏及《中国作家》杂志的赵虹女士，他们的鼎力相助和精心编制，令我难忘。

在此，我还想说明两点：一是关于中国教育的问题，百姓想说的话还很多，尤其是针对高考的话就更多了，本人的这部作品只能算是为百姓说了一部分话，大家尽可借助各种途径把想说的活都说出来，这应该是一种社会进步。其二，应被采访者的要求，本书中一些主人公的名字和学校，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了某些技术处理，特此一并说明。

何建明

2000年2月完稿于北京

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生活条件也好了，家长有“望子成龙”的心情，希望子女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也是自然的。我们的学校、教育部门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部门，都要注意做工作，把家长希望子女成才的迫切愿望、教师教书育人的心情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全面提高青少年的素质。

——江泽民（2000年2月1日《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